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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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犯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其思想根源主要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脉之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离开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实的生动发展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活生命力在于理论创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不竭的源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J]或者报纸[N].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0):15-21

正文内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理论层面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总结这一历史所积累的经验,无论是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是对于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都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危险:教条主义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向全党提出了一个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注:《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转引自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答记者问”(上),《学习时报》2005年4月4日;p.928)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内容与中国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通过中国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带有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斗争中去。简言之,一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二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讲这段话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这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危险。

  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一种西方思潮,产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此时,资本主义已经经过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实现了大机器生产和工业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那样一种社会历史条件下,总结了人类先进思想的积极成果,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据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却面对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况。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和蹂躏;近代以来为了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缩短与资本主义之间在社会发展程度上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差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政治理论,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发现此路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的思想武器来接受的。党的最早的一批领导人无不主张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着历史差距,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对此,党在幼年时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因而在现实斗争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要不是像修正主义那样借口情况特殊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主义地理解和照搬马克思主义。

  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的代表者之所以实行投降主义,是基于一种离开中国特点的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错误认识。他们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离不开资产阶级;中国产业不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就更幼稚了;幼稚的工人阶级只能帮助资产阶级完成革命,而落后的农民则难以加入革命。根据这种认识,他们在现实斗争中找不到可靠的革命力量,因而在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严重局势下束手无策,使革命遭受惨重失败。

  土地革命时期左倾错误的代表者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别国的革命经验。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特点,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为中心,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终于把革命引入绝境。

  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虽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它们的代表者都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他在上述引文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并以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连说了“三个必须”:“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是与反对教条主义分不开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众所周知的“两个凡是”就属于教条主义范畴。理论界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当时,邓小平再次阐述了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143)正是由于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才得以开创。

  当人类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80年风雨历程。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正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挫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pp.150-151)这段话距离上引的毛泽东那段话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这时,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教条主义的警觉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具代表性和最有核心意义的命题当属实事求是。

  1941年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用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而又容易理解的成语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概括起来,这就是实事求是。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801)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它始终坚持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而人的认识归根结底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人们只有承认这一点,坚持从实际出发,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同时,唯物辩证法又认为,任何客观事物都相互联系,都有其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人们只有通过能动的辩证的认识过程,通过研究和思考,才能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只有运用合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去指导行动,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实事求是的提出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探索过程,它被全党理解和接受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毛泽东就注重领会其精神实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解决革命中遇到的实际问题。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09);“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p.111-112);“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15)。然而,毛泽东这些做法和思想在当时不但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反而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那些所谓“精通”马列主义,说话办事引经据典的人反而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在遭受打击和排斥的日子里,毛泽东开始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从1932年秋到1934年秋这段时间,他想方设法搜集马列著作,扎扎实实下功夫读了两年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他又抽出大量时间研读马列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并在抗日军政大学发表了题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演讲。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称之为唯物辩证法的本质与核心。他还反复引证列宁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87、312)通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和深入的理论思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在延安整风中,他将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根本法则、本质与核心、活的灵魂等等研究成果加以浓缩和提炼,用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成语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提出和被全党所接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达到成熟,它像一面鲜明的旗帜指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程。

  当历史经过曲折发展,中国社会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同样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拓进取勇往直前。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谓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143)为了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这是因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当时人们的思想处于一种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这种状态不打破,既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也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所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279)“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364)邓小平认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蔚然成风:成为我们的党风、学风、军风、民风,成为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顺利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

  十五大高度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997年9月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10)同时,江泽民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13)后一段话所表达的思想后来被概括为“与时俱进”又得到进一步解释和发挥。无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其核心都是实事求是。如果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话,那么实事求是就是其脉之所在。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不同方面。二者相互包容、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实事求是离不开理论联系实际。不要说“求”的过程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就是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和捕捉问题也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储备和理论素养。所谓“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就是缺乏理论眼光和判断力的缘故。理论联系实际也离不开实事求是。它要求把科学的理论应用于实际,并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毛泽东曾经把理论联系实际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他说:“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801)

  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一直是毛泽东理论研究的重点。翻开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人们不难发现,这些著作不是某种学说体系的逻辑推演,而是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解答。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他的理论著作中阐释和回答了诸如,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湖南农民运动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国向何处去?等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重大现实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他的理论著作中研究和探讨了诸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国际关系等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具体阐释、回答、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的。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诸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外部条件、战略部署、依靠力量和基本路线等一系列关于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回答,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来的。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p.32)他还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p.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之际,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长期面对三个重大课题:一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二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三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他说:“能否始终解决好这三个重大课题,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p.13-14)在这次讲话中,胡锦涛还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诸如,如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如何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如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何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p.26-27)

  正是这些重大现实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生长点。离开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实的生动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因为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这片沃土中,拥有如上所述一个个生长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树才得以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活生命力: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现实的生动的发展过程,其生命力在于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创造性的理论成果。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不竭的源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极富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世界近代史上,无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其发源地都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照例也是将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为了攻占中心城市发动过一系列武装起义,均因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相继失败。在严酷的现实斗争中,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毛泽东果断决定把秋收起义的队伍带上井冈山,由此踏上开辟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道路。这是实践中的创新。实践的需要推动着理论的创新。为了回答革命队伍中对“工农武装割据”的责难与怀疑,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与冲击,毛泽东到井冈山不久就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这些文章所阐述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实践检验,在抗日战争中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被全党所接受。这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邓小平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创新精神。他说:“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p.126-127)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马列著作中所没有的。在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候,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已历经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也近20年。在如此深厚的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仍然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他曾经回忆说,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起初是不明确的:“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15)即使如此,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仍未停止。他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只是说明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还没有提到具体纲领。把一般纲领具体化的工作是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完成的。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他又根据把国内资本主义区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这一新认识,对以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定义作了重要补充。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中国的现实,既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证的那样,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邓小平总结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领导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p.2-3)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是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正在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所谓改革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其目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扫除障碍;所谓开放是要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了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已有50多年历史。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使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考验。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党先后垮台,也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要成为重中之重。胡锦涛这样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p.6-7)

  继江泽民之后,胡锦涛又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需要,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的观点和新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必将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

  上述这一切极富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这些成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阐述的,也是列宁和斯大林没有提出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抗争奋斗的历史,也预示着中华民族无限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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