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解放理论视域中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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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马克思的宗教观必须置于马克思解放理论的视域中加以解析,才能把握其真正的精神要义。文章从马克思“观”宗教的生活角色、理论前提、价值立场和方法论四个层面,确证了马克思的宗教观独特的运思倾向,以及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之根本主旨;指出,宗教从对人的解放力量蜕变为人的解放与发展的桎梏,正是由于现实生活的变迁所提出新的解放任务使然。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正是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立足于无产阶级与人类彻底解放的历史使命,他强调指出,解放的根本方式与路径只能是现实的实践活动,解蔽宗教、创发现实条件,促成宗教的消亡,是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环节。

关键词:解放理论,宗教,唯物史观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论马克思解放理论视域中的“宗教”.[J]或者报纸[N].东南学术,(5):98-103

正文内容

  马克思的宗教观,① 其独特性体现于他“观”“宗教”的生活角色、立场,以及价值尺度与方法论上,这构成了马克思“观”宗教的理论视域。对之必须首先加以澄清与厘定,惟有如此,才能矫正在马克思宗教理论研究中因视域混淆、思维偏失所导致的种种错误,使马克思宗教理论的研究获得应有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廓清研究马克思宗教观的理论规定与现实意义,正确地把握马克思宗教观的理论真谛。

  首先,确认马克思“观”宗教的生活角色。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其“主要目标是推翻一切剥削制度,创建他们理想的社会主义,他们总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分析宗教的社会作用”,因而,难免忽略从其他角度来分析宗教。② 现实生活中的角色决定其理论立场和理论视角。言者着意于强调马克思在分析宗教时因“特殊角色”的“限制”,而未注意到对宗教多元性特质的全面性把握。我们认为,在言者的评断中恰当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正是在此,对马克思宗教观的研究出现了原则性分界,即马克思对宗教的解析时,到底是“作为”一个“宗教学家”还是“作为一个革命理论家”来进行的。我们认为,马克思决不是以一个“宗教学家”的角色或身份来抽象论断宗教,对宗教进行宗教学、文化学、社会学或历史学等层面的理论创研,而是以一个革命理论家与实践家,并且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家与实践家的角色、身份,来“观”(审视、批判)“宗教”。对此恩格斯说到:“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③ 这样,就逻辑地规定了马克思必然是侧力于透析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宗教在无产阶级及人类解放之途上所具的价值与功能,从而加以定性。确证这一点,将是判断我们解析马克思宗教观的视域或框架选择是否恰当与合法之关键。

  依据以上马克思“观”宗教时的生活角色的确认,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本质是一种无产阶级与人类的现实解放的理论,即其理论的价值旨归与实践指向在于追求无产阶级与人类的解放,那么,对于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重要内容的宗教理论的透析,就必须放置在解放理论的整体理论架构之内,而不能外在于解放理论的视域来进行。惟有如此,才能把握马克思“观”宗教的运思倾向,正确地把握宗教在人类解放之途上的功能。

  其次,澄清马克思“观”宗教的理论前提。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宗教学家”,尤其是费尔巴哈等都是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来探讨宗教的,他们抽掉“宗教”的现实根据,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上即是观念的历史、信仰的历史,强调宗教是一个自足的、完整的义理系统,这样,宗教在“宗教学家”处就获得了本体论的意味。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解构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前提,将“宗教”置于现实生活的历史生成与变迁之中,强调宗教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根源性与派生性关系,这就解蔽了宗教,剥离了宗教独立的外观与神秘性。马克思认为“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想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这样,“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④ 并且指出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⑤ 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即国家、社会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是一种充斥着异化关系的世界,该国家与社会本质上具有对抗人、拒斥人的特性。人作为生活的主体,本应是自我生活的主宰,是生活世界的根本与目的之所在,但事实上,人却成了被边缘化的“存在物”,成为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一种被宰制的存在,由此,生活在颠倒世界中的人的观念、意识,也就是虚幻的或由幻象依托而存在的。正是居于此,马克思认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⑥ 由此观之,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揭示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决不是悬浮于现实生活之外,其根、其源就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国家与社会之中,对宗教的彻底追问,必须着力分析宗教的世俗基础,“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⑦ 从而使马克思宗教观有别于“宗教学家”的宗教原则。

