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特殊世情、国情、党情，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和完善“发展”的内涵、核心、动力和目标，从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到“人的全面发展”再到“科学发展观”，从不同的领域和视角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日臻完善。
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与党的制度建设
邓小平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步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论述了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阐明了党的制度建设的途径和措施，揭示了党的制度建设的基本特征，强调了党的制度建设应遵循的原则。邓小平党的制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搞好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具有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30年探索(1978-2008)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的转折点，我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深入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文明观的历史演进
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上，实现了三次飞跃，即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位一体，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演进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位一体。总结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文明观的历史演进，对于深入认识和全面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必然性的理性思考
胡锦涛总书记于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鲜明地回答了“举什么旗”的根本问题，回答了社会上的种种疑虑。这个讲话对于廓清人们的思想迷雾、校正人们的思想偏差、统一全党的思想、坚持当代中国的正确发展道路，意义重大。笔者认为，只有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的最优发展方向、凝聚中华民族的内在根据等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确立的必然性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才能进一步增强高举伟大旗帜、坚持正确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论抗战时期中共社会公信力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社会公信力有了极大的提升，普通民众对中共的认可程度不断提高，中间派人士增加了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全国人民对中共领导抗战的期望值空前提高。中共社会公信力提升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共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提高中共的政治声誉，二是中共发动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提高中共在下层民间社会的影响力；三是中共积极参与和领导民主宪政运动，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有力地争取社会中间势力的同情和支持；四是中共注重发展自身力量，加强自身的建设，提升进步势力在中国社会中的比重。中共社会公信力的提升体现了始终注重和强化全民族的社会动员、始终坚持和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始终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特点。
革命与改良的相遇：来华新教传教士话语中的中国共产党（1928—1936）
在1927年国共分手之后的十年，随着中共在中国的实践展开，其对基督教的政策也甚为严厉，这激起了传教士对中共的正视。中共逐渐成为了传教士话语中的关键词。通过对〈The Chinese Recorder〉相关言论的梳理，本文发现，传教士并没有片面地否定中共，其对中共的态度相当复杂，声音相当多元，有认同、有应对、有竞争、有责难，也有反思、羡慕、模仿和互动，其中对话与反思是主流。
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辨
在各种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性中，“启蒙运动”说无疑是最为常见的比附之一。事实上，最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种比附在左翼文化人中就已经较为流行。但是，并不能简单地把“启蒙运动”阐释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案”。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共产党人对“启蒙运动”说的认同是有限度的。而且，五四启蒙传统的丰富多元性决定了用“启蒙”来描述五四历史认识主体的复杂性，以及他们所阐释出的“启蒙”内涵的丰富多元性。
1976～1978：中共对外引进政策的恢复与突破
1976～1978两年徘徊时期，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从引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到利用外资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三中全会前夕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巨大进步，为后来对外开放思想的确立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观察新中国的一个视角
新中国建立以后，北京市人民政府把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治理落后地区作为施政的切入点，在百废待兴、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克服众多困难，花费巨额资金治理龙须沟和进行相关建设，明显改善了居民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凸显了人民政府的新形象，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新国家的热情。作为新旧社会转变的象征，龙须沟治理具有长远的启示意义。
建国初期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评析
基于对新中国建国方针的认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利用私营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考虑，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把“劳资两利”确定为处理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基本政策。它包括保障私营企业工人的权益、保障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努力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方面内容。这一政策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伟大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为构建当代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和谐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共产党与当代农民土地情感迁变
中国传统农民对土地有着深深眷恋之情。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出发，通过一系列农村政策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生产经营方式，导致农民的土地情感发生相应变化，从传统的眷恋逐步演变为集体化时期的“厌弃”，在承包责任制后又转变为“逃离”。农民土地情感的这种迁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并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提供可资参考的依据。
中国共产党变革与整合抗日根据地社会的经验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动员自身所能影响的所有社会资源进行抗日战争和从事中华民族的最终解放事业，中国共产党依靠根据地政权、群众组织，凭借社会制度与政策，对根据地社会进行了变革与整合，从而使根据地社会得以良性运作，并在抗日与建设的总目标下有力地组织起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整合中积累的经验主要有：(一)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目标和制定的政策因应了时代要求；(二)既按照根据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结构的不同特质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又根据三个结构之间相辅相成的特点，在制定、实施政策时注重了系统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影响；(三)注重了人的能力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互动；(四)最大限度地发挥乡村政权和群众组织的整合与组织功能。这些经验给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演变论析
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对“一个中国”内涵的解释、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和平解决与使用武力“两手准备”和对台工作重心之转移的变化上，可以清晰地解读中共对台政策的演变路径。即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以宽广的眼光审视世界和两岸关系发展大势，与时俱进，不断注入新思维，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发展”的方向演进。
论党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始终关心和重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我国民族工作的经验和民族地区的实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精辟论述和正确决策，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政策，指明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根本途径，对指导21世纪我国的民族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以前的中国共产党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发展的奠基者和探索者。他认为，科学技术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争取自由的思想武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力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保证。发展科学技术，要坚持跨越式发展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统一；坚持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统一；坚持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统一；坚持培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统一；坚持发挥科学技术专家和普通工人群众的作用。毛泽东科技思想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建设探究
近代以来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內不断发展，政党通过特定的执政体制控制国家政权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成为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最高阶段。不同性质的政党形成不同的执政体制，但无论哪种性质的执政体制都需要不断进行完善和发展。当前党的执政体制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但还存在不完善不合理之处，还应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建设的实际情况，探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有效地促进执政体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的探索与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曾先后选择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等战略目标。这些不同时期的目标选择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虽然也是战略目标，但它仍然是“三步走”战略目标的阶段性目标。
党的执政方式的历史演变及改革探索
党要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必须要有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相适应的执政方式作保证，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国际交往对我国各级政府的行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各级政府适应改革发展的迫切要求，已经明确提出建立有限政府、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目标以后，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问题，更成为党的建设中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目标要求，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指明了方向。
论个人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和效率关系
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收入分配中的一个复杂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从政策上不断调整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从强调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政策调整。注重社会公平，既要反对乱许愿，又要反对不作为。
走出“当代工人阶级不再具有先进性”的认识误区
当前社会上有人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表示怀疑和迷惑，这种现象值得引起重视并进行科学剖析。应当认识到，当代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队伍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是我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现象，而且正是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新的内容和特色。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认识到工人阶级仍然是我国最先进的阶级。
论科学发展观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整合
新世纪新阶段，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新取向，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进行着新的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加速臣属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变；坚持统筹发展，协调社会各阶层政治亚文化间的矛盾与冲突；坚持动态和谐，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