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哲学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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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历史性实践的理论概括,是中国社会发展新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的体现。邓小平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其中,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理论等方面都有重大发展。本文将就这两方面的内容作一具体的探析。

关键词:邓小平哲学思想,唯物史观,新境界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邓小平哲学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境界.[J]或者报纸[N].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29-31,34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58(2008)02-0029-03

  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唯物史观

  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确定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且摸索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改革与开放。

  1.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全面影响已经一体化,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的全球循环,增强了各个社会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国际一体化与共生性现象的产生,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进程之外。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闭关自守只会导致愚昧无知和贫穷落后。对于中国来说,发展更离不开世界。邓小平认为,中国自近代以后,曾出现过两次闭关自守。第一次是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恰恰在此之际,世界资本主义开始了急速生长的大变革时期,由于脱离了世界,中国不可避免地落后了。第二次,是解放后的封闭。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很长时间只是对苏联和东欧开放,以后又全面关起门来。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全球性的科技革命带动了一个经济飞速繁荣期,由于再一次失去与世界交往的机会,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又被拉大了。正是通过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国两次封关锁国的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邓小平认为,开放是“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所以必须实行两个开放,即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对外开放是指对所有国家的开放。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刻的理论基础,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深刻总结。

  2.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1]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

  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1)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性质,而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2]

  (2)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给社会主义带来生机,正确的改革路线和措施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性质。对此,邓小平指出:“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3]因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结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3.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毛泽东同志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就是解决办法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但进行了改革的尝试,而且对改革的实践进行了理论的总结,揭示了改革的根据和性质及其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作用。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4]在这里,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制度区分为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揭示了它们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指明了改革的性质和意义。我们之所以要进行改革,是因为我国的具体制度有弊端;我们的根本制度是好的,所以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展生产力。如果不改革具体制度,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不同,它不是自发的、盲目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党和国家能及时地发现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并有计划和有组织地加以改革。这种自觉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主体因素。

  4.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邓小平明确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5]坚持对外开放,只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对外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面;对外开放政策是总结历史经验并根据现实的客观需要所做出的科学决策。

  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理论,从理论渊源上看,首先应当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世界历史整体性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6]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7]这种“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基本完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8]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以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客观依据,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指明了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任何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角度,论证了对外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邓小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对外开放理论的新贡献在于:阐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对外开放理论的精髓;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做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结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对外开放理论立论的基础;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外开放理论的核心;阐明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行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确定了对外开放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正确地解决了对外开放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关系等问题。由此可见,邓小平根据新的需要全面系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对外开放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对外开放理论的科学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

  二、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实践观

  1.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证。他还指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9]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做出新的概括:“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0]十年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就科学地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具有新的含义:

  (1)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和经济增长中占有首要的地位。据历史资料统计,在刚刚进入现代科技发展的20世纪初期,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约为20%左右;到了80年代,在一些发达国家中,所占的比重已达60%—80%。在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我国现代化的实现,最主要的是靠科学技术的力量。

  (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本质上体现着科学、技术、生产的内在结构的变化。以前,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的关系表现为“生产——技术——科学”的结构,而现在则转化为“科学——技术——生产”的结构,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工业,是新兴科学和新兴技术的产物,没有科学上的新突破,也就没有新的技术、新的生产的产生。

  (3)科学技术之所以是第一生产力,还因为科学向技术、向生产转化的周期缩短了。在18世纪,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周期平均为50年;19世纪为30年;20世纪上半叶,为15年;而在现代,半年到1年就可以转化。从科学发现到工业应用的周期缩短,节奏加快,以至于可以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直接的生产力。

  (4)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国家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体现,是衡量综合国力的最重要的指数,它预示着21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

  第一生产力的“第一”只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只是由于科学技术在我们时代生产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要,才用“第一”来表示;同时,“第一”也表示着生产力结构的质的变化。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生产力已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质的变化:第一次是农业革命,发生在踞今大约1万年左右,人类由渔猎社会而进入到农业社会;17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生产力革命,这次革命的内容是分别以蒸汽机、电子计算机、原子能为代表的三次技术革命;而现代科技革命是第三次生产力的革命,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第三次革命的本质特征的表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正是对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第三次革命的本质特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概括,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新和发展,它对于我们把握现代社会的总体特征以及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着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2.创造性地提出“三个有利于”的科学论断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

  “三个有利于”的论断是对唯物史观生产力标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论断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上述观点的,他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衡量社会制度和一切社会现象进步与否的标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

  (1)它把生产力标准具体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衡量改革开放等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为各项工作指出明确的目标,为各项工作制定具体评价标准提供了指导原则。

