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价值个体主义”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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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Das Kapital and the Overcome of Value Individualism

内容摘要:《资本论》不仅是关于“资本”的“资本论”,而且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论。《资本论》之所以能够超越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局限,内在地澄清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机制,正是因为它切中了现代人真实的生存境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现代社会依托资本这个“物”解构了传统的价值整体主义而强调个人自由,但由于它所理解的人仅仅是“孤立的个人”,所以它不仅没有使得个体获得应有的尊严和价值,反而促使个体由于失去“最高价值”的支撑而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深渊之中。这就是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的深层困境。《资本论》触及到了现代人这一价值困境的现实根源——资本,所以它最终破解了资产阶级自由观的幻象,为现代人的未来指明了实现的出路。

关键词:《资本论》,价值个体主义,克服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资本论》与“价值个体主义”的克服.[J]或者报纸[N].东岳论丛,(20169):59-64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6)09-0059-06

   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前现代社会超稳定的价值秩序和价值结构的瓦解。前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一方面使得个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自由,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人由于失去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价值”的支撑而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境地。毋庸置疑,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以及个体无家可归的精神宿命,已经构成现代性最为严峻的精神症结。面对现代性的精神症结,哲学家们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姿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保守主义的“返本”派和自由主义的“开新”派,前者对现代性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力求回归传统式的精神家园,后者则对现代性满怀信心,坚信人类的未来就孕育在现代性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之中。作为一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巨著,《资本论》同样深刻地触及到了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课题,甚至可以说,它潜在地包含着应对价值个体主义的丰厚的理论资源,尽管这些理论资源始终处于蔽而不彰的状态。发掘《资本论》中所蕴含的克服价值个体主义的理论资源,无论对于重新理解《资本论》来说,还是对于应对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来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及其困境

   从价值的观点看,现代性的生成,实质上就是一个“价值个体主义”逐渐取代“价值整体主义”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优先崇尚自然的价值,把自然隐喻为滋养和孕育万物的“母亲”,“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①与此同时,人们也把自己所生活的共同体的价值摆在了优先的地位,认为个人的价值只有自觉寄托于共同体的价值时才会获得真实的意义。然而,在科学革命的助推下,传统价值秩序作为一种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整全式价值就很快分解了,不再能够起到支配人们的生活的作用,价值个体主义逐渐取代了昔日的价值整体主义而成为现代社会主导的价值形式。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的兴起,不仅抹去了自然的神秘面纱,把自然仅仅看作是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客体”和“对象”,而且也把人类所共同生活的共同体的价值彻底“祛魅”了,把共同体仅仅看作是完全由孤立的个体基于某种既定的目的而形成的聚集体。

   毋庸置疑,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对传统社会的价值秩序的挑战和变革,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价值整体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中,个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紧紧地依附于他所生活的庞大的共同体,而且在精神生活中也完全依赖于传统形而上学所塑造的“神圣形象”和“最高价值”,因而他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不自由的。但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意味着,传统的价值秩序不再能够抑制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个人开始获得进行自主抉择的道德空间和独立的人格尊严。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真正做到对世俗价值的承认,不再强调个人必须要压抑感性私欲而献身于神圣价值,就要归功于价值个体主义这一全新的价值样式。然而,也不得不承认,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同时也潜藏着深刻的价值悖论和价值困境。这种价值悖论和价值困境既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二者的关系不再是“母亲”和“子女”的关系,不再休戚与共,而是开始充满敌对和矛盾,成为纯粹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自然的祛魅,不仅使得人与自然之间那种温情脉脉的亲昵感消失了,而且也给整个现代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说,人们之间牢固的伦理关系变得松散了,似乎除了赤裸裸的经济利益之外,现代人没有任何别的社会关系可言了。在此背景下,功利主义开始抬头,并快速弥漫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如有学者指出,功利主义“代表着最为典型的现代性伦理——如果现代性有伦理的话”。②显而易见,不管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敌对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价值个体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可以说,价值个体主义构成现代性深层的精神症结。

   从哲学史上看,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所导致的价值困境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尼采的哲学思考之中。尼采把传统柏拉图主义所不断塑造的、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最高价值”看作是虚假的价值幻想而加以拒斥,认为只有以“权力意志”的绝对价值来代替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价值”,人的生命才能获得充足的意义和尊严,但尼采没有意识到的是,一旦当凌驾于个人价值之上的“最高价值”趋于崩溃时,“权力意志”本身也就会由于失去价值的源泉而陷入无家可归的精神窘境之中,这就是尼采哲学的深层悖论,也是海德格尔后来对尼采的主要批评。显然,尼采哲学的深层悖论不仅是一个难解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着人类现代文明的深刻危机。一定意义上讲,世纪之交的尼采哲学之所以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因为它深刻反映了人们在一路高呼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之后,面对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时的焦虑和失落的心态。

