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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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成立至毛泽东逝世期间),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极为密切。毛泽东习惯于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有比较深厚的个人学养,但他对一些学术问题的见解和意见,往往都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内涵。毛泽东勤学多思,在许多知识领域都能不拘一格进行创新思考,但在毛泽东主政期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学术文化的影响过于强烈,学术发展的空间受到了一定限制。

关键词:毛泽东,学术文化,政治,意识形态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术文化.[J]或者报纸[N].中国人民大学学报,(3):119-125

正文内容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至为重要的第一代领袖人物,对20世纪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都至为深刻。同时,他还表现出广泛的学术兴趣,与许多学者都有交往。毛泽东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曾被放大为那个时代的思潮,甚至掀起某种文化的巨浪。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与学人的交往,毛泽东针对某些与学术相关的问题的思考以及他所表述的一些见解,最直接地体现了当时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对此,很值得从历史的角度来做梳理,并从文化的角度来考量。

  一

  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经历八年抗日战争,再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国民党,取得了政权,这个过程巩固和强化了毛泽东个人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毛泽东个人的政治思想基本上主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向,他本人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正确的化身和权威的象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人们心目中的毛泽东开始走下“神坛”,随之出现从历史和学术角度研究毛泽东的可能。当然,毛泽东毕竟首先是一个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是非功过曾有正式的政治评价。[1](P738-792) 但政治性的评价不能取代学术性的研究。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有特殊地位的毛泽东对其执政时期的中国学术文化① 的影响极大,确实也值得从学术的角度来深入研究。

  今天研究毛泽东与新中国成立至毛泽东逝世时期(1949—1976年,可称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术文化,在时间维度上已经远离了当年那种习惯于从正确和错误的角度来褒贬学术观点的历史文化氛围。昨日敏感的话题,今天可以“闲坐而说”。② 这一点很重要,它是研究者“就事论事”的前提,也是研究者超越时代局限的基础条件。当然,从学术的角度看“毛泽东与学术”,研究者还要摆脱对毛泽东个人喜好与否的感情倾向,不从功德、是非的角度品评人物,而从认识论、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野切入,透视具体问题的文化内涵。或者说,不品评毛泽东本人的是非功过,只讨论与主旨相关的事件之过程,分析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解读其中的人文意蕴。这里,我们只关注学术层面及其意义。

  当然,讨论一个政治人物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就必然要涉及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关系。从今天的认识看,政治是一种活动,有治理和服务的功能,需对利益关系进行协调,政治行为要承担社会和历史的后果。学术则是相对理性的文化形式,目标是弄清事实和状态,也追问原因,其功能是描述、解释和预测,并不直接涉及价值评价和正误判断。因而,学术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在文化功能上也不能相互取代。学术成果可以成为政治决策的理性支点,但学术上的证据和结论并不等于政治上可行或意识形态上正确。反过来看,政治家表达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一定比其他人的见解和观点更为深刻和优越。但在毛泽东主政的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有时甚至是融为一体的,且存在着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特别值得从多种文化维度进行透视和反思。

  二

  在一定意义上,古代中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直接体现为王者和学者之间的关系。传统儒者的最高理想是帝王师,但帝王却始终把儒者视为臣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思潮由“君主”转为“民主”,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现代政治领袖和学人的关系迥异于皇帝与儒者的关系。但此种关系究竟如何,并无设定模式,而是通过有个性的历史人物的实践来塑造的。在这方面,国民党的孙中山、蒋介石等都有其自处之道。作为中共第一代领袖的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也不断进行思考和实践。他对许多学术问题的兴趣,他与各类学者的交流,都展现了一个现代政治家的学养和风范,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采。

