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明代佛教信仰的变迁述略

夏邦
夏邦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06

明初佛教繁荣有序,中期的佛教急剧扩张,但多被认为是僵化低落的时期,明末佛教出现全面动荡与兴旺的局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明初王权确立了宗教控制形式,保持了佛教的繁荣,并将其组织功能置于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之下。明中期佛教的低落,归因于以儒学为合法性文化资源的机制造成了佛教人才的低弱。明末佛教的勃兴,则得益于儒家信仰衰退和原有的宗教控制形式失效,因此佛教的组织控制能力被极大释放,成为社会控制的重要因素。

明代佛教信仰的变迁述略

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王振忠
王振忠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05

绩溪民间文献《应星日记》以粮食供应和民间信仰为主,从一些侧面描述了此一时段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揭示明清鼎革之际乡土社会的纷乱图景:阶级矛盾与族姓纷争,应是17世纪中叶地方社会纷乱图景的不同侧面,族姓纷争加速了宗族的整合,并对地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介绍《应星日记》的史料价值,可透视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命题与方法:社会转型期中国竞技体育风险研究

秦文宏
秦文宏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4:38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场域风险事件不断发生的事实,借鉴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和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理论工具,进行前期的研究和推论,初步认为: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性制度的引进,是中国体育场域风险产生的外部决定因素;体育当事人的不当行动或决策,是中国体育场域风险产生的内部决定因素。

农村精英同社会、农户互构与博弈的研究

戴翠萍,许月明
戴翠萍 许月明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53

我国农村的机制变革与经济发展,因地区和时期的不同有很大差异。本文基于地处河北省邢台市内邱县太行山深山区的富岗山庄的实地调查资料,对1984年以来该村的机制、结构和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在一个博弈模型里对农村精英同社会、村民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农村精英在农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从一个侧面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案例。

农村精英同社会、农户互构与博弈的研究

回到社会:对国际关系主体的重塑

宋国友
宋国友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36

国家已不再是至高的权力来源。社会行为体不仅拥有截然不同于国家行为体的偏好、利益和身份,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以往主要由主权国家垄断的权威性政策制定过程,并由此成为在国际关系领域可与国家相比肩的另一个重要行为体。全球范围内有效的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需要国家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共同努力。通过社会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政治,将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回到社会:对国际关系主体的重塑

论“社会”应被视为法律关系的新型拟制主体

韩志红,赵梅
韩志红 赵梅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18

法律关系主体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适时拟制的。社会利益是一种有别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独立利益种类,高度重视并有效维护社会利益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因此,将“社会”拟制为法律关系主体,不但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必要性,也完全具备现实的可能性。

亚当·斯密的社会观:源于人性的自然秩序

王楠
王楠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05

本文试图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亚当·斯密的社会观,揭示他用人性来说明社会的自然秩序的努力。斯密认为,人并非自爱的孤立个体,社会秩序并非人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源于人的社会性的本性,这就是人的同情和交换的本能。同情和交换把人与人联系在一起,并产生出社会的道德准则和经济秩序。人对同情和赞许的渴望使人服从道德准则,追求财富和地位,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繁荣。

亚当·斯密的社会观:源于人性的自然秩序

消费时代的社会美学

金惠敏
金惠敏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2:58

无论在国内或国外,美学的沉寂都是一个事实。美学的复兴当在于积极回应当代社会的变迁。由于审美现代派的巨大影响,“美学”一直处在与“社会”的尖锐对抗之中。而今,由于以“物符”为标志的“消费社会”的到来,原本便具有文化向度的“社会”就显在地“文化”化了,它是符号化,同时也是美学化,这种符号—美学借助于无所不及的商品逻辑和电子媒介取得了空前的社会化,于是一个普遍的“美学社会”已赫然在目。这意味着,如果文学研究仍然可以被界定为与“社会”相关的一种“美学”研究的话,那么“社会美学”将是它不得不认真面对的新的理论图景。换言之,这就是文艺学与美学的新的相关性。

