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本视域与问题视域的实践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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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当前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英文标题:On the Practical Integration of Text Perspective and Problem Perspective:The Concerned Issues in Textological Study of M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1)应确立一种群众性的根本立场并向着未来的实践积极筹划,才能使之成为革新时代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策略考虑;(2)应张扬一种科学的批判精神并及时地对时代变革的主题发言,从而使其学术价值得以整体性的自我融贯;(3)应确立一种自觉回应时代需要的实践向度,在其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中获得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式拓展;(4)应将其理性文本变成“时代性的文本”,以便能够积极参与对当代现实的理论塑造;(5)应将文本视域与问题视域、文本逻辑与现实逻辑内在统一起来,以是否及如何自觉融入到实践为诠释限度,以是否及如何深入到生活的本质处运思为验证其真理性程度的当代标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文本视域,问题视域,实践整合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论文本视域与问题视域的实践整合.[J]或者报纸[N].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4):28-34

正文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学术价值评述

  关于今天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根据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方法,以什么样的解读模式和路径,去客观公正地切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问题,其实学界曾有过诸多不同的主张。持“文本视域高于一切”观点的同仁认为,“回到”、“走近”、“走进”、“转向”、“重读”、“重振”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原始文本进行考证、校勘、梳理和辨析,以消除“无意的误解”或者“有意的歪曲”,悬置自己主观的偏见或先见而进入文本原创时期的精神境地和思想源头;只有对马克思文本的产生背景、写作过程、文本结构、定稿内容、重要思想、传播途径、历史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历史性考证和实证性解读,才能从思想承继的关系入手,从古今中西的“历史大视域”出发,对马克思文本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和现代意义予以客观定位,才能使马克思文本摆脱任何不属于原作者意图的非法增补,推翻任何在马克思头上堆砌的非法性建筑,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本性的真正回归。而持“问题视域大于一切”观点的同仁则强调,今天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于,积极拓展马克思主义现实研究的时代视野,开辟新的理论论域,寻找新的问题向度和把握方式;唯有带着当代的问题意识真正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切身性考察,才能破除各种本本主义致思理路的钳制,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当代价值,巩固其合法性基础并使之获得一次层次上的跃迁。但在笔者看来,若将文本视域与问题视域内在地割裂开来,就会构成马克思文本学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阻障,唯有实现二者的实践融通,才能找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路径;唯有在实践基础上打通文本视域与问题视域的学术壁垒,实现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思想性、本真性与自主性、公共性与个体性等诸多解读模式的自觉契合,建立一种“文本—问题—实践”三位一体的诠释模式,才能使马克思文本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复活在当代的现实语境中,从改革开放的当代视野出发重演文本的真实思想,使其本真精神和科学价值全面介入于并活跃于当代实践之中,从而成为活生生的时代精神和民族信念。为此,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唯有确立一种群众性的根本立场并向着未来的实践积极筹划,才能使之成为革新时代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策略考虑;唯有张扬一种科学的批判精神并及时地对时代变革的主题发言,才能使其学术价值得以整体性的自我融贯;唯有确立一种自觉回应时代需要的实践向度,才能在其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中获得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式拓展;唯有将其理性文本变成“时代性的文本”,才能够积极参与对当代现实的理论塑造;唯有将文本视域与问题视域、文本逻辑与现实逻辑内在统一起来,以是否及如何自觉融入到实践为诠释限度,才能深入到生活的本质处运思。

