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民国时期对外籍律师的限制

陈同
陈同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12

本文通过翔实的历史资料来说明,在国内民族主义思潮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的限制政策使得在上海租界执业的外籍律师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民国时期对外籍律师的限制

1966~1976年的上海职业人口

金大陆
金大陆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09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职工人数增长了127.14万人。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人口,每年以20万人以上的规模,从非在业状态转向在业状态。上海全民单位的职工主要来源于毕业生(高达72.28%)和复退军人,其他人员皆因“身份羁绊”难有机缘。这一期间,因上海从事第二产业人数及比重持续上升,终于使上海失去了金融、贸易等城市型经济功能,从一个综合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并造成城市布局混乱、交通拥挤、工业区与居民区杂处等一系列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矛盾和困难。

1966~1976年的上海职业人口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上海战略地位的思考

华强
华强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09

透视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与太平天国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上海因为太平天国的兴起而加速了城市繁荣和近代化的步伐;太平天国因为未尽全力进攻上海、占领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外武装势力积聚并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在上海问题上,太平天国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一是忽略了上海的经济地位,二是忽略了上海的战略地位。上海士绅一直视太平天国为劲敌,而太平天国领袖视上海为弹丸之地。中外武装势力从不被太平天国重视的上海“由下而上”逆向开始发力,兵锋直指江浙。曾国藩的湘军由上而下,李鸿章的淮军由下而上,太平天国在上下两股力量特别是来自上海力量的夹击下终于败亡。

城市空间扩展视野下的近代上海河浜资源利用与环境问题

吴俊范
吴俊范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09

本文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首发之地——上海作为研究对象,以开埠后租界城市空间扩展的微观过程为视角,系统探讨其河浜资源利用与相关环境变迁的内在机制与驱动力,并对深层的制度背景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从城市建立的初期开始,租界工部局就仅出于实用目的对自然河浜的排水功能加以利用,以私人化的地产分布、地产开发需求以及马路的拓建规划为基本导向,对河浜进行无序填没和管道化改造,而忽略了方格状感潮河网的环境脆弱性以及河浜除排水以外的其他生态功能。这种受城市空间扩展自然驱动的河浜利用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河浜形态破碎与功能紊乱,成为近代以来上海地区黑臭河道不断产生的主要原因。其制度根源主要在于:租界直接承袭了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改造理念,并受到自治市制度的局限。

城市空间扩展视野下的近代上海河浜资源利用与环境问题

入上海与居上海

瞿骏
瞿骏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08

传统王朝时代士人依托于“乡土社会”,依靠他们的血缘、地缘、学缘等构成的私谊网络和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的一整套文化/权力结构来获得他们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可是明中期以后,在“乡土社会”的层面上,已经另外发展出一个“城市社会”。到清末,这个“城市社会”使得士人们的私谊网络产生了各种深刻的嬗变。1895—1911年士人入上海和居上海的历程正是这些变化的集中反映,清末士人们为何往城市去,有人留下,有人离开,留下的如何开展其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这“去”、“留”、“离”和“开展”之间无一不和私谊网络之嬗变息息相关。

入上海与居上海

自行车普及与近代上海社会

徐涛
徐涛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08

本文试以自行车在上海的普及为切入点,在阐明此舶来器物之东渐过程的同时,结合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拓展、城市时间节奏的形成、各阶层的消费方式变迁、城市交通工具的生存竞争等诸多方面,试图发掘器物(技术)发展与使用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揭示其对上海乃至中国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所产生的意义。

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之再考察

朱英
朱英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08

近代中国商会的选举制度不同于传统工商组织带有随意性的“推选”方式,是一种全新的“选举”规定,体现出近代民主色彩。上海商会选举的实践证实,这种制度性规定在其常态选举中基本上能够得以贯彻执行;以往强调工商界上层人物挟其雄厚经济实力垄断商会领导权的说法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清末民初上海总商会选举中亦未曾出现过严重的舞弊和贿赂行为,但是,到了1920年代以后,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开始形成派别纷争乃至选举风潮,尤其是受到不同派别背后政治军事力量的制约,至此,上海总商会的选举呈现出从常态向变态的演变趋向。

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之再考察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桑兵
桑兵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07

1898年成立的上海亚细亚协会,是在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的背景下,中日双方民间结盟的产物。随着日本对华人士的认识趋同,组织分别也相应模糊,一些重要人物同时参与多个团体的发起筹建,甚至担任不同组织的领导。因此,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这类团体为“兴亚会”,视为中日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由于亚细亚协会已现颓势,东亚会、尤其是同文会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代亚细亚协会作为中日联盟组织架构的地位,所以不约而同地将活动重心放在上海。白岩龙平和宗方小太郎等人的上海乙未同志会,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士逐渐将结盟的对象转到东亚同文会。后者利用原来各个对华团体的组织和人脉资源,更加全面深入地介入南方各地的反清密谋,并力图促成联合大举。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晚清上海的新知识空间

