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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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话

内容摘要: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人类学笔记”称谓和人类学解读模式,是一种在国内外学界中影响巨大、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笔记称谓和解读模式。我们认为,这一称谓和模式是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严重误读,是对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的歪曲。为实现马克思晚年笔记解读模式的根本突破和创新,恢复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超越这种错误称谓和解读模式,确立对笔记新的科学解释、科学理解——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并将笔记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关键词:马克思晚年笔记,人类学解读模式,国家与文明起源,历史哲学研究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J]或者报纸[N].马克思主义研究,(10):43-52

正文内容

  马克思晚年(1879—1882)曾对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著作写下篇幅巨大、内容丰富的笔记,主要有:《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亨利·萨梅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人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等五个笔记。

  这些笔记马克思在世时并未公开发表,直至20世纪才广为人知。苏联学者达·梁赞诺夫曾于1923年11月20日在苏联莫斯科社会主义科学院的一次讲演中,对除菲尔笔记① 外的其它四个笔记首次作了简要介绍,这篇演讲词发表在同年的《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上,后又刊载于1925年的《社会主义历史文库》;1941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次发表了摩尔根笔记② 的俄译文,这是根据梁赞诺夫的照相拷贝翻译的,并且作了很大的改动;1964年,这些笔记又受到卢卡斯的全面考察,这次菲尔笔记被包括在内,而摩尔根笔记是根据1941年俄译文评介的。③ 苏联后来将马克思晚年笔记编入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苏联学者通常将这些笔记统称为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或“东方社会笔记”。我国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198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5卷,则是参照《全集》俄文第2版第45卷编译的,列入了除菲尔笔记外的其它四个笔记,受苏联的影响,中文版编者仍然把这些笔记称为“古代社会史笔记”④。中文版的菲尔笔记,最早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4辑连载。1972年,曾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研究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将晚年马克思关于摩尔根、梅恩、拉伯克、菲尔著作的上述四个笔记加以整理,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的名称在西方公开出版。在别的场合,他还将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称为“人类学笔记”。

  笔记陆续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围绕这些笔记,学界逐渐形成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观点。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克拉德等西方学者提出的对笔记的人类学、民族学解读模式及“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的称谓(二者在西方学者那里基本同义)。二是苏联学者提出的对笔记的古代社会史解读模式及“古代社会史笔记”、“东方社会笔记”的称谓。二者中又以前者更为流行。克拉德等人的人类学解读模式和称谓,是自其发表马克思晚年笔记以来,在国内外学界中日益流行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种模式和称谓。我们认为,西方学者的这种人类学解读模式和所谓“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的称谓歪曲了马克思晚年笔记本来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是对笔记误读的产物。当前要实现马克思晚年笔记解读模式的根本突破和创新,恢复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当务之急是超越西方学者这种以人类学、民族学来解读马克思晚年笔记的错误流行模式及其根本缺陷,消除“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错误称谓对马克思笔记的研究长期以来造成的消极影响,确立一种既不同于西方人类学狭隘模式,又不同于苏联古代社会史僵化模式的新思路、新观点——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性质,并将笔记重新命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一、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两种流行解读模式

  自马克思晚年笔记陆续发表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笔记的主题、基本思想和历史地位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笔记解读模式——在西方学者中盛行的人类学、民族学解读模式和在苏联东欧学者中流行的古代社会史解读模式。

  1.西方学者的人类学、民族学解读模式

  由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首次提出,后得到许多国内外学者的附和。持这种观点的有克拉德、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唐纳德·R.凯利等两方学者和国内以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学者。这种解读模式认为,马克思青年时代(19世纪40年代)开始从事“哲学人类学”研究,但没有对这些抽象的哲学人类学理论进行具体的、经验科学意义上的分析和说明,仅限于对人本身的抽象把握;晚年笔记从事的则是“经验人类学”研究,其主题是人类的原始状态和早期发展,笔记通过对人的经验科学意义上的实证分析,丰富和具体化了他早年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的抽象理论。就马克思毕生而言,他对人类学的研究方式,经历了与他所处时代的人类学学科一致的转变历程:“人类学在十九世纪从一门主要是哲学的学科变成了主要是经验的学科”⑤,他看到了人类学学科发生的这一变化,“并且亲身参加进去,从而他自己的著作也经过了从哲学的人类学到经验的人类学的同样转变”⑥。1972年克拉德出版笔记的书名就是“民族学笔记”,他还在其它场合将其称为“人类学笔记”,“人类学”、“民族学”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基本上是同一序列的概念。克拉德等人对笔记的人类学解读模式及“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称谓,已成为当前流传最广、影响不断扩大的一种流行模式和称谓。

