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

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与争论

李静
李静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4:58

民国初期政治与文化的混乱状态,导致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几经波折。本文首先梳理《卿云歌》成为民国国歌的历史过程,然后一一分析其谱制过程中引发的重要争论,包括:民国国歌应该表达什么样的立国精神?国歌的品性究竟是应该“激昂尚武”还是应该“中正平和”?国歌的歌词究竟应该采用“文言”还是“白话”?国歌的曲调是应该具有民族特色,还是应该采用西洋曲风?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争论的分析,考察晚清到民国初期,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形态与社会心理。

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与争论

日本教育基本法的修改与教育基本理念的转变

王晓茜,张德伟
王晓茜 张德伟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4:20

2006年12月22日,日本颁布施行了新的《教育基本法》,这是对1947年制定的教育基本法的全面修订。日本的教育基本法是规定教育理念和教育方针的一部教育宪法,此次修改使日本的教育基本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旧教育基本法倡导以自由、民主、平等、和平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教育理念相比较,新教育基本法虽然保留了尊重“个人的尊严”、“完善人格”等理念,但更明确地提出了“尊重公共精神”、“热爱培育传统和文化的我国和乡土”的新理念,这是以“公共”、“传统”、热爱国家为核心的国家主义教育理念。教育基本理念的这种转变,将会影响今后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

日本教育基本法的修改与教育基本理念的转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法家”学说简论

赵薇,王彪
赵薇 王彪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2:19

20世纪30年代,以陈启天、常燕生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在传统法家学说基础上,提出了“新法家”学说。“新法家”学说是国家主义者改造国家主义学说的一种尝试,也是陈启天、常燕生用西方思想学说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努力。这种对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的重新诠释,既与二三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也与近代以来传统法家思想研究的复兴有密切联系。

日本军队歌曲《元寇》与甲午战争日军精神动员

谷惠萍,张雨轩
谷惠萍 张雨轩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9:52

元朝时忽必烈曾派大军东征日本,日本史书称之为“蒙古袭来”或“元寇”。明治以后,这一历史事件被作为凝聚和弘扬日本民族精神的上好素材广泛宣扬。甲午战争前,一首名为《元寇》的军队歌曲在日本民间自发组织的“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中产生。该歌曲以国家主义为核心思想,用“蒙元”隐喻“满清”,以“国难”激发士气,并通过鼓吹武士道和国家神道对士兵进行洗脑。其歌词体现了对民族主义史学家赖山阳汉诗《蒙古来》的继承和超越,特别是代表复仇的“仇讨说”完美地充当了粉饰日本对华侵略的借口。《元寇》作为日本军歌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影响深远,是日本“元寇”题材民族主义文艺创作的先声,也是民间右翼、军乐队员、社会大众等各界积极“协力”侵略战争的重要史证。

日本军队歌曲《元寇》与甲午战争日军精神动员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演进规律与现实走向

曹诗权
曹诗权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49

在历时性视觉,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历史范畴,呈示出从家庭主义经由个人主义到国家主义的演进规律。在共时性视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社会范畴,表现出公法化、社会化时代走向。现代产业分工和社会保障事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现代人的需要结构中精神需要的增强,文化结构中个人独立性意识提高,家庭结构中核心家庭的上升与主导作用,是影响未成年人监护法现代变革的重要因素。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的制度理念中,表现出明显的重家庭责任、轻国家责任,重亲属监护、轻社会监护,重私力自治、轻公力干预,重固有传统、轻继受文明,重扶养关系、轻监护体系,重身份伦理道德、轻法律规制调整,重单位基层义务、轻政府公益保障,重人身监护、轻财产监护的特点。中国民法典重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必须充分考量近40年的改革成果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驱动,遵循六个规律、五项原则,把握五大关系。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演进规律与现实走向

政府和治理的现在与未来:组织公共行动的三种路径

Ian Thynne,B.Guy Peters
Ian Thynne B.Guy Peters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3:59

由于公共行动在所有国家和政体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公共行动在当下和未来该如何被组织,是让政府内外的政策制定者颇费心思的问题。为回应这一问题,我们发展了理解公共行动的三种宽泛路径,即“国家主义”,“国家—市场二元主义”和“国家—市场—市民社会合作主义”。本文将论述它们的内容和特征,并讨论重大的应用问题和其他关切。当政府和治理体系被维持和改革时,需要在公共行动及有组织回应的需要与公共性及合法性的要求之间实现最好的平衡。

