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

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

吴恩远
吴恩远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12

搞清苏联“大清洗”问题必须依据俄罗斯权威部门档案材料。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出于清算“斯大林集权体制罪行”的目的,各自单独统计的大清洗和苏联时期判刑政治犯人数,是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值;根据最新材料,其中既有被枉杀的无辜,也有该镇压的罪犯。研究大清洗问题,既要看到“破坏法制、伤及无辜”对苏联社会稳定造成的深层次影响,也要看到在苏联解体中竭力夸大大清洗数据、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重要因素。

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

美苏核对抗困境与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关系

仇华飞
仇华飞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12

“相互依存”隐含着美苏双方在核对抗时代寻求生存的基本诉求。20世纪60年代,美苏双方从各自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凭借着核威慑这个“万灵药方”,谨慎地维护各自的安全,使核威慑时代东西方关系缓和与对抗并存。①随着两大阵营内部矛盾的加深、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兴起,美苏核对抗的成本逐渐加大,收益减少,国际影响不断减弱,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显。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美苏核力量对比的消长,促使美苏最终走出核对抗的困境。本文通过对制约美苏核对抗关系各种因素的分析,论述关苏核对抗困境与东西方关系的发展变化。

美苏核对抗困境与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关系

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

邓峰
邓峰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5:1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随即开始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予以情报评估。以中央情报局为核心的各个情报部门首先对苏联影响下中国出兵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其次评判中国参与战争的意图及能力,最后以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中国政府发出的公开警告。事实证明,美国的情报评估出现了重大失误。这种失误主要在于,美国决策层对情报的判断,受中央情报局的强烈影响,没有站在中国政府主要担心国家安全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东亚国际紧张局势下,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干预对中国领导人固有的安全担忧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初探

宋超,惠富平
宋超 惠富平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4:10

从1949年8月到1960年8月,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了农业科学技术全面合作。早期合作主要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中后期合作则主要通过非外交途径进行,在此期间,成立了中苏科学技术委员会,签署了“122项协定”并建立了两国农业科学院之间的直接合作关系。中苏农业科学技术的合作方式及内容主要包括:聘请苏联顾问、专家,互派留学生,专家互访与交流,交换种子苗木、书刊资料、信息情报,引进畜牧、作物良种及农机具等。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对中国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初探

对苏联“民族过程”理论的再认识

李天雪
李天雪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33

目前,我国学术界在对苏联“民族过程”理论的理解和具体应用中存在一定的认识上的偏差。文章认为,“民族过程”是一个民族学概念,它凸显民族文化的作用,在实际运用中应对该术语加以规范。

对苏联“民族过程”理论的再认识

斯大林时期苏联苏维埃体制变异的历史机理

蒲国良
蒲国良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16

斯大林时期,苏联苏维埃的地位大幅度下降、苏维埃的功能全面衰微。在这一体制变异过程中,既有险恶历史环境下呼唤强权和稳定的客观社会心理需求,也有俄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一强大的历史惰性力的影响,还有不容忽视的斯大林个人性格因素的参与。

论苏联在经互会中的得与失

卢志渊,张俺元
卢志渊 张俺元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16

要比较苏联在经互会中的得与失,可以从国际分工、贸易关系、货币清算、共同计划、科技合作这几方面衡量。虽然表面上苏联获得更多的利益,但从经互会的特征和结局上看,苏联及其他成员国都不是得益者,因为经互会的机制使他们失去更多的机会。

论苏联在经互会中的得与失

冷战时期苏联对尼泊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王艳芬
王艳芬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16

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于对抗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苏联与尼泊尔建立了外交关系,对尼援助计划也随之启动。由于受本国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苏联对尼援助的主要领域是工业及其相关产业,对尼援助的主要目的就是扩大其在南亚的战略影响,防止尼泊尔加入西方阵营,同时希望孤立中国以及在尼泊尔培养一个亲苏政权。

冷战时期苏联对尼泊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概念考证与辨析

田越
田越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16

20世纪50—6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作为一个政治术语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它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广泛出现和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弄清楚这一概念的历史渊源和内涵以及它与反对派、“60年代人”和“夜间人”等相关术语的区别,有助于全面系统地丰富对这一术语的理解。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政教关系

李渤,王建新
李渤 王建新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16

自1958年到1964年,苏联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掀起了一场苏联战后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反宗教运动,它不仅改变了苏联社会此前逐步走向正常化的政教关系,还以激烈的形式震动了整个苏联社会,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苏联共产党、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政教关系

