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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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党改革开放30年新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新鲜经验总结的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呈现开创和发展的紧密联系。具体说来,邓小平理论从纵向和横向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其开创篇章;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体现最为明显的是在12个方面理论内容的拓展,映射出了30年来理论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联系.[J]或者报纸[N].思想教育研究,(05):30-34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5707(2008)05-0030-05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初的十多年间,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稳健作风,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际相结合,形成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称其为邓小平理论。同时,在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近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实际继续深入结合,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这种不断深入的结合实现了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人称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第二次飞跃形成的理论体系的首个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从纵横两个方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包含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集中体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一、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发展基础和框架

  30年前的中国徘徊于极“左”政治的阴影边缘,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僵化思想禁锢着人民群众的头脑。这种环境不会自发具备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备要素,如果不改革、不开放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生死关头又一次奇迹般地转危为安,走上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今天,我们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前期阶段可以看出,正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呼吁,完成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动员和准备工作;正是邓小平理论破除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框,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务实宽厚的前提和基础;正是邓小平理论认清国情,指明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准备充分、基础坚实、保证有力,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诞生和发展的必备要素,也决定了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渊源地位,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内核和理论框架。

  1.从纵向上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孕育了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体系的诞生和成长的必备要素

  首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按照总结过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指导实践的逻辑思路,从三个方面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诞生的思想基础和动员准备工作: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撇开过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现了党的思想、组织和工作重心的转变;二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党中央围绕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客观公正评价建国30年来党的历史是非和领导人功过、总结过去经验教训三大任务展开的长达两年讨论、酝酿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三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从而指明了动员人民前进的道路,吹响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这三项工作前后仅仅四年时间就从根本上扭转了左的思维模式长期困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被动局面,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最鲜明特点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新时期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次,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思考和新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体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经济建设工作中心的确立,形成了为何发展生产力、如何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邓小平强烈认识到必须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1980年4月,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312,同年5月他正式使用“社会主义的本质”一词,经过多次总结概括之后,在1992年春的“南巡”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这就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模式,将中国社会主义放在了更为务实宽厚的基础上,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避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再被极左政治错误导向而带来迂回曲折。

  再次,邓小平理论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依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体系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既不能保守又不能冒进,首先必须回答建国30年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实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如何制定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三大明确回答和阐述了我国现在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中国这个最大的实际就决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动摇”,必须长期坚持。此后,邓小平多次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252,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同时,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能背离社会主义制度,在起草十三大报告时,他就明确指出:“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2]203,“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2]202。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发生苏联东欧的悲剧,相反却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始终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2.从横向上看,邓小平理论为30年来所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内容提供了合理内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改革开放30年间不同阶段的理论总结。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建构提供了框架和内核。此后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紧紧围绕这个合理内核不断向外扩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宏观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包括改革开放30年来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为我们理解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结构提供了广阔的思考余地。有研究者指出,我们从横向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坚持的方法论是应该参考同这个理论体系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但是,至今为止对这四个理论体系的内容结构均没有取得统一认识,很难做参考,需要理论工作者努力钻研。[3]我们认为,从长远的理论发展沿革上看,寻找科学合理的理论呈现结构是必须的。我们通过“马工程”的推进,在理论体系构建上努力探索自己特色的理论框架也未尝不是一个出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形成的理论体系也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最近,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同志撰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12个重要观点”,[4]其中除了第3点坚持以人为本、第8点以民生为重点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党的最新理论探索总结在邓小平理论中没有直接体现外,其余10个方面均是起始和发展于邓小平理论,同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的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5]11一脉相承,即使上述两个最新理论总结也可以在邓小平理论中寻根溯源。所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一系列理论探索提供了理论内核和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开拓性和理论之间的继承性。

  二、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和升华了邓小平理论

  改革开放30年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邓小平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内容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已有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是根据这些基本内容的逻辑延伸创造了新的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1.关于党的思想路线方面的新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重申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提出了“解放思想”,从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党思想路线的经典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最突出地体现在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5]282灵活运用并具体化了党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提出“创新”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化了党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了“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6]267,旗帜鲜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6]当前,理论界有学者指出,今天的解放思想同改革开放之初所提出的解放思想蕴涵的精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本质论首先回答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然后进一步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包括:邓小平理论中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消灭剥削、压迫的根本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生产力,坚持以人为本,以民生建设为重点、努力实现社会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发展道路回答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邓小平先后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党的十六大上首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十七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和外延,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或者发展模式的连续性和特色性。

  3.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基本国情问题认识上的新发展

  党的十三大报告从我国人口结构、工业发展水平、地区发展状况、科学教育文化、上层建筑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当时的阶段性特征;十五大报告从现代化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运行方式、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人民富裕程度、地区发展状况、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国际比较等九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当时新的过程性特征,并首次制定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十七大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先进文化需求、社会管理和建设、对外开放等八个方面论述了当前阶段性新特征,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丰富发展了党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这些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体现”。[6]在发展战略上,进一步具体化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形成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建国一百年三个时间段的战略步骤和战略目标,全面实践邓小平的“两个大局”的思想,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等。

  4.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面的新发展

  十三大正式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具有科学性、稳定性,很长时期其内容没有变化,直到十七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写入基本路线,提升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在强调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的同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6]

  5.关于改革开放理论方面的新发展

  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农村的改革开放取得良好开端后,开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后,党提出了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理论;加入WTO后,江泽民提出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要处理和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紧密结合的战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十七大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用“十个结合”、“三个最”、“三个永远铭记”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宝贵经验和奋斗历程,指出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4]

  6.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方面的新发展

  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十五大从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改革、分配结构和方式、宏观调控体系、优化产业经济结构、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对外开放水平、改善人民生活等八个方面详细论述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十六大宣布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十七大提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理论,包括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区域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7.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方面的新发展

  十七大提出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和措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吴邦国指出人大在立法、监督、代表、外交、常委会建设方面的最新发展,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工作重点建议;中共中央先后于2005年和2007年两次颁发的《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体现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论的最新发展;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关于基层群众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理论都有了新发展。在依法治国方面,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坚持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新时期新阶段要进一步完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稳妥,同时不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7]

  8.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发展

  十五大首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十六大提出了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发展教育科学事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理论;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等。

  9.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理论的新发展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根本力量;同时,江泽民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调节;提出了必须坚持尊重劳动、知识、人才和创造的方针;形成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内容和新任务;军队和国防建设向机械化和信息化转变,构建适应高科技战争要求的现代作战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完成新时期军队“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光荣使命。

  10.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上,从最初工人阶级先锋队发展为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在指导思想上,十五大后增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坚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开展反腐工作;十七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6]

  11.关于祖国统一理论的新发展

  1995年江泽民发表讲话提出的处理台湾问题的“八条意见”和“十六大”报告发展了祖国统一理论,提出“文功武备”的总方略,首次提出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的主张;2005年胡锦涛提出了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和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发展了祖国统一理论,更加重视开展台湾人民的工作;指出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遏制“台独”是新形势下两岸同胞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明确了两岸关系现状的定义,提出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等。

  12.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理论的新发展

  主要体现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等。

  应该指出,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丰富实践建立和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十分丰富,以上的论述是难以涵盖的,这几个方面只是初步的总结和探讨,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和内容没有提及,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高放.借鉴历史经验构建理论体系[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2).

  [4]李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2).

  [5]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7]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摘要)[N].光明日报,200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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