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

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国际秩序的重构

李景治
李景治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36

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是决定当今世界格局的两个最核心因素。“一超多强”仅仅是力量对比的现状,而不是世界格局的准确描述。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决定世界格局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当今世界格局的准确概括应当是“一超多强,多边共生”。应当说在这种格局下,每个“边”的国际战略都会影响国际秩序的构建。但真正能对国际秩序构建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少数的大国。当今世界,美国无疑是对构建国际秩序影响最大的国家。为了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

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国际秩序的重构

“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新构想和新范式

王公龙
王公龙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35

“和谐世界”国际秩序观的提出是国际秩序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它由安全、发展、和谐三个关键概念所组成,关注三个层次不断递进的目标,即通过共同安全实现持久和平稳定,创设国际秩序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通过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既满足世界各国的发展利益需求,又促进全球安全威胁根源的消除,为国际秩序的有序运行提供保障;通过开放包容实现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共同进步,实现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合理。“和谐世界”所提出的目标和新观念,以及解决国际秩序建设中安全困境问题、国际秩序的持久和平稳定问题以及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合理问题等三大难题的思路,已经使它超越了西方国际秩序理论,成为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构想和范式。

“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新构想和新范式

试析共有利益与国际秩序的稳定①

阮宗泽
阮宗泽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35

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看,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取决于“共有利益”。它在国际体系中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其价值在于能够调节或平衡权力、制度与身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共有利益”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使良好信息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提高,有助于缓解“囚徒困境”。“共有利益”为各行为者提供了一定的“公共空间”,可以起到减压、减震或舒缓矛盾的作用。它还能增加承诺和安全预期。由于“共有利益”的生成与获得是建立在多边机制或网络之中,它有利于规范行为者的行为,塑造承诺的遵守,强化结果预期,并保持国际秩序转换的稳定。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欧关系的变化、动因及影响

张蓓,孙成昊
张蓓 孙成昊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2:22

特朗普执政后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对外战略,对美欧关系造成巨大冲击。美国在贸易、安全、外交等各领域背离对欧政策传统,不顾欧洲利益、不听欧洲劝说、不屑与欧洲协调,对欧洲国家外交政策形成挑战。面对这一形势,欧洲已掀起一轮关于美欧关系前景的大辩论,跨大西洋主义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同时,欧洲对美“双重切割”政策初步成型。这一轮美欧关系变动是历史和现实政治作用的结果,是以杰克逊主义为底色的“特朗普主义”主导下的外交政策调整,是冷战后美欧世界观、权力观渐行渐远的结果,也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欧洲对美战略价值下降的表现。此轮关系调整涉及美欧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分歧,触及美欧关系底线,影响深远。美欧关系的不确定性也给正处在十字路口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更多挑战。美欧关系的变动将加剧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在继续积极引导美国、稳固中美关系的同时,中国应对欧洲外交的两面性和灵活性保持清醒认识,在当前国际秩序面临压力的背景下,继续做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改良者。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欧关系的变化、动因及影响

对中国研究及中国在世界上之地位的再思考

马克·塞尔登
马克·塞尔登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41

16—18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构成了“最初的全球化”图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协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框架,是一个值得引起认真思考的模式。通过对20世纪战争、革命和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验的审视,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在东亚巨变和世界发展中的位置及其未来走向。

对中国研究及中国在世界上之地位的再思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亚洲“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
徐国琦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0:42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亚洲产生了巨大影响,亚洲对一战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战的发生及由此所导致的一系列国际秩序的变化,成为亚洲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里程碑和转折点。亚洲各国尽管历史各异,但一战无疑成为影响亚洲历史命运极其深远的一段共有的历史。通过“共有历史”角度透视亚洲与“一战”的关系,可以更为明晰地描述和分析亚洲与世界接轨及参与重建西方文明的精彩历史,让我们得以清楚地意识到亚洲与一战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亚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杨圣明,王茜
杨圣明 王茜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0:24

世界市场理论在马克思“六册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希望完成但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整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探析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世界市场思想,梳理马克思有关世界市场的论述,阐述了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主要思想的理解,认为该理论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条件、原因、规律与作用,是对全球化的预见和前瞻性认识,对人们认识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自由化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目前“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形成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违背的一种现象。运用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反思“逆全球化”现象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揭开“逆全球化”谜团,为推进全球化发展和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市场发展中的影响力提供正确指引。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论新时期中国关于国际秩序变革的基本原则

