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

慎到学派归属问题再辨

潘志锋
潘志锋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2:56

由于慎到思想中道法兼容,学术界对他的学派定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虽说《史记》早就明言“慎到本于黄老”,但在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黄帝四经》之前,人们对“黄老”的认识非常模糊,从而误把“黄老之学”等同于道家学说。随着对黄老家研究的日渐深入,慎到的真面目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本文试图把学术界曾存在的争论观点做一总结,笔者认为,慎到的思想形成不存在由道入法的转变过程,其原本就是道法兼容的黄老家,慎到的学说特点体现为:吸收道家思想对法家理论进行本原化论证。

慎到学派归属问题再辨

“道法互补”与法家的权力、权利观念

宋洪兵
宋洪兵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2:18

真正的“道法同构”,应该有两种形态。其一,从“道”与“法”的观念层面,道赋予法公正以及善的品格,赋予法以高于君权的权威性;其二,道家对政治权力具有天然的疏离感;法家强调运用权力的强制性去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主张君主应该权力独占,权力应当正当行使。这种意义上的“道法同构”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不可能的。结合二者优点,摒弃二者缺点,我们将看到一个蕴涵规则意识、自由价值、尊重个人权利的道法社会。法家的权利观主张,君主、群臣、百姓既有义务又有权利。君主权利与君主义务的不对称,导致君权无法受到有效约束,君主权利亦有绝对化倾向,“道德义务”并非一种必然如此的具有制度效力的义务,这必然影响到官吏与百姓的权利主张。从实际效果看,君主位于权利金字塔的顶端,尽管他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利益的代理人。官吏与百姓的权利在法家的君主制度之下,其实是一种不完全的权利,是一种无法完全兑现的权利。

“道法互补”与法家的权力、权利观念

礼与法

王正
王正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2:05

荀子的礼与法家的法看似接近,都具有制度化、成文化的特征,实则非常不同。荀子的礼治仍是在孔子的思路上,即良治是按照周朝的制度遗存进行改良,而且其礼学的关注点是普遍的人。法家的法治则认为周朝的礼制已经不适合新的政治形势,所以要用君主集权的法治来统治社会,而其法学正是为此而进行的特殊性思考。这种差异决定了法家之学具有的是特殊的时代价值,而荀子的礼学则更具有普遍性意义。

韓非哲學中的認識論問題

詹康
詹康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19

本文從認識論的角度研究韓非哲學中的相關議題,包括知識與感情的分際與互相作用,不同認識對象的特性,四種認識的方法與知識的判準等。韓非的政治問題可以從認識論的角度重新詮釋,政治改革與治國工程的成功有賴于確定而有用的知識,而統貫一切知識的道是事實加上想象而擬構出來的。

韓非哲學中的認識論問題

“性恶”说的实质及在诸子人性思想中的位置

颜世安
颜世安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3:53

《荀子·性恶》篇是荀学派作品,未必是荀子作。该篇提出“性恶”说,可是在政教问题论述中,却相信人易于教化,愿意向善,与儒家主流人性观一致。“性恶”其实只是立说,并非思想。《性恶》篇的来源,有墨家《尚同》篇到秦法家的初始人性判断,儒家传统的教化乐观主义,以及荀子性、为相分说和情欲界定人性说,在诸子人性思想脉络流变中,可看出“性恶”说的特点。《性恶》篇是古代唯一“性恶”论,却不是对人性恶真有认知的学说。墨、法、道、儒诸家对人性之内在问题和危险各有洞见。

“性恶”说的实质及在诸子人性思想中的位置

先秦法家政治正当性的理论建构

宋洪兵
宋洪兵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3:32

从子产到韩非子,先秦法家学说完成了从“救世”理论到“治世”理论的蜕变过程。“救世”之说,乃是西周以降以“礼乐刑政”为核心观念的“王道政治”的权宜补充。“治世”之说挑战王道政治观念,形成了先秦法家独具特色的政治正当性理论。法家学说从历时视域与共时视域两个层面构建其政治正当性理论。历时视域中的法家政治正当性,强调政治正当性之获得在于洞察人们最为关切的时代主题,并且通过有效的途径与手段来回应人们的关切,最终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共时视域中的法家政治正当性,强调“以力服人”、“以利服人”与“以理服人”,主张回归到政治最为坚实的初衷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获得正当性的最终源泉在于获得百姓心悦诚服的拥护。法家的政治正当性理论是一套完整的“治世”理论,是独立于儒家“王道政治”并谋求长治久安的治国原理,并非儒家学说主导下只能应对“乱世”的学说,司马谈“可行于一时之际而不可长用也”的断语不足以定性法家学说。今日研究法家,应该超越历史的成见与偏见,超越法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具体学说,深入挖掘其背后蕴涵的深刻政治原理。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三种基本类型

