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人文社会科学精选文章

论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的特点及启示

王晓龙
王晓龙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行政成本”是现代行政学、管理学中涉及的一个概念。狭义的政府行政成本是指政府机构用于自身建立和运转的费用。广义的政府行政成本包括政府机构用于自身组织及运转的费用,以及在社会公共管理事务中所支出的费用与因行政行为失当给社会、环境等造成的隐性成本和无效成本之和。宋代地方政府机构数量之多、官员之众、耗费钱物之广,“三冗”问题之突出,为历代之最,其行政成本问题呈现出五方面的特点:一是存在“精简—膨胀”反复循环的怪圈;二是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三是地方政府用于自身运转需求的成本越来越高,用于社会公共服务支出的费用占比日益降低;四是地方政府显性的成本规模有限,而隐性成本消耗日益增高;五是地方政府非合理性解决行政成本的手段日益增多。这些特点对当今地方行政成本调控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论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的特点及启示

记忆与历史

周小兰
周小兰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法国共济会历史是“记忆之场”的典型。该组织被操控和被污名化的记忆源于1798年巴鲁埃尔神父出版的《雅各宾主义历史回忆录》,该书造就了革命派这个他者和反革命派这个想象共同体。19世纪,该记忆又被重新唤醒,导致教权主义与反教权主义、共和主义与反共和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些记忆成为创建科学的、客观的共济会历史的障碍。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学科的不断成熟与完善,官方和民间档案的开放,加入严谨分析方法的、较为客观的共济会历史与来自不同政治群体的记忆分离、对立。在几个经典问题被论证以后,史学家借鉴社会学、统计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继续澄清共济会历史,使其叙事转向区域化和碎片化。

晚唐五代敦煌康氏家族与归义军瓜州刺史康秀华考

郑炳林
郑炳林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晚唐五代敦煌康氏家族是敦煌粟特人中势力很强的胡人,他们是唐敦煌从化乡的主体,从石城镇迁徙而来,成为敦煌的豪族,从事商业手工业经营,同时还在吐蕃及归义军政权中担任各种官职,亦官亦商是他们从政的基本特点,敦煌文书中留下了他们很多丰富的记载。康秀华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吐蕃统治时期出任吐蕃部落使,并经营胡粉等高级奢侈品生意,归义军时期出任归义军使衙判官,最后升迁为瓜州刺史。

晚唐五代敦煌康氏家族与归义军瓜州刺史康秀华考

汉代丧服决狱对传统礼俗的破坏与“法律儒家化”之重估

李若晖
李若晖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瞿同祖提出“法律儒家化”命题时,以晋律“准五服以制罪”为标志。这包含两层基本意义:一是晋泰始律之前的秦汉律令条文与决狱定谳是非儒学性的,尤其是未曾引入五服制;二是泰始律“准五服以制罪”才将刑无等级的法家律令改造为维护等级的儒家律令。通过对东汉时期典型案例“何侍搏姑案”的细致分析,可证汉代已存在以丧服决狱,并且,这一决狱方式颠覆了传统礼俗,使丧服由亲疏程度的表征,被异化为行为规范。于是,礼所原有的双向性原则被摧毁,代之以法的单向性原则。对于以服制入律的准确评价,不是欺骗性的“法律儒家化”,而是“儒学暴力化”。

汉代丧服决狱对传统礼俗的破坏与“法律儒家化”之重估

中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及其史料价值

杨韶杰
杨韶杰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对中世纪教会史研究而言,中世纪主教档案是一个极为基本且极具价值的史料来源,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20世纪,以地方档案协会为主的档案出版机构对中世纪主教档案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出版,促进了这些档案在教会史领域中的研究和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受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演进的影响,西方学者们对中世纪主教档案的使用经历了从制度史研究范式逐步到社会史研究路径的转变。随着研究重心的变化,人们对主教档案的解读不断深入,其史料价值也不断得到挖掘。

北凉手工业研究

杨荣春
杨荣春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文章以吐鲁番、河西出土北凉文献为中心,兼及同时期墓葬出土文物,来研究“丝绸之路”背景下北凉的冶铸、酿造、蚕桑、纺织等手工业发展状况,反映地方政权北凉也在传承发展中原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同时,利用吐鲁番出土高昌郡契券,对北凉的买卖、借贷、租赁等经贸活动进行探讨,证实北凉繁荣了“丝绸之路”的经济贸易。