黄真
黄真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2:01

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一届党中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目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重要论述为基础,新时期中国关于国际秩序变革的五大基本原则主要体现为:秩序性原则、渐进性原则、适应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吸纳性原则。这五大原则充分体现出三大统一:秩序与正义的统一、国家利益与大国责任的统一、中国特色与包容互鉴的统一。

论新时期中国关于国际秩序变革的基本原则

约翰·伊肯伯里国际秩序思想及其评析

杨卫东,李萌
杨卫东 李萌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54

约翰·伊肯伯里是冷战后推崇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国际秩序思想以宪政秩序为研究重点;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理论内核;以探讨冷战结束后美国如何领导世界为大的战略背景;以批判布什政府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为切入点,主张美国在冷战后应延续并坚持自由国际主义对外大战略。其国际秩序思想是奥巴马政府国际秩序大战略的理论基石。尽管伊肯伯里的国际秩序思想强调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与自由主义的制度观的结合,但其理论在研究路径的选择和思想倾向性上仍存在诸多缺陷。

克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的认知障碍

刘鸣
刘鸣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40

导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步履维艰的原因众多,美国在国与国关系与安全方面的“老大”认知与霸权心态有密切关系。维持其绝对军事优势与霸权地位是其定位与新兴大国关系的出发点,它具体反映在:不设身处地考虑对方安全及其利益;反对其他国家发展与美国匹配或接近的军事力量;经常从对抗与挑战的角度去提炼对方的战略、谋略;除了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时以外,抵制由中国创构或发挥主导影响的新多边机制;全球公地与经济领域的规则必须由美国制定或按照美国理念去解读;制造“改变现状”的说法与挖掘“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概念,以服务其国际体系维护者的话语权,目的是使中国在国际舆论中陷于被动地位。

克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的认知障碍

从国际秩序到全球秩序:一种思想史的视角

赵可金
赵可金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27

国际秩序经历了以国家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秩序向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的转变,呈现从自然法秩序到国际法秩序,进而到万民法秩序的转变轨迹。在此过程中,思想家们关于国际秩序争论的核心是国际秩序的正义问题,从学界关于国际正义秩序的讨论中,可以发现支撑国际秩序的正义基础正发生变化,全球公共领域替代国家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未来国际秩序将日益呈现为一种既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义,也包括人与人之间正义的全球秩序。

从国际秩序到全球秩序:一种思想史的视角

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

阎学通
阎学通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27

国际秩序是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导致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但国际格局却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这如同温度变化是水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变化的原因,但却不是水的成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性质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即国际制度再安排的核心内容。由于国际秩序主要是由大国建立的,因此它们的国际秩序观影响着国际规范的类型。从历史纵向比较上看,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较好的秩序,但仍有诸多方面需要改善。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三个构成要素都已出现变化的迹象,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国际规范开始弱化,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开始发生变化,改变国际其他领域制度安排的要求也在上升。为此,中国可依据自己的传统文化,提出公平、正义、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义利兼顾的国际规范,同时依据自身在国际不同领域中的实力地位,提出相应的国际制度再安排建议。

国际秩序变化原理与奋发有为策略

周方银
周方银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27

国际秩序是国家在一定的实力结构下,为实现自身利益,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国际秩序变化,是从一个均衡状态转向另一均衡状态的过程。过去几年,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进行了不少重要的政策实践,这为认识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观察窗口。中国崛起并不会在已有国际格局的集合中增加新的类型,但可能会形成“极”与“极”关系中新的态势。从实践上看,中国在涉及主权、国家安全的问题领域,较多采取了传统安全的做法;在推动地区合作、共同发展方面,做出了大国中最积极并最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努力。总体来说,中国崛起会给国际秩序带来某些积极的变化,但程度可能较为有限。

国际秩序变化原理与奋发有为策略

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

李巍
李巍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07

现实制度主义是基于折中主义和理性主义分析路径而诞生的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是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体系阶段性变化的最新理论回应。该理论认为,“战争恐怖平衡”机制、“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和“科技创新制胜”机制正在推动当前国际社会逐渐进入一个基于规则的新世界,它以伙伴关系网络和国际制度竞争为核心特征。现实制度主义致力于解释在这个新世界里国际制度竞争产生的原因和基础,以及由此带来的特定国际制度的兴起与衰朽。国际制度具有公私双重属性,既可以提供公共产品,吸引国家“结伴”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又能被主导国“私有化”为追求私利目标的重要工具,甚至帮助主导国建立制度霸权。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由于权力的转移,崛起国和守成国围绕国际制度的主导权展开激烈竞争,这种新的大国竞争形式既是主导国权力地位的竞争,也是主导国为伙伴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竞争,还是制度设计本身的合法性竞争。主导国推动的国际制度竞争究竟是呈现相容性还是互斥性,成为塑造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根本力量。现实制度主义为理解当今大国权力政治形态的变化提供了一把新的理论钥匙。

