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当代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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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马克思主义对文明的实践本质和辩证意义的科学规定来看,“文明和谐”是指通过合理、公正、科学、有效的途径来调整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交往活动和调整同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使社会财富积累、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环节得以协调运行,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内心世界各种精神状态得以和谐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可以看成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除了在整体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引导人们考察人类文明的演进之外,还在“文明和谐”的不同层面给出了具体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文明和谐”的基本观点主要集中在社会自然统一论、世界一体论和社会系统论上。

关键词:文明和谐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论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当代形态.[J]或者报纸[N].学术论坛,(10):4-8

正文内容

  历史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是反思文明进步的成果,是文明观逻辑发展的必然。它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代表未来发展趋势。在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不断吸取新鲜经验丰富自身,不断进行创新与发展,形成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当代形态,引领着社会主义的良性发展。

  一、文明和谐的科学含义

  准确把握“文明和谐”的含义,首先应建立在对文明本质的科学理解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前人文明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给“文明”作出了初步的规定:“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1](P666) 也就是说

  ,文明是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它受社会形态制约而具有社会性。文明首先是实践的事情,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成果,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劳动创造的结果[2](P7—9)。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人们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实践活动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3](P55),即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环境)之间能动而现实的双向作用过程:一方面,主体通过实践不断深化对客体的本性与内在规律的认识,从而使客体的属性、规律内化为主体的本质力量,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变主体自身,创造出新的主体世界,即不断提升着文明主体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主体根据自己的利益、目的等内在世界的要求作用于客体,把自己的目的、意志和力量对象化,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即文明的感性存在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出来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4](P127) 文明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承认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我们就能理解“人的本质在于人们在一定时期的劳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命题,也就不难理解文明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60) 现实的人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不能离开社会的文明而存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文明应该是社会的文明,单个的社会成员凭借社会的文明才成为文明人。既然文明是社会的品质,文明也因受社会形态的制约而具有历史性,可以说文明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可见,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劳动的进步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文明是相对于蒙昧、野蛮而言的。实践活动推动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与程度。同时,人类文明在滋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丧失,实践活动进步的过程中也经历着诸如劳动异化等等不文明的历史阶段。历史辩证法认为,任何现实都终将被更高的现实所代替,工业文明和工业社会也是如此。马克思为了研究社会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详细剖析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和缺陷,一方面以极高的热情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人类的世界性发展两个角度来论述资本的文明作用之伟大,另一方面则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资产阶级文明中的野蛮。他的工业文明批判理论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不满而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他的道德批判和人文精神诉求最终落实到对现实关系的改造上,从而与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划清了界线,至今仍对现代发达工业的文明批判理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从马克思主义对文明的实践本质和辩证意义的科学规定来看,“文明和谐”既与茹毛饮血的蒙昧、野蛮的文明前期相对,又与文明阶段的环境恶化、分化悬殊等不和谐现象相对,它向未来敞开,指向一种风调雨顺、世界和平、人人平等、身心愉悦的理想社会状态。“和谐”之“和”,也就是和睦之意,包含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意蕴;“和谐”之“谐”,也就是相合之意,强调顺畅、协调和平衡等丰富内涵;“和”与“谐”连在一起,也就是和睦协调之意。在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视野里,“文明和谐”着重在于阐明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达到统一、协调、调和,以协调、统一的价值取向调整和整合不协调、不统一的因素。实现文明和谐,也就是力图不断改善耗损抵触、对抗冲突、混乱失衡等社会机制运行不良的现实状况。诚然,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最理想的“文明和谐”状态,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在那个时候,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可供按需分配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协调,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即使是在那样的文明和谐状态,也并不是说实现了完全消除种种不和谐现象的太平盛世,而是指建立合理、公正、科学、有效的途径来调整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交往活动和调整同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使社会财富积累、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环节得以协调运行,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内心世界各种精神状态得以和谐发展。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文明和谐既是崇高的理想,也是立足现实的需要。列宁曾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多级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毛泽东也曾在20世纪50年代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成《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可以通过自身制度的完善加以解决。