  再次,明确马克思“观”宗教的价值立场。正是由于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贯通了宗教与现实生活,也就超越了从抽象人性论出发,非历史地批判宗教的原则与立场。马克思立足于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现实生活境遇,历史地分析了与充分地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积极意义,他说“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⑧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宗教是为德国落实的现实做辩护的精神纲领,它从生存价值定位到生存的情感生活等多维度上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全面的控制,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揭示宗教的异化本质,提出反宗教压迫的任务,本质上是否定一种笼罩与主宰人的生存的总的“意识形态”,虽然他未能通过宗教的批判进一步追究、落实于对现实生活的实际的批判,但却具有将精神王国的矛盾引向现实生活世界的意义,从而使宗教的批判在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历史性生成与展开系列中获得积极的意义。因此,反对宗教压迫与苦难的斗争只是反对落后现实压迫与苦难的斗争的序幕。

  而在马克思解放理论的语境中,对宗教的批判决不是为了完善、发展宗教,而是通过分析宗教发生、存在与消亡的历史条件、揭示宗教的本质规定与宗教的社会功能,服务于确立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路径、历史规定和现实目标;同时,马克思肯定宗教批判、宗教解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此种积极意义只是历史性的,而且决不是针对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言的。因此他强调决不是停留于宗教解放,而是必须扬弃与超越宗教批判与宗教解放,深入到对产生宗教桎梏的现实关系进行彻底的否定,即实际地指向“对尘世的批判”、“对法的批判”和“对政治的批判”,从而使现实生活中法的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最终向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诉求敞开。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的现实的太阳转动。”⑨ 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未来生活世界何以可能,及其对生存特质规定的高度来审视宗教、批判宗教,进而为宗教及宗教批判的价值做历史的定位,由此充分显示出马克思剖析宗教、批判宗教的无产阶级价值倾向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相统一的人类视野。

  复次,厘定马克思“观”宗教的方法论。马克思运用宗教现象学和生活辩证法分析宗教的多维内容和宗教的发展逻辑,为正确地定格宗教文化与宗教的历史性存在提供了可靠的方法论前提。

  宗教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渗透性的文化形式,它不仅直接或间接、或深或较浅地影响着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和建筑等,使之具有程度不同的宗教印迹,而且宗教也与人类伦理、道德、心理、情感价值,以及自由、权利和义务之间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宗教自身具有从外到内的精神结构,和复杂的世俗组织结构,形成一个泛宗教化的生活世界。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宗教现象”,马克思运用宗教现象学的方法,剥开宗教的表象,直抵宗教的内核、廓清宗教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多维度关系,澄清宗教在生活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由此,他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⑩ 这样,尽管宗教在现实生活的表象世界中展现出多维的特征与属性,但透视它的“现象群”,宗教的实质也就得以显现。

  在人类生活的历史性结构中,宗教着力于未来性、无限性、应然性、主动性,并将之抽象化、绝对化和超时空间化,指向人的终极价值需要。而在人的价值需要系列中,宗教以终极价值标识自身对人的生命的永恒的眷顾与观照。于此,“宗教学家”则认为,宗教是以生命同在,与人类历史共始同终,这样就将宗教非历史化、永恒化,导致以宗教史观替代现实生活历史观。然而,马克思则从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变迁、现实生活的内在特质,即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出发,来研究宗教的生成、发展和消亡,这样宗教也就不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而是与现实生活具有内在的相切性和发展的一致性。马克思说,“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11) 这是从生活主体的生活自主性意义上来审视、反观宗教存在的根据。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才能把握马克思所谈的“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己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12) 的真义。在这里,宗教是精神世界和整体生活的“太阳”,给人以希望、给人的生活以某种特有的神圣与神秘的力量,也能给人的生活给予温暖的慰藉。在人的生活还尚未获得自主性时,宗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太阳”,只有当人获得了自我意识,成为自我生活的自觉主体时,才能反思性判断与定性“真实太阳”本质上是“虚幻的太阳”。进而言之,“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此时,宗教对于现实生活的主体是真实的力量,与现实生活直接相关,人需要宗教作为其生活的价值支点,同时马克思也揭示出宗教存在的世俗基础、现实根据若没有得到消除,那么宗教将一直纠缠、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梦呓一般的现象残存着,并对生活施予影响。

