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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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依据中国的国情和党情,正确阐明党的思想路线、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在农民群众占多数的国度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其基本的和首要的工程。只有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并加以娴熟的运用,才能正确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党才能担负起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这一历史使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三题.[J]或者报纸[N].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06):107-116

正文内容

  毛泽东曾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概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这体现了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一个本质的方面,无疑是十分深刻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但就其基本的和首要的方面而言,就是要依据中国的国情和党情,正确阐明党的思想路线、最高纲领与阶段性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在农民群众占多数的国度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问题。形象地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性工程,只有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并加以娴熟的运用,党才能担负起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这一历史使命。

  一、关于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导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思想武器;而党的斗争经验又告诉我们,仅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够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重要的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的极大特殊性,使中国革命面临着需要依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解决的各种复杂问题。同时,又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多数的国度,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响党的队伍。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就是这种思想方法影响的突出表现。这不能不极大地增加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难度。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和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相联系的。由此可见,毛泽东紧紧抓住党内思想方法上两条路线的对立,倡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这对于确立党的正确的思想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从李大钊最早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到大革命时期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认识并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那么,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则是更加自觉而深刻地阐述并倡导了这一思想原则。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次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观点。虽然这时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还未出现,但党内已经存在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等等问题。中国革命是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还是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这的确是关系到中国党和革命的命运与前途问题。毛泽东这个观点的提出及其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实际上蕴涵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这样丰富的内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付诸实践,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三者是密切相关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在这篇文章中已有了较深刻的体现。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问题上,当时在党内曾有过长期的争论。毛泽东曾称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即指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但是,当时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还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更为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反对教条主义,而且还十分重视要在思想上分清是非。他的许多理论著述,从《实践论》、《矛盾论》到整风期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反映了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从而为我们党奠定了一条更加系统完备、生动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确立并积极倡导的这条思想路线,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把思想方法的问题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也就是说,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一条思想路线提了出来。我们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没有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加上当时中国革命危机日益加深,党成立后即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因此,同欧洲一些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情形有所不同,在中国党内不存在要不要革命和是否承认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同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占多数的特点相联系,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革命的问题凸显出来。党内一些同志虽然口头上、理论上也承认唯物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违背唯物论的。他们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这种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紧紧抓住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风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积极在党内倡导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他称“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P820) 这极大地提高了高级干部的认识,正如博古在整风运动中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有了痛切的认识,他说,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轻视中国革命本身的经验,而把马列主义的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作教条搬用。毛泽东称这次以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为主要任务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革命,是全党思想的一次大转变。这就从确立指导中国革命最基本的思想原则的高度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说:“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P813) 在这里,把解决学风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工作态度问题,看作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这无疑是符合我们党的实际、非常深刻而重要的命题。

  其次,指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包括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和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这构成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表明,毛泽东是始终重视理论的,只是反对那种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他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2](P374)。这正如他在1930 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P111—112) 他这时就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之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3](P116)。由此可见,把理论与实际、坚持与发展、学习与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毛泽东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态度。

  毛泽东是在党内主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同时也是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最热忱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他为了正确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毕生致力并倡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要求把学习理论同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指出: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特别强调:“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4](P533) 正因为这样,他在中共七大上又一次强调了“应该重视理论”的问题,并明确提出要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阅读《共产党宣言》等五本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指出,这五本书,“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5](P417) 由此可见,他始终是把党的理论建设看作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是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P707)。他尖锐地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上述两个方面的统一,就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也就是他所说的“矢”和“的”之关系。

  再次,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提了出来。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3](P115) 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1](P789) 他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3](P92) 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3](P109) 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他诚挚地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1](P791)

  毛泽东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思想原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从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诚然,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曾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一旦离开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同样会把我们的事业引入迷途。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它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但应当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是他在探求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迷误。在50年代的中期,毛泽东以极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了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并取得了在今天仍然值得称道的积极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按这条正确的道路笔直发展下去,而是由于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指导思想导入了歧途,走了一个很大的“之”字形的曲折道路。这既反映了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说明要找到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应当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道路的思想及其探索又具有深远的开拓意义。因而,我们既要坚决地从理论和实践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要善于坚持和发展他提出的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正确命题及其积极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的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反映了这一历史的要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是毛泽东所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的最忠实的继承者。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他反复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这里,他把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点,认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简明概括。他在新时期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他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同时,他又指明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性,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所以,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邓小平还把开展两条战线上的反倾向斗争,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联系起来,既要反对思想僵化的“左”的错误倾向,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主张,使改革沿着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轨道健康发展。这些说明,党的思想路线在新时期获得了新的发展。很显然,实事求是是贯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的一根红线,同样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哲学基础。