  二、“把理论彻底交给群众”应成为文本学研究的根本立场

  基于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诠释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决定着我们对文本解读的答案是否科学和切当,而且还直接决定着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本身是否具有“三贴近”的群众基础。解决文本学研究的群众性立场问题,不仅是一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问题。不从政治上看待这一问题而只从学理上进行抽象性运思,是以往文本学研究陷入各种误区的原因之一。[1]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之所以充盈着一种永远也不可能被放弃的超越精神,关键就在于它在世界观的核心层面张扬了一种根本性的实践功能,开辟了现代理论研究通达群众性事业的一道思想走廊,不仅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实践,确立了一个对待“文本视域”的恰当的政治立场,而且提供了一个考察人类社会最终获得解放的新人学原则,确立了一个如何将理论彻底交给群众、最终见重并赢得人民群众的实践路径。[2]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应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并从根本上表达和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诉求。一方面,作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它的核心内容及本质特征总是那些与人民群众革新时代的社会实践相适应的时代精神的理性表达,它只有掌握足够多的群众并在实际上通过群众性的社会实践,才能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即使是先进性的思想一旦离开“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它自身什么也不能实现。另一方面,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召唤时代前进的号角,它的精神总是指向特定的社会实践,总是将自己的理论旨趣与社会变革活动内在关联并将它的理论精髓始终贯彻到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切身关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谋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每个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内在一致,既是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的理论主题和根本目标,也是文本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根本旨趣和唯一的政治出口。相反,若背离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而只用玄妙、晦涩的语言去构造抽象、神秘的体系而孤芳自赏,或者只热衷于学术沙龙式的自由清谈和窃窃私语,或者只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这样就会把人民群众最精致、最珍贵和最看不见的精髓和智慧闲置于主流思想的局外,使之处在湮没不彰的状态。这种以闭门造车方式操作出来的所谓“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更遑论它能作为时代精神的思想精华而“思入时代”并指导时代前进了。[3]134

  三、文本诠释应发扬一种科学的批判精神

  集唯物性、辩证性和社会历史性于一身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这既是其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要义和基本特征,也是其活的灵魂、核心内容和最基本的理论品质。因而,首先从其原始命题之固有意义上讲,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批判性的解读,不仅是破除对它的教条式理解,使之摆脱自我边缘化、贫困化、碎片化的根本方法,也是使之实现与时代相交融,与生活相适应,不断跟进时代、与时俱进、与世偕行的跃迁之途。但由于传统上的一些先见或偏见及其所形成的固定的思维惯性,往往使它的本真精神和当代价值很难根植于现实生活,很难使它的灵性和智慧向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开敞,很难积极地对时代变革的主题发言。传统的理论框架,正是由于对实践参与度严重不足,才使它的许多观点和结论成为了流失的和流产的文明。其次,从其意识形态性上讲,马克思主义向来是作为指导思想进行建构和发展的,它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因而,文本学研究中的任何理论问题很少不是政治问题的,其理论研究方向和立场上的任何一种变动或变更都会产生召唤时代前进的重大效应。这种理论研究的政治敏感性,常常使人对之产生一种崇敬感,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一旦超过一定的度,极易产生一种文本崇拜,使自己的思想陷于保守、僵化和裹足不前的状态。因此,在文本学研究中,只有发扬自我批判精神,才能成功地使之避免因自恋而导致的退化和停滞。再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当年马恩正是在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看了许多书,但唯一没有看到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书,但并不妨碍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有时他们反对别人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今天,我们更不应躺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咬文嚼字,相反,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许多“时代性的文本”,也应成为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批判的考察对象,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坚持和真发展。与各种错误思潮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发展规律,而且更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准则。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按其理论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总是以否定的方式,从事物不断的运动中,从它存在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去把握事物,它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之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它的理论活力来自于社会实践,它的一切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实践。当然,这种以实践为基础的批判本性,不仅要对准它的批判对象,更要对准自身的文本,要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文本学研究。

  四、文本研究应确立一种自觉回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向度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而非文本,文本只是“流”而非“源”;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社会变革的实践。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实践性的理论,它自始至终都立足于重大的时代课题,在对重大课题的求解中诞生,也在对它的进一步求解中发展。相反,若不与时代相关,不试图回答时代课题,只从本本到本本,只从理论到理论,只能成为空洞无物的东西。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时代课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相关性,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只有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对之做出理论上的思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并善于对此作出具有当代中国水平的求解,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积极地双向互动,将自身的思想变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组成部分一道得以完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做出属于当代中国学人的独特的创新。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每一步拓展,都要成为革新时代不可或缺的一种策略考虑,使其研究中的每一种理论谋略,都成为一种能够极大影响实践决策的改革方案。[4]事实上,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巩固和壮大的过程中实现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使之逐步中国化、当代化、民族化,这早已被自觉地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在原则和根本属性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新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伟大的理论成果。它的一切内容和特征归根到底都离不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灵活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内在灵魂的,是在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正确指引下不断发展、前进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代表理论发展的一切先进性的要求不仅仅意味着要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文本,而且意味着要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使之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使之结合新的条件和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得以充实和发展。须知,在今天许多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初创时期都是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和深入发展的,诸如社会主义实践的本质、意义、结构、功能、发展规律及未来走向等问题,都须结合当代实践进行新的理论塑造,这当然就要求对原文本进行实践性的再诠释。