  宗教作为一种异化的、压制着人的主体性的观念力量,随着生活的历史性提升,瓦解了宗教存在的现实之根,它必将退出生活世界。然而,如前所述,宗教要消亡,若不消除现实精神异化、生活异化的现象,即不消除现实生活产生宗教以及宗教赖于存在的条件,宗教是绝不会自行消亡或人为地消灭。宗教的消亡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正是缘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历史性变迁。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予了充分的分析。他说:“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13) 从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宗教从“拜物教”(自然物、社会人造物,由此形成了各种“自然拜物教”、民族图腾,以及“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乃至“权力拜物教”)等原始形态的宗教发展到现代多元的宗教,乃至宗教消亡的最终根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学界概括出来的关于马克思宗教观中的一系列具体的理论,诸如,宗教的“自我意识说”、“鸦片本质说”、“虚幻反映说”、“宗教消亡说”等等都必须与现实生活的历史性生成与变迁,以及与无产阶级、人类的解放紧密联系进行分析,而不是就宗教论宗教,一句话,必须置于马克思解放理论的架构之中加以审视,方可穿透言辞的迷雾,把握住马克思对宗教的深刻揭示。

  二

  在人类解放的理论谱系中,宗教的解放成为不可或缺的历史性环节或维度,由此,宗教在人类的生活历史发展中,无疑是具有一定的解放功能的。然而,随着现实生活新的开启,尤其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宗教对现实生活的支配性地位与功能渐次被近现代科学技术取代,宗教就由原有的解放力量转变为现实生活的压迫性力量,并且这种压制性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呈现出来,由此,解除宗教的枷锁与压迫,也就成了生活解放的历史性任务。而马克思正是立足于由科学技术等新兴力量簇拥、支撑与推动的现代社会、立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生活的整体性解放来审视与判断宗教的功能与价值的。笔者认为,必须将马克思审视宗教的历史生活语境作为一个显问题加以深刻的指示,才能正确解读马克思对宗教的历史性审定。

  宗教的生发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性,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柔弱,外在强大的异化力量支配着、主宰着人的现实生活,导致现实生活的非自主性与高度的外在制约性。这样,宗教之创立,从人的生存与宗教的文化动机及其本然的价值来看,即是为了给人提供精神力量、信仰的力量,进而物化为现实直接的生存力量,从而使之生活获得应有的价值观照,并扩张与强化现实生活的力源,试图使人从自然的奴隶提升为主人的地位,使生活主体获得自由与超越,这就使宗教扎根于原始初民的简单生活之中,从而获得了应有的价值与地位。这就说明在当时的生存语境中,宗教具有提升人类生存力量之功效。这本质上是对人类生活的肯定与推动,一言蔽之,宗教是为了人超越现实的制约而生成,以获得生活的完整性与幸福感为直接目的,它内在地蕴涵着解放的意向,具有解放人的功能。换一句话说,从人的生存论意义上来看,原初宗教创立之目的与初衷,决不是为了为生存套上“枷锁”,从而使人受制于外在的神秘力量,而是为了超越、追求幸福。这源于人对自身生活的解放与完善的本质规定,由此马克思说“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循此理论,我们可以说,在基督教创造之时同样也就内在蕴涵着追求与获取幸福,实现生命完整的价值目的,这样,我们则可以说,基督教的“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和“三一说”等等,就当时的生活语境而言,则是一套严格的、系统的“人的解放理论”(14)。事实上可以肯定的是,在人类寻求解放的历史性活动中,在科学不发达,技术不先进的条件下,宗教无疑是作为人自我解放的主要手段和真实的路径选择。