  二、关于最高纲领与阶段性纲领相统一的问题

  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在这里,主要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以取得民族独立,反对国内封建势力以取得人民民主;主要的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广大的农民。因而,在这样东方的落后大国里,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同阶段性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党成立之初通过的文件中,就提出党的纲领是要以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作为奋斗目标来说,表明一个初生的党就作出了符合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的选择,具有深远的意义;但作为党的现实的基本任务,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反映幼年的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党的二大虽然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但对社会主义革命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还不能作出正确的说明。虽然在这之后党内有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过理论探索,但毕竟没有形成全党统一的认识。相反,在党内却产生过或是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二次革命论”,或是要在民主革命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革命论”,这些错误主张曾长期困扰着党,并先后两度把中国革命导入歧途。这既不能完成当前的革命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代表了我们党在这方面探索的正确方向。早在大革命时期,当全党尚未完全摆脱“二次革命论”束缚的时候,他就强调指出: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并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应该首先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终极”目标才是实现“世界大同”。初步地指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结。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判定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成为一个关系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重要问题。由于这时民族资产阶级已追随大资产阶级背离了革命,毛泽东也曾有过“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的看法,同意“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苏维埃”的主张。但他在深入实际调查中敏锐地觉察到,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正确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3](P47、48) 因而在根据地建设中注意抵制冒险主义错误, 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政策。正是根据地建设的实践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斗争的经验,使党深化了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毛泽东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3](P276) 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联结点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绝不可能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4](P672)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存在不断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将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了”[4](P650)。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就反映了上述特点。拿经济纲领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其经济形态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6](P1433) 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所以必须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主要是:1.不能动摇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2.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使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得到限制,否则,任其自由泛滥势必危害整个国民经济。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强调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使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导向的、决定性的作用,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这种立足于现实又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中也都得到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共产主义理想的确立,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选择,但要最终实现这个目标,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要通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才能逐步达到。因而如何处理现实的发展阶段同终极目标的关系,是正确指导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既要反对超越阶段的“左”倾空谈主义,又要反对那种“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这两种错误都曾给中国革命带来过重大损失,党正是在同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同样坚持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为指导,把最高纲领同阶段性纲领辩证地统一起来。我们知道,邓小平在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时,不但依据国情和历史经验正确判定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还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在带根本性的层次上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既找准了历史定位,又明确了前进的目标,正确体现了最高纲领同阶段性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个重要思想,对于我们的事业显然是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从最高纲领同阶段性纲领相统一的观点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在以下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其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根本任务与终极目标相统一上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个新概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既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深入考察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时代特征,从本质层面上把握和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特征、功能和目标。这个新概括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极富创新精神的理论价值上,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它具有的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上。具体地说,它首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突出的地位,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之中。如果说发展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的共同要求,那么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在发展生产力上又不能不具有历史局限性,如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终归会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建立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其不适应的方面能够通过自身的调整和改革加以解决,因而能够自觉地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要求。同时,邓小平又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根本目标。很显然,如果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方面的目标,不讲生产成果属于谁和如何分配的问题,是不全面的。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目标统一起来,才能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在这里,邓小平非常重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终极目标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多次讲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他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7](P172)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7](P364)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的目标。

  其二,社会主义本质是它所确立的根本目标同逐步实现的发展过程的统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动态发展中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不断巩固和完善的过程,本身要经历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其共性,又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因而用僵化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同样,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也不是把它作为完成式的定义,而是用“解放”、“发展”、“消灭”、“消除”和“达到”这样的动词,在动态中描述它的丰富内涵。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本质是在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逐步展开和实现的,是根本目标和过程的统一。我们应该根据这样的认识,来理解社会主义本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体现,同时又要在主观指导上善于根据初级阶段的特点恰当而正确地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比如,我国生产力获得了较大的解放和发展,但其发展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更加自觉地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准备条件。再如,即使在初级阶段,也要朝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否则就背离了社会主义;但又不能一蹴而就,立马实现。邓小平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经济发展和致富条件不平衡的实际出发,提倡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基础上先富起来。这里所说的“一部分”,就包括非公有制成分,也包括允许合法经营中一定程度的剥削;但又不允许由此而导致两极分化,不允许损害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这样做,是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就业安排,有利于方便生活,归根结底会有利于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总之,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深刻理解我们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地鲜明地指出:“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7](P112) 因而正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所体现的立足现实同远大目标的关系,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长远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在农民群众占多数的国度进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