  五、对“以西解马”的文本诠释模式应作适当的边界限定

  的确,“以西解马”的诠释模式曾在历史上一度冲破了传统教科书的钳制,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许多极具启迪意义的方法,如将马克思主义文本作整体性把握的“总括性方法”,透过表面而精研义理的“症候解读法”,通过豁显内在张力而实用主义地对待文本的“解构阅读法”等等。在这些方法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性研究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向深层的推进。但“以西解马”只是一种不能算是太成功的解读模式,这种模式本身尚存在许多问题,因为它解读出的各种版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诸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都强烈地打上了西学的痕迹。它彰显出的马克思是具有西学面相的马克思,它解读出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5]38这是一种“不透明的光”,是一种语义复杂、具有多种歧义性的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科学价值就被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向和批判功能就被宣示成为一种文字游戏和“符号逻辑”,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被颓废化、边缘化了,最终演变成为一种叙事的工具,一种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反讽手段。[6]305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向及其意识形态蕴含都被这种“书斋里的革命”所取代,而变成了一种类似文字游戏的坏文学。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向被西方化,从而使它面临丧失自性、意义放纵、无效衍义的危险,长此以往,马克思主义将成为一种消散于西方时尚文化之中的,身份迷失、下落不明的异化物。近来,“西方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主张要认真研读和反复论证马克思的著作,并认为这是一种理论责任和政治责任,否则若拒斥马克思的经典,将铸成重大的政治错误,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意义世界,无论如何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又主张对之进行“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即放弃马克思主义与任何政治集团之间的内在勾连,打碎一切意识形态外壳,实现一次超越性的解脱,从而可以集中注意力深入研究专属于马克思本身的东西。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任何实践性的阅读,都不得不加以抵制,而专心从事所谓后政治的阅读、解构性的阅读、中立性的阅读、无公害性的阅读和招魂式的阅读(文本还原性的阅读)等等。这些阅读旨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驱魔”和颠覆,不过是后现代解构策略的种种巧妙性的运用罢了。[7]201这表明,若依赖和期待后现代者用崩溃性的逻辑去复活马克思主义文本精神,就只能埋葬马克思主义文本并造成其思想的大萧条和意义的荒漠化。

  六、“以马解马”制造的文本,应成为自觉服务于改革开放实践的“时代性的文本”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以马解马”的文本解读,当然不能缺乏文献学的基础。任何一个严谨的学者都不会否认对第一手原始文本信息进行严格考证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数据库和文本识别专家集团,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学的建构,而缺乏文献学的史料考订和知识积累,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学研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严谨的版本考证只是文本解读和思想诠释的起点,它压根儿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它非但保证不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反而会阉割、歪曲甚至颠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思想,更不要说推进思想研究向深层开掘了。如果只立足于文献学研究层面,就会对经典因过于盲从和迷信而望文生义或者断章取义,最终只能回到教条主义的老路上去。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应突破文献学的狭隘视界,在实践中不断地重组和改写。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语义应在面对实际、面对实践中不断得到彰显。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和高贵的实践品格不能只在学理层面得到一些呼吁和考量,而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时代性的文本”中得到确证和彰显。只有立足于实践这一真正的“时代性文本”,我们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并真正回到马克思。否则,若以文本拒斥时代,以经典抗拒政治,割断文本研究与问题意识的内在关联,只重视纯学术性的研究,而不能和不愿将学术能量释放在学术以外,那样,马克思主义就不仅不会思入时代,反而会远离自己的时代和人民,那它就会“在纯洁中堕落”,在纯粹中委顿。