北凉手工业研究

秦至西汉属国的职官制度与安置模式

黎明钊,唐俊峰
黎明钊 唐俊峰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本文主要探讨秦至西汉属国的职官制度,以及属国内部族群的生活模式,以及他们与汉帝国的互动。根据战国秦“蜀属邦”的例子,可见秦属邦官制呈现出“流官-外族官”的双轨制。原政权虽然能保持一点独立性,但属邦的实权却被秦设置的流官属邦守掌握。西汉属国的官制大致与秦属邦接近,唯独汉武帝参考部都尉制度,把属国长官由“守”改为“都尉”。此外,本文又以武帝“五属国”为例,指出属国的内部空间不足以支持内附的游牧族群维持原来的生活模式。在生活空间减少的情况下,虽然属国民仍保留原来仟、佰的部落组织,但部分人群似乎开始过着定居生活。而属国的归附族群在军事、社会等层面皆和汉帝国有着密切接触。军事上,他们需对汉帝国的军事行动提供协助。社会上,部分属国民曾被汉人非法强捕为奴;又因属国官吏希望属国民能如汉帝国正规编户民般缴纳徭赋,这往往引发双方冲突。

秦至西汉属国的职官制度与安置模式

资格审查:古典时期雅典官员任职的法律资格与道德规范

李宏伟
李宏伟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官员任职资格审查是古代雅典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与司法程序。在民主政治下,尽管雅典人奉行自由、平等的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位雅典居民都有资格代表其他人的利益执掌权力。古典时期,无论是经抽签还是选举任命的官员,只有在接受任职资格审查后,才有可能正式入职,履行城邦赋予他的职责。从候选人需要回答的程式化的问题与吕西亚斯的四篇任职资格审查演说辞来看,任职资格审查制度不仅在筛选候选人的法律资格上发挥着实际功能,同时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于雅典人公民身份的建构,以及民主制的维护也有着重要意义。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沿海五城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

耿元骊
耿元骊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五代十国时期,分属南汉、闽、吴越的广州、泉州、福州、明州、杭州成为“前早期经济全球化”时期代表性港口城市。五城带动中国南方形成了贸易为重、海商为尊的观念变迁,率先成为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港区。广州海外贸易路线最长,延伸到今天伊拉克等地;福州、泉州与东南亚、日本及朝鲜半岛来往频繁;杭州、明州与东北地区、朝鲜、韩国、日本等地交往密切。中国出口多为瓷器和丝绸,进口大多为香料和奢侈品。在濒海而生的小国割据体系当中,各政权都高度重视商业,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为立国根本,形成了区域间竞争关系,为宋以后东南沿海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沿海五城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

義隨世變

洪麗珠
洪麗珠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明朝是近世第一個以大一統形式“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漢族王朝,重構華夏正統的背景下,對元朝稱以胡虜、胡元等,易於理解,但爲何用“勝國”,就顯得特殊。本文論證以“勝國”代稱前朝,是從元代開端,最初的“勝國”於《春秋》中本意爲“絶其社稷,有其土地”;《周禮》中爲“亡國”,並非專指前朝,到了明代晚期的字典中,已定義爲“爲吾所勝(亡)之國”,顯示“勝國”之用在元代經歷了意義上的微妙變化。姚燧頻繁地使用“勝國”專稱宋朝,是詞彙擴散與定型的關鍵人物;黄溍則强調元滅勝國(宋),其不殺之仁與大一統之功,凌駕誅征得國之不義;歐陽玄於《進三史表》的語境中,獨稱宋爲勝國,在三史並立,争爲正統的特殊情況下,承載了士人真正的意念。入明與修《元史》的元代遺士,延續師輩的“勝國”運用,改以專稱元朝,在二十幾年後以國家立場明言元承宋統,徹底解決元修三史應繼誰爲正統的争議,明以元爲勝國,定位的正是宋元明的統序。明中晚期,勝國於易代之際所發揮的正統意義漸漸淡去,胡元、夷狄、胡虜等更符合時代氣氛,直到滿人入主中國,“勝國”於華夷鼎革之中再度浮現。

義隨世變

论秦及汉初身份秩序中的“庶人”

王彦辉
王彦辉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秦建立的爵制身份体系中,无爵的男性成员分别称公卒、士伍、庶人、司寇、隐官。其中,庶人是一个指称免除罪人、奴婢身份的泛称,但比之庶民、编户民等概念又是一个专称,属于一种身份歧视性概念。赦免罪人为庶人乃秦国旧政,秦王政时期并非“久者不赦”。罪人狱未决可赦除全罪,狱已决的“徒隶”一般为减罪。罪人入刑的等级分为刑罪和耐罪等,刑罪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和耐罪的隶臣妾统称之为徒隶,编入“徒隶簿”。当徒隶老、癃病、“毋(无)赖不能作”,国家允许其亲属、熟人予以赎买,收人亦可当作商品卖到民间。徒隶于赦免之外,还可通过自免或人为免的方式免为庶人;私奴婢获免可分为主人放免和国家诏免。徒隶和私奴婢免为庶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赋税、徭役等义务,由其所在县乡“收事”。其后代与士伍、司寇、隐官子一样,皆以士伍身份傅籍。尽管庶人在田宅制度上可以享有和公卒、士伍同样的待遇,但却泯灭不掉罪人、奴婢的历史印记,所在官府编有《庶人名籍》备案,不仅本人在政治上受歧视,而且其后代在仕宦上也要受到种种限制。