  毛泽东从延安时期起一直是中共的领袖,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国家的领导人。这使他常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学术和学人。比如他一贯提倡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要改造思想。他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教育为政治服务,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今天我们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论和实际、文艺和受众、教育和生产、教育和政治之间,都有复杂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是不断演变的,党和政府要不断修订相关的政策和法律,还要借助自发的市场机制去调整,而不是直接根据某位领导人的思想和号召去调整。但在1949年至1976年期间,毛泽东的上述思想确实影响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事业和价值取向,并曾主导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显然,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并不是纯粹学术性的思考,而是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动员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思考,因而是政治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观念,当然也不代表毛泽东处理个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固定模式。

  毛泽东作为有学问的大政治家和思想家,确实对许多学术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这种独特之处也在于他很少“就学术论学术”,而总是从当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介入“学术”问题,这些问题也可以被认为是“文化”问题。比如,毛泽东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意见,就是强调“歌颂或反对”的态度,而不是说该电影是否反映了“真实的历史”[2](P166-167)。他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的意见,是支持“小人物”反对“学术权威”,并批评俞平伯的“唯心论”立场,却不针对其具体的学术观点。[3](P352-353) 再如毛泽东1957年4月曾和一批学者聚谈,着重谈形式逻辑,他欣赏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异于当时的主流,符合他一贯坚持独立思考的风格。[4] 至于毛泽东20世纪70年代关于《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议论,也是讲这本书的政治要害问题,而不是其艺术特色、人物塑造等。在这里,毛泽东也是直承了鲁迅简要深刻的思路[5],但由于他个人特殊的地位,更强化了这种表述的影响力。

  若不考虑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仅从学术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这些议论和观点无疑闪现着明亮的思想火花,显示了其能不拘一格创新思考的文化素养。但在一定意义上,毛泽东能这样不拘一格地创新思考,不但取决于他个人的文化素养,更由于他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条件下,毛泽东的一家之言基本上是不容从学术角度置疑的权威主张。更为实质的是,毛泽东的这些见解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内涵,也从来不会被仅仅当成学术的见解。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关于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意见,在当时并没有直接推动学术的研究,而是直接产生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议论则被“四人帮”曲而用之。[6](P1748-1751) 究其原因,还在于毛泽东论学总是政治家论学,而非学问家论学。从当时社会体制的背景看,政治和学术之间基本上没有开阔的自由空间。无论毛泽东的议论是兴之所至,还是确有所指,都首先被他人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解读,甚至加以贯彻或利用。毛泽东关注哪些学术和文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他本人的知识结构和兴趣有关。但其观点的影响如何,则完全与他个人的特殊地位以及当时的社会体制和文化氛围相关。

  讨论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必须提到“双百方针”。这是毛泽东关于学术发展表达过的一种根本性的观点。对此,也可以按照上述思路做些分析。具体来看,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曾明确提出新中国的文艺和学术应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7](P54-55) 而且,他在1957年4月30日为《人民日报》写的按语中把“双百方针”视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8]。但如果结合毛泽东在提出“双百方针”时的具体论述,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讲“双百方针”时并没有忘记“香花”和“毒草”的区别,没有放弃正确与错误的判断,而且也还是从“斗争”这个特定角度看待不同观点的争论,同时还提出了判断人们言论是非的政治标准。[9](P229-235) 所以,“双百方针”是毛泽东在当时社会历史环境下提出的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针,而不是一种学术的规范。事实上,学术的规范主要还是在学术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故而人们在谈论“双百方针”时,除了肯定当时这一方针在政治上的正确性,更应看到毛泽东提出这个方针时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还要了解支撑这一方针的毛泽东的哲学观念,从而理解这一方针的时代特色和文化性质。否则,就很难理解这一方针提出前后,知识界也恰好经历了一段“反右”的风波,随后还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百花凋零”的季节。

  实际上,毛泽东1957年4月10日召集《人民日报》一批工作人员谈话时,已经把“百家争鸣”方针中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内涵解释得很清楚了。在他看来,“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10](P665)。毛泽东还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11](P666)。这里,虽不能断定中共领导集体中其他人对“双百方针”的理解都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但就毛泽东本人的表述而言,已经是非常清楚了:“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争鸣”而已。这实质上也只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鸣,而不是学术上的争鸣,其结果自然只能是以正误的标准对知识分子划线分类、“兴无灭资”,而不可能是学术上的百花齐放、各吐芬芳。

