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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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是一门在中国科学理解与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学问,是中国社会历史主体在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总结与智慧结晶;从事实判断来分析,探寻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规律无疑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从元哲学层次来分析,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基本问题,其中文本与意义之间的理解张力以及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实践张力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基本问题的两个重要理论向度,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其他所有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向度而展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作为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在整个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研究对象,基本问题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J]或者报纸[N].马克思主义研究,(10):53-59,92

正文内容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只是注重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是注重思想内容的实际意旨,那么毫无疑问,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在探求如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以便更好地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在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事实上摸索出了一门专门研究科学理解与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问——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之所以在中国学术界迟迟不得彰显,这固然与它主要存在于社会实践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复杂性等分不开,但究其根本原因来说,在于我们缺乏一种学术的自觉,未曾也不可能对作为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较为紧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做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与学术反思。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全面分析与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解读历史及其理解规律,并深入探讨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基本问题,这无论是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阅读学,还是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与良好的政策建议,都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研究对象

  毫无疑问,哲学解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的学问,是对“理解的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在中国实现科学理解与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学说,实质上就是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主体的全体中国人民在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所作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理解以及对这一理解所作的理论总结与实践经验反思。从事实判断来分析,探寻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规律无疑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将“探寻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规律”界定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似乎是一个最清楚、最令人明白、毫无疑义的一个问题,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这一命题至少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重要的、而且在学术界目前最为模棱两可的分命题。

  1.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

  理解是哲学解释学的中心问题,伽达默尔指出,“理解的真正问题以及那种巧妙地控制理解的尝试——这正是诠释学的主题——在传统上都归属于语法和修辞学领域,这一点决不是没有理由的”①。在传统解释学那里,所谓理解就是理解主体对文本意义的客观把握,阿斯特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古代作品是由于我们和古代作品之间的精神的同一性。在他看来,文本的精神本质是我们得以理解古代文本的全部条件,也就是说只要一个文本具有这一精神本质,文本的意义就是特定的,理解就是可能的,根本就不存在理解是否可能的问题,这就是古典解释学所强调的理解客观性原则。

  如果按照传统解释学的理解观,那么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完全可能的。然而,现代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的发生依赖一系列条件,要原本地理解文本的意义是极其困难的。事实上,“前见”或“理解的前结构”的存在就使我们无法克服“理解的自我遗忘”,海德格尔指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之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这种“前见”又称为“偏见”、“前理解”或“视域”(horizon),系指构成理解主体的语言、记忆、动机、经验、知识、情感、世界观以及方法论等一切精神因素的总和,是理解者存在的种种历史条件,是历史与传统进入主体的存在,表征着原始的、本体的深层历史性,它在本质上表明了人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伽达默尔认为,“其实历史并不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③ 这一“前见”或“偏见”是任何理解的出发点或前提,至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等传统解释学大师所追求的、排除个人的先见或偏见的客观主义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种否定历史的错觉。伽达默尔也强调,不应该笼统地否定“先见”,而应该区别对待先见。

  除了理解的“前见”或“理解的前结构”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有影响之外,在作为文本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解者之间,总会存在着差异与距离,这在解释学上称之为“间距”。间距是解释学的一个古老的概念,原来意思是指古代历史文本由于相隔年代久远而变得陌生和难以理解,基本意思是指一种熟悉的东西变得疏远,所以间距又称为远化或异化。从时间维度来分析,间距可分为历时性间距与共时性间距,历时性间距与共时性间距又分别表现为心理的、语言的以及文化的间距。在传统解释学看来,间距是理解必须加以克服的对象,施来尔马赫认为,“在一个人想理解另一个人的任何情况中都存在这样一个前提,即这种差别(即间距——引者注)是可以消除的。”④与此相反,伽达默尔恰恰认为间距是理解得以可能的条件,没有差异,理解就是多余的,正是因为存在差异,所以才需要理解。