  二、文明和谐的整体结构

  对文明含义理解的侧重面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文明类型的划分,而弄清楚文明的多种分类形态,有助于我们从整体结构上全面认识“文明和谐”的丰富层次和具体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明一词依不同角度被赋予多种含义,这就启发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来区分文明的各种形态。学界一般认可按以下三种不同标准来把握的文明分类[5]。 第一种是根据社会发展各阶段不同的生产力状况或者说是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来标识文明的不同形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机制看,原始采猎文明本质上是采集渔猎天然生物的文明,农业文明本质上是人工生产生物的文明,工业文明本质上是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的文明[6]。在当代, 生态文明应该说是文明的一种新的形态。目前工业文明遇到了主要由天然化学资源枯竭和化学污染严重形成的挑战,只有进入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新文明即新工业文明,才能摆脱这一困境。而生态文明就是站在批判工业文明的片面发展的角度,针对人类盲目自大地过度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和利用科技的不当应用方式给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提出的新要求。第二种是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理条件或具有不同精神信仰的群体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来指称人类文明的多样文化遗产。这个层面上的文明与文化是相通的,有时互为替代。文明既可以指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一社会,也可以指该社会的特定历史延续;既可以是地域性概念,也可以是跨地域、民族、国家的宗教概念[7](P203)。 毛泽东曾把中国看作是世界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实际上是把文明作为总体状态,视为社会形态在特定时期、地区的表现;胡适也曾认为,中华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们环境的总成绩。“古希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等用语就是基于对文明的这种理解来对文明进行区分的。第三种是根据社会有机体的不同构成来区别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等不同方面的积极成果和各方面的进步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文明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关系:生产力是文明的果实,科学和艺术是文明中的精品,而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是社会维持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进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智力和精神支柱,它表现为社会科学和教育水平以及社会思想道德面貌的提高。党的“十二大”报告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区分的。当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不能包括人类文明的全部。表现在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面的进步、体现在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和享有各种民主权利的程度属于政治文明。“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部署,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政治文明”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它与“两个文明”一道,表明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的不断深化。

  文明分类的多样标准是区分文明和谐具体层次的依据,与上述对文明类型进行的三种不同划分相应,文明和谐呈现出三个不同层面的内容,形成完整的结构。第一个层面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谈文明和谐。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文明发展轨迹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即从人依赖自然的被动和谐、人破坏自然的不和谐到走向人保护自然的自觉和谐。人类文明拜自然的慷慨赐予而产生,蒙自然的丰富宝藏而壮大,遭自然的严厉报复而受挫,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创造文明和谐的前提条件。因而,人类追求文明和谐,首先必须在认识人对自然归属关系的基础上,学会科学、合理、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由征服自然而转变成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代,人类文明正承担着由于对自然的过度索取造成的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自认为是万物之长的人类要避免灭顶之灾,尤其应控制自身的活动,调控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达到和谐。第二个层面是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谈文明和谐。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天然状态来看,各文明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政治生活的基础上培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以不同的宗教信仰、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为核心构成的文化体系多样共存。人类文明史始终交织着冲突与融合。千姿百态的多样文明自人类跨入文明的门槛开始就共同存在。尽管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中不同的文明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但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取消文明的多样性。即使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也会继续存在,各文明之间处于和谐共存、和平生长的状态。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一种文明都是人类活生生的创造实践和劳动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有它们赖以生存和强盛的优点和特点,它们在文明交流过程中互相比较而存在,成为互相之间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借鉴。失去了文明多样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明互动与激荡,人类文明将是死水一潭。如果文明多样性消失殆尽,那么我们拥有的将是乏味的、缺乏生机和活力的世界。如果各文明之间互相守成仇视,那么我们拥有的将是残酷的、充满战争和内耗的世界。各文明之间和谐相处,这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的根本所在”[8]。第三个层面是从社会有机结构当中的经济、政治、 文化建设来谈文明和谐。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社会结构的三大领域和三个组成部分。人类文明是在改造自然、社会与自身等不同方面形成的进步状态,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方面创造的积极成果。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可以看成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过程。从社会结构中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来看,三者的关系相辅相成、互相依存。三大文明的协调运行也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发展,每一部分都牵一动万,每一个局部都与社会整体休戚与共。在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转型时期,促进三大文明的和谐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因此,我们决不能允许出现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追求一时的物质文明发展的现象发生。以上三个层面构成了“文明和谐”的总体框架。