   我们知道,马克思同样把西方传统柏拉图主义所设定的“最高价值“看作是人的异化形式而加以拒斥,而一味专注于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但他却并没有由此而走向对个人自由的盲目崇拜,而是很早就开始反思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观以及基于这种自由观之上的价值个体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价值秩序的转换在深层上表达的是社会历史的实质性变迁。传统形而上学和价值论之所以会把塑造和建构“神圣形象”和“最高价值”当做自己根本的理论任务,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人的生存样式是“人的依赖关系”。当个人还没有从其所依附的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时候,整个社会在客观上就需要一种整全的价值秩序来实现自身的整合,这就是传统价值整体主义的现实根源。现代社会以资本为导向,已经实现了各个特殊领域的精细分工和整个社会的有效协作,因而它不再需要某种“一体性”的整全价值来外在地整合自身的结构,因此,它更加强调各个不同领域和不同部门的不同诉求和目标,强调各自都从自身内在地生成某种与其领域相适应的价值,这就是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深层的现实根源。显而易见,现代社会对整全式的传统价值秩序的解构,对新型的价值个体主义的确证,都是与现代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生存样式密切相关的。马克思诉诸于现实历史的运动而对价值的思考表明,现代性的价值困境,根本上说,根源于现代人真实的生存困境,因而对现代性的价值困境的克服,只能诉诸于对现代人现实生活的批判,而不能单纯停留在形而上学和价值论的视域之中考量之。马克思之所以在其学术进展中,很快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转向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最终走向《资本论》的创作,其原因正在于此。

   也正是由于诉诸于社会历史的平面,马克思发现,现实的人从来都不像那些“哲学家们”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个原子式的“孤立个体”,而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从历史上看,在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封建领主对待在其领地上干活的农奴的态度就是“直接政治的”。一方面,土地领主心安理得让农奴和租地农场主去开辟行财源,另一方面,农奴和租地农场主则对土地领主则保持着尊敬、忠顺和纳贡的关系。只有到了近代,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这种“人的依赖性关系”才被实质性地打破,个人才不再依附于一个更大的整体,而是逐渐从其所依附的共同体中摆脱出来并获得清晰的主体意识。马克思说,到了18世纪,在较为成熟的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④然而,在愈加凸显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反而更加紧密。马克思说,“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⑤这表明,个人在现代社会尽管获得了充足的自由和独立性,但他并不像资产阶级所宣称的那样,是孤立的原子,而是始终从属于既定的社会形式的,“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竞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⑥这就是马克思在《1957-19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孤立的个人”的幻想的反驳,这一反驳也为内在地瓦解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对价值个体主义这一现代性的价值形式的内在克服,从而也为人的解放指明了现实的出路。

   二、《资本论》对“价值个体主义”的克服

   马克思在具体考量资产阶级所宣称的个人自由时,已经体认到了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的内在困境。资产阶级推崇个人价值而拒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最高价值”,这就把现实的个人完全蒸馏为一个个封闭而独立的原子。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所推崇的这种原子式的个人的自由,不仅没有使得个人获得应有的价值和尊严,反而彻底消解了人类重构共有的价值认同的可能性,最终致使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价值困境之中。毋庸置疑,一旦当凌驾于个人价值之上的“最高价值”和“神圣形象”趋于消解时,个人的生存生活也就陷入了无意义的窘境。尽管《资本论》的主题并不是直接处理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问题,但它在面对国民经济学家“孤立的个人”的理论出发点时,遭遇了这一重大的现代性课题。