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

权力转移、国家意志与国际秩序变迁

袁伟华,韩召颖
袁伟华 韩召颖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04

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是自然现象。在权力转移漫长的进程中,无论是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还是崛起国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国家意志都存在强弱变化,并对国际秩序的变迁产生影响。在权力转移的持平阶段,主导国、崛起国面临的结构压力大致相同,一旦主导国具有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强烈国家意志,崛起国具有强烈的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国家意志,那么两国国家意志制衡决定了国际秩序变迁的战争机制。七月危机前,俄、法与德、奥之间的权力对比大致持平。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危机中,俄国试图削弱奥匈帝国、主导巴尔干地区,其国家意志不断增强。然而,维护奥匈帝国的完整性,就是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秩序,就是维护德国的安全战略地位,因此德国具有维护奥匈帝国完整的强烈国家意志。在俄、德国家意志制衡下,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最终通过战争机制进行。

金砖机制建设的角色定位与利益融合

王友明
王友明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0:46

金砖机制建设应确立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角色定位,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推动者”而非“推翻者”。在国际力量重组和地缘政治因素叠加效应下,金砖成员国的利益融合点和分歧点并存,其利益融合进程中的机遇和挑战同步上升。金砖机制建设需要汲取既有多边机制的经验和教训,更需创新思维,打造多边合作新模式。

金砖机制建设的角色定位与利益融合

联合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与中国的贡献

余敏友
余敏友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0:23

《联合国宪章》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奠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组织基础的当代国际秩序,建立了以安理会为权力核心的全球集体安全机制,规定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确认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奠定了国际法真正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建设国际法治的坚实基础。经过70年的探索,联合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法体系,形成了由解决国家间争端、终止国际有罪不罚现象、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监督国际法实施、建设国际法能力等要素组成的国际法实施体系,并通过激活《联合国宪章》中的法治原则,改进和加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内在动力机制,从而加强国际法的效力,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提升国际社会对国际法的信任,巩固以法律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中国不仅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创建者、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而且是联合国推进国际法治的重要倡导者。

联合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与中国的贡献

联合国改革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3:47

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的国际多边组织,一直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维护和促进全球安全、发展与进步的最核心机构。当前,世界形势深刻变化,各种挑战层出不穷,联合国权威和效率削弱,全球治理赤字突出。为建设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应全面推进联合国改革,进一步提升联合国的代表性和行动力,有效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治理难题,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协同共进、高效运作的21世纪全球治理新框架。

理解中国崛起:走出“修正—现状”二分法的迷思

温尧
温尧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3:43

伴随中国的持续崛起,修正主义—维持现状二分法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常见工具,但是,既有研究通常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一对概念,较少对其本身进行全面的审视。植根于现实主义传统的修正主义—维持现状二分法在理论阐述和操作化层面,都存在诸多固有缺陷和内在问题。对现状范围和修正对象的模糊定义,往往导致研究对象的混淆和国家意图的误判。关于主导大国的现状假定也造成研究视角的褊狭和疏漏。国家行为与意图间的非线性关系更让行为与属性间的直接因果推理问题重重。在这些理论和实证缺陷的背后,同时暗含着规范维度的深层问题,不对等的道德标签往往伴随着这一二分法的判定和讨论。当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互动进一步彰显了修正主义—维持现状二分法的局限性。对中国在南海行为、创设亚投行、坚持国家主权规范等三则事例的讨论显示,这一二分法并非描述和解释相关重要问题的有效视角,扬弃这一二分法、迈向新的话语势在必行。研究者应在保留核心研究关切的同时,避免重蹈覆辙,更加中肯地理解中国外交、大国关系及国际秩序的演进。

理解中国崛起:走出“修正—现状”二分法的迷思

论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影响

胡德坤,韩永利
胡德坤 韩永利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3:27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华民族抓住了历史机遇,站在时代最前列,代表着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在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而为推动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抗日战争奠定了中国反法西斯大国和法理上世界大国的地位,成为中国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跃向中心和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起点和开端。