  2.苏联学者的古代社会史解读模式

  持这种解读模式的主要是苏联传统学者。他们认为,马克思笔记的主题是探索前资本主义社会(“古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笔记是他先前的《资本论》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延续和进一步扩大,是他在19世纪70—80年代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作的完整研究的一部分。这些笔记表明,晚年马克思“力图全面制定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同样地研究各种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经济规律”⑦。笔记用以研究古代社会的礼会结构和经济规律的方法论与《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方法论是一致的。他们还认为,笔记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马克思先前形成的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对“古代社会”的具体适用性,并探索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⑧他们把马克思晚年所作的上述笔记称之为“古代社会史笔记”、“东方社会笔记”、“马克思有关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笔记”、“马克思70—80年代手稿”等。这种解读模式及称谓的影响主要限于苏联东欧学者,对我国老一代学者也曾产生过一定影响,但随着两方人类学解读模式的盛行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我国学者自马克思晚年笔记出版后,逐渐展开了对笔记的研究工作,也形成了一些观点和意见,但并未从根本上突破上述两种解读模式。这两种解读模式在国内学者的观点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和体现。相比较而言,人类学解读模式及其称谓对国内学者的影响更为深入和持久,它自两方学者首次提出以来,特别是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学者中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

  二、人类学解读模式在国内外的流行及其根本缺陷

  在西方研究晚年马克思的学者中,这种解读模式和称谓流传甚广。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唐纳德·凯利、西里尔·莱维特、斯坦利·戴蒙德、拉·杜娜耶夫斯卡娅,法国学者毛里斯·戈德里埃,英国学者莫里斯·布洛赫,意大利学者卡尔拉·帕斯奎内利等众多学者,都在基本立场上响应或附和了克拉德的人类学解读模式,他们普遍接受了“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的称谓,并倾向于用“经验人类学”、“民族学”或“新人道主义”来解释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例如,莱文就认为,在马克思晚年时期,“他的兴趣更多地转向了人类学,从而显示了他的思想倾向发生了重大变化”⑨。戴蒙德也认为:“马克思毕生所追寻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作为一位青年哲学家所阐发的人类的可能性的形象具体化。马克思对人类学的这种研究,就是要对人类的过去进行检讨,以便制订出未来的蓝图。他开始时只有一种设想,并以他辞世前不久遗留下来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笔记》而告终。”⑩ 戈德里埃也认为:“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奇怪的旅程——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然后转到人类学。”(11) 相比马克思先前著作,西方学者普遍对新发现的这些笔记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和更大的关注。他们普遍认为,这些写作于马克思晚年最后时期的篇幅庞大、内容丰富的笔记,决不是马克思一时心血来潮的偶然之作,而是流露了他最后的理论兴趣点和研究意图。不少西方学者相信,笔记的“人类学研究”与马克思的先前思想和著作之间存在“断裂”、“中断”,笔记表明了他晚年新的研究动向——放弃唯物史观原有立场和《资本论》创作,转向人类学领域,并试图探求一种更为科学的人类史观。

  克拉德等人的人类学解读模式在我国学界也得到了大量的回应或附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内学者普遍采用了“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的称谓。他们或许对笔记的某些理论问题持保留意见,但大都对“人类学笔记”的称谓不公开表示异议,似乎这一称谓的合理性已成广泛共识,再无争论之必要,至多只是对笔记内容的不同理解。甚至于国内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也基本沿用或接受了“人类学笔记”的称谓。在许多国内学者看来,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或者说,在他晚年时期的理论研究中存在一个“人类学转向”,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历史事实。