周可真
周可真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1:34

儒、道、法作为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典型代表,在当时影响重大且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本文以国体观念为重点,探讨了儒、道、法三家的国家治理思想。按其差异依次用“民本君末”、“民主君辅”、“君主民器”概括了三家的国家主体观念,用“天下为家”、“天下为公”、“天下为君”概括了三家的国家制度理想,用“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功利境界”概括了三家的国家治理境界。进而从三家思想中分别概括出了人际公平、天人之际公平、自我实现效率三个互有差异的国家治理价值原则,据此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追求人际公平的儒家型、追求天人之际公平的道家型和追求自我实现效率的法家型。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三种基本类型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先秦文化元典

赵逵夫
赵逵夫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20:09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一大批思想家从各方面思考社会发展中伦理、道德、礼仪、法制等方面的问题,留下了大量论著。这些论著给后代以长久的影响和无限启迪,是中国文化的元典。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意识形态归于一统,不仅儒家思想不断被曲解,先秦诸子其他几家也被掩盖与曲解;近大半个世纪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未能真正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先秦各家思想,存在着简单化、贴标签的现象,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论各家各派,重在论一家与一家之异,而忽略了一家内部之异与各家间的影响流变。慎到与韩非同为法家,但思想上有很大区别,慎到的法制思想与今天的法制思想颇多一致之处,其“势”的思想反而与庄周的思想一致。纵横家是先秦诸子中最受诟病的一家,但《鬼谷子》一书实开我国古代心理学、人际关系学等之先河。道教从宗教的方面看并不是很严密、完善,应与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无神论思想,而且这些思想包含在一些重要的典籍中有关。这些问题都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了的。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先秦文化元典

法家“理”的实践透视

许建良
许建良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9:05

法家认为,对个人而言,按法度生活就是按职分生活;法度是一定的、可以把握的,但法度的实践却是不定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度在合理的轨道上行进,这就是法家选择“理”的最大理由。“理”是动态层面上法度运行规律的凝聚,是法度实践过程里的航标;“理”不是一般的存在,是道理的存在,是道的具象;“理”不仅具有时变性、公器性的特点。而且持有平易性、功利性的特征;“理”是法度实践的保证。总之,“理”是解开法家思想真谛的枢机。

清季法家的“国族”转向及其内在困境

贾琳
贾琳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8:45

法家思想近代转向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即作为一种再生资源参与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就最能体现国家意志的科场来看,在国家级别的会试命题中出现“国民教育”话语并被赋予尚武定义,便有清廷借以抵御外侮、推动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建构与进化的成分;而士子在答题认知中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国法家治术和与之对等的俾斯麦等西方威权政治家的青睐与忻慕,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于“国”字认知的含混。留日学生则通过“国民”等话语建构,将清廷基于国家与改革的国民话语体系,重塑为基于种族与革命的国民话语体系。清廷以国民类话语命题,原本企图将“国家”观念植入士子这一知识群体并宣示于外,以与种族赋义争夺舆论阵地,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海内外知识阶层对于“国族”的认知分歧。最终革命话语还是盖过改革话语,成为清廷失去民意进而失去政权合法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清季法家的“国族”转向及其内在困境