  三

  从个人的修养和气质看,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具有超凡胆略、卓绝智慧,并敢于为其宏大社会理想而奋斗,而且在挑战面前有极大勇气并极其自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毛泽东也善于学习,并不断坚持勤奋学习。

  从知识面的角度来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并注意毛泽东所处那个时代中国的特点,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虽然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对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做过深入具体的研究,有许多独到的发现,但其掌握的知识在学科领域方面主要限于中国的政治、历史、社会和传统文化,以及相关的军事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而且主要都是同现实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毛泽东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并非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尤其是没有机会系统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民国时期也没有出国的经历。他虽然在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掌握了各种相关知识,但他的理论贡献主要还是局限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而不是在普遍的知识领域。比如,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战略方针、政策及其相关价值理念,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成果。

  显然,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以某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为主,其拥有的知识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比较直接。这种知识结构也明显影响了毛泽东在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作用,当然也影响了他和各类学人交往的方式。一些历史记录表明,毛泽东对与他接触的自然科学家都很谦虚,很尊重,经常采取做“学生”的态度,也很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和才能。[12] 但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毛泽东多采取平等交流的方式,敢于发表其一家之言和过人之见。这说明毛泽东本人对自己的学识和熟悉的知识领域有自知之明。但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虽不博具各科的知识,却也有识才之量和用才胸襟,也始终抱有某种程度的学人情怀,始终愿意追求新知和创新思维。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和生活经历确实影响了他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看法,这种情况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表现。比如,他在延安时期写的一封信嘱咐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多向自然科学学习。[13](P327-328) 20世纪60年代,他在讲到办大学时也是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14] 对于文科,他强调在社会实践中学习,“要以社会为工厂”[15](P492-493)。

  谈论“毛泽东与学术”这个问题,也不能回避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当时,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了有历史远见的观点[16],却没有得到知识界和中央决策集体的一致认同。尤其是毛泽东1958年几次在谈话和文章中表述了“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后,马寅初就遭到了批判。[17](P164-166) 显然,当时对马寅初的批判,也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的,而不是学术上的反驳和争鸣。为什么马寅初的人口论没有遭到学术上的质疑,却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的批判?进而言之,为什么当时能影响社会发展走势的许多人会根据毛泽东个人一时的意见来判断关于“中国人口数量是多好还是少好”这样一个复杂的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问题呢?这显然涉及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还与当时国际、国内特殊的意识形态氛围有关。

  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反而不能由于当年中国曾在人口问题上发生过政策性失误,就苛求毛泽东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并不具备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他掌握的经济学知识主要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前苏联教科书中的内容,也不可能对人口问题做系统的研究。但毛泽东在社会发展问题方面一向又比较自信,处于领导地位的他似乎对此应发表自己个人的意见。而且,毛泽东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确实也有一个过程。比如,他1957年10月在“关于农业问题”的讲话中曾先讲要“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18](P308),但在1958年又几次讲“人多是好事”,到20世纪60年代则指示卫生部“开展农村卫生工作之后要搞节制生育”。[19](P156-158) 70年代更完全改变了以前的人多无碍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非控制不可”[20](P159) 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在反复之后还是得出了与马寅初相似的结论。这种情况在认识论方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还可以设想,在当时的技术、经济和社会观念基础上,即使马寅初控制人口的意见被多数领导人甚至毛泽东本人认同,20世纪50年代要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也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无法实现的。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政策及其后果,只能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综合层面去理解。而且,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也不是每个人都对该问题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也不是都认同马寅初的观点。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似乎很正常。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个人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在当时成了判断正误的标准,这就排除了从学术上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本来需要的学术争鸣和系统研究被省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特殊政治地位的毛泽东当时与国情有偏差的认识和意见,便一度决定了国策的导向,其负面影响就被直接放大了。