论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影响

超国家政治共同体:何谓与何为

陈曙光
陈曙光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3:08

人能群,国也能群。“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缘于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强烈意志,是国与国之间结成的“有机生命体”。“共同性”构成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身份密码,根据不同的“共同性”,可以分为原生共同体、次生共同体和再生共同体三大类型。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民族国家对于“确定性、安全性和归属感”的渴望,对于自身“完美性”的期待,对于“共同利益”的追求,构成了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创生动力。共同体品类繁多,功能各异,但不同的超国家政治共同体背后有着相同的精神特质,比如,集体主体性、认同感、保守性、团结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在维系和平、促进发展、共御风险方面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国际秩序的和谐稳定得益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积极作为,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有效运转取决于共同体内部的机制安排。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只有当团结与分离、秩序与自主、安全与自由、共赢与利己、界内与界外之间的矛盾张力达到平衡态时,共同体才是善的,共同体生活才是值得过的。

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

王伟
王伟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2:53

大国竞争和大国实力的变化是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它们影响着族群冲突。大国实力下降造成国内统治力减弱,届时国内各族群为争取权力而进行族群动员,引发族群冲突;同时大国实力下降会收缩其在国际控制范围,进而出现权力真空,由此引发族群对于权力的竞争和冲突。大国间竞争也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竞争会引起族群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引发或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和冲突;大国在政治上的竞争,尤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争夺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为族群竞争提供思想支持。数据显示,1946-2015年间的族群冲突与苏联和美国的实力变化存在一定的趋势匹配。当美苏之间实力变化不大、竞争缓和时,族群冲突也相对减少;当两国之间实力起伏较大、竞争加剧时,族群冲突便有增长趋势,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权力由苏联转向美国的几年,族群冲突异常激烈。1961-1991伊拉克库尔德人族群运动与苏美间的竞争息息相关,苏联通过支持伊拉克,以获得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为了减少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确保丰富廉价的石油供应,唆使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并利用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争端,通过支持伊朗来制衡伊拉克,进而削弱伊拉克,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是美苏对该地区石油、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让该地区复杂的族群、宗教矛盾成为它们全球争霸的工具,加之库尔德人自身的诉求,最终酿成长达三十多年的族群冲突。

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

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

徐蓝
徐蓝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2:18

国际联盟是人类经过一场空前的“大战”之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常设国际组织,是主要战胜国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它们自身的需要,在吸收了欧洲协调体制及其他国际组织运作机制的基础上,为维持战后世界和平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典型代表。建立国际联盟的讨论主要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进行,最终建立的国联以《国际联盟盟约》为国际法的主要依据,从组织机构和组织职能两大方面,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但是,《国际联盟盟约》在保持和平、维护集体安全、制止战争等决策机制方面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问题;国际联盟权力极为有限;大国强权政治盛行,这一切使战胜国通过国际联盟所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残缺不全,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反而在客观上助长了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秩序彻底破产。

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的功能失调与治理危机

左希迎
左希迎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2:13

近年来,国际秩序出现了一系列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包含全球治理的失灵,更在于地区安全治理走向失序。在亚太地区,中国崛起加剧了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紧张关系;在中东地区,美国撤出伊拉克,鼓励颜色革命,并且执行了自相矛盾的战略,这些因素导致中东地区走向动荡;在欧洲地区,美国积极推广民主,鼓励民族自决,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引起了美俄关系的恶化。总体而言,这些地区危机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新兴大国、边缘力量和美国三者的行为加剧了国际秩序的张力。目前来看,既有国际秩序仍然是可以修补的,新秩序创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国际秩序变革与中国路径研究

肖晞
肖晞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2:13

国际秩序变革与中国战略的研究,是政治学界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这项研究在取得诸多成果的同时,仍然存在着有待完善之处。在国际秩序理论方面,主要基于欧美的国际政治经验,较少容纳其他地区的国际合作思考,没能容纳近年来非西方大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和理论诉求,当前中国学界的国际秩序理论带有较多的反思和批判成分,理论建构依然缺失。在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关系的分析上,西方学术研究的积淀和中国学界力图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形成了颇为鲜明的对照,既有的研究成果给未来研究提供了启示,而从各角度加强相关研究应被视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研究上,相关文献非常丰富,但研究内容多是宏大叙事,实证研究较少;其分析视角多是对策性的,相关历史研究、理论研究的成果较少;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思想史的研究为国际秩序分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中国国际秩序建构的战略思路分析上,国内外学界各有侧重。不同观点纷争激烈,目前的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设计层面,政策针对性较弱,其根源在于历史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

国际秩序变革与中国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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