   就像资产阶级的一切学术代言人一样,国民经济学家同样没有批判资产阶级所宣称的个人自由观,而是径直把这种原子式的孤立个人当做是无可置疑的理论出发点和前提。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是天然的,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从历史中产生出来的,因而是无法改变的当然事实。但马克思认为,这种所谓的“孤立的个人”,绝不是人的合乎自然的存在的方式,而恰恰“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是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产物而已。马克思指出,“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⑦因此,不管是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还是被卢梭用以建构的“社会契约论”的单个主体,都只不过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⑧马克思由此得出这样一个论断:“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⑨这表明,现代社会尽管刻意凸显基于个人自由的价值个体主义,但这绝不意味着个人可以完全超越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家之所以会陷入“孤立的个人”的幻觉,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这就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受到强大的异己力量的支配,“是自发的而不是自愿的关系”,因而人们本来的社会关系被割裂了,人的社会本性被彻底遮蔽了。正是因为人们再也自觉不到自己的社会本性,所以只能把自己幻想为孤立的存在物。马克思认为,只要发掘出致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得以异化的现实根源,人的社会本性就能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到那时,人类也就能够摆脱价值个体主义的困境,重建已经失落了的精神家园。这正是《资本论》的理论旨趣和理论任务。

   关于《资本论》的方法论,马克思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⑩这就是说,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是通过经济范畴而得到规定的,所以只有从作为人的社会关系的经济规定出发,才能真正形成关于人的现实理解,相反,如果直接从人口出发来理解人的社会关系,则只能形成关于人的抽象理解。显然,尽管《资本论》在表面上看是由一系列的经济范畴组成的,但它的深层旨趣上则不仅仅在于描述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而在于揭露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的社会关系。我们必须看到,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同流俗的政治经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在一开始就超越了国民经济学家的“孤立的个人”的理论出发点,自觉从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着手,来寻求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

   众所周知,《资本论》的出发点是商品这个经济范畴。但在这里,商品并不像在自然唯物主义者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那里一样,是可以用我们的感官所直接感知到的普通物品,而是现代人既定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规定。马克思说,商品“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11)商品之所以“可以感觉而又超于感觉”,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以物的形式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直接呈现的社会关系,“商品形式的奥妙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2)《资本论》开篇就分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并强调商品的使用价值从属于其交换价值,意在表明,人的自然性始终从属于人的社会性,这就是商品概念的存在论意蕴。《资本论》把“商品”范畴作为自己的逻辑出发点,也意味着它在一开始就触及到了由人的社会性所展开的社会历史的层面。

   我们知道,商品的生产,是专门为它的交换服务的,商品必须要通过市场交换的中介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也就是说,一切的商品在商品经济中都必然会转化为货币,要通过货币来衡量。但问题在于,一旦当货币成为衡量商品的价值形式,货币本身就成为独立自主的“主体”,获得了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并支配个人的“权力”。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货币拜物教。如果说“商品”还残留有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的痕迹,那么,货币则彻底遮蔽了人的社会本性。人们在货币中只能看到它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但却看不到它仅仅是个人们社会交换的中介而已。马克思说,“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13)现代人之所以不再对传统形而上学所悬设的“最高价值”充满敬畏,而只对货币趋之若鹜,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人的自我确证能力仅仅在于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而完全不在于人自身的生命的深度和厚度。

   其实,货币的真正威力还不仅仅在于它能够购买一切,更在于它是“能生钱的钱”,也就是说,它可以转化为资本。马克思发现,在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过程中,货币的量发生了变化,它增殖了,转化成了资本。而资本的增殖是无限度的,它始终处于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自我扩张和膨胀,一刻也不可能停顿下来。这就意味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始终处于异化的状态,人们真实的社会关系完全被资本所裹挟。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下,人们似乎除了外在的自然需要和利益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可言了,因而只会把“孤立的个人”看做是人的合乎自然的存在方式。很显然,资本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得以异化的魁首,是现代社会中一切人同一切人斗争的真实根源。国民经济学家所宣称的“孤立的个人”的观点,只是理论地表征了现代人的社会本性的“异化”。

   既然正是由于资本的缘故,现代人才被蒸馏为一个个孤立而封闭的原子,从而也使得价值个体主义成为现代社会主导的价值形式,那么,对现代性的这一价值困境的克服,就不能仅仅囿于形而上学和价值论的层面,而必须要诉诸于对现实生活中的资本的批判。必须承认,《资本论》尽管没有像尼采、海德格尔的著作那样诉诸于思想史的谱系来考量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但它却自觉以商品、货币、资本等经济范畴触及到了现代人的这一深层的精神症结。这里需要重申,《资本论》对“资本”的批判,并不是单纯地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展开的,它的深层旨趣在于透过“物与物的关系”揭露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就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真实意图。马克思认为,只有发掘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资本运动逻辑,澄清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才可能破解已经被异化了的人的社会关系,从而真正探寻到人的解放的现实出路。在《资本论》中,揭露资本的运动逻辑与探寻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现实历史的澄明来寻求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另一方面,他又反过来自觉以人的解放的价值旨趣来批判地考察人类现实历史的运动过程。

