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含义及框架，利用SD的原理和方法，以江苏省为例，建立了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SD模型，并选取五种典型发展模式进行策略情景模拟。分析表明：①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具有复杂性、非线性和时变性的特点，SD模型分析此类问题具有明显的适用性。模型的历史数据拟合的误差小，反映它具有一定可靠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复杂行为，评估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潜在效应；②在不同调控策略的发展模式下，该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情景存在较大差异，五种模式都有其显著的比较优势，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发展缺陷；③根据该省的发展特点和区域发展差异并结合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分阶段和分地域推进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和社会城市化发展模式，可以实现该省人口、经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目的。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既为物质生产又为人民生活提供一般条件的公共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可以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城市化也可以影响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在阐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基础设施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现状，并探讨了其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格局、改革政府投资的决策和管理方式、积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行业的国有企业产权转换和机制转换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必要举措。
城市的诞生也就意味着城市史的诞生，城市史研究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不仅研究城市的起源、嬗变，研究城市本身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城市与人、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设施、居民生活与礼俗的变迁，而且还要研究那些有关城市的理论。文章从社会进程、理论渊源、学科发展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城市史学产生的内在逻辑；从有关城市史期刊、城市史研究组织、城市史研究主题、城市史理论与方法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城市史学的蓬勃发展。具有显著跨学科性质的城市史学综合了各门学科的优势，吸收不同的观念与方法，以独特的视角研究城市的历史、现状并审视未来。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伴随这一进程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这一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人类关怀的现实意义。
以色列建国初期，在南部、北部等边境地区建立若干新城镇，以分散人口、开发新区和保卫国家安全。但在利库德集团上台之后，政府投资重点转到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设。此举导致新城镇的衰落和城市网络的破坏，对以色列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本文探究政治因素如何促使政府改变投资方向并导致新城镇衰落的历史过程，厘清政治因素与以色列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本文以太原、榆次、大同、平遥、太谷、忻县、阳泉等城镇的兴衰变迁为个案，通过对铁路运输体系的发展、转运业的发达、区域经济的变迁等影响近代山西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的系统分析，揭示了以铁路为代表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在带动山西经济日益现代化、改变传统城镇格局、引导山西经济现代化发展方向等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市政债券作为一种安全、高效的融资方式和投资渠道，既广受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承担者——地方政府及其附属机构的欢迎，也为追求稳健收益的广大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所青睐。然而，我国的市政债券市场仍属空白。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尤其是美国在其近200年市政债券发展史上的成功做法和历史教训，可以满足我国城市化进程所需的巨额资金需求，也可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协调、全面发展，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以美国市政债券市场为例，介绍发达国家市政债券发展现状，发行、监管及风险防范的先进做法；进而分析发展市政债券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及城市化进程的意义，研究我国市政基础设施融资体制的现状及缺陷，阐述了推行市政债券对我国的现实意义，并对我国发展市政债券市场提出政策建议。
在人多地少的国家里，如何正确处理“农地非农化”与保障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相互关系，是顺利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合理解决的难题之一。日本战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历程和经验教训表明：“农地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和“市民化”应该基本同步，“农地非农化”必须与耕地保护相结合，实现农地的合理流转，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地非农化”主要应该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政府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规划和调控等。
工商业市镇是联结乡村和城市的重要中间环节。其前身为政治军事职能突出的镇，其发展则与交通运输密切相关。近代以前，传统运河和驿路运输是影响华北内陆工商业市镇内部空间结构、等级规模和区域分布的关键因素。近代以来，铁路运输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将以1905—1937年间石家庄、唐山、焦作、张店车站镇、陕县车站街、杨家庄等新兴市镇为例，通过考察铁路与其工商业发展、人口增长及街市扩展等方面的关联作用，阐明铁路对华北内陆新兴工商业市镇发展及华北区域社会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通过分析工业化和城市化及二者关系的现行衡量指标和判断标准，提出评价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状况，应以城镇人口比重、工业就业比重为衡量指标，以IU比为评价标准，并据此对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及现实进程做了实际测量和理论分析。
观点对立的两派在农村产权问题上固然针锋相对，但却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农业的低收入和劳动力过剩问题，必须等待进一步的城镇化才有可能解决。针对这个基本共识，笔者试图对近、中期的广义农业（即农、林、牧、渔业）前景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探讨。首先，从近年人口与就业趋势出发，估计今后10年到25年的农业就业前景。然后，从近年的食品消费趋势出发，估计消费需求，进而估计相应的可能农业生产。最后，配合就业和人口变迁趋势估计每农业劳动力工作日数，从而估计务农人员的可能收入。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这样的交汇将同时导致农业从业人员的降低和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面对这样的历史性契机，政府若能采取适当措施，农业当前的隐性失业问题应该可以在近10年间改善，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也应该可以在今后25年间缓解。这条出路应以市场化的兼种植—养殖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并迈向绿色农业。其中关键的因素在于国家必须抓住眼前的契机，适当投资于农业和扶持农业，既是为缓解“三农问题”，也是为城镇工业建立广阔的国内市场，借以促进全国民经济的连锁发展。