  国内许多用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学者积极响应或附和了克拉德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是马克思毕生理论探索的核心内容,这种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在马克思晚年笔记中也有着鲜明的反映和体现,笔记的人本主义或人类学思想是对其早年哲学人本主义、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复归。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晚年马克思在人类学家的科学著作中充分注意到了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最终放弃了传统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及《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转入了一个崭新的、视野更加开阔的研究领域——“人类学”。此外,还有一些国内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晚年笔记提出了建立一门新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理论构想,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初步思想基础。这种观点也同样与克拉德等人的流行看法有类似或相通之处,二者都主张用“人类学”来概括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和学科性质。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流行的人类学解读模式是时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严重误读,其根本缺陷是:

  1.歪曲了马克思笔记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式,混淆了笔记与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科学著作之间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晚年笔记所依据的科学材料、科学事实,主要来源于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民族学科学著作。但是,晚年马克思在笔记中的主要理论兴趣,并不在于人类学家的具体科学材料、科学事实,而在于这些材料和事实背后深刻的历史哲学问题。笔记的研究视野决不是停留在人类学这一具体科学的层次上,而是借助于人类学家的科学事实、科学成果,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层次对其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借以揭示国家与文明时代的起源的一般规律、模式和道路及其他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理论问题。笔记虽还不是一部集中阐述国家与文明时代的起源等问题的历史哲学专著,只是写作这一哲学专著的初步提纲、计划书,但它无疑已具有了一种对民族学、人类学实证材料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概括、提炼,并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对材料进行分析、升华的鲜明的哲学性质。此外,笔记还特别针对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某些观点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分析和评价,并借此明确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验证和发展了马克思先前的唯物史观理论。显然,从学科性质而言,马克思的晚年笔记首先是一种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它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通过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方式写作的人类学著作有着原则差别。

  从研究方式上看,马克思和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显然也存在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从事的主要是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哲学研究,他通过从哲学层次上概括、分析和思考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提供的科学材料、科学观点来进行相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摩尔根等人类学家从事的则主要是一种实证科学色彩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主要通过田野调查、实地考察的方式获取科学事实并进行实证分析。马克思显然不可能像摩尔根等人那样,把主要的学术精力投入到实地考察某一至今尚存的氏族社会的社会组织、亲属制度等具体社会现象中去,以此来确立自己对原始社会的某些具体认识。事实上,他是以一个哲学家的研究方式,并始终是在自己的原有哲学方法和理论的指导下,对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等相关问题进行历史哲学层次的探索和论证。摩尔根、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上的关系,是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身份的马克思和从事实证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身份的摩尔根之间的关系。把马克思的笔记混同为人类学或民族学著作,认为笔记从事的是“经验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显然是不科学的。

  2.将马克思视野中的一般意义上的“关于人的科学”同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科学”混为一谈

  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都曾从一般意义上探索过关于人本身的科学,使用过“人本学”、“人的科学”、“人道主义”等广义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不论是早期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还是后来的“唯物史观”,都具有“关于人本身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科学”的意义。唯物史观,也可以理解为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科学。马克思的“关于人的科学”,与作为具体科学的现代人类学显然有原则区别。马克思并未像后者那样,从单一学科视野具体而实证地探讨人类及其社会生活,而且从唯物史观的一般视野、一般层次上探索人类及其历史发展问题。晚年笔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历史视野的合理延伸,马克思在笔记中仍然是从唯物史观的大视野、从历史哲学层次上探讨人类早期社会的历史发展问题。用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去套用马克思视野中的“关于人的科学”,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是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经验科学,它一般划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二者分别从生物学和人类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本身,它们都是从具体科学的意义上研究人类及其社会生活,采用的主要是田野调查、考古发掘、科学实验等实证研究方式。现代人类学有时也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人的本质和社会发展问题,但占主导地位的显然是对人及其社会生活的具体侧面的实证研究,并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研究者对人类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了解。