  七、文本研究的当代性取决于它的基本原理的有效性,而不在于以什么方式对文本进行解读

  文本学研究的当代旨趣在于立足现实,而非仅仅立足于文本自身。文本研究在于为捕捉和解答当代问题而提供有效的理论方案,而不在于如何去表达原著。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显现并非仅仅依赖于文本解读,更重要的是依赖于对实践的适应性和切入方式。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取决于它的基本原理的有效性,而不在于对文本如何进行版本上的还原。我们无权改动文本,但有权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有否以及有什么样的当代价值,这一切应由实践去检验,而不能以经典中的某些字句为依据。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能是一源多流、一体多向、一元多样,“源”、“体”、“元”即基本原理,是变中不变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基本依据和实现中西交流和会通的理论基础。当然,“源”、“体”、“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流”、“向”、“样”去运用,也可以再生出多样性的“流”、“样”、“向”,但“流”、“样”、“向”不能冲淡“源”、“体”、“元”,更不能替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无论对当代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或是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学理研究,都要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一元性的基础为根本出发点。无论从问题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支点都在于强化、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权威性和当代实用性。若借口时代的变迁或者是文本考证的急迫,就有意无意地对抗原理,主张“去原理化”研究,或者倡导什么“后原理转向”,这就从根本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性,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窄化为“马克思学”或者“马克思文献学”。如果这样的话,内蕴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指向和中国化的时代立场,就会在一种新教条主义(东教条或者西教条)的喧闹声中走向自我崩溃和消解。[8]220总之,凸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应求之于它的基本原理自身,求之于它的基本原理在参与时代变革中不断得到确证的科学精神,求之于它的基本原理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激烈斗争中所激发和活化出的时代精神精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每一步重大的发展都离不开它的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拓展。

  八、文本研究应参与对当代现实的理论塑造,而不能“只做字句的奴隶”

  现在看来,文本研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是最薄弱的一环。谈论其重要性的多而真正介入者少,作为表层理解者多而作为专业研究的人少,而且文本研究只要略有抬头就很快会招致很多人的指责,其深层原因在于他们早已习惯于将文本研究与问题研究割裂开来。对那些心目中只有问题,只强调现实指向性大于或高于一切文本的学者来说,文本研究要么是早已完成了的工作,要么压根儿被看成是一种浪费。其实,文本研究不只是在摆弄碎片,不只是在考订文本细节、梳理文本字句,更不会造成缺乏思想、磨掉了灵性的“伪文献学考据”。文本研究的根本旨趣在于通过扎实的文本考证,重新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学术价值尤其是它的当代精神,为客观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思想提供合法性的文本基础;同时也有利于走出内部研究中所形成的断章取义或者文本至上的研究误区,避免出现“死在古人的句下”所引起的诠释过度的现象。文本研究也不只是在复述原著,其实对于它的绝大部分思想来说,如果只靠文本的考察是远远不够的。[9]何况,文本情况极其复杂,许多文本尚未发表,或者根本没有成形,如果只从已发表的现成的文本中研究它的思想,方便固然方便,但也最不可靠,甚至会造成曲解或者误解。所以,文本研究离不开思想建树,不仅是在枝节问题上,而且在其研究过程的每一环节特别是最后归宿上,更是离不开。没有精神指引和思想归结的文本研究,是一文不值的句读研究。文本研究不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现实,更不是在自我裂变中谈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文本研究恰恰需要真切地介入经典作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弄清他们以何种方式及在何种程度上真正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成功地以思想的方式解答了当代课题,从而弄明白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并成为推动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的缘由。由于马克思压根儿就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所面对的时代特性与当代的现实问题具有同质性,因而,他的许多重要文本仍然能够成功地解释当代的现实问题。他的文本不是早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也不是只记录了一段历史的僵死文献,尽管从中很难找到解决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但它仍然能够指导并参与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对现实问题的求解仍然产生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九、文本研究与问题研究应保持内在的一致性