  然而,文艺复兴和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技术因现实生产之需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使人的主体性、人的现实力量获得了巨大的肯定与显现。同时,在文化领域中宗教与科学的不相容性的矛盾越发尖锐,曾经对人的解放与发展发挥过积极功能的基督宗教,此时已越来越成为现实生活发展的桎梏。而新兴的近代文明深刻地蕴涵着批判与扬弃“神的本位”,张扬“人的本位”的价值立场,以对人的肯定与张扬替代了对神的赞美,从而凸显人自身的创造力量与现实感性生活世界的重要性。此时,价值重心从异己的“神”转向了“人”自身,关注的焦点从“彼岸”回归到人生活于其中的“此岸”,从倾心非人的生活到关心现实人的感性需要,人的理智由追寻“彼岸真理”转向发问与探索于“此岸真理”。同时,费尔巴哈以“人本主义”的原则,以人的异化逻辑揭示了宗教本质,以及以“感性的人”为尺度对德国古典哲学宗教性特征的批判,历史性地将“宗教”问题推到马克思的面前。马克思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与时代趋向,以理性精神、人道主义精神、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为内在价值核心的工业社会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批判、否定与超越曾经发挥过解放作用的、以神本主义为价值核心的传统基督教文化精神;以理性武装起来的人类,通过实际地改造现实世界为基础,立足于此岸世界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取代了异化了的人,坚信人的解放、无产阶级的革命,即人类解放的方式与路径只能是以对此岸世界的实际改变这样的可靠手段取代对彼岸世界的幻想和依靠信仰获得救赎(15)。宗教的虚幻性、宗教给人的慰藉的有限性、暂时性和欺骗性本质特征被充分地暴露出来。这本质上是生活主体的文化觉醒,是一种生活自觉与自主精神的回归与获得。这样,马克思将人的解放置于此岸与彼岸、实然与应然、现实与未来、经验与超验的矛盾统一于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强调人的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依靠科技与现实生产力的发展,实际地批判现实生活关系这一根本路向中才能实现,同时宗教也随着人的彻底解放而丧失了存在的必要。

  这样,在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语境中,特别是在马克思解放理论的逻辑结构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就获得了确切的意义规定。“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从具体的含义来看,它表达了马克思对宗教社会功能的判断,并且是消极的负面功能。于此,有的学者认为,“鸦片”一词应从西方语言文化背景来解析,认为中国人对“鸦片”的理解与德国人对“鸦片”的理解具有巨大的文化差异性,并由此指出宗教(“鸦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16)。此种论调不乏后续者。但此论错误之关键脱离近现代生活语境和人类解放、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主题,仅抽象地、非历史地分析宗教的功能。我们必须将之放置在一定历史状况下、具体的文化生态和现实的历史关系之中才能对宗教所表征出来的功能加以确定。应该说宗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或文化语境中,其功能受制于双向规定性。正如前面所述,从宗教在人类生活的历史性演变的视角来看,宗教既启动了人类生活向未来性开动的精神动力,又具有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注意,自然宗教的功能,对人的生活具有整体价值支撑性的作用,是以一种超验的力量对生存的呵护,恰好是精神家园。而马克思则主要是针对被统治阶级利用了的、工具化的宗教对人们精神的制约与控制性,以及对自身政权合法性的辩护性。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革命与人类解放,即从无产阶级生存本体论意义上来解构宗教这种特有“锁链”,对之加以功能属性判断的。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若抽象地强调“宗教”的积极意义,那么具体对于无产阶级自我解放来说则是绝对消极的,因为,“宗教解放”不仅不足以支撑与完成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开放性规定,而且必将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引向歧途,甚至瓦解无产阶级寻求自我解放的真正道路,对无产阶级的现实解放具有巨大的欺骗性,由此,马克思揭示了宗教的功能只能是消极,强调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若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依赖与选择“宗教解放”的路径,那么无异于“饮鸩止渴”!

  从现实的“德国人”的解放而言,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之价值,在于它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前奏。而“德国人”的政治解放也必须以批判宗教为起点的,因为当时的宗教本质上依然是“世俗生活”合法性的辩护理论,这样,“德国人的解放”逻辑地要求解除宗教的压迫与奴役。而在人类解放的历史展开中,宗教解放、政治解放都不能满足无产阶级彻底解放自身的根本需要,反而会将无产阶级的解放引向末路,这样,无产阶级解放内在价值取向也就规定了必须扬弃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摆脱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旧的路径依赖,以现实的运动及运动中生成的历史条件推动无产阶级的革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展示出人类解放充分的未来性,这既是马克思解放理论的具体内容,也是马克思解放理论的真正品质之所在。从这意义上来看,宗教从原初对人的解放蜕变为人的解放与发展的桎梏,正是由于现实生活的变迁,为人的解放与发展提出了新的历史性的主题与任务使然。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与人类的彻底解放,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按照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是通过现实生活关系的改造,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7) 是真正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建立。由此,必须彻底扬弃一切形式的宗教,坚持彻底的“无神论”。

  注释:

  ① 理论界一般认为宗教观主要由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和宗教历史观等内容构成。参阅方立天《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文,《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② 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5页;参阅陈荣富《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再认识》一文,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6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1、2、59、2、2、1、2、1页。

  (1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97页。

  (14)(15) 参阅陈树林:《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深层解读》,《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4期。

  (16) 陈荣富:《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6期。

  (1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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