   三、《资本论》克服“价值个体主义”的当代启示

   如果我们跳出现行的学科分类而从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的旨趣来理解和解读《资本论》,那么就会发现,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资本论》主要是通过探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来揭露资产阶级所宣称的个人自由的虚假本质,进而探寻“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因而“人的解放”是要以现实历史的发展为基础和条件的。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4)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始终是辩证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在于,它打破了封建主义的“人的依赖关系”,使得现实的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而它的历史局限性则在于,现实的个人只是获得了自由的外观,而并没有获得了真实的独立性和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价值个体主义的虚伪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没有导致“历史的终结”,现代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也绝不像资产阶级所宣称的那样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它是建立在对资本这个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所以他在《神圣家族》和《论犹太人问题》中一再强调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的解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初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货币拜物教问题,而途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现实历史的唯物史观呈现,最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确证为人的社会关系异化的现实根源。资本不是物,而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体现,它体现的是资产阶级以资本为中介而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也正是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下,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最高价值”彻底坍塌了,而基于个人自由的价值个体主义凸显了出来。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既意味着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同时也意味着人类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中。马克思由此提出,如果说近代哲学的理论任务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异化,那么,现代哲学的理论任务则是揭示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进而重建人类失落了的精神家园。应该说,尽管马克思没有像反思现代性的其他思想家们那样完全在价值论的视域中来考量价值个体主义的问题,但他通过对作为宰制现代人的“非神圣形象”的资本的批判,为人类走出现代性的困境提供了现实的出路。《资本论》是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马克思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15)

   在当前的《资本论》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极为鲜明的倾向,一种是否定《资本论》的理论价值,认为资本不可被消灭,因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不适用于当今时代,《资本论》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另一种是为了肯定《资本论》的理论价值,刻意“制造”出一个“肯定资本的马克思”来。应该说,这两种《资本论》的解读路径尽管在表面上看表现出水火不容之势,但在深层学理上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那就是,它们都看到了资本在短期内不可消灭,因而强调《资本论》消灭资本的理论主张在根本上可能就是行不通的。

   固然,《资本论》的主题和归宿是资本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暗示了这一点。但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批判,并不意味着彻底消灭资本,在这里,“批判”并不意味着“消灭”。我们知道,康德在哲学史上首次明确把“批判”当做一个哲学概念来使用,因而康德哲学也被称之为“批判哲学”。但康德所谓的“批判”哲学,其初衷只是为了给理性的适用范围划定界限,而并不是为了彻底“消灭”理性。福柯在1978年发表的《什么是批判》的演讲中更为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扬者,马克思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抑或资本“批判”,显然也不应该被独断而流俗地解释为一般意义上的“消灭资本”,在本源的意义上,它只是意味着给资本划界,即确定资本的适用范围,以防止资本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的对人性的侵蚀。回顾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历程,他从来都没有把资本当做是一个现成的对象给予质疑,而始终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生成过程。对于早期资本的作用,马克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极为强调资本在瓦解“人的依赖关系”中的巨大作用,但对资本的过度膨胀,特别是它对人性的日益侵蚀,马克思确实给予了批判。这表明,《资本论》的资本批判,绝不是无条件和抽象的,它只是批判资本反道德的负面效用,但却肯定了资本对社会财富的促进作用。

   这表明,《资本论》意在为“资本”划定界限。一方面,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重大作用,看到了资本对于助推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在此前提下,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与人性的内在矛盾和对立,强调资本的集聚过程同样也是人性不断被深度压抑的过程,而现代性的价值个体主义正是由资本的运动所造成的,因而对于属人的共同体的重建,最终还必须要落实到对资本的批判上。可以说,如何在规避资本负面的社会效应的同时而又利用好它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资本论》留给我们的最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与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相比,当今的资本主义显得更为复杂,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已经不再提及资本反道德的内在本性,而是径直把由资本的逻辑运作所催逼出的功利主义原则当做是一条不可更改的伦理金规则而加以接受。显然,从马克思对资本的反道德本性的揭露来说,《资本论》在当代不仅没有过时,对它的重读反而显得尤为紧迫,因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明显事实是,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相比,当代形态的资本已经更为深入地侵蚀到了人性,甚至彻底解构了人性对资本的反抗的维度。

   注释:

   ①麦茜特:《自然之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②包利民:《现代性价值辩证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④⑤⑥⑦⑧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第6页,第6页,第5页,第5页,第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11)(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第8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15)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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