民族性、“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国家主义:对“华语电影”与“中国电影主体性”之争的一个回应

龚浩敏
龚浩敏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3:26

大陆学界近来对“华语电影”这一研究范式展开了许多争论,促进了对这一范式的批判性的理解。然而,争论中的许多对“华语电影”的批评,包含了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有失偏颇的论断,显现出当今中国电影研究中的一些学理上的问题。具体而言,一些中国电影研究者为伸张中国电影研究的“主体性”,将“华语电影”对立为“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话语的产物,而在“民族—国家”“去政治化”“电影工业的市场逻辑”“国家主义”等议题上,或丧失或错置了其自身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意识,从而造成了对“华语电影”的种种误读。对上述议题的重新介入,并以批判性的辩证态度来审视“华语电影”与“中国电影”研究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厘清这场争论中的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

民族性、“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国家主义:对“华语电影”与“中国电影主体性”之争的一个回应

家庭政策背后的主义之争

吴小英
吴小英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1:52

家庭政策的研究充满争议,其概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狭义的政策领域和议题,二是家庭友好的政策视角。围绕家庭政策概念以及热点问题展开的争论,与其背后秉承的价值立场和主义密切相关。可从三个方面的边界划分入手:在国家和家庭的关系层面上,表现为公私分界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层面上,表现为自由多些还是福利多些的争论;在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层面上,表现为以家庭价值观为核心的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女性主义之争。中国的家庭政策不能纳入任何一种西方经典模式,它存在的问题显示了国家主义治理模式的缺陷,未来走向家庭化和多元化的关键在于一种协商机制的建立。

家庭政策背后的主义之争

中国法治发展:一般性与特殊性之兼容

杨建军
杨建军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1:47

法治的一般性体现在人们对法治内涵的认知共识、法治的国际属性和评价标准的相对客观性上。法治的特殊性体现在法治的价值、理论、道路和制度等多个层面。作为价值的法治具有一般性和普世性,但作为价值载体的法律制度则不一定具有一般性。形式法治可以成为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法治共识。中国的法治发展需要积极借鉴法治普世规律,不过,用法治价值的普适性无法推导出法治模式和道路的普适性。虽然学理上接受的法治价值主要为自由主义,但中国法治实践的内在取向确是偏重于国家主义的。逻辑上,国家主义的法治模式与以限权为核心的法治追求存在着一定错差。未来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适度吸纳自由主义内涵,以更好地维护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实现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法治价值上的合理平衡。

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

蔡拓
蔡拓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0:39

作为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题,全球治理无论是其取得的成就还是暴露出的问题,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当前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急需对全球治理进行反思,即全球治理既要坚持全球主义的基点,又要充分认识国家的主导作用,克服参与与责任赤字,体现公正与法治。在全球治理的未来发展上,应倡导深度全球治理、有效全球治理、理性与和谐的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

“抽象的国家”还是“行动的社会”?

刘洪强
刘洪强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0:33

醒狮派(中国青年党)作为大革命期间的“全国第三大党”,以《醒狮》周刊为宣传阵地,大力鼓吹国家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教育。为抵消醒狮派的影响,共产党早期领袖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等人对之进行了批评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革命的教育”。其实,双方论辩的背后体现了他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理解,前者试图以“国家”涵盖社会改造,而后者强调以社会重新建构国家。从“社会”视角对争论进行分析,结合两者在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的不同看法,以“抽象的国家观”与“行动的社会观”解释两者在社会改造问题上的理念和行动方式差异。

“抽象的国家”还是“行动的社会”?