  三、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对当代文明实践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除了在整体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引导人们考察人类文明的演进之外,还在“文明和谐”的不同层面给出了具体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文明和谐”的基本观点主要集中在社会自然统一论、世界一体论和社会系统论上。

  首先是社会自然统一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与自然界的历史是统一的,社会与自然、人与环境是一致的。恩格斯指出:“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9](P519) 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不断与之交往的、人的身体。”[4](P95)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历史中来,将其作为历史的现实基础来考察人类文明的[10]。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他们认为人同自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人这一能动的存在物与其他动物一样必须依赖自然界而生存。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和谐共存的有机整体,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如若遭到破坏人类就会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因此,人与自然之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应受到批判。从实践论角度看,他们认为人类通过自己的历史活动,给自然界打上人的烙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为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与自然界的运动规律相类似。劳动这一特殊物质变换过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实现的形式,人同自然的关系在劳动过程中表现为主体人的能动性、目的性、计划性必须遵循主体自然的规律和客体自然的规律及其二者相互作用的规律。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不是单纯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传统工业文明忘却了它们之间的客体维度以及这一客体维度对主体维度的制约是万万不该的,人类应该反思这种错误思路引导下的以“恶”的方式对待自然的方式。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既要善于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又要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既不能完全受制于自然界,也不能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否则就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导致人类文明的倒退。

  其次是世界一体论。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封闭的状态,使人们的活动摆脱了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人类文明开始走向了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业文明使“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工业迄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半野蛮国家,随之也就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3](P234)。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P254—255)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世界文化”。在当代,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世界性的文明交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马克思所说的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化,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现实。但我们不能就此理解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全球化”的“预见”,也不能简单地认可文化全球化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一种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对文化有着深刻的制约和影响,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质化”。文化的发展具有特殊的规律,它同一定民族的传统或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越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文化,往往越具有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也就越能走向世界。至于文化的全球化,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世界历史时代,民族文化中的各种文化要素,如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这些可以互相理解、沟通乃至认同的普遍性因素也日益增多,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全人类公共的财产。不过马克思并未因此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他认为所谓“世界文学”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任何世界性的文化共性,都存在于、并且只存在于文化的民族个性之中”[12]。人们无法想象,除了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之中的世界文化,还有与任何民族都不相干的所谓“世界文化”。人类只有在文明的交流融合中保留各文明的特点,才能使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精神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不可能只有一种存在形式,不应该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而应该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3](P111)。正确处理各文明之间的关系,应该像列宁在论及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时所指出的,必须“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3](P332),以宽大的胸怀包容各文明平等共存、和谐生长。

  最后是社会系统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社会各部分子系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影响的,社会文明是在相互交错的运动中彼此发生相互作用、共同向前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结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进行了宏观描述:“人们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结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14](P32) 这实际上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人类社会动态的、纵向的社会形态变更的历史发展进程,而且还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静态的、横向的社会系统理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系统的整体结构。这一结构可以划分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大部分,也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部分。在这一基础上具体划分,还可以从社会分类角度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部分,政治、文化依属于社会存在和物质生活,是介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中介部分。相应地,从社会文明角度可以划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唯物史观认为,在社会系统结构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经济决定政治和文化,物质文明决定政治文明及其精神文明。也就是首先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存在、物质生活、经济、物质文明;但是反过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政治和文化对经济、政治文明及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又起着制约和反作用。正确处理社会系统各部分文明之间的关系,既要强调决定论又要强调辩证法,强调社会系统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强调决定论基础上的反作用力,使其协调互动、和谐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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