  当然,毛泽东个人的见解对当时国家政策取向的强烈影响并不全是负面的。同样由于毛泽东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也同样由于其生活经历、性格和气魄,还由于他所具备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促其做出了许多有历史远见的重大决策。比如,他以及其他核心决策人物对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执著,终于使所谓“纸老虎”在中国变成了“真老虎”[21](P48)。毛泽东对中西医的认同,更显示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情怀和博大的知识容量。他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尤其对中国历史和古代政治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毛泽东对科学的前沿进展也颇有兴趣,比如他在1964年曾研读过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在此基础上思考了“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问题。1973年毛泽东和杨振宁谈论过宇称的守恒与非守恒问题,1974年还和李政道谈论过物理学中的对称问题。[22](P118-129)

  毛泽东在哲学上自成一家。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精华和唯物辩证法融为一体,十分强调理论为实践服务,也注意从实践中总结理论,常常不受书本知识的局限,也不受成规定论的束缚。由于毛泽东个人特殊的政治地位,他的哲学观点在其执政期间往往被赋予了“真理”的内涵,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代表正确的“道理”,而非可以被质疑的“学理”。与此相关,毛泽东在处理党内一些不同意见的分歧时也常常从“世界观”的高度看问题,一些本来可以通过恰当的争论来澄清或解决的问题往往被提升到了“路线”的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党内甚至整个知识界对事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多方位思考。从不利的方面看,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在当时所蕴含的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使当时许多哲学家都变成了“哲学工作者”,多数人都惯于按毛泽东的思路来看问题,而不是用自己的头脑来独立地思考。

  从学术的角度看,毛泽东可谓勤学多思,在许多知识领域都有不凡卓见。但在1949年至1976年期间,由于毛泽东特殊的政治地位,毛泽东个人的多种色彩都曾被过于浓重地放大成为一个时代的色彩,其中包括他个人的文化情趣和学术关怀,甚至包括他发表的一些诗词都几乎要引起全民的注意,并被当时的解释者赋予极其浓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内涵,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说明当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有一种“强主导作用”,学术文化本身所需要的独立思考精神在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的时代出现了从社会主流文化中相对退隐的现象。

  四

  毛泽东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其个人的巨大影响也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生的。对此,也许应该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转向。

  一些资料表明,1949年留在大陆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而在意识形态上则表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学问,甚至对自己过去一些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持一种否定的态度。[23] 一些人还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要求。尽管从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的角度,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应以积极的态度与执政党合作,投身国家建设,但那种较普遍的“昨非而今是”的心态,说明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转变时也有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甚至到了影响其客观评价自身价值的地步。在这方面,打算改造全体知识分子思想的毛泽东反倒表现得比较从容,至少不如一些已经主动开始“改造思想”的学人自己那么迫切。比如毛泽东在给冯友兰的回信中认为“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24](P126-127)。当然,尽管是“慢慢地改”,也还是要改的。对毛泽东而言,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代表),无疑是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应该用于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

  在历史观方面,可以说,由于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历史有独到的研究和理解,也由于毛泽东主政期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强引导作用”,使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本人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具体认识被作为判断史学观点正误的标准,也规范了中国历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则更是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过分的敏感性,而不能完全从学术角度进行。其实,从学术的角度看,毛泽东理解和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解释历史发展的一种特定视角。历史唯物主义融入了价值和理想的成分,或者说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认识和解释历史,不能视为纯粹的学术。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可以从这个角度认识和解释历史,但历史的学术研究主要还是厘清发生的历史事实和透视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而不纠缠于历史观点的正误,也不致力于对某些历史研究的方法给予价值评价。就此而论,毛泽东本人关于历史的独到研究和理解,他对历史事件的评论、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只是个人的一得之功、一孔之见、一家之言,而非权威性的定论。从中共党史的角度看,毛泽东个人虽然是当之无愧的至为重要的中共第一代领袖人物,但也绝对不是独撑大局、不犯错误的圣人。从中国现代史的角度看,毛泽东个人的作用也是在中国现代文明复杂演变的环境里发生的,对此,需要系统的研究和多角度的观察。

