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苏联模式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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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Deng Xiaoping' s View on Soviet Union Patter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AI Xiao

内容摘要:邓小平提出苏联模式是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具体体制。这种界定突破了苏联模式包含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层含义的观点,既有利于把东欧苏联剧变与社会主义的失败区分开来,又有利于深刻认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性。邓小平认为苏联模式在总的指导思想上看近了共产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对立了资本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僵化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通过总结苏联模式的历史教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自身和处理好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必须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构建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新的社会主义观,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邓小平,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Deng Xiao-ping,Soviet Union pattern,Socialism with Chinese C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邓小平的苏联模式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J]或者报纸[N].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6):68-71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6-0068-04

  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和深刻的思索中,切身地感受和认识到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带领人民突破苏联模式而取得的伟大成就。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一部分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流露出怀念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情绪,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对苏联模式的正确认识,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实质上摆脱苏联模式的重生。因此,研究邓小平的苏联模式观,阐明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引导人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区分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认为这两者是分属两个层次的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属第一层次,它涉及的是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基本原则,是区别一种社会形态与另一种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是属于第二层次的问题,它所涉及的是如何体现基本特征、遵循基本原则的问题,即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来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和基本原则。基本特征、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是不能改变的,如果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就变了,但具体制度则不同,它可以因各国的具体国情、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色不同而有所不同。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带有共性的特征,而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则带有个性的色彩。目前,许多学者在评价苏联模式时认为该模式包含了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层含义,有关基本制度的内容是正确的,不能否定,有关具体制度的内容,必须具体分析,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我认为这种提法既不符合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有关论述,也不利于我们在全面突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坚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胡锦涛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 这段话实际上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义,即一方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具有中国特色,二者有机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不能人为地把二者割裂开来。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把二者有机融为一体的典型。因此,模式作为具体制度的代称,其本身就要体现基本制度的要求,但又主要是基本制度与本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重在凸现社会主义在各国独有的特点、方式和经验。邓小平在谈到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时,说:“从总的状况看,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2](P77)“重新考虑”就是要进行改革。他还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3]。“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3](P256)。邓小平讲的苏联模式就是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具体体制,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邓小平从一开始进行改革思考时,就是从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应有与苏联完全不同的体制着眼,最终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虽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彼此是密切联系的。基本制度决定具体制度,具体制度体现基本制度,实现基本制度所要求的目的。具体制度没有设计好,不但不能彰显基本制度的优越,更会造成对基本制度的损害。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方面。”因此,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P333)。在他看来,苏联模式的弊端就带有这种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这种模式不仅丧失了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失去了活力,走进了死胡同,它严重损害了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信念,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而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我们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基本理论问题的结晶,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全面突破苏联模式的结果。

  按照邓小平的有关论述,苏联模式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这个界定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把东欧苏联剧变与社会主义的失败区分开来,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有人把东欧苏联剧变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混淆的结果。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并不等于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实践,苏联模式没有解决好如何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运用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没有能够正确回答什么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苏东剧变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基本制度的问题,而是早该摒弃的原有模式的失败。第二,有利于深刻认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有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长期照搬苏联模式,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路。毛泽东曾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生前基本上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樊篱。邓小平在新时期实质性地突破了苏联模式的影响,才真正开创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新天地。不过,在我国的具体体制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体制建设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因此,我们还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需要了解邓小平对苏联模式总的看法是什么。“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P29)这段话可以看成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总体认识。自从世界范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后,各国共产党人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问题。对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这种探索,既有成功也有失误。但在总的指导思想上是看近了共产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对立了资本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僵化了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一)苏联模式看近了共产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失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脱离了俄国的具体国情,把马恩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特别是第一阶段)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硬套到经济技术文化相对落后的苏联,人为地缩短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最终招致实践中急躁冒进等一系列“左”的做法。

  苏联193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三年后就提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后又提出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计划用20年时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来认识到不切实际,就逐步降温,定位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我国过去照搬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的定位问题上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误。1958年“大跃进”中就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提法。这样,既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又混淆了社会主义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界限,从而做出许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情。这些事实说明,正确判断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是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3](P223)对这个问题,苏联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制定与实行了一系列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政策,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

  (二)苏联模式对立了资本主义。

  苏联模式在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上,采取封闭和对立的方式,关起门来搞建设,拒绝汲取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严重制约了苏联经济的发展。斯大林认识不到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整个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强调苏联具备建设社会主义所需的一切,在完成工业化后便开始关起门来搞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错误地认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5] 赫鲁晓夫执政后,将“两个世界市场”理论发展为“两个世界体系”理论,热衷于建立一个旨在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按统一计划调节的世界共产主义经济”,其对外贸易的一半左右控制在“经互会”小圈子里,与西方国家基本上中断了经济联系。苏联模式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上的封闭和对立,在实践上阻碍了苏联与西方之间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使苏联不能充分地吸收和利用西方国家的文明成果,也极大地限制了二者之间的经济贸易规模,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封闭性经济,妨碍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则形成一种固定思维,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只有对立和斗争,没有依存与合作,资本主义是这样,社会主义就得那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到“文革”结束,基本上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的状况中,并展开了与资本主义的各种斗争,其结果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使我们疏远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潮流,丧失了许多发展的机遇。

  “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3](P64)这是邓小平对苏联模式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否定。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是诞生社会主义的母体,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又有相互联系和互相协作的一面。这点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不是马恩原来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各方面都高于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主义,而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它在很多方面还落后于资本主义,在这样的国家里要使社会主义快速发展,“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P373)。邓小平还指出:“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2](P401)

  (三)苏联模式忽视了封建主义。

  苏联是在沙皇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基础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即由封建集权制转变为无产阶级集中制的,因而封建主义的传统影响严重地存在着,给苏联模式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甚至渗透到体制的各个方面。如政治体制中的个人集权、官僚主义、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等级制、特权制、家长制,思想文化方面个人崇拜和专制现象等,均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显然,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忽视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没有划清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界限,反而使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受到了封建主义的侵蚀。邓小平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列举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许多问题以后,指出:“这些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4](P329)中国的国情与俄国有相似的地方,这句话实际上也指出了形成苏联模式弊端的一个思想根源。

  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马恩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是在制度上绕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社会基础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与现代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自身和处理好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在这些问题上的失误,说明斯大林及苏共其他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根据客观变化的情况去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长期思想僵化,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从而扭曲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导致苏联模式失去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领导全党通过总结中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中国人民进行的新的社会实践,创造性地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新的社会主义观,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胡绳在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时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6]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唯一正确道路,因为我们已经从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看到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和曙光。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N].人民日报,2007-06-26(1).

  [2]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斯大林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20.

  [6]陆南泉:有关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N].社会科学报,2007-0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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