苏联对犹政策的历史考察

余建华,康璇
余建华 康璇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16

历届苏联政府对犹政策的形成与演变,蕴涵着深刻的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这里既有苏联党内斗争、俄苏社会根深蒂固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反犹传统的影响,以及其他苏联国内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又存在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反苏反共势力的兴风作浪、东西方冷战,以及中东阿以冲突等各种国际因素的制约。由于特定的国内和国际因素,70多年苏联政府对犹政策经历了左右摇摆的变化过程,犹太人问题成为这个多民族国家尖锐而敏感的民族问题之一。戈尔巴乔夫处理犹太移民问题上的失策,也成为其改革失败、加速苏联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苏联对犹政策的演变,显然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借鉴与启迪。

苏联对犹政策的历史考察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性质探析

郭永胜
郭永胜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16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性质歧见纷呈,各种定性和观点截然不同。然而,通过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大部分持不同政见者都是一些具有创新思想和敢于讲真话的人,他们看到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和社会弊病,希望通过民主化、公开性、言论自由来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克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特别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前期,这些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也有少部分持不同政见者的主张和行动客观上迎合了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苏联的企图,但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和平的,主要是思想和道义上的。

经济学家与苏联新经济政策

刘长江
刘长江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3:16

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变化,经济学家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中的作用在我国的研究中仍然是一个空白。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终结的过程中,苏联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苏联面临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农村经济问题的设想方案,对苏联共产党的政策选择都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经济学家与苏联新经济政策

初探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历史功绩

李华
李华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57

该文探讨了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在1982至1984年执政期间的主要政绩,包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问题上多方创新与发展;二、强化劳动纪律、整饬社会秩序与惩治腐败;三、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有效地遏制了经济的持续衰退。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除了苏联国内存在驱动改革的客观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与安德罗波夫亲身历经过1956年匈牙利事件有关。

初探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历史功绩

高放教授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意蕴和结构

郭春生
郭春生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51

高放教授的毕生研究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理论的发展演变,更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在苏联、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特别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言立策,是高放教授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深刻意蕴。

苏联时期所有制理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陆南泉
陆南泉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50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产生的前提与条件,也是构成生产关系的基础与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制度的主要形式。构成生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否则它必将会阻遏、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涉及作为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所有制变革问题,以确定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与形式。在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阶段采取何种所有制形式,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大胆探索,确定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长期以来,苏联坚持传统的“一大二公三纯”所有制理论,在苏联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高级形式。苏联虽然20世纪80年代在所有制理论与实际政策方面有所松动,但在苏联剧变前的1990年国家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国家所有制进一步发展。这就难以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

苏联时期所有制理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苏联时期体制改革与现代化关系的分析

陆南泉
陆南泉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24

各个国家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论是通过革命还是改革,都在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努力。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不同,但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有其共同性,即要通过改革形成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制度。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而言,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通过改革使制度转型集中解决以下6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问题:政治民主化,成为法治国家;经济运行机制必须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即经济市场化;转变落后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科技进步,即要成为创新型经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与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形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转变文化、观念与思想意识,即实现人的现代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开放型国家,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体系,其制度与作为制度基础的价值观才具有国际影响力。

苏联时期体制改革与现代化关系的分析

苏联在1961年果阿事件中的角色

刘名望
刘名望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2:01

印度独立后,在其本土仍残存有法国、葡萄牙的殖民地。为此,尼赫鲁政府积极与法葡协商,试图和平收复两地。法国对此欣然接受,但葡萄牙却拒不合作,因此激起了印度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最终促使尼赫鲁1961年用武力收复果阿(即果阿事件)。在该事件中,苏联扮演了积极角色。在收复果阿前后,苏联都对印度的想法或行动予以了坚定支持,这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在此事件中的态度形成了截然反差,极大地捍卫了印度的国家利益,为随后印苏关系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趋贫习惯”:20世纪40-60年代苏联生活水平衡量问题

叶莲娜·祖布科娃
叶莲娜·祖布科娃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52

贫困作为一个相对范畴,与社会和历史背景相适应,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及不同历史阶段有自己的特点。对贫困的衡量方法包括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主观贫困。从绝对贫困看,苏联居民的生活在20世纪40-60年代都处于相当低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苏联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决定的,国家将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加速现代化进程以对抗外部威胁上,忽视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从主观认知来看,由于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和动员计划的推行,苏联民众在“暂时困难”、“敌对环境”观念支撑下和对最高政权充分信任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对贫困的习惯使得民众认为生活水平低是理所应当的。这种双重性是苏联民众意识的矛盾之一。但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一情况发生改变,对苏维埃政权、苏联意识形态和苏联社会形成了挑战。