拱卫与制衡:安史乱后洛阳及其周边的军事动向

万晋
万晋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安史之乱后,洛阳在两京政治轴心体系中走向边缘。但作为中原地区的核心,其仍然牵制和关涉到河北、中南、东南地区。中央王朝与洛阳周边藩镇,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相制衡的局面。唐王朝对其的经营、控制与周边藩镇力量对其的渗透、觊觎,形成相互抗衡之力量。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作为中央与藩镇抗衡过程中的一个支点,洛阳及其周边的军事动向也是审视这一时期朝藩关系的窗口。

拱卫与制衡:安史乱后洛阳及其周边的军事动向

元代家族发展略论

刘晓
刘晓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宋代以后中国家族的发展进入被称为“近代封建家族”或“近世家族”的新阶段,其中以“敬宗收族”为目的而出现的族谱、族田与祠堂,是这一阶段家族组织的三个重要外在表现特征。本文以族谱、族田、祠堂为切入点,通过对元代家族的发展情况做粗略梳理,认为元代中国北方地区因长期受战乱等因素影响,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发展缓慢,且受到一定限制,而江南地区自北宋以来因基本未受外力冲击,家族组织的发展进程则保持了原有的发展势头。

元代家族发展略论

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

牟发松
牟发松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隋炀帝对南方人文成就的高度评价,对南方文学的企羡和仿习,与关陇集团领袖人物如宇文泰、苏绰乃至其父隋文帝的态度极为不同。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江都的特殊情感上,不妨径称为“江都情结”。炀帝继位初发动的营建东都、开凿运河、游幸江都等大型系列工程,诚然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经济地理以及文化战略背景,但也与炀帝的江都情结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唯其如此,这些工程的合理性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也往往被忽视。炀帝选择江都作为葬身之地,即因江都是其事业发迹之所,精神故乡所在,文化情感所系,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为江都情结而殉身。隋炀帝与唐太宗在诸多方面,包括南方文学好尚上,极其相似,但在如何处理个人的文化兴趣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二人表现迥异。它从一个侧面透露了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唐太宗和隋炀帝,在政治成就和历史评价上何以如此迥异,而历史也昭示,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作反面教员,就不会有唐代的明君太宗。

巫咸源流新证

刘玉堂,曾浪
刘玉堂 曾浪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巫咸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重要的发明创造者,对筮占、医药、天文历法等学科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其主要活动在南方,晋人郭璞实地考察写出的《巫咸山赋》已指明今巫山及巫峡境内确为早期巫咸族属的活动区域。而有关晋南巫咸遗迹的记载,应是黄帝时代巫咸官通过占筮战胜号称炎帝的蚩尤有功而在地名上的反映。据文献与考古资料证明,巫咸与以颛顼族属为中心的早期楚人及其文化关系密切。商代传天文之贤相巫咸也是颛顼重黎之后。春秋以降,申公巫臣与巫咸的故事在吴越地区互相糅合,共同见证了楚文化的东传。

巫咸源流新证

从甲骨文“呙”字说到殷人的忧患观念

晁福林
晁福林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甲骨文“”(或写作),当释为“呙”,在卜辞中多读为“祸”,过去将甲骨文“”字释读为“祸”,实为鸠占鹊巢。“”当依于省吾先生说读为“咎”。它与甲骨文“祸”字虽然同与灾害有关,却有不少区别。主要是在卜辞里,祸由人起,而咎自外来。殷人的灾患观念里既有对神灵的迷信,又有一定的反省精神和深深的忧患意识,还有一些勇于担责的气魄。战国时期,孟子论国家存亡之机曾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著名论断。商王朝立国五百余年,与殷人浓厚的忧患意识是有关系的。

从甲骨文“呙”字说到殷人的忧患观念

书法:更高的标准

邱振中
邱振中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非常高兴来到慈溪,和大家有一次交流的机会。慈溪是一个漂亮而开阔的城市,我虽然还没有去海边,已经感觉到海的味道。每次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以这种讲课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交流,总有很多收获,结交很多朋友,我也希望这次讲课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后有更多交流和对话的机会。  这次讲