  3.一定程度上为制造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思想的断裂、对立或矛盾提供了便利或依据

  西方一些持人类学解读模式的学者坚持认为,笔记表明了马克思晚年新的研究动向——放弃唯物史观立场和《资本论》创作,转向人类学研究。笔记的“人类学视野”与他先前思想及著作(例如《资本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或“对立”。例如美国学者凯利就认为,晚年马克思在其笔记中,“开始对人文科学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即人类学)发动新的进攻,正因为被这一兴趣所吸引,马克思才未能——或许他从未打算——完成他的《资本论》”(12)。对此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有充分的根据表明,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思想、著作之间仍然是前后连贯、内在统一的关系。譬如,笔记的指导思想和哲学方法仍然是唯物史观,马克思在各笔记中明确运用并阐述了唯物史观原理,并根据唯物史观对人类学家的某些观点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分析和评价。马克思还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阐发了一系列关于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的唯物史观新理论。马克思在写作笔记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资本论》的研究和创作,这可以从他与同志、友人问的书信来往中找到大量明确的根据。例如1879年马克思在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曾提到:“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13),1881年12月他致丹尼尔逊的信中又提到,“我想尽快地完成第二卷(即使是我不得不在国外出版它)。我现在特别想完成它,以献给我的妻子”(14)。可见,西方学者所谓的“断裂论”、“中断论”、“对立论”完全没有根据,系来自对笔记本身的误读。

  4.没有如实揭示马克思笔记的思想重心和关注的主要问题

  马克思在笔记围绕的头号主题和思想重心,是国家与文明时代的起源问题。在各笔记构成的整体中,摩尔根笔记处于核心地位,它是各笔记中最为全面、系统地探索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的主要笔记,其他笔记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摩尔根笔记的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作了重要补充。在摩尔根笔记中,马克思深思熟虑地改造了摩尔根原著的内容结构,按照“家族的历史发展——私有制的起源——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的论证结构,依次探讨了文明时代的三大要素(专偶制家庭、私有制、国家)的历史起源问题。就形式而言,马克思探讨了三大文明要素的起源问题,而就实质而论,笔记的主题实际上是同一个起源——文明时代的起源。笔记的真正理论兴趣,是全面探索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如何起源、诞生的历史之谜。马克思直接论述蒙昧时代(原始文化)的部分只占笔记很小的篇幅。马克思探索“野蛮时代”——也可称之为“文明起源时代”,它是原始蒙昧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是私有财产、专偶制家庭、国家起源的历史时代——以及希腊、罗马早期国家诞生的历史进程的部分,在笔记中占据了约80%的篇幅,构成这一笔记的主体部分。此外,其他四个笔记也从不同侧面补充了关于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许多重要材料、观点(例如关于国家起源、私有财产起源等)。笔者认为,西方学者的人类学解读模式的基本局限之一,就是不恰当地忽视了“国家与文明的起源”这一马克思各笔记普遍关注的理论主题。后者恰恰是各笔记(特别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摩尔根笔记)加以首要考察的核心问题,是各笔记的主要理论兴趣所在。西方学者通常将“人类的原始状态和早期发展”视为笔记主题,对于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他们仅仅是将其作为人类早期历史的一个次要侧面加以一般考察,并将其与原始社会史的其它具体问题并列,这就必然导致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思想主旨、理论创新的曲解和贬低。