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中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及其缺陷

丁惠平
丁惠平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9:31

近年来,随着市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的引介和风靡,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成为国内社会科学领域颇为流行的一种研究范式,诸多国内学者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有关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所凸显的理论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其本质上秉承的是一种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其次,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一种结构分析而屏蔽了行动分析;再次,市场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在此范式中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视了;第四,国家—社会在相当多的研究中被化约或降低为政府—社会组织层次。除此之外,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当下国内学界还存在被过分重视和消费之嫌,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理论范式的更新换代。

战后日本国家主义分析

王珊,孙政
王珊 孙政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8:59

国家主义在近代日本政治思潮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和独特之处。二战前,天皇制极端国家主义恶性膨胀,使东亚国家深受其害。二战结束,标志着极端国家主义彻底失败。从战后初期开始,以岸内阁为代表,实施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政治追求,但遭到战后民主主义的抵抗而遇挫。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立志构建“国际国家”“政治大国”“文化大国”,这是战后国家主义思潮的政治反映。小泽提出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造,以建设“正常国家”,这是在冷战结束背景下国家主义的变种。安倍执政后,将安倍版国家主义思想贯彻到内外政策当中。安倍版国家主义思想既有时代性,又有复古特征,既是对当今社会思潮的反映,又是面对全球竞争的现实选择。

战后日本国家主义分析

共和国法治建构中的国家主义立场

于浩
于浩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8:57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熔铸在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理论建构与制度实践中。考察国家主义思想史,强调国家是自足自洽的存在,相对于个人和社会,国家具有更高级的“善”和更大的优越性。法治与国家主义存在着明显的互益与背反关系,法治建构依赖国家的积极作为,但法治的限权性色彩又挑战了国家主义扩张权力的合法性。梳理共和国法制(治)历程以及学界对法治立场的认知,勾勒出国家理性在法治实践中的概况,明确国家主义在我国法治建构中的现实合理性;并在承认国家主义的作用基础上坚持法治道路,达致“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个人自主”三者协同的治理结构,实现法治建构的本土化思路。

共和国法治建构中的国家主义立场

20世纪20年代《醒狮周报》撰稿人的构成、聚集与分化

郑大华,曾科
郑大华 曾科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7:55

《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新的聚集方式与身份认同的产生。但《醒狮周报》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曾琦等人看重的是“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王光祈、余家菊等人视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何炳松、邓叔耘等人则将兴趣放在国家主义学理的探索上。在长达三年(1924—1926)的办报过程中,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通过研究《醒狮周报》撰稿人的构成、聚集与分化的情况,有助于把握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产业安全和质量安全:中国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逻辑

胡颖廉
胡颖廉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7:20

过去17年里,中国药品监管体制在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机构独立和从属、职权统一和分散之间进行了三次反复。通过系统分析三次药品监管体制变迁的动因、过程和效果,发现国家对药品安全的自主追求导致了差异化改革路径。1998年,组建独立的国家药监局并实行药品监管省以下垂直管理,遵循了产业安全的逻辑。200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被调整为卫生部代管的国家局,省以下垂直管理改为地方政府分级管理,遵循了质量安全的逻辑。2013年,新建正部级食品药品总局,中央强调完善统一权威的药品安全监管机构,遵循了产业安全和质量安全的双重逻辑。总体来说,中国药品监管体制的结构是根据其所承载的功能而变迁的,当某种目标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时,药品监管体制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研究预测,未来我国药品监管体制将更加统一和高效。

产业安全和质量安全:中国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逻辑

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境遇及其反思

贾玉超
贾玉超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4:30

在教育学科内部,有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关系的探讨过多地强调了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脱离,乃至对教育理论工作者在进行理论建构时提出诸多批评意见。然而,基于教育实践的性质,当代教育实践的不合理性是导致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离的重要原因。一种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境遇并不能作为对其得失乃至成败作出明智判断的充足条件。教育实践合理性要求教育实践的参与主体能够就教育活动的性质、目的、内容等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可行的合作条款(或原则),并进而选择或建构适切的教育理论。因此,教育实践合理性明确地拒绝教育中存在的功利主义和过度的国家主义倾向,这也是一个好的教育理论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