  (2)“三个有利于”论断是对唯物史观生产力标准的丰富化和具体化。“三个有利于”中“生产力”是基础,“综合国力”是生产力的全面体现;“人民生活水平”是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发展的目的和结果。三者全面地体现了生产力标准。这就防止了对生产力标准作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理解和运用。因为有许多工作同生产力的联系是间接的,它们的作用不能直接从生产力上体现出来。但它们可以直接从综合国力(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科技、教育、文化及环境、资源、人口素质等方面)和人民生活方面体现出来。

  (3)“三个有利于”论断把生产力标准、政治标准、人民利益标准三者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中讲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这就是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现代化,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把生产力标准同社会主义政治标准结合了起来。“三个有利于”标准中讲的“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人民利益标准。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说过:“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2]我们发展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其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把生产力标准同人民利益标准结合起来。由此可见,“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论断;归根结底,就是人民利益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标准的新发展。

  三、以现代化为中心求实、创新的社会发展观

  1.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社会发展观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邓小平赋予社会发展范畴以新的意义,创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邓小平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加速度的发展,往往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有时连续上几个台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模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如何不断创新便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1)他从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潮流的演化来看待社会主义,从而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化统一起来。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能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更合理地实现现代化,纠正了过去那种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的认识,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指明了一条发展道路。

  (2)他否定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传统观点,认为西方化实质是新老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而中国的现代化是无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模式,从而为世界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理论开拓出一个新领域;为第三世界的未来发展树立了新的榜样,这对于世界的未来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

  (3)他具体地设计了我国现代化的战略蓝图,对现代化的每一步骤进行了指导。

  (4)他阐发了社会发展的两种形式,一种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平平稳稳地发展,这是一种量变的平滑的发展,是一种低速度的发展;另一种是飞跃式、跳远式的发展,是一种以高速度或加速度形式出现的发展,也就是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在现代世界发展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条件下,社会节奏加快,只有加速度的发展才称得上真正的发展。因此,低速度就等于停滞,等于倒退。

  (5)他阐述了当代社会高速度发展的表现形式是,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所谓台阶,是指与原来的发展起点之间有一个突发性的跳越,即社会经济发展有了巨大的财富增长。台阶又是社会发展中质和量的统一。在量上,它表征着生产力发展速度有一个跳越,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在质上,它表示经济结构、生产布局有了新的形式和优化,科学技术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水准。这样的质与量的统一便表现为一定的度,即保持一定质的量,这才是一个台阶。如果质与量的统一被打破,便进入一个新质与新量的阶段,又进入一个新的台阶。

  (6)他阐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并不只是出现一个发展台阶,而是连续出现若干个高速度发展的阶段。因而,不仅是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而且是连续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从国际上看,日本、韩国等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便是这样的,对于中国来说,也出现了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社会发展。邓小平指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13]“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14]

  (7)他认为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社会发展本身是有规律的,它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高科技结构的发展节奏和速度的体现。在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社会发展中,抓住时机十分重要。时机是随着时间一维性的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可能性,时机一晃就过去。但是,反过来,一旦抓住时机,也就为发展创造出各种条件和可能性,使发展有一个想象不到的范围和速度。于是,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便迅速地变动起来,因而发展一段之后,各种关系、比例会出现一定的失调,于是又需要调整,而调整不是目的,调整是发展带来的调整,是依赖并服务于发展的,是上了一个台阶之后为了向新的更高的台阶发展的调整。

  2.社会发展是规律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认为,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一规律通过曲折性体现出来。其中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暂时的复辟和倒退,这些暂时的复辟和倒退是社会规律本身的“规律性现象”。

  社会发展中存在着总规律和总趋势,这便是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但规律性不是直线式实现的,而是通过曲折、波动、摇摆来实现的。每一个社会形态的更替都会有暂时的复辟的曲折性出现,这也是一种“规律性现象”。从人类历史看,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化历经好几百年,公元1世纪古罗马奴隶制便已衰落,直到5世纪才告灭亡。中国的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演化,若从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算起,也经历500多年。因此,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些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15]

  社会主义历经一个长时期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规律性的必然体现。但这一历史规律性同样包含着某些暂时复辟的规律性现象。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性不仅在于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几乎都是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产生,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一种格局,即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在经济、文化、科学、管理等方面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又由于复杂的国家环境以及自身一些政策上的失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某些曲折性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曲折性出现的情况下,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汲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6]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某些曲折,同样要将其提高到“规律性现象”的高度来认识。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对于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有领导、有秩序地把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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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7,87.

  [6][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1,51,254—255.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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