  文本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社会中所处的指导地位,决定了它的文本学研究也必须与现实问题保持内在关联,若只关注于文本实证而不顾及社会问题本身,那就等于放弃了它拥有的理论职责和社会使命。因为,现实问题并非是指社会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而是指重大的社会变革所引发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以及在精神领域由于对这些社会矛盾的回应而形成的思想潮流和理论趋向,尤其是指社会变革所主导的实践指向、理论回应实践所主导的精神指向以及由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所诱发的一系列时代课题。若文本研究只切问了一些浅表性的社会生活事件而没有切中当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张力和时代课题,那么,它高悬在现代生活之上的所谓形而上的感召力、批判力、解构力,就会这样或那样地被遮蔽;同样,若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只是满足于摆弄碎片、考订史实,跟在实证科学的后面亦步亦趋,从而只附着于现实生活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到作为社会现实矛盾的实质性内容之中,不是作为重大社会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存在,那么,这种抽象性的文本考据就会因误解了时代的独特现实性而重新使之囿于晦暗之中,而成为结不出果实的“虚构的花朵”和“意识形态幻觉”。[10]那它何言“思入时代”并引领时代前进呢?可见,对社会现实及其在自身发展中所表现的富有规律性问题的真切反思和深层考问,是文本学研究深入社会生活的根本路径,也是它的真理性持之不坠并不断获得勃勃生机的生命线。正是围绕社会现实问题这一枢轴,马克思主义才开启了理解并切中社会现实问题的全新话语,从而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重构了社会生活基础,使文本研究实现了“本质与现实的统一”。[11]文本研究对社会现实的塑造和对当代思想自我的重建表明,文本研究中的逻辑不仅是理性反思的逻辑,而且还是社会现实本身的逻辑;文本研究不仅是文献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一种现实性的思想研究。

  十、文本学研究的理论旨趣在于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抑或回到当代现实生活

  有人认为,文本研究虽然只是前提性、基础性的工作,而不能替代所有的问题研究,但它的旨趣和归宿则在于如何解读文本并深化思想研究,并强调指出若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版本源流的勘察,离开对构成文本的每个章节的翔实的校证,而仅靠组合一些权威引文并进行过渡性的诠释,这样就会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头上堆砌出各种各样的非法性建筑,从而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意图。故而只有通过对其主要的理论要素(社会历史背景、知识背景、核心范畴、分析框架、价值立场、思想方法、历史演变)进行文本学考证,才能真正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去。但也有人认为,文本研究的理论旨趣不在于文本自身,而在于思想创新和实现理论的价值增值;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基础性、前提性的文本梳理工作缺口很大,仍需加大研究力度。但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却不在于此,而在于使理论研究如何面向当代实践并对之进行实践性的诠释,这既是全面理解和综合创新的基础,也是回应挑战、解答当代课题的需要。面向实践和文本复原,这二者不应采取“路归路、桥归桥”的办法,并使它们对立起来,而应实现双向互动;既不能以基本原则代替文本研究,也不能利用文本考据代替理论创新,文本与原理、文本与问题、文本与实践,说到底都是内在统一的,压根儿不存在离开当代精神指向的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更不可想象远离当代思想背景和当代现实问题求解的原教旨意义上的“马克思学”或者“马克思文献学”。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研究都理所当然地指向当代实践,而且只有向着实践谋划,其理论价值才能不断得到彰显。如果忘记当代所需和淡化问题意识,而只是面对原始文本发呆,除了能闻到一些发霉的味道外,还能得到些什么呢?