  5.用“哲学人类学”、“经验人类学”分别把握马克思青年时代、晚年笔记的思想。混淆了哲学思维层次上的“具体”和经验科学、具体科学层次上的“具体”的本质区别

  笔者认为,克拉德等西方学者用“哲学人类学”、“经验人类学”分别把握马克思青年时代、晚年笔记的思想的做法是不科学的,既小符合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也混淆了哲学思维层次上的“具体”和经验科学、具体科学层次上的“具体”的本质区别。晚年马克思在其笔记中,并未如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超出一般历史哲学层次进行所谓的人类学经验研究。笔记始终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历史哲学层次对人类学家的科学事实做出理论概括,并探索关于国家与文明起源等问题的一般哲学理论。如果说马克思青年时代的确是以一种较为抽象的哲学方式把握人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问题的话,那么,决不成认为,晚年笔记就超出了对人类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把握方式,放弃了先前的历史哲学研究方式而转入了与此截然不同的经验科学研究方式。事实上,笔记从事的仍然是对原始社会史的历史哲学研究,只小过这种研究较之从前奠定在更加坚实、可靠的实证科学、经验科学基础上,因而对人类及其历史的把握更加清晰、完整、具体而已。这种“具体”,并不是什么经验科学意义上的“具体”,而是对对象本身的哲学把握的具体化,这体现了马克思思想“从抽象到具体”的不断深化和发展。这种“具体”,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相对于青年时代的相对抽象的思想而言的“具体”,不是从哲学变为具体科学、经验科学的那种“具体”,显然二者有本质区别。马克思晚年的研究较之早年时期来说,对理论对象的哲学把握的确更加“丰富”和“具体”(这是马克思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从早年到中年,再到晚年,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哲学层次上的“抽象到具体”的深化运动。但不论怎样,晚年马克思理论的这种“具体化”,仍然是哲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主要学术精力和兴趣放在从事经验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上去。

  三、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并将其命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的理论根据

  我们主张恢复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本来面目,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并将笔记重新命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

  1.符合笔记本身的研究方式、学科性质以及晚年马克思写作笔记的实际意图

  马克思晚年笔记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概括、借鉴人类学、民族学最新科学成就,从历史哲学层次探索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笔记。如前所述,就研究方式而言,笔记与人类学、民族学实证研究方式有原则区别,马克思从事的是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哲学研究,他通过从哲学层次上概括、总结人类学家的科学事实、科学观点来进行他所关心的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就学科性质而论,笔记显然是一种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而非经验科学、具体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学性质的笔记,它与人类学家、民族学家通过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方式写作的人类学著作有着原则区别。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笔记的理论性质,并将笔记命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完全符合笔记自身的研究方式(历史哲学研究而非人类学、民族学实证研究)和学科性质(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而非人类学、民族学性质的笔记),也符合晚年马克思理论探索、哲学创新的实际意图和研究计划——在充分占有当时最新实证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高度,探索关于国家与文明起源及原始社会史其它问题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探索关于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唯物史观哲学理论,科学解答私有制、阶级、国家及以它们为主要特征的“文明时代”如何诞生的历史之谜,正是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宏愿和最后构想之一。

  2.准确而简明地揭示了笔记的思想重心、核心问题和主要理论兴趣

  马克思笔记的思想重心、核心问题是国家与文明时代的起源问题。五个笔记中,摩尔根笔记最为全面、系统地探索了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它以80%以上的内容篇幅,全景展现了国家、文明时代起源和形成的宏伟历史画卷。其它四个笔记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摩尔根笔记的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作了重要补充。各笔记的主要理论兴趣,正是全面探索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如何起源、诞生的历史之谜。因此,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笔记,并将笔记命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客观地反映了笔记的思想重心、核心问题和主要理论兴趣。而且,这样做的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简明、直截了当地表明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主题,就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而非原始社会史的其他问题。这就避免了把笔记所从事的研究视为重点不突出、主题不明确、论述问题不分主次、过于抽象笼统的“原始社会史研究”的缺陷。相比之下,苏联传统学者通常笼统地将笔记称为“古代社会史笔记”或“马克思有关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笔记”,没有揭示出马克思笔记的这一思想重心和理论主题,从而忽略和湮没了这一主题;西方学者同样抽象、笼统地将笔记归结为研究“人类原始状态和早期历史”的“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同样是忽视和贬低了笔记的这一真正主题。

  3.符合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整体性,并与摩尔根笔记的核心地位和内部主题相一致