  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所处的社会环境,既不同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从事革命活动时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别于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社会,而是面临着许多更为复杂而特殊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多数,并在长时间的、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旧中国是一个现代工业经济十分微弱的国家,工业无产阶级虽然有很强的战斗力,但人数很少,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则占人口的大多数。特别是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党的组织的大部分转入了农村,这就使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了很大的比例。中国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主要承受者,有很强的革命性,并且真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社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党要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走出仅从工人阶级中吸收党员这一狭小的范围,而要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吸收大批的革命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借以壮大革命力量,扩大党的影响,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党。这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一个必经之路。但由此也带来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进入党内,势必也把大量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和其他各种错误思想带进来,使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同时由于党长期处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的环境里,又增加了克服这些错误思想的难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面临的一个特殊而困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党,使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成为党的建设的一个突出而重要的问题。很显然,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就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也就不能有中国革命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毋庸讳言,对于我们党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个历史的难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外的一些朋友,包括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是心存疑虑的。

  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建设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化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创造性地完成了这项伟大工程。邓小平曾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8](P44)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不仅是对整个党的组织而言,而且还提出了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还要在思想上入党的重要思想。党员是党的细胞。只有使党员具有坚定的信念、完美的党性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才能使党的组织凝聚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所以毛泽东提出党员要思想入党的要求,就把着重思想上建党落到了实处。这样做,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他看来,党员的出身并不决定党的性质,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并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建党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党建经验,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党的建设的一面旗帜。

  首先,把理论教育作为思想建党的核心,在党内持之以恒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工作。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武装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帮助他们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自觉性。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最热忱的倡导者,同时又是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积极的领导者。早在20年代创建革命根据地期间,毛泽东就针对红四军中“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的问题,请求中央想方设法购寄理论书报,并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他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列为“党内教育”的一个基本内容。在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以后,毛泽东从党担负的新的历史任务的高度,提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他指出:“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4](P533) 从40年代到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开列诸如5本、12本、30本的马列书目,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阅读。他曾指出,我们党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我们党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就大大提高了。正是由于毛泽东不倦地倡导并身体力行,使重视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成为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对于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化的党,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其次,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毛泽东还领导全党创造了“整风”这一在党内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有效形式。毛泽东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3](P306) 因此,进行党内思想教育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进行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内组织生活,及时发现和解决党员中存在的思想问题;通过经常性的理论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另一种方式,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一段时间,结合党的历史,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总结党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全党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达到新的高度的统一。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的最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同时反对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通过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着重汲取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教训,开展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大讨论。这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了一次生动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党的路线的教育和增强党性的教育。通过延安整风,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高度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基础。

  这里还要指出,为了保证党内斗争的健康进行,毛泽东鉴于历史上在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在1942年2月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宗旨和方针。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1](P827) “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治病救人”,就是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病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毛泽东强调,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1944年4月,毛泽东又对这个宗旨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 处理历史问题,开展党内斗争,应该“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1](P938)。

  要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首先,要对党内矛盾与斗争的性质和党内思想状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党内矛盾的出现,往往是由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不一致而引起的;是在根本利益和革命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出现的思想上认识上的分歧。因此,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没有背叛党和革命事业,在行为上没有直接危及党的组织和其他同志,他仍然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分子。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党员,都是能够通过教育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其次,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只能采用讲道理的办法,采用民主的讨论的办法。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不能模棱两可,不分是非;同时要耐心地做好犯过错误同志的工作,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认识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避免重犯错误。再次,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不简单地否定一切,而是在批评他们错误的同时,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的成绩,以便对他们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使他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毛泽东强调,“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1](P938)。毛泽东倡导和确立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条宗旨,不仅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的惟一正确的方针。

  延安整风,为尔后进行阶段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正确开展整党整风创造了成功的经验。

  再次,把党的作风建设提到世界观和党性原则的高度来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首先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最初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时,就包含了树立优良革命品质作风的丰富思想。他们认为,共产党既不同于资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又不同于其他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党人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活动符合全党的目的。毛泽东在总结我们党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把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并指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把党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贡献。

  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归根结底是世界观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作风。毛泽东概括的党的三大作风,是中国工人阶级优秀思想和品质的提炼与升华,它集中体现了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风范、气派,特殊的品质、风格,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外在表现。加强作风建设,对党员来说,是要求以党性自律,而群众也通过党员的作风表现来评价和监督党员。党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思想教育的内涵。

  正是由于毛泽东倡导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要求党员不但在组织上而且还要思想上入党,同时在组织建设上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一正确的建党路线,使我们党在一个特殊而复杂的社会条件和建党环境中,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就使党成为能够正确掌握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坚强战士。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邓小平曾指出:“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8](P44) 这指的就是毛泽东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所积累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指导了新时期的党的建设。这些都成为我们继续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宝贵的理论财富。

  历史经验表明,只要我们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处理最高纲领同阶段性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并能始终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一定能够科学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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