  十一、文本诠释的限度应以能自觉融入到实践为标尺

  有人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诠释应以文本自身为限度,超出文本原意即是非法的和无效的诠释。经典作家在创制文本时刻意投放在文本中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后来读者或受众在阅读或接受时应以文本意图为中心,应遵循“文本自解”原则,应相信文本中的一切个别细节都能从上下文即前后关系以及系统意义上去加以理解,从而产生整体意义的自我融贯。相应地,读者本人的先见、传统和立场等这些前理解、前结构,在诠释文本时的作用应忽略不计,或者说,应终结或放弃读者意图而只忠实地切近作者意图,任何读者意图的介入都被视作是非法的谮越,读者的心灵只有保持沉默,才能宣示原作者的真实想法。因而有人主张,为了防止马克思主义语义的迷失和无效衍义,在阅读过程中只能恪守文本而不能越雷池半步。但也有人持反对立场,认为,文本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并不意味着文本是完全固定化的东西,相反,文本的意义是不断自我生成、自我流动、自我超越的,它完全可能冲破原义和原作者视域的可能性意义空间,而重构新的语义世界。因而主张,诠释固然离不开作者的原始意图,但却不能简单的将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等同,更不能让文本的含义僵死在作者本人的意图中。文本的含义是一个不断自我生成的“意义复合体”,它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发散性,只有解释者本人也是一个“意义复合体”的接受能手,是一个具有复合型开发能力的主体,才能使文本多层次的含义得以开释;只有实现文本意图与作者意图、历史视域和当代视域的内在整合,才能产生交往互惠、视域交融和重叠共识。为此,不超出作者原始文本的限制,就很难实现意义的自我拓展。[12]这就引出了一个诠释的限度问题,即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的超越才不至于是谮越呢?[13]对此,笔者认为,无论文本自解抑或读者建构,都必须以能够导引当下实践为中心、为限度;只有能够服务于实践并引领实践取得客观实际效果的理论,才是合法性的理论,实践性功效是检验文本诠释合法性的唯一尺度。因为只有实践才在原始文本与现实问题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文本语义重新在当代生活中复活,并在新生活阳光的照耀下不断生成新的意义世界。可见,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决不能停留在文本自身的范围内,而必须将我们对当代生活的思考引入诠释活动中,带着我们当代面临的时代课题走进马克思,并与之开展真诚的对话,从而通过马克思并借助于他,让他的文本中所蕴含的当代价值源源不断地被开掘出来并积极主动地走向我们,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从文本的逻辑深处走向历史逻辑的深处,再从历史逻辑的深处走向当代实践逻辑的深处。

  十二、文本研究上的任何创新必须有利于把握并切中现实性的生活

  文本研究的主旨不在于文本自身,而在于开辟理解社会生活现实的新的道路,并始终围绕社会生活现实这一核心而展开,竭力“思入时代”并把握住现实生活的真实内容。若文本研究只停留于文字功夫上,只做“字句的奴隶”,这样不仅不能揭示、发现社会现实,相反,还会使社会现实中的真智慧处于遮蔽状态或者死在特定的“历史上下文中”;而若文本研究只关心事实的细节,生活中的碎片,只附着在生活的表层,那它其实是在用全部生活细节、情感细节的真实性伪造社会现实,社会现实及其本质特征仍然不可能与我们照面。可见,社会现实不等于生活碎片,只把握住了一些真实性的细节并不意味着就能抓住社会现实本身,也可能只是抓住了社会现实的幻象而已。只有“深入到历史的本质中去”,深入到生活的现实性那一“度”中去,才有资格和经典文本进行真实的对话,才能发掘经典文本——“意义复合体”的多层意蕴,从而在本质层面实现理论研究的重大创新。的确,文本研究有自己的一套技法,但这种学术规训要自觉服从革新时代的实践所需,要能从思想的本源处,集中体现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变革。当今是一个应当而且能够实现重大理论创新的时代,因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加之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震荡,这一切都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的理论视域,刷新了它原有的精神地图和思想空间,促使它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新时代,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感知生活并引领生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途中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出属于当代中国思想集体的独特贡献。可见,文本研究的确能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力、感召力、再造力。在坚持继承文本原义的前提下,理论工作者要敢于面向时代,大胆创新;如果不顾现实生活的深刻变化,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一概当作不可移易的教条,那就会损害乃至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总之,把握并切中社会现实的本质是实现文本学研究创新的根本路径,而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则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僵化、停顿和倒退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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