李长莉
李长莉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07

上海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西语西学为中心的新知识系统、西书报刊及学校为载体的西学传播网络、社会生活与商务活动的实用需求为社会基础、士商合一的新知识群体、西语西学热形成的西学时尚氛围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知识生态空间。这一空间的形成,及其所产生的效应,使晚清时期的上海,在整个社会传统知识仍占霸权地位、朝野主流一直对西学鄙视排斥的大环境下,成为一处西学新知迅速生长、并日渐占主导强势地位的小社会环境,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西学新知生长的温床,新文化的发展基地和传播中心。其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对于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产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十里洋场”的“民间娱乐”

秦燕春
秦燕春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4:58

以苏州评弹为代表的近世评弹业,大盛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名家辈出、影响空前绝后。这一兴旺发达的基础,则源于晚清时期的奠定。晚清上海在近世评弹业发展中的行业地位值得关注,其中包括女弹词的兴起与消歇、弹词演出市场的组成(例如书场、书价、观众、近代鸳蝴文人对于评弹演出的兴趣及参与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十里洋场”的“民间娱乐”

从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

张鸿声
张鸿声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4:55

从晚清到五四,多元现代性逐渐定于一尊。五四文学大多从启蒙现代性出发,将城市视为与新文化对立的旧文化环境,与乡村无异。20年代末期,现代性又呈多元状态。左翼与海派从城市现代性出发,前者表现上海城市的殖民性与无产阶级政治,后者进行对于上海日常消费角度的西方性想象。

从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

民国时期上海对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

施扣柱
施扣柱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4:19

民国时期上海私立学校特别繁盛。城市教育行政对此采取间接管理的模式,尤其注重借助立案管理的基本手段,规范和引导其办学行为,同时给予适当的经费扶持、公平待遇和充分信任,在经济和办学等环节进行必要的干预。对众多私立学校的间接管理模式大大减轻了上海城市公共教育财政负担,也为城市教育行政集中精力办理宏观教育管理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现代国家想象中的上海城市身份叙述

张鸿声
张鸿声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4:16

上海是一个不断被赋予意义的城市。也即,不仅存在一个实际地域的上海,也存在一个“文本中的上海”,后者不仅来自经验,也来自想象。在二十世纪,它表现为一种现代性意义的堆积,并主要体现为近代国家意义与现代化意义,以此构成了“文本中的上海”强大的现代性身份,由此产生了上海城市身份的两大形象谱系。此间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作为中国的首位城市,在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意义上,人们对上海国家意义与现代性逻辑夸大想象的叙述。在其中,人们把上海特性中的现代性特征整体化、中心化和逻辑化了,而其多元性、不统一性和非历史逻辑的身份则被忽视,其东方性、地方性等因素往往被淡化。

现代国家想象中的上海城市身份叙述

东亚双雄:上海、东京的现代化比较

苏智良
苏智良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4:10

上海与东京有着相似的近代化历程。在西风东渐的时代,上海稍占领先;而战争的破坏、战后的混乱与僵化的计划经济,使上海的现代化事业出现曲折和慢行,东京则在战后日本高速发展中,成为全球城市。东京的优势是有着半个世纪的积累,金融发达,国民具有良好的素质,曾是亚洲城市现代化的表率;其困惑即交通拥堵、污染严重、物价畸高,缺乏私人空间等所谓的“东京病”,同时,老龄化和少子化也妨碍着东京未来的发展。经历曲折之后,上海迈入高速发展阶段,其背后是改革开放的13亿人的中国,以及高速增长的长三角地区,上海的目标是用20年左右成为全球城市。在此过程中,上海应该借鉴东京经验。

东亚双雄:上海、东京的现代化比较

清初绅士眼中的上海地方司法活动

徐忠明
徐忠明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19

清初上海人姚廷遴在其著作《历年记》中,记录了他的人生经历和当时上海的社会状况,其中包括了大量的诉讼活动。然而,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与案件主体的特殊身份,《历年记》中所记载的案件数量,并不能证明清初上海地区的“健讼”风气,藉此引发我们重新对“健讼”问题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历年记》中记载的案件处理过程,也透露出一些被正史和档案所遮蔽的司法运作问题。