  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前见”或“间距”的存在,使得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重重障碍。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前见”或“间距”的存在,我们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成为必要,而且也成为了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正确地对待“前见”或“间距”,既不要一味地抛弃,也不要只是简单地坚持,而应当加以辩证地分析。为此,我们应该正确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方面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与理解的间距,两者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方法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心理和方法之间存在相契合的因子,二者在中国社会严峻的现实基础上发生了现代性的整合,在中国社会救亡与革命实践基础上打开了通道,发生了视界融合。在社会理想的文化价值心理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是入世而不是出世,是世俗而不是超俗的。它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设置一个终极的价值体系——上帝、天国作为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西方,但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同,追求的是人类在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社会理想,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相一致的地方。在文化传统的价值结构的取向上,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结构模式是以“共同体”——家、国为本位,强调个人生活在家国群体中,对群体价值的认同和无条件的服从;马克思主义虽然来自西方,但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不同,它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集体意识,这在强调个人归属于社会共同体及其群体意识方面无疑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所有这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中国化以及我们现在能够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前提与根本原因。

  2.作为科学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正确处理好了,“理解的前结构”、“间距”等因素而获得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可能性的话,那么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作为科学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在众多的答案之中,我们发现存在着这样一些倾向:

  (1)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观意图界定为马克思主义。作者的主观意图表征着作者的内心世界,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人是尤法去体验他人的内心世界的。心理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即使是主体自己也无法准确地体验自己过去的心理历程,作者的主观意图是他人无法直接把握的,是主观的,并不具有客观的对象性。这是因为作者的主观意图实际上是作者的自觉意识,也就是作者自己主观上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作品意义与作者的主观意图是有间距的。从作品的角度来看,作品既包括作者想说而又已经说出的思想,也包括作者自觉意识但并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同时还包括未曾自觉意识而表露出来的思想;从作者的角度来分析,由于作者自身价值观、文化修养等因素的影响,作者总是部分地实现和表达自己的主观意图,总存在着“词不达意”、“欲说还休”之处,在作品中实现的只是作者“欲说”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2)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或文本的字面意义当成是马克思主义。从解释学的视野来考察,我们会发现之所以不能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或文本的字面意义当成是马克思主义,其主要原因是由语言的社会性所决定的。语言作为理解的条件,具有社会性与个性的矛盾。一方面,语言总是社会的语言,没有私人语言或个人语言,语词能指的意义总是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并为社会所规定的,语言的本性就是让他人理解,具有为他性;另一方面,语言的主体总是具体的个人,社会并非语言的现实主体,语言的所指意义又总是个人所赋予的。这样,正是由于语言的意义是由社会所赋予的,是一种社会视域,故而词语能指的是多元的意义,即同一个词可以表达多种意义,同一种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但是个人在使用语言进行表达时,语言所指的意义往往是单一的。我们的理解又是通过语言的社会性来把握文本的思想,即从多元的可能意义中去把握单一的文本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或文本的字面意义当成是马克思主义。

  (3)将对马克思主义的阅读与发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从解释学的理论视野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应该仪指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与学说,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阅读与发展,是视界融合的结果,即马克思、恩格斯的视界与读者的视界、被实践的社会传承文化视域、当前的情势等相互融合的产物,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新的社会视域中的理论阐释与意义创新,应当称为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苏联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某某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与由马克思、恩格斯所首创的马克思主义在时问、地点、条件、理解的主体以及理解的偏见与前理解等都是不相同的,因而两者的视域或范畴是根本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作为科学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观意图是不相同的、它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或文本的字面意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阅读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应该仅指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与学说,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思想。但是在中国要建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而且更要深入研究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不过这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要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话就应该称为创新了的马克思主义。