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境遇及其反思

功利教育及其敌人

贾玉超
贾玉超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3:30

教育中存在的“国家主义问题”是不同国家遭遇功利教育的共同根源,要克服功利教育就需要一种明确支持合理分配教育权威以及确定国家干预教育的合理限度的民主教育理论。杜威的民主教育理论批判性地分析了教育中的“国家主义问题”,但他并未为教育权威的分配提供具体见解;努斯鲍姆声称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是,功利教育必须向民主教育转型,但遗憾的是,她并未在学理上分析这一转型的含义、机制以及可能性;古特曼的审议民主教育理论使得教育权威在国家、地方政府、学校和家庭等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成为可能,并且支持就教育公共事务相关的道德分歧以公民审议的方式达成各方都可接受的公平条款和原则,从而避免教育中过度的国家主义问题。但是,他(她)们的理论都没有彻底解决“国家主义教育之合理事实”与“作为目的的教育之光辉理想”之间的矛盾,而只能在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国家主义抑或区域主义: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职能定位与改革方向

毛寿龙,骆苗
毛寿龙 骆苗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3:19

建立环保部区域督查中心是完善我国环境监管体制、更好地解决跨域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国家监察执行力,在跨域合作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当前的区域督查中心面临转型,需要在运行中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能边界和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区域督查中心的运行一般遵循国家主义和区域主义两种逻辑,这两种逻辑存在着内在矛盾和冲突,如何通过改革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需要结合其实际问题解释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国家主义抑或区域主义: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职能定位与改革方向

国家责任与儿童教育

柴英
柴英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2:11

19世纪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持续发展,引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和转型。在这一时期,为了把美国变成一个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需求的高效运作的社会,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兴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运动。由于原有的教育制度不能适应现代化工业发展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需求,改革者开始在全国开展普及义务教育运动,其主旨就是推动国家承担起教育儿童的主要责任。这一运动的成果最终以立法的形式在全国确立下来。

国家责任与儿童教育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义”范式

卫知唤
卫知唤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1:29

比较政治经济学处理的是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学问,其最大研究成果应该是关于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概念,关于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比较研究也有很多启人心智的成果,关于边缘国家的观察更彰显了缺少“国家”的国家是多么难以为继。通过梳理发现,不管研究什么样的国家,比较政治经济学事实上贯穿着“国家主义”范式。

20世纪教育中的国家主义:回顾与讨论

石中英
石中英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1:13

影响20世纪中国教育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直接来源于18-19世纪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时所产生并依赖的国家主义及其教育理想,是欧洲近代日益高涨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在中国独特社会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并与欧洲各国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一脉相承,交相辉映。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对20世纪中国教育的支配性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在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值得关注的学术论争,主要集中在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与人文主义等几方面。在21世纪,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对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来说依然有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同时应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挑战,融合世界主义的理念、关怀与责任。

20世纪教育中的国家主义:回顾与讨论

中国近代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背景

沈岚
沈岚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0:24

中国近代有关警察职权的立法呈现扩张化的趋势,违警罚法的立法演变即为典型代表。“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为统治者通过警察强化社会控制提供了极佳道具,“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则为警察职权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而新生活运动就是奉行社会本位的警察在民众中宣扬国家主义精神的一次积极尝试。三者交织成为共同推动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时代助力。

中国近代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背景

民族主义与多重认同

易华
易华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0:18

民族主义是以本民族为中心看待世界和其他人的思想或信念,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一种扩展形式。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人类主义一脉相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万法归一。很多人都有民族观,不少人有民族主义,但很少有民族主义者。所谓民族主义者,就是以民族主义作为思想和行动指南的人。在中国,民族不是近代的产物,民族主义亦没有随现代化而加强。中国人的精神并不是科学、哲学、神学或任何一种“主义”,而是一种心境。一个人可以同时或先后认同个人、民族、国家与人类,但在认同民族的同时,不要忘记个人认同、国家认同、人类认同。民族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信念,不可轻视,亦不必恐慌。

文化与政治的变奏

汪晖
汪晖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03:15

晚清以降的各个变革阶段之间并不能用线性的现代化史观简单地加以解释。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和危机的影响,“五四”文化运动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如何评价共和的制度与价值,如何看待19世纪末期以降被视为楷模的西方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等问题,构成了“五四文化转向”的基本问题。“五四”文化运动的根本特征,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渗透和变奏。政治与历史之间的断裂—新的政治不是历史的自然延伸,产生于一种新的意识、思想、文化和历史理解。在这种断裂中,“文化”承担着双重任务,即一方面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和培育新的政治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内在于国家与政党的运动促成政治的生成、造化和改易。一种通过文化与政治的区分而介入、激发政治的方式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独特现象。

文化与政治的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