消费时代的社会美学

试论社会及社会信息的概念、范围与性质

邬焜
邬焜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2:52

社会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形式,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社会信息是自在的自然信息和人的精神活动的自为、再生信息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它是已被人类认识把握,以及人类意识和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那部分信息世界的总称。可以把整个存在世界划归四个次世界(一个物质世界和三个信息世界):世界一——直接存在的物质世界(以物质体的形式存在);世界二(信息世界一)——自在信息的世界(以自在信息体的形式存在);世界三(信息世界二)——自为、再生信息本身的活动(主观精神的世界);世界四(信息世界三)——再生信息的可感性外在储存(人所创造的文化世界)。在三个信息世界中镶嵌着三个社会信息世界。社会信息被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了的性质,规定着社会信息具有信息三态、三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

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系统分析

毛建儒
毛建儒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2:50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可从三个层次来分析。这三个层次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自然层次上,人的本质就是生命存在;在人与自然关系层次上,人的本质就是类本质;在人与人关系层面上,人的本质就是社会联系,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三个层次的人的本质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只有准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才能使我们在处理人的问题以及与人的问题有关的问题时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系统分析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社会和谐问题的思考

邢秀兰
邢秀兰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2:47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建国前7年,毛泽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和谐思想,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本文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毛泽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及毛泽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策略和实践等方面,对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谐思想做了简要分析,试图勾画出毛泽东建国初期的和谐社会思想框架。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社会和谐问题的思考

足球共同体:国家、市场与社会视角下对我国足球运动发展进程的思考

颜亮,孙洪涛,张强峰
颜亮 孙洪涛 张强峰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2:08

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将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带入现代性的构建和反思之中,就足球运动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如何与国家、市场和社会发生联系进行了探讨,从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倒逼下的启蒙,到新中国成立后反映国家意志,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从引入市场机制后开启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先河,到现如今社会治理模式和机制的全新尝试,国家、市场与社会三个系统相继出场、相互影响、逐步磨合,其过程很好地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国家治理的特征和演变。在当前背景之下,于中国足球实践场域内打造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形成界限清晰、良性互动的足球共同体尤为紧要。

介入文学

赵天舒
赵天舒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52

“介入文学”是20世纪法国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主张文学应当介入社会,参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论争。介入文学诞生于二战后,经由萨特的文学理论与实践而发展至顶峰,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逐渐没落。在萨特的思想中,文学应当服务社会,作品的思想应高于形式,作者应呈现完全在场的状态,并为大众写作。这些特征一方面让文学与社会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却也消解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加缪、巴塔耶与阿多诺,分别批判了介入文学的极端政治倾向、功利主义与容易被文化工业所利用的问题;而巴特则在介入文学退潮时期,对其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论反思,力图重新平衡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介入文学

现代性空间的生成:《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寻踪(1915—1919)

张宝明
张宝明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52

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属于思想史上的一个学术元命题。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杂志曾是引领一个时代现代性方向的思想重镇。尽管其作者群体在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上不尽一致,但是他们在走向现代性这一点上却殊途同归。他们打造的思想谱系为日后现代性空间的开拓埋下了伏笔。在个人、社会与国家之不同的倚重与张力之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三者在《新青年》杂志上的交织、转换以及“合力”营造对20世纪整个现代性的演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聆听到“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总体舆论攻势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与导向留下的空谷足音。

明代中晚期的礼仪之变及其社会内涵

陈江
陈江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47

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是在以身份等级制为内核的社会架构中形成的,同时又对传统的社会形态起着维系的作用。然而,至明代中晚期,婚、丧、冠、寿、社交等礼仪惯制却发生了诸多变异,并在江南地区尤为典型地表现出来。考察并分析当时的礼仪之变,可以发现,婚礼的变古出新,丧礼的淆乱旧制,冠礼的废弛,寿诞礼的盛行,人际交往的尊卑失序,所反映的正是社会的震荡与变迁。

明代中晚期的礼仪之变及其社会内涵

技术与社会的双重视:白馥兰中国农业史研究探析

雷环捷
雷环捷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26

白馥兰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农业》分册中将中国农业史归结为技术史,是对中国农业史的重新定位。通过分析白馥兰中国农业史研究中有关商周时期农业的定性问题、农业领域的李约瑟问题和不同类型农书的差异问题,可知其理论进路是以技术为农业史研究的起点,借助社会的视野,集中探析技术与社会二者之间的互动,采用内外史相结合的方法突破传统研究,从而达到新的境界。技术与社会的双重视域是理解白馥兰中国农业史研究乃至其技术史思想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农史研究可资借鉴之处。