  3.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理解

  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所要探讨的研究对象不只是一个“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或“作为科学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的问题。从解释学的角度来分析,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着理解张力,即极力恢复马克思、恩格斯作者原意“回到马克思”与从实用主义的态度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走进当代”之间的张力(这在后文将论及,在此不赘述)。实践反复证明,这两种极端都不利于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回到马克思”式的理解不是导致教条主义就是本本主义,“让马克思走进当代”式的理解则不是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无限推衍就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甚至抛弃马克思主义。事实表明,要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地解释马克思”⑤,同时兼取西方解释学的合理成分,并坚持以下科学的解释学原则:(1)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原则,客观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解释学领域中的特殊体现,它要求尊重马克思、恩格斯所首创的马克思主义,客观阐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文本所表达出来的思想,主观能动性原则是指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是因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所首创的文本的意义不是理解者创造出来的,但文本意义的显现依赖于理解者的创造性理解活动,依赖于人们对理解实践活动的积极、能动的反思。(2)可知性与辩证性相结合的原则,可知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可知论在解释学领域中的特殊要求,它反映的是理解与文本之间的同一性,辩证性原则表明任何理解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有机统一。(3)历史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原则,历史性原则表明任何理解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理解,具体表现为历史的理解主体对历史的文本的理解,实践性原则系指理解的实践,它是检验理解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基本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解读史及其科学理解规律的学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硕果累累;但从哲学解释学的理论视野出发,重新审视与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却极其少见,真可谓凤毛麟角。为了进一步深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与认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理论体系,很有必要从元哲学的层面对其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1.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基本问题的科学界定

  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较为具体的问题,要确定它并不难,总的来说,其研究对象就是“探寻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规律”;但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元哲学层面的,较为抽象且难以把握,是指“该学科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是学科研究的总出发点;它指示了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学科的其他内容都围绕它而展开和取舍,都要受它的影响和制约,是学科自圆其说的关键所在。简言之,它是学科的本质所在。”⑥ 因此,能否正确确定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到它能否站立起来、能否自圆其说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与研究对象相比,基本问题相对来说更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这样,要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对其基本问题进行科学界定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基本问题⑦ 作为元哲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2)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所谓“范畴”就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的思维方式,是各个知识领域的基本概念”⑧;(3)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其它范畴与概念,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作为涉及到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以及贯穿艺术、语言、心理等多个领域的一门交叉性学问,其基本问题也要能正确回答与反映出这种交叉性的理论难题与特色。寻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认定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基本问题。之所以将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看作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基本问题,是因为除了上面的界定标准之外,它还具备了使其“合法”的历史根据与现实依据,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2.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基本问题的合理根据

  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基本问题,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根据与现实根据,也有着符合其自身发展要求的客观根据。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基本问题的合法性依据,也是我们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无法回避的关键性问题,对它的深入探讨有利于深化我们对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了解与研究。

  (1)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根据。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基本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及其在中国实现历史性飞跃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历史主体不断克服“理解的自我遗忘”与“时间间距”等障碍,努力解读、理解马克思主义以更好实现其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有效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客观历史进程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历史性命题在解释学视野中得以可能的前提性条件与合法性基础。