战国法家在道论本体化发展中的理论贡献

蒋重跃
蒋重跃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8:36

战国中后期,理的概念流行起来,道和理的关系成为代表世界总体与事物本体之关系的重要问题。法家各派都在思考。韩非认为,道指万物之所同,是万物之所以然的那个东西;理指万物之所异,是某物区别于他物的特征。两者具有普遍与特殊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韩非观点的意义要从历史的比较中给予说明。老子的道指称世界本原和总体,却未能清除价值因素,也未能发明理的概念给予具体化,所以在担纲事物法则时力不从心。《庄子》明确提出了道是无所不在的,不但指称高贵者,还可代表卑贱和肮脏之物,至此,其本体属性才得以实现。《庄子》虽然引入了理的概念,却未能说明道和理具有普遍与特殊相同一的关系。韩非系统地论说了这个关系,对道家思想有重大突破,是道论本体化发展中法家的一个重要贡献。不过,与老师荀子和前辈名家相比,韩非满足于一物一理的对象化认知,忽视主体经验和范畴知识,未能给道的多重属性和复杂关系以进一步的说明,这是他的理论局限。

战国法家在道论本体化发展中的理论贡献

論治國者的工匠精神

賀海仁
賀海仁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8:13

先秦法家諸子通過對規矩的闡述,開發出來一套自成體系的政治哲學。治國者如同工匠,但工匠不必是治國者,這是先秦法家治國論的基本要義。依據隱喻的法則推導出作爲理想類型的治國者工匠說,是先秦法家未明確表達出來的含義。將治國者等同於工匠的理念只有來到現代社會中纔能成立。對法家規範說的討論不妨礙以隱喻的方式追踪工匠精神,這種精神包含了客觀、穩定、普通適用、精緻和合乎物之理的要素。

法主儒從:韓非法儒思想傳統的歷史考察

林緯毅
林緯毅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4:39

韓非的法治思想提出了一個法主儒從的框架,而形成後世政治結構以及法典編纂的思想傳統。韓非集商鞅、申不害、慎到之法、術、勢的優點,對其短處加以批評、增益,從而成爲法家的集大成者。本文要提出的是,集法家大成的韓非,其法治思想是容儒的。從法主儒從的法儒融合的角度來探討韓非思想,這和一般單純把韓非作爲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或認爲《韓非子》書中有儒家思想的篇章即非韓非所作的論點,有所不同。

法主儒從:韓非法儒思想傳統的歷史考察

法家“理”的理论审视

许建良
许建良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2:43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法家的标志性概念是“法”。其实,法家的标志性概念是“理”,不是“法”。法家在推崇法度的同时,更加强调“理”,因为法度在实践中存有偏离本来航道的危险性,预设“理”来保证航道的正确方向,其运思是精密的。这是在法家道德文化资源利用问题上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关键问题之一。

法家“理”的理论审视

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讨论的三个误区

郝刘祥
郝刘祥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2:37

关于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时下的讨论常常落入三个误区。误区之一是语境主义的缺失,将当代中国在科学竞争上的乏力笼统地归咎于传统文化;误区之二是将文化与制度作截然区分,忽视了已经获得制度化表达的非儒家文化的强大影响力;误区之三是将科学文化视为西方文化,未能深刻认识科学价值与科学规范的普世性。

论先秦法家及楚国法家思想的历史演变

高华平
高华平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1:09

尽管历代学术界都不乏法家的研究者,但迄今学者们对如何界定法家以及谁是法家的“开山祖”等一些基本问题,仍未达成共识。法家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个源于孔门儒家的诸子学派。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的“不别亲疏,一殊贵贱,一断于法”,即是法家根本的思想特点。先秦法家的真正“开山祖”是楚悼王时期在楚国率先实行“变法”的吴起。吴起之后,楚国法家思想的发展不绝如缕,最后由任秦丞相的楚人李斯做了思想总结。李斯的法家思想吸收了商鞅、申不害、韩非的法术之学,但更重源于慎到的“势”论;而李斯对慎到“势”论的接受,应该是以荀子为中介的。

论先秦法家及楚国法家思想的历史演变

私德、公德與官德

徐克謙
徐克謙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0:46

韓非子主張“法治”,與儒家的“德治”主張相對立,因此常被認爲是“非道德主義者”。但道德在韓非子學說中並非没地位。仔細考察可以發現,韓非子對私德和公德有明確的區分,認爲私德不值得鼓勵,而公德則是必須的。公德在韓非子學說裏又突出表現爲官德,亦即包括君主在內的政府官員作爲執政者、爲官者所應具備的職業道德。具體內容包括公私分明,奉法去私,公平正直,誠實守信,安于職守等等。韓非子認爲良好的公德與官德,有賴于制度化、規則化的“法術”作爲保障。韓非子的官德思想對當今中國官員提升官德意識,改變官場腐敗風氣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私德、公德與官德