粮食安全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一国的粮食安全由粮食的生产能力、流通能力和消费能力三大因素构成。工业化、城市化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各国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但工业化、城市化需要相关行业支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顾农业承受能力，牺牲农民利益的过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战略，是当今“三农”问题日趋严峻的政策性原因，也是中国粮食安全的直接诱因。其负面影响表现在：对耕地的大量占用，使粮食种植面积锐减，造成粮食总产下降；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大量吸引，使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和弱质化，造成粮食单产不高；工业化、城市化使粮食消费能力增强，如生产供给没有相应提高，将后果严重。因此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城乡统筹，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尽量减少耕地流失，增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力度，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控制人口增长，缓解粮食供求矛盾。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土地被征用而成为失地农民。文章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1538个失地农户的问卷调查分析，揭示了当前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从土地制度、土地管理、征地补偿三个层面反思了我国土地制度与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我国土地产权制度与管理制度的思路。
由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远未完成历史使命，新农村建设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本文从中国现代化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三者统一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互动而非对立关系，并提出加强三者互动关系的建议。
我国城市化“病态”倾向的主要表现为粗放的城市化、不协调的城市化、滞后的城市化等特征，这是由于对城市化进入加速期的准备不充分、对城市化的内涵缺乏全面认识、规划的调控和指导作用乏力、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农村发展缺乏有力引导、体制和机制建设滞后等原因引起的。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防止城市化的“病态”倾向，应从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城市发展全局、发挥规划的调控作用、以产业集群带动城市群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增强城镇承载能力、破解资源环境瓶颈、完善政策体制等方面着手。
“三农”问题，实质是农民收入低、农村生活质量差的问题。城市化和建设新农村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两条重要途径，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国农业人口比重过高，通过迁移城市吸收一部分农村人口是新农村得以建成的前提；建设新农村对农业生产和农村教育的重视和加大投入，是防止农村人口增长过快、盲目涌入城市的重要保障，从而为城市化持续健康推进创造条件。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城市化和建设新农村可以互动并举，相辅相成。
研究城乡关系问题，不应只局限于社会的某些具体领域，而应从社会哲学的高度，着眼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和审视。城市和农村作为社会结构体系中两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结的子系统，具有各自的整体规定。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不只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或集中，而是城市和农村这两个子系统的升级、分化和重新组合，是城乡关系的整体演变。在现阶段的实践中，要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强调城乡关系的整体协调；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也同样应从整体的高度去把握。
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已有的文献主要从推动主体、内因与外因、产业结构、要素聚集、制度、教育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表明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在空间上表现为多层次复合性，在时间上表现为动态演进性。21世纪，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应是多元化的，而教育的动力作用将更加突出。
在我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中，新城的建设成为重要的一环。通过我国城市化和新城建设的关系的介绍，分析今天我国新城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借鉴国外新城建设的经验，解决我国的新城建设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推动我国的新城建设进程。
2004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1.76％。在当前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计算、分析、评价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然而，目前中国城市化内涵界定的多样性和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的不一致性，给相关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难。文章在对城市化内涵、城市化测度指标体系进行分析评价之后，对中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与梳理，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存在一些弊端，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阻碍经济的区域化。中国的经济区域化表现为：出现超出一个或几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出现跨相邻的省级或其他级别的行政区的小于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应突破目前的行政区划的基本单元，以经济区域化发展为依据，在三个层次上设立新的行政区。也可以不改变行政区划，只设立经济协调机构，赋予相应的权力。中国近期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应将经济的区域化与城市化结合，对行政区划进行相应调整。
在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逻辑模型中，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良性互动关系：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经济支持，而城市化则又为工业化的有效与有序进行创造了良好的空间依托条件。从总体上看，在这一良性的互动关系中，经济结构的递次升级与企业的规模化及专业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严格地说起来，工业化与城市化这两者间到目前为止并未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环。突出表现在：一方面长期以来以建制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并不能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出有效的空间依托；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没有形成对城市化进程足够的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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