二里头绿松石龙牌、铜牌与夏禹、萬舞的关系

何驽
何驽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二里头宫城内2002VM3随葬绿松石龙,很可能是宗庙祭祀时抱于怀中的绿松石龙牌,它是“禹”的化身仪仗。宗庙祭祀时,由2002VM3墓主之类的伶官手持龙牌、系铜铃、戴羽冠跳舞时,它则是萬舞的道具。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至四期,绿松石铜牌饰取代绿松石龙牌继续作为“禹”的化身仪仗和萬舞的核心道具。古文“夏”字表现的是跳萬舞的人,因此手执绿松石龙牌或铜牌仪仗祭祀“禹”、同时戴羽冠舞动龙牌或铜牌跳萬舞的“中国之人”被称为“夏人”。

二里头绿松石龙牌、铜牌与夏禹、萬舞的关系

艺术形式与精神表达

关家敏
关家敏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拜占庭艺术是人类艺术史流传下来的经典艺术遗存,对西方各时期文化艺术乃至遗产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而关于拜占庭艺术研究,至今让学界极力研判的论题是:精神内涵能否用艺术语言与材质来表述?拜占庭艺术所运用的形象范式、构图样式、色彩法则、材料质感等能在多大程度上表征精神诉求?新柏拉图主义的美学思想提供了解读角度。文章以中世纪拜占庭艺术为例,剖析拉文纳的圣维塔尔教堂、柯拉教堂等拜占庭文化遗产的圣像艺术,以新柏拉图主义及受其影响的美学思想为框架,以艺术本体为出发点,探究关于艺术形式与精神追求的问题。

艺术形式与精神表达

论点摘编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身体的移动与空间的扩展     ——理查德·朗室外雕塑作品的哲学向度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5~42   作为欧洲大地艺术的代表性艺术家,理查德·朗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充分探索了“在自然空间中的行走”这一行为的艺术表现力,并将它作为室外雕塑创

互补设计方法的认知模式研究

王潇娴,何晓佑
王潇娴 何晓佑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通过对“互补”的理解,得知互补不仅仅是一种自然规律、一种哲学思想、一种科学原理、一种手段,还可以作为一种设计思维与方法即“互补设计方法”(何晓佑,2011);进而,笔者从设计的多元性、系统性、抉择行为的权变性、问题求解的多样可能性等方面出发,以“互补视角”构建设计认知模式;最终,完成正向与反向视角、求同与求异视角、自我与非我视角、有序与无序视角、传统与未来视角等设计认知模式的构建与研究。

互补设计方法的认知模式研究

绘画中的“历史迹象”及其意义

占跃海
占跃海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创作的当下性和作品素材中的历史性之间,存在一个具有意义引导价值的“时间差”,这对于知性画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工具。时间差可以用来影射当代问题,也可以作为绘画中的局部元素起作用,形成作品的精神深度。画家们在作品中融入历史的信息,这个早期出于小题材生存困境的无奈选择,逐步发展为在世俗的、自然主义题材中注入内涵的重要方法。16世纪到18世纪,小题材通过有故事的“装扮”寄居在历史画的地盘上,逐步长出丰满的羽翼,这是小题材的涉世策略。

绘画中的“历史迹象”及其意义

从手工艺伦理实践到设计伦理的自觉

朱怡芳
朱怡芳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本文通过分析手工艺伦理实践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思想,论证了设计在手工艺历史文脉关联中的伦理共识,以及设计实践与理论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设计伦理建构的自觉。本文不但提出手工艺伦理的本质是获得“美德”,其范畴不仅限于职业伦理;还归纳了设计伦理的四项根本内容;最后强调了参与整个伦理文化传承与体系建构的设计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宫娥》的再现悖论及解决

彭锋
彭锋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几乎没有一幅绘画作品像委拉斯凯兹的《宫娥》这样,引起如此持久、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它曾被画家们称为“绘画的神学”“真正的艺术哲学”,美术史家忙于考证该画的内容,哲学家忙于解释该画的意义,画家们也没有闲着,忙于对它的研究和戏仿。围绕《宫娥》生产出来的大量文本和图像,

《宫娥》的再现悖论及解决

从“视觉革命”到“政治启蒙”

张伟
张伟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11:34

作为近代中国以图像为主导的传播媒介,《点石斋画报》基于照相石印技术的广泛采用、中西融汇的图像设计、图文互动的接纳机制以及本土视角的文本修正策略等形式变革,通过对时事新闻、都市风情以及域外新知的主题书写与视觉再现,以一种“他者化”的想象建构了近代中国图像介入政治的先遣模式,激发了民族主体意识与现代社会观念的潜在生成,在晚清上海文化的“大众化”走向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语境中,实现了图像与政治的审美合谋,成就了图像表征政治的中国样式。考察《点石斋画报》图像“想象”政治的文本架构对重新认识这一媒介乃至探讨现代视觉传媒的权力作用机制都将有所启发。

从“视觉革命”到“政治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