技术与社会的双重视:白馥兰中国农业史研究探析

智能连接时代个人隐私权的终结

吴飞,孔祥雯
吴飞 孔祥雯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07

隐私问题在新媒体时代面临挑战。本文从隐私与隐私权、公共监管与个人利益以及新技术与新语境三个维度,并结合当下的争议性新闻事件,分析了数字时代的信息传播、个人隐私与网络、媒介伦理在具体社会语境下的内涵流变。新的技术卷携着新的危机和新的希望一道而来,只坚持传统社会和大众传播时代的隐私权观点无法满足当下的现实要求,新的认知观念和法理规范持续在数字领域不断进行调适,只是如何调适还需要更精细的研究与实践。

论国家的品德

刘拥华
刘拥华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04

在现代性的情境下,人们对国家的界定建立在对“普遍的人”的想象和相应的伦理基础上,这是界定国家道德义务的重要方面,现代国家不能离开此种界定而得到确认。国家的品德在于成就“普遍的人”。与此同时,也需要一种对这种精神界定的制度化设计,即一种关于政治公民身份的现代成就。在此基础上,我们确立的便是一种国家与社会建构性的权力关系,一种国家与社会协调性能力的建构过程。

论国家的品德

建立“职教、社会、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的探讨

宋罗星
宋罗星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01

把职业教育纳入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大循环中来进行研究,意义重大。建立“职教、社会、经济一体化”是一种推动职业教育,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好办法。目前,职业教育应重点摆在农村,这样才能实现中央提出来的最终目的: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民文化技术素质,迅速地改造自然、发展农村经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立“职教、社会、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的探讨

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

李里峰
李里峰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0:40

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既有共通之处,又有显著差异。社会史关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历史社会学关注不同社会的共同规律和相似机制。社会史以揭示过去的社会事实为己任,历史社会学旨在借助过去探究现代社会。社会史主张回到历史场景,注重描述和阐释,历史社会学往往超然于历史,注重分析和解释。社会史通过比较去理解单一研究对象,历史社会学以多案例比较去探寻因果机制。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应该相得益彰,而无法相互替代。

抗争治理:一个剖析抗争中国家作用的理论框架

桂晓伟
桂晓伟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0:40

基于对海内外近20年来有关中国社会矛盾研究的述评,本文指出了现有文献中的一个不足,即“国家”视角的缺失,并据此提出了一个“抗争治理”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包括“多元合法性的张力”“国家能力的变化”“信访体系的矛盾”“官僚机构间的分歧”“官民权力利益关系的强弱”和“抗争治理的策略”六个方面,从“政府官员”的视角更细腻地剖析了国家与社会在抗争中的互动,对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能力具有积极的价值。

抗争治理:一个剖析抗争中国家作用的理论框架

文化与社会:我的文化研究之路

托尼·班奈特
托尼·班奈特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0:28

托尼·班奈特(Tony Bennett)是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著名代表人物, 对文化研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的自选集《文化与社会》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了作者到目前为止的理论思考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品。本文作为《文化与社会》的自序,结合文化研究的发展及作者的学术道路和生活经历,详细叙述了他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并且对全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文化与社会:我的文化研究之路

论民法总则的基本立场

王轶,关淑芳
王轶 关淑芳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9:40

在成文法的法律传统之下,民法典常常包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密码,表达了一个民族对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基本立场,我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也不例外。2017年3月15日审议通过,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编纂的开篇之作,该法就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家,如何看待社会,如何看待国家,如何看待自然,表明了立场和态度,展现了其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为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践智慧”与智慧的实践

田海平
田海平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9:38

“实践智慧”受到当代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实践智慧”重点关注个人幸福、社会正义和人类事务的改善不无关系。“实践智慧”的重心则不在于给出事物“是什么”的解释,而是要探讨“应当如何”或“怎么做”的理性判断和价值关切。“实践智慧”重点关乎实践理性的卓越运用,优先强调“改变世界”的实践合理性。从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纲领看,实践智慧的形式是以符合人的类本质、社会本性和主体需求的方式,限定“改变世界”的方向。实践智慧在“使世界变得美好”的意义上,勠力于推进“智慧的实践”。它在关涉个人幸福、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三方面,呈现出“搁置理论、变革观念、造就社会和涵养人性”四重功能。

“实践智慧”与智慧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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