  读者不难发现,马克思晚年的五个笔记之间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而是紧密联系、内在关联的,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各笔记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且在它们关注的理论问题、思考问题的立场、基本结论、研究方式、哲学方法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共同性或相通性。从写作时间上看,各笔记之间或前后紧密衔接,或大致同步,又都是对当时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所作的笔记,不难肯定它们确属马克思晚年最后时期同一序列的著作,并与他晚年的某一研究计划有关。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15)、菲尔笔记,三者使用的甚至是马克思的同一笔记本。晚年马克思显然是把这些笔记纳入到他的整体研究计划中去的,它们共同服从于他晚年的理论创新计划——根据当时最新的人类学科学成果,探索唯物史观新的历史哲学理论。

  摩尔根笔记是各笔记中论述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主要笔记,也是五个笔记的核心部分。它在各笔记中的核心地位表现在:首先,在各笔记中,只有摩尔根笔记如此全面、系统地探索了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的绝大多数问题,不仅深刻揭示了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条件、动力和具体进程,也探索了早期原始社会(原始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大致图景,堪称为马克思论述原始社会史的“百科全书”。其次,晚年马克思在其他笔记中,经常以摩尔根科学成果、摩尔根笔记的基本思想为主要依据,批评、修正其他人类学家(例如梅恩、拉伯克等人)在原始文化、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或对他们的论证进行重要补充。第三,相比其他人类学家及其著作,马克思对摩尔根的科学成果给予了最大的重视和关注,对摩尔根本人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这是其他人类学家及其著作所没有的。第四,从各笔记篇幅容量的比较来看,摩尔根笔记显然是各笔记的主体部分:它在马克思大开的笔记本中占了近100页的巨大篇幅,几乎和其他四个笔记的总量相当。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深思熟虑地对全书的结构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并用绝大部分篇幅论述了国家与文明时代的起源问题。“国家与文明起源”显然是摩尔根笔记的理论主题。其他四个笔记在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于摩尔根笔记对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全面研究的。

  4.符合马克思前后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性

  在写作笔记前,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的一些重要手稿或著作(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中,就从历史哲学意义上提出了一些关于国家的本质和根源、文明起源、原始社会的基本看法。例如,他得出国家和法的关系根源于市民社会、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的结论,探讨了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在人类历史上的关系,明确提出要“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16),还对人类史前状态作了一些概括性描述。中年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历程中,也一直试图揭示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始社会)的本来面目及“派生形态”(私有制社会、文明时代)如何诞生的历史之谜。例如,马克思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变迁问题。但限于青年、中年时期的科学发展水平,马克思始终未能形成对原始社会发展史、文明起源进程的完整、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决定性的科学依据,对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形成唯物史观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体系,对当时的马克思而言,还只是一个有待提出的新课题。马克思晚年时期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大发展,提供了全面揭开这些历史之谜的可能性。笔记正是立足于最新科学事实,揭开历史之谜的初步尝试。从事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一时的灵感或冲动,而是有着先前思想发展的必要铺垫的。

  5.与恩格斯的相关说明和理论活动相吻合

  作为马克思晚年乃至毕生志同道合的战友,恩格斯无疑最了解马克思晚年的理论宏愿、创作意图和科学活动。马克思晚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认真研读了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著作,作了大量的摘录和评注。据恩格斯说,他此举为的是写作一部关于原始社会的著作,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17) 恩格斯在解释他后来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的缘由时,曾明确表示:“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18) 在借鉴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哲学层次上的概括、升华,全面探索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文化(早期原始社会)问题,正是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宏愿和最后构想之一。遗憾的是,由于健康原因,马克思没有完成这一愿望就与世长辞了。恩格斯创作于1884年的《起源》,正是在充分领会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的精神实质,概括、借鉴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从历史哲学层次探索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历史哲学著作。全书的内容结构、主题、思想重心都和摩尔根笔记基本一致。《起源》是晚年马克思在摩尔根笔记中已奠定理论基础和内容结构、计划写作而未及写作的著作,是完成亡友理论宏愿之作、“执行遗愿”之作。马克思逝世后,为了实现亡友的遗愿,恩格斯晚年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中,先后写作了《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法兰克时代》、《马尔克》等著作。1890年恩格斯创作《起源》新版时,还广泛吸取了当时世界考古学、人类学的最新科学成果,对原书内容,特别是其中关于家庭的部分,作了重要补充。(19)

  那么,马克思晚年为什么要从事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系统研究?或者说,他写作“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的思想动机是什么?