上海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特征及其发展对策

唐豪
唐豪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08

上海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不可忽视的力量。本文在分析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一般特质的基础上,对上海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特征进行研究,并从类别和阶段两个方面比较了上海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差异性。从增强创新动力、提高创新能力、促进创新合力、强化政策引力和改善创新成果应用环境为主线,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上海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特征及其发展对策

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研究

王春兰,杨上广,何骏,刘陆雪
王春兰 杨上广 何骏 刘陆雪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2:36

基于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与2000年、2010年两期人口普查分居村委统计数据,采用局部分异指数及空间分析方法,从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刻画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观尺度上,上海市在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的居住分异特征明显,“中心—边缘”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较为稳定,中心城绅士化、白领化发展,普通白领阶层、跨省移民居住空间边缘化发展。在中观尺度上职业维度的居住分异较之户籍维度的居住分异更为明显,微观社区尺度上存在超越职业身份的户籍维度居住分异现象,居住隔离程度快速攀升。弱势群体在边缘社会空间集聚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问题,应重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治理。

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研究

文化空间的生成

沈洁
沈洁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2:25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刷资本主义在消费、市场与文化的网络中日趋成熟,商业与文化多元互动,缔造了一个充满经济活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大上海”摩登时代。文化市场与经济环境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民国上海的“黄金十年”,经济中心造就了发达的市场网络与消费网络,文化生产亦受惠于此。文人、商人与市民社会川流其间,大报、小报,大型的出版公司与小书铺,从制造、传播到消费,这种多元共生,构建了极富活力的文化空间。文化与市场、生产与消费、文化生活与文化空间的建构,它们的互动、融通组合成了一个繁赜的系统。在消费主义的兴盛过程中,文化大都市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

近代上海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兴起

魏文享
魏文享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52

近代上海是中国之经济中心,近代中国之职业会计师最先即由此兴起。这一新兴行业的产生有极其深厚的市场及制度背景。在从业者稍有扩大之后,上海的会计师联合成立了会计师公会。上海会计师公会对于会计师社会地位之提高、职场之拓展、兼职问题之解决、行业监管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首的各地会计师公会既是会计师群体发展的组织象征,也是近代会计及会计师制度建立的重要推动者。

近代上海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兴起

中国近代外贸埠际转运史上的上海与天津(1866—1919)

唐巧天
唐巧天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51

20世纪之前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通过与天津密切的外贸埠际转运,将其外贸影响辐射至华北广大地区。20世纪上半叶天津直接外贸能力不断增强,摆脱了对上海外贸转运的绝对依赖,并逐渐脱离上海外贸转运的影响范围。对天津和北方外贸影响力的下降,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亦随之下降。

近代上海反教谣言的消解

邵建
邵建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49

晚清70年教案频发,许多重大教案几乎都因谣言而起。上海这样一个处于中西交冲最前线的开埠城市,传闻于市井的谣言很多,其中有相当部分涉及到了洋教及传教士,不过上海却没有因为此种谣言而发生教案,其中缘由众多,最重要的莫过于上海对于谣言的消解能力。

近代上海反教谣言的消解

上海都市区边界划分

王德,顾家焕,晏龙旭
王德 顾家焕 晏龙旭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都市区是中心城市及其主要影响范围,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国外都市区范围根据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本质上是与中心城市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统一劳动市场区。国内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通过通勤联系划分都市区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且划分结果在内涵上与国外都市区差异较大。移动电话是目前普及率最高的移动通讯终端设备,其包含的地理位置标签可反映用户的职住地信息。利用上海移动2014年上半年某两周2G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用户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参照国外标准,根据中心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上海市都市区。在通勤联系的基础上,尝试采用消费联系作为都市区划分的辅助标准,并对划分结果进行了调整。结果表明:①基于通勤联系的上海都市区主要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新城及外围大型工业区,基于消费联系调整的上海都市区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嘉定、青浦等新城及浦东惠南地区、长兴岛,整体上呈现东西略长、南北略窄的形态;②通勤联系和消费联系可以相互结合划分中国的都市区边界,通勤联系作为主要指标,消费联系作为辅助指标;③上海与国外城市都市区差异较大,国外都市区范围扩展极广,上海都市区范围未超过行政边界,局限在中心城周围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上海都市区边界划分

跨文化互动视角下清末民初上海的动物保护活动

王晓辉
王晓辉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22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动物保护运动发源于19世纪初的英国,但我国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也均孕育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资源。鸦片战争后,英人将其国内动物保护运动的做法移植于上海租界。在这一过程中,双方既有矛盾和冲突,同时也有互动和交流。进入20世纪后,一些先进的本土人士一方面积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对西方动物保护运动也主动借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本土特色的动物保护活动逐渐在上海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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