  总体上看,在毛泽东主政期间,由于经历了国内战争的历史背景,国家又未能完全统一,还一直存在冷战的国际环境,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直接主导之下。由于毛泽东特殊的政治地位、个人魅力、文化情趣,通过贯彻他的意图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相关指示和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做出的有意识形态内涵的评论,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发生过深刻、巨大而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曾在宏观上凝聚过知识分子的感情,并整合了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使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步调一致地参与了计划经济时代新中国的建设。但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文化氛围和相应的社会体制,显然不利于学术文化相对独立的持续繁荣发展。此间,人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概只能欣赏到梁漱溟③、陈寅恪④、马寅初、黄万里⑤、顾准⑥ 这些少数人独立思考的成果,而他们的独立思考在当时都曾经是受批评甚至是受批判的。甚至像郭沫若那样早年曾在古代社会文化领域取得突出成果的学者,由于处处要考虑毛泽东的观点以及长期担任行政职务的缘故,也经常不能从学术的角度思考和处理一些本来完全属于学术范围的问题。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意识形态上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窠臼,开始把知识分子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再提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渗入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文化要素,而且对社会文化也不再产生过去那种“强主导作用”,党的核心领导人物也不再针对具体的学术问题公开发表有意识形态内涵的评论,或者说,即使他们发表了某些个人观点,也不会被作为“最高指示”。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文明呈现逐步演进的态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之间有了良性互动的趋势。

  今天,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势看,现代中国学人首先应该认识学术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应该看到陈寅恪曾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有利于学术文化持续繁荣发展的。就学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言,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认同的价值理想,甚至皈依某一宗教信仰,也可以针对具体的政党或政策选择政治上的立场,但在学术研究方面任何时候都不应排除对权威的怀疑,而应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和自主创新。可以肯定,学术文化的持续繁荣发展有利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不断增加时代所需的理性文化要素,也有利于坚持执政党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并不断丰富其内涵,当然也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

  注释:

  ① 本文论及的学术文化,意指以科学、学术为核心的文化,其特点是考察事物存在的状态,关注事实,追问原因,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学术问题关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会怎样”等,不涉及对与错、好与坏的评价。就此而论,在学术的文化平台上,不同信仰和政治立场的人可以通过质疑和证据来取得认同,从而实现无障碍对话。相对而言,政治对话的典型形式是谈判和妥协,意识形态对话的典型形式是交流和相互理解,这与学术上的对话有明显区别。

  ② 就超越时间的坐标来评述某些敏感话题的意义上,唐元稹五言绝句《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所表述的也是类似的境况。

  ③ 梁漱溟(1893—1988),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平生和毛泽东多有交往。

  ④ 陈寅恪(1890—1969),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⑤ 黄万里(1911—2001),1957年曾通过研究提出与苏联专家和多数水利专家不同的意见,不同意在黄河上修三门峡大坝工程。

  ⑥ 顾准(1915—1974),1957年便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观点,其后一直坚持思考和探索社会历史的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3]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 黄顺基:《毛泽东与逻辑学及对〈教学与研究〉的关怀》,载陆钦仪、李静波主编:《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北京高等教育》,北京:龙门书局,2002。

[5] 鲁迅:《流氓的变迁》,原刊1930年1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后收入《三闲集》。

[6][10][11] 《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9][18]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人民日报》,1957—05—01。

[12] 孔令华、蒋国华编:《自然最和平——毛泽东与科学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3]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编者按,载《人民日报》,1968—07—22。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6] 马寅初:《新人口论——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载《人民日报》,1957—07—05。

[17] 彭华:《马寅初的最后33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19][20][22] 吴义生、刘宏毅:《万物皆有道——毛泽东与自然科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1] 谢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23] 参见光明日报社编印:《思想改造文选》,1951—1952。

[24] 冯友兰:《冯友兰自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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