  (1)是科学揭示人类历史“原生形态”性质和“派生形态”起源问题,最终完成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要求。揭示人类历史“原生形态”的本来面目,并解答“原生形态”如何转变为“派生形态”——换言之,“文明时代”如何诞生——的历史之谜,是马克思长期致力于实现的理论愿望。科学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他完整地说明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的重要前提,也是系统建立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理论,最终完成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自青年时代以来,就长期致力于社会形态发展和更替问题的研究,力图从唯物史观角度说明人类“原生形态”和“派生形态”的性质和变迁。但由于缺乏决定性的科学资料,马克思一直未能就原始社会(“原生形态”)的具体性质和原始社会如何转变为私有制社会(“文明时代”、“派生形态”)的问题形成具体、清晰的认识。相比人类史的其他部分,马克思对它们的认识是很不完善的。19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人类学、民族学的兴起,一批有决定意义的科学著作的问世,特别是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发表,“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20),为马克思系统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第一次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使他对这些问题的全面研究成为可能。在此之前,马克思对“原生形态”的理解还基本停留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内。他晚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作了摩尔根等多位当时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类学家的科学著作的笔记,进行系统的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正是为了利用当时世界科学发展提供的重要契机,填补先前历史研究中关于原始社会史和文明起源史的空白,建立完备的唯物史观历史理论。

  (2)是验证自己先前的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的要求。马克思晚年系统地研究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一方面是为了发展唯物史观的历史理论,最终完成其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从更终极的目的来看,他显然也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的科学性,为自己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寻找科学依据,从而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在掌握充分的科学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原始社会的具体状况和私有制社会(文明社会)如何起源之前,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把握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预测,还不能彻底摆脱“理论假说”或“空想”的成分。马克思晚年世界科学的大发展,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科学事实,使人们对原始社会、文明起源进程的科学认识首次成为可能,从而也使验证他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在原始社会史、文明起源进程上的具体适用性成为可能。他晚年写作“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正是为了在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上,令人信服地说明唯物史观对文明起源史、原始社会史的具体适用性,从而证明唯物史观原理的完全科学性和普遍适用性。而且,正确地说明文明时代起源过程和原始社会发展史,也有助于为他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寻找更进一步的科学根据。马克思毕生一直力图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永世长存,资产阶级的家庭形式、所有制形式和国家机器乃至意识形态都只是与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相联系,既非从来就有,也非永恒存在。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提供的科学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根据摩尔根的科学发现,充分验证唯物史观和未来社会理论的科学性,正是马克思写作笔记的主要动机之一。

  (3)也是实现《资本论》体系构想,建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要求。马克思本人曾明确表示要完成“《资本论》续篇”,并提出了《资本论》创作的“五篇构想”和“六册构想”。根据自己的“《资本论》体系构想”(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基本思路是,从《资本论》过渡到《国家论》,经过《国际贸易论》,最后上升到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世界历史论》。为了根据这一思路写出“《资本论》续篇”,完成其“体系构想”,马克思晚年一共做了四组笔记,即“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历史学笔记”、“哥达纲领批判”和“关于俄国问题的笔记”。其中,“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是为了系统、真实地揭示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始社会)本来面目和“派生形态”(文明社会或私有制社会)如何产生的世界历史之谜,并验证他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科学理论;“历史学笔记”则是为了历史地展现自文明时代产生以来直至资本主义形成的漫长的“前资本主义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至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史,探讨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问题,包括世界统一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哥达纲领批判”和“关于俄国问题的笔记”,则是为了分别阐明类似于德国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课题。