论先秦法家的价值体系

赵馥洁
赵馥洁 2019 年 07 月 12 日 – 10:13

法家的政治理论,包括法、术、势三大方面。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作了批判总结,提出了君、势、法、术相结合的系统理论。势,指君主的权势、权力;法,指由君主统一公布施行的法律、法令;术,指君主的统治术。三者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价值,但“皆帝王之具也”,都是君主权力的表现,也是维护君主权力的工具。在法家的价值体系中,“君主”是“神圣”的化身,“权势”是“胜众”的资本,“法制”是治世的法宝,“术数”是御臣的工具。君主处于最高的价值层次,居于主体地位,而作为“帝王之具”的势、法、术则属于较低的价值层次。或者说,君主是“目的性”价值,势、法、术是“工具性”价值。法家价值体系的逻辑结构为:君←势(权)←法←术。

族刑的法文化诠释

马作武,马腾
马作武 马腾 2019 年 07 月 11 日 – 21:32

族刑是中国古代社会常见的刑事责任连带方式,它的存在与中华法系相始终。这种野蛮而残暴的酷刑在中国传统社会居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其合理合法性一直不曾受到真正的怀疑和挑战,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直接相关。中国古代家族本位的伦理道德观与一以贯之的重刑主义法律观实乃族刑数千年长盛不衰的两大思想支柱。通过对族刑的社会文化分析与诠释,有助于更全面深刻理解这一古老刑制的历史文化意蕴,进而提升我们对中华法系酷刑化特征的认识深度和力度。

族刑的法文化诠释

万物

许建良
许建良 2019 年 07 月 11 日 – 21:13

法家不是反道德主义者,法家道德虽然重视人,但那里的人不是一枝独秀之灵,而是万物中的一个存在物,万物是法家道德坐标的原点;人是万物关系里的存在,与万物一样,道不仅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而且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所然”;道以“无模式”与万物实现对接,在具体的万物那里,实现的是即物而形、即物而德,所以,万物的自然本性是自足的。这是一个宇宙的视野,是迄今的研究都忽视的地方;21世纪文化资源效益化的实践,要求人们打破臆想的疆界、紧贴原典来聚焦问题,为文化资源的效益化实现创设最佳的客观条件。

万物

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说

刘广安
刘广安 2019 年 07 月 11 日 – 20:16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因此,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有必要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法家重刑思想的逻辑分析

霍存福
霍存福 2019 年 07 月 11 日 – 20:15

法家有其独特的重刑思想的逻辑。以“民性”、“民情”为法家重刑理论的归宿,基于人性发展起“以刑去刑”的理论,着眼于轻罪重刑。法家总是把“富国”放在首要地位,否定了“富民”、“足民”的意义,只是单纯使用重刑。法家讲求“胜民”、“制民”、“弱民”,高度发达了告奸理论。法家重刑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都被说成是善良的,是基于“爱民”、“亲民”而达到“利民”的。法家的重刑思想到秦灭亡前夕,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致使其二世而亡。

法家重刑思想的逻辑分析

法家政治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

周炽成
周炽成 2019 年 07 月 11 日 – 19:53

本文讨论以韩非子等为代表的法家政治思想① 中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作者对法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理想主义进行了比较,还对法家商人式的个人主义和儒家士者式的个人主义、道家艺术家式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比较。另外,作者又对法家是否具有法治精神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法家政治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夏伟东
夏伟东 2019 年 07 月 11 日 – 18:50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

蒋重跃
蒋重跃 2019 年 07 月 11 日 – 18:46

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老子否定周代主流历史观中的宗教和道德因素,为历史理性的独立发展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庄子发展了“性情”和“命”的观念,扩大了历史理性的领域,但却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韩非把人的欲望看作社会的基本内容,在理论上消解了历史的内在矛盾,使纯粹历史理性的历史观得以形成。两家历史观的异同与各自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可以得到道论上的证明。

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