  第一,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其中国化必然会首先引发马克思文本与其意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除了其本身是真理并具有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实际价值之外,还同中国一大批宣传、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先进知识分子、政党、学者等是分不开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尽管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但无论如何它不能自身实现其传播与中国化,其中国化、本土化的实现还得依靠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才能完成。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元文本介绍、传入中国的过程⑨,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有效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要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就需要同时处理好以下这几种关系。首先,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元文本的含义,即其文本中所包含的意义即原意;其次,要有效克服“时间间距”并结合时代特征考察马克思文本对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最后,要有效克服“理解的自我遗忘”并同时尽可能根据实践的要求处理好“成见”、“偏见”或“前理解结构”与马克思主义元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文本意义的阐发还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总的来说,这三种关系事实上就是马克思文本与其意义之间相互关系在实践中的展开过程,是理解、把握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同一过程的三个方面。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也必然会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文本与其意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事实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从解释学的视野来分析,它也是“马克思主义被纳入‘中国化’的诠释语境中,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实践等构成的中国实际这样一个‘成见’、‘界域’、‘基体’上来理解、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的诠释和实践的诠释”⑩。也就是一个解读、理解与应用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具有历史形成的必然性。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认同与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提升、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诠释和中国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诠释之间的逻辑互动与“视界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客观的历史过程,也是主观的参与过程。作为客观的历史过程,它体现为一种文本,具有其特定的客观的意义,需要我们去理解、解读并加以运用,也就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主观的参与过程,它要求我们克服“理解的自我遗忘”,进行理解的自我反思,既反对本本主义与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与机会主义,以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可以看出,要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必然会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文本与其意义的关系问题。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性飞跃必然会引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创新文本与其意义的关系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一个视界融合的过程,那么按照解释学的理论来分析,它同时也必定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视界是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界就进入了它要理解的那个文本的视界即马克思文本视界,在我们的视界和传统的视界、马克思文本的视界相遇、接触、交融中融合形成了新的理解,新的意义,新的真理,新的视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视界融合”。视界融合后产生的新的融合的视界,既包括理解者的视界,又包括文本的视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历史、传统与现实融为一体,成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新的传统了。新的视界超越了原来的视界,体现了理解的开放性、创造性、过程性和超越性。这一过程又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性飞跃,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形成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实现中国化、本土化的重要标志。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化了的创新文本,它在指导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同样面临着对其意义的理解与把握的问题。

  (2)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基本问题的现实根据。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基本问题也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根据。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的历史性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特殊性地位就决定了它必将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现实社会实践的复杂性对于正处在社会加速转型的中国来说,要求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同时科学地理解其在现时代的真实内涵,也就是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基本问题也是当前社会实践提出的客观要求,这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与价值之所在。

  (3)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基本问题也有着符合其自身发展要求的客观根据。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解读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学问,其中心任务有两个,其一是理解,其二是实践。理解无疑是对文本的理解即对文本意义的诠释,其基本矛盾是文本与理解意义之问的冲突,由此形成了一种理解上的张力(这在后文将论及,在此不赘述);实践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的实践,是文本意义生成以及理解可能的前提与基础,其基本矛盾是文本与实践释义之间的冲突,由此形成了一种实践上的张力(这也将在后文论及,在此不赘述)。可以看出,无论是理解还是理解的实践,其核心的矛盾都是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中的基本问题,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是贯穿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根本问题,文本与意义之间的理解张力以及实践张力是生成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研究中其它问题的源泉与基础,是形成解释学循环的源动力。譬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元文本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文本以及创新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解的有效性及标准问题、理解的条件即“前理解结构”或“偏见”以及“间距”问题、实践释义的有效性问题等等都是在文本与意义之间的理解张力与实践张力的基础上生成的。由此可见,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研究中的重要生长点,这无疑也符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3.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基本问题的理论维度

  由前可知,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的基本问题事实上包括了两个最为重要的理论维度:文本与意义之间的理解张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实践张力。这两种张力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基本问题的外在体现,它们体现、反映着基本问题的精神实质,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

  (1)文本与意义之间的理解张力。在文本与意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理解张力,这也是解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解释学就是研究理解及其可能性问题的一门学问。理解事实上是对文本的理解,在实质上就是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为此,什么是文本?什么是文本的意义?这些问题就成为理解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理解这些问题上就存在着巨大的理解张力。对于第一个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研究中,具体来说包括三种文本,即马克思主义“元文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一“历史文本”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创新文本”等,他们或者体现为语言性文本,或者体现为历史文本——正在生成的或已经生成的文本。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文本意义”既是作者通过文本或历史本身所昭示出来的思想或含义称为本意(包括欲说的和已说的以及历史昭示出来的),也包括视界融合过程中文本在与理解者相遇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意义,这种意义同时也就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解者所领会到的意义或称为创意。前一种意义表明了理解的客观性,后一种意义说明了理解的主观性。