“趋贫习惯”:20世纪40-60年代苏联生活水平衡量问题

1949~1952年苏联对中国西藏和平解放的态度

张皓
张皓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51

1949~1952年间,苏联支持中国西藏和平解放。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前,苏联从舆论、外交和交通运输上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赞同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在签订“十七条协议”时,中国政府规定要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从西藏驱逐出去,苏联表示支持。对于苏联所提实施民族自治的建议,中国政府基于国情婉拒,协议规定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苏联建议中国修筑公路。总之,西藏和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苏联排除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立场和其远东战略利益,因而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1949~1952年苏联对中国西藏和平解放的态度

南海争端中的苏联/俄罗斯因素

吕雪峰
吕雪峰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27

南海岛屿争端的产生,与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问题的形成有其同源性,均是美国主导下的对日片面媾和的产物。在1951年召开的旧金山对日和会上,苏联基于同盟利益,在捍卫库页岛和千岛群岛领土权益的同时,也积极支持中国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合法要求。直至1970年代初,南海岛屿争端主要存在于中国和南越西贡当局之间,而越南和苏联均支持中国。1970年代后,越南改变态度和苏联持偏袒立场,与中越苏三边关系的变化密不可分。冷战后,南沙群岛形成了6国7方分别占领的局面,而重返东南亚的俄罗斯把越南看作通往东盟的平台,并在东南亚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南海问题出现国际化、多边化和事实化趋向的背景下,“不选边站”是俄罗斯的最佳策略选择。

约翰逊政府有关部署反导系统的争论及决策

刘磊
刘磊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06

美国约翰逊政府时期,在国防战略调整及美苏核军备竞赛加剧的背景下,军方与政府各相关部门就奈基X反导系统的部署问题展开了长期而热烈的争论。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代表的军方极力要求政府以奈基X反导系统为基础,部署保卫大城市的全面反导系统,这一主张得到国会较多数议员的支持。而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代表的文职国防官员依赖“确保摧毁”的威慑战略来保障国家安全,反对立即部署反导系统,只支持继续进行研发。约翰逊总统起初也倾向暂不部署反导系统,希望争取与苏联就限制部署反导系统达成协议。由于苏联以及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发展,特别是苏联在莫斯科进行反导系统建设的进展,给约翰逊政府造成较大的国内外压力,加之当时苏联政府对就限制部署反导系统达成协议并不积极,在以上形势下,出于对内政治因素和对外安全及对苏外交的考虑,最终约翰逊政府决定在部分区域有针对性地部署有限规模的反导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正式做出部署反导系统的决定,对后来美国的反导部署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约翰逊政府有关部署反导系统的争论及决策

北约组织对苏联能源设备禁运政策的缘起与影响

崔丕
崔丕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1:06

在推动北约组织对苏联禁运能源设备的过程中,美国最初要求日本和西欧国家限制向苏联出口油轮,其后转向推动北约组织建立关于苏联石油问题的特别研究机构,提议对苏联禁运能源设备,与北约成员国以及日本进行外交交涉。北约组织对苏联禁运能源设备,开创了美国利用国际防务机制推行对苏经济遏制战略的先例,也是冷战时期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史上的特例。此后,美国重新利用巴黎统筹委员会推进对苏经济遏制战略。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汲取了北约组织对苏联禁运能源设备政策的教训,超越了北约组织对苏联禁运能源设备政策的框架。

北约组织对苏联能源设备禁运政策的缘起与影响

从苏联外交部门档案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

梁强
梁强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0:48

苏联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于1941年底开始,1943年下半年成立专门负责外交政策规划的三个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与苏联驻美国、日本大使馆一起向苏联领导人提交多份报告,详细阐述战后苏联在收复失地、严惩德日战败国、战后国际格局、国际体制、苏英美三巨头划分势力范围等问题上的规划。这些规划对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战后世界秩序和国际体制的确立中也得到了较大体现。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结束,莫斯科对世界秩序的规划和应对有很多相同之处,反映出俄国对外政策在地缘追求、强权政治、势力范围上一以贯之的传统。

苏联“刚性维稳”的代价与教训

李华
李华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00:39

为稳固国家政权,苏联曾经长期将“刚性维稳”(惩处性维稳)奉为圭臬。其“刚性维稳”的措施不仅落实在国内,而且推行到国外。尽管“刚性维稳”能快速平息群体性突发事件,获得短时期社会安定效应,但是人员伤亡、物质财产损失在所难免,执政党的政治声誉势必受损,并要以国家“消解法治”为深层代价。更严重的是,时过境迁之后群体性突发事件往往又会死灰复燃。长此以往,苏联与东欧国家陷入“骚乱—镇压—再骚乱—再镇压”的历史怪圈。这种“维而不稳”的短效性维稳模式说明,“刚性维稳”只是平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治标之策。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落实民主、保障人权、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是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不二法门。

苏联“刚性维稳”的代价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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