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辩证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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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进行再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对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立意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两个论断进行了辩证解读,力图澄清当前对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辩证阐释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辩证阐释.[J]或者报纸[N].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8-11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08)02-0008-04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之一。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再认识,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成功地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当我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高举起时,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是,社会主义在今天已经变得歧义重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这个重大问题认识上的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泛化或曲解,都可能使人们对中国改革发展方向的认识进入误区。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依然是21世纪中国改革发展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进行辩证解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立意的辩证阐释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以来,理论界围绕这一重要思想的研究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由于缺乏共同的认识前提,在对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解上产生了一些分歧。正确认识它形成的前提是准确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关键。

  1、邓小平是基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命题的

  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上,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自然不会陷入抽象的思辨之中,他是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角度来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理想的思考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是邓小平思考这一重大课题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基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来思考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这种逻辑思路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者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是,如何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将之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正确确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限度,在促进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的双重向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有效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邓小平看来,以往社会主义实践者的失误主要体现在,往往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形态的蓝本,从而将有待于吸收资本主义肯定性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视为这一任务完成之后的社会主义,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前提,片面拔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努力,事实上“欲速则不达”,既难以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也难以很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体现出来。

  在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中,本质的核心既不是固有的状况和条件,也不是预设的目标与理念,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实现其具体化的符合才是绝对优先的东西,才是马克思发展理论中的“活的灵魂”①。邓小平可谓深谙此道,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所存疑的并不是马克思未来社会设想的正确,而是现实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应有和实有之间的矛盾。他所反对的是抽象地谈论预设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割裂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所主张的是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辩证地统一起来。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简单地从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特征出发,对现有的社会主义贴以肯定性的标签,还是仅仅将社会主义的理想萦绕耳际、而坐而论道都是毫无意义的。

  2、邓小平的出发点绝不在于从理论上给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一个规范的界定和学理上的说明,而是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予以动态的价值说明

  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一方面,邓小平所谈论的社会主义是中国所处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是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物的共产主义社会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只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不同的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不是静态的描述,而是动态的过程的说明,由此又不难看出他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思考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出发点的基本立意。

  进一步而言,在邓小平的视野中,本质并不是在严格的哲学意义上使用的。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立意一致的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与其说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倒不如说更为主要的是回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相比较,后者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当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时,他所使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一词是为了“更加深刻和鲜明地揭示了所述问题的核心”③。他的出发点绝不在于从理论上给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一个规范的界定和学理上的说明,而是主要向全党讲明市场和计划一样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这样的一个道理。

  在认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时还需要引入国际视角。苏东剧变的发生,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的低潮,社会主义者们陷入了沉思,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思考的首要问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可以认为是从价值的视角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一次全新的回答。张扬社会主义价值的意义,一方面表现为对社会主义价值实现的失误的一次自觉校正,对社会主义一度缺失的价值诉求的重新唤回;另一方面也是展示社会主义敢于吸纳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的文明成果的自我超越的勇气和决心。巴西政治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科·维夫特认为,“在全世界目睹了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者只有发现一个全新的理由才能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幸存于世。”④可见,从制度特征向价值描述的转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反映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自省后的理论自觉。

  二、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辩证阐释

  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在客观上赋予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以一种内在超越现代性的启示,即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有着剥离的可能性。但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对资本主义肯定文明成果的占有是作为共产主义的前提和基本特征而存在的。由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占有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并不是作为前提而是作为任务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因此,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首要任务即是依托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实现这种可能性,获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邓小平之所以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首要内容,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对这一精神的正确理解和忠实贯彻。邓小平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突出强调生产力的因素,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依据正在于此。

  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基本要素的认识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体会到了它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但与毛泽东侧重关注生产关系来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不同的是,邓小平关注的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⑤在如何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邓小平将生产力放在了首位,这是针对中国具体的国情正确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一次新尝试。无疑,这是对毛泽东的一次反拨。但由此得出毛泽东不主张发展生产力的结论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当毛泽东把未来社会的蓝本加以超阶段使用,不断努力拔高和维持生产关系的水平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就造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一种不相适应的状况,影响了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价值观只有在与历史观相一致的条件下才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过的偏颇“不是发生在社会主义的合目的性上(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的说是为了人民的),而是发生在合规律性上”⑥。正如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同志时所指出的:“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⑦