  文本与意义之间的理解张力,不仅仅是对“什么是文本?”“什么是文本的意义?”这些问题进行理解时所形成的分歧与张力,而且也内在包含了在理解文本与其的意义时会自然形成的张力。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来说,由于其文本及其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其文本与意义之间内蕴着更大的理解张力。首先,在每一种文本那里都有其本意与创意之分,在本意与创意之间存在着理解的张力;其次,在不同的文本之间,其本意与创意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理解张力;再次,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本意与创意之间存在着理解张力;最后,不同文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本意与创意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理解张力。由此可见,在文本与意义之间即在文本的本意与创意之间,还有着共时性的理解张力与历时性的理解张力之分。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尽管无法回避这些纷繁芜杂的理解关系,但它也绝非完全纠缠于这些关系之中而不能自拔,进行着无穷尽的思辨甚至是诡辩。

  (2)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实践张力,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直接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一种思想性文本。在文本与意义之间不仅存在巨大的理解张力,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实践张力,这事实上也就是一个理解的有效性的问题。理解的有效性问题事实上就是理解是否具有客观性以及理解有无对错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理解不具有客观性,无是非之分,“由于人的历史性局限是不可逾越的,所以永远会存在不同的解释,说唯一的解释是毫无意义的”(11)。“人类并没有自在的或唯一有效的解释标准,即解释并无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有在特定的传统中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之分。”(12) 一种观点认为理解具有客观性,因为实践就是检验理解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理解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的话,那么文本与意义之间的理解张力与实践张力就会得到极大的缓解。事实上对于一般的文本来说,情况并非这样。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能否套用这一论断于解释学的理解问题上,回答却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即便是真理也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譬如牛顿的物质运动定律在宏观世界可以说是真理,但在微观的粒子世界中的实践并不能也不可能检验我们对牛顿运动定律的理解是否正确;再说,如果文本本身就不是真理,那么实践就更不可能检验我们对文本的理解是否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错误的理解才有可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文本正确的理解反而会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是否意味着实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检验理解的标准?回答也是否定的。实践成为检验理解正确与否的标准必须同时具备了下列条件:第一,文本必须是真理,即为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第二,文本与实践的关系本身就属于同一个领域,是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第三,由于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还要求文本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所要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均具备了这几个条件,这样,中国革命或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既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同时也是检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解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

  既然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能成为检验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正确与否的标准,那么,文本与意义之间的理解张力就变成了文本意义与实践之间的张力。而事实上,文本意义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完全可以简化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这样,凡是为中国革命或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而且这一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理解的话,那么这种理解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这样,理解基础上的实践张力问题自然就随着实践的不断向前发展而得以缓解甚至解决。

  综上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阅读学基本问题的两个理论维度即文本与意义之间的理解张力与实践张力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文本与意义之间的理解张力由于检验理解的标准与实践本身之间的同一性而得以缓解,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实践张力又通过意识形态的批判即对历史境况(包括已接受的传统)的反思、形成新的符合实践发展要求的传统而得以释放,这构成了一个既完整而又开放的阅读学循环。

  注释:

  ①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496页。

  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4页。

  ③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④ 施来尔马赫:《诠释学讲演(1819—1832)》,载《理解与解释》,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⑤ 范志同:《马克思主义地解释马克思:论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载《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⑥ 陈祖耀:《也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⑦ 这里所说的基本问题不同于逻辑起点,逻辑起点尽管也可能具有客观辩证的性质,但它只是作为某一事物形成的出发点意义出现的,只是“历史的起点”(景天魁:《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并不一定贯穿整个事物的始终,而基本问题则贯穿于整个事物发展的全过程。

  ⑧ 《辞海》(缩印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73页。

  ⑨ 当然这一过程也十分重要,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被介绍到中国,譬如1918年李大钊与陈独秀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就译载了部分的《共产党宣言》等,这些翻译过来的著作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

  ⑩ 林默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释义——一种解释学的视界》,载《东南学术》2003年第1期。

  (11) 王奎军:《论文本的意义》,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12) 朱宝信:《马克思哲学文本:“回到”抑或“重读”?——从现代哲学解释学的观点看》,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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