  四、确立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这一新理解的意义

  1.有助于正确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和贡献

  对于笔记和晚年马克思,国内外曾流行三种看法:第一种以克拉德等西方学者为代表,他们主张用“经验人类学研究”来解释笔记的理论性质和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新动向。第二种以苏联传统学者为代表,他们倾向于用“古代社会史”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来概括笔记及晚年马克思的理论探索。第三种以梅林、梁赞诺夫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他们认为马克思晚年处于慢性死亡状态,晚年作大量笔记是“不可饶恕的学究气”。前两种看法承认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价值,但显然对笔记的研究性质、主题思想等问题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第三种看法则根本否认笔记的理论价值和贡献。笔者认为,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并将笔记命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既简明、准确地揭示了笔记自身的理论主题(国家与文明起源)和研究性质(概括、总结当时最新科学成就,从历史哲学高度研究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也合理解释了笔记和马克思先前思想、著作之间的前后连贯性以及笔记的哲学创新意义(笔记是先前唯物史观的历史视野的合理延伸,笔记的理论贡献是开辟唯物史观新研究领域,探索唯物史观关于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新理论),从而正确评价了晚年马克思及其笔记的理论探索和贡献,维护了笔记应有的历史地位。

  2.有助于恢复马克思思想史本来面目,消除对笔记及马克思晚年思想发展的错误观念

  对于马克思晚年思想、晚年笔记在其思想史上的地位,西方学者中广泛流行“断裂论”、“复归论”两种看法。“断裂论”认为,笔记表明马克思晚年放弃了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创作,转入了人类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并试图探求一种更为科学的人类史观。“复归论”认为,马克思青年时代是一个哲学人类学者,晚年笔记通过对人的经验分析,回归并深化了他早年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的理论。这种观点正是克拉德等人的基本看法。“断裂论”、“复归论”这两种看法在西方学者那里常常合而为一。例如,“断裂论”者凯利就认为,在晚年笔记中,马克思“重新回到了青年时期最初所研究的领域,虽然现在实际上已是以一种实证的、科学的和真正普遍的形式进行这种研究”(21)。以“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笔记,有助于恢复马克思思想史真相,澄清这两种错误观念。一方面,笔记对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历史哲学研究,是先前唯物史观历史视野的合理延伸,是马克思根据最新科学发展,对先前一直思考的人类历史原生形态问题、文明时代如何诞生的历史之谜的初步科学解答,笔记对唯物史观既是坚持也是发展的关系,因此主张所谓“断裂论”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笔记并不是对人本身进行经验分析的纯粹人类学著作,而是以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为重心的历史哲学著作,“人类学复归论”是对笔记误读的产物。此外,马克思晚年笔记探索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社会问题,是他先前思想发展的合理结果,它并不仅仅与青年时期的初步思考有联系,与中年时期的继续探索也是前后关联的,不能认为笔记就只是“回归”到了青年时期,与中年时期就没有联系,或者说就是“断裂的”,“复归”是一种不科学的提法,它割断了马克思各时期思想的内在联系。

  3.有助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科学的新的生长点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立足于当时西方最新的人类学、民族学科学事实,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高度做了初步的、至今仍有重大启发意义的探索,提供了后来者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哲学基础。对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历史哲学研究,是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后来者开辟的一个重大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方向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从世界范围来看,文明起源和人类起源是世界各国科学研究的两个重大课题。我们以“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为马克思笔记的研究主题,既是要客观说明晚年马克思对这一世界性重大课题研究的开创性贡献,恢复马克思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的应有地位,也是为进一步开拓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科学的新的生长点,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100多年后世界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获得突破性发展、重要科学发现层出不穷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文明起源论的哲学研究,努力创造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文明起源论的现代新形态,并揭示中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独特道路与世界历史地位。

  注释:

  ① “菲尔笔记”,即《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人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

  ② “摩尔根笔记”,即《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③ 参见克拉德:《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说明”,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⑤ 克拉德:《作为民族学家的卡尔·马克思》,《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⑥ 克拉德:《作为民族学家的卡尔·马克思》,《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⑦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5卷《说明》,《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页。

  ⑧ 参见王东、刘军:《“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⑨ 参见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

  ⑩ 参见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

  (11) 参见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

  (12) 凯利:《晚年马克思和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6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页。

  (15) “梅恩笔记”,即《亨利·萨梅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

  (1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17) 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出版者说明”,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页。

  (1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2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21) 凯利:《晚年马克思和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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