  由此,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重要论断进行解读,否则,我们就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原意。

  1、讨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与生产关系统一性的理解。“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论断,是邓小平在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统一的基础上对前者予以特别强调的。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之所以有着剥离的可能性,源于其所拥有的实现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的制度基础。对于中国而言,这个制度基础的经济方面所指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虽然还不完善,但已经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离开这个基础,讨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个问题就失去了正确的前提。马克思曾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⑧如果仅仅从价值出发,只能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所以,在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的同时,邓小平反复强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我们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⑨

  2、讨论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全部内容。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主义就成为奢谈,这是我们总结30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的重要经验。正是由此出发,邓小平要求全党将经济建设放在全部工作的中心位置,“一心一意搞建设”⑩。在邓小平的视阈中,发展毫无疑问地首先指向的是经济发展,但他也强调,经济发展决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发展是全面的发展,经济发展是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1983年3月2日视察江苏等地回到北京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苏州市达到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接近八百美元的水平后,社会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个什么样子?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中小学教育普及了。邓小平所使用的“小康”,标志的恰恰是一个生活概念而非生产概念。

  三、关于“共同富裕”的辩证阐释

  关于“共同富裕”,邓小平使用过社会主义的目的、特征、特点、原则、最大的优越性等概念。如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1)“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12)“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3)“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4)总体而言,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邓小平是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价值目标使用的。在马克思看来,“共同富裕”是未来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的富裕为目的”(15)的社会。但他也指出,由于这个社会的存在,“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16)显然,相对于“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而言,“共同富裕”无疑具有阶段性和基础性目标的深深烙印。当我们承认“共同富裕”所具有的阶段性和基础性目标的意义,也就进一步确认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主要体现为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

  邓小平之所以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如此强调“共同富裕”:第一个要义显然是针对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的。从建国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中,邓小平感受到的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这构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两个基本要点。第二个要义是针对两极分化的。邓小平有一句精辟的论断:“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7)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前半句就是针对“四人帮”的“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的极“左”观点而提出的,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后半句所论述的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可见,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不仅仅基于对历史的反思,而且还蕴涵对未来的预警。显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是否发展生产力上。如果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全部目的的话,那就完全忽略了社会主义发展观与资本主义发展观的本质区别。一方面,邓小平虽然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但从来都不是孤立地讲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而总是将之与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作统一性的理解,故此他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之后紧接着强调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在他看来,与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相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具有手段的意义。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18)另一方面,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19)在他看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对于共同富裕而言,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晚年的邓小平从对现实的观察中逐渐认识到强调“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如何确保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成为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着重思考的课题。概括而言,邓小平晚年在对“共同富裕”的思考中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20)第二,解决分配问题要比解决发展问题更困难。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21)第三,明确提出了解决分配问题的时间表。1992年初,邓小平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2)同年12月18日,他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四、小结

  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价值观,是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辩证解读,是为了努力消除当前对这一重要思想存在的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理解,以避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构成负面影响。当下出现的在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解上的两重抽象值得关注,一重抽象是将经济建设等同于发展;另一重抽象是有意或无意将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割裂开来。显然,经过这两重抽象,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真谛就被剥离得荡然无存了。在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也因之形成了以下形而上学的认识:一种观点曲解中央的意图,简单地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必须依靠发展来解决,而发展则被简单地定位于经济增长;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拉大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问题会自然得到解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在当下中国并不十分突出,还不能构成“中心课题”。如果担心重犯新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的错误,上述种种提醒诚然是必要的。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人认识到,不能以效率为代价只考虑公平的存在,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但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中国发展也决不能以公平为代价而只考虑效率的意义,否则,就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衷。人为地将效率和公平二元论的看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中,未来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寓效率和公平于其中的总体性概念。如果“把历史付诸时间的深渊将使理想主义(这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表征)失去其现实的依附”,也就违反了历史的辩证法。

  注释:

  ①吴晓明:《马克思发展理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

  ②⑤⑦⑨⑩(11)(13)(14)(17)(18)(19)(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224、116、142、9、110-111、123、364、264-265、255、111、374页。

  ③靳辉明、严凤立:《论社会主义本质》,《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1期。

  ④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⑥陈筠泉、方军著:《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23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页。

  (20)(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1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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