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民生思想论略

全文总计 7564 字,阅读时间 19 分钟,快速浏览仅需 4 分钟。

英文标题:Deng Xiao-ping's People Livelihood Thought Since 1978 (School of Economy and Laws,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Yanche

内容摘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从观念上纠正了以往忽视民生的错误认识,从理论上构建了推动民生改善的战略框架,从政策上提出了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新举措,形成了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民生思想,体现了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执著追求和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完美统一,对我们进一步关注民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民生,改革开放,Deng Xiao-ping,livelihood,reform and opening-up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民生思想论略.[J]或者报纸[N].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3):7-11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8)03-0007-05

  民生问题是事关国民生计与生活的大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邓小平始终对人民群众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高度关注民生,努力改善民生,形成了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民生思想,既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生思想,又为做好当前民生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从观念上纠正了以往忽视民生的错误认识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把高度重视民生、关心群众生活贯穿于自身发展的全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光荣的传统。但在1957年后,尤其在“文革”十年期间,因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我们对民生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和把握出现了偏差。粉碎“四人帮”后,在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邓小平再次回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他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毅然开始拨乱反正,全面实行改革开放,逐渐从观念上纠正了以往忽视民生的错误认识。

  1.纠正了重精神轻物质的错误认识。封建的中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一直以精神为本位,重精神生活、轻物质生活。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关注民生,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奋斗目标,积极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左”倾思想占据了上风,强调把政治放在首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意识形态上鄙视物质、倡导精神,片面宣传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在经济生活中,实行平均主义,把发家致富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追求加以批判、割除,从而将人的物质欲望降到维持生计的水平,社会处于普遍的贫困之中。“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向极端。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116立足于中国的长远发展,他语重心长地讲:“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1]28这里,邓小平坚持物质利益的原则,领导党和政府完成了从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的过渡,从而为改善民生确立了重要的前提。

  2.纠正了重生产轻消费的错误认识。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看,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促进生产,消费不仅是经济运行的目的和结果,也是经济运行的前提和条件。建国以来,因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一度存在两种片面认识:一是重生产,轻消费;二是先生产,后生活。在这种“左”的观念指导下,我们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往往片面地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唯一或最高的战略目标,而把人民生活置于次要地位,甚至以抑制、损害人民的生活来求得经济的增长。其结果不仅使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挫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而且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阻碍了生产的发展。邓小平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强调生产的目的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0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370显然,邓小平不仅重视生产,也看到了消费的积极作用,因为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直接推动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一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改善民生工作的重要指针。

  3.纠正了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轻个人利益的错误认识。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在以政治生活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国家利益和集体主义被片面化了。人们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抽象地强调前者,并以绝对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排斥和否定个人利益,把维护和实现个人的正当利益视作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一味地宣扬集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至上,这不仅割裂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内在联系,而且取消了个人正当利益的道德合法性。这种情况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时期尤为突出。邓小平在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明确肯定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追求正当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他深刻指出:“人是需要一些个人利益来从事生产的。”[2]351提倡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绝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2]175邓小平还进一步把这种对个人利益合理性的理论论证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紧密结合起来,他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2]258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者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但在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也会存在矛盾和冲突,邓小平要求“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2]175当它们发生矛盾时,他坚定地主张:“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2]337邓小平关于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和谐统一的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改善民生工作的内在根据。

  二、从理论上构建了推动民生改善的战略框架

  改善民生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程,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支撑,才能保证其正确的前进方向。1978年以来,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从理论高度构建了推动民生改善的战略框架。

  1.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党和政府改善民生的根本依据。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高度创造性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五句话的字里行间渗透了真诚的民生思想,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伟大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首先,邓小平坚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理,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首位,这就要求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还要通过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促使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正是以此为指导,党和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为改善民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保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内含了公有制及按劳分配等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只有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才能更好地做到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最终达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目的。最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相互联结、同步进行才能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也是实现社会和谐融洽、民生富足的最重要的标志。

  2.改革开放论是党和政府改善民生的内在动力。中国改革伊始,就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改善民生为重要导向。在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邓小平倡导实行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确保了农业的稳定增长,又能使农民有更多的余力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又领导了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通过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了以厂长负责制为中心的各种承包责任制和相应的分配制度的实行,调整了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关系,调动了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及劳动热情,逐步改变了吃大锅饭的状况,为提高城市广大职工的生活水平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冲破了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人民群众积极性发挥的旧体制和旧观念的束缚,从而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不断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以,改革开放是党和政府改善民生的内在动力。

  3.先富与共富论是党和政府改善民生的主要手段。波浪式、非平衡发展,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以此为指导,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路径:在经济政策上,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2]152为了实现先富与共富的有机衔接,他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374他曾经多次表示,如果出现贫富悬殊的现象,那么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的。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为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4.“三步走”战略论是党和政府改善民生的基本步骤。改善民生必须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充分体现在邓小平制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上。“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是到1990年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00年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实现共同富裕。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对每一步的战略目标都进行了量化,“温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美元,“小康”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富裕”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所以,邓小平制定的“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发展目标都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紧密相连。随着前两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已总体上实现了由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奋斗的社会到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正在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社会民生得到明显改善。

  三、从政策上提出了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新举措

  民生是理念,但更需要实践。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开展,我国在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分析问题、制定对策时,努力做到让全体民众都能分享社会进步的丰硕成果。

  1.积极促进就业。就业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关乎社会安定,关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口多和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决定了就业工作的艰巨性。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汲取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就业问题的明确思路。一是促进就业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针对就业工作指出:“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灵活一点。……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2]196实际上要求打破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统分统配的就业模式,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由国家、社会与个人协同努力来解决就业问题。1980年8月和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两次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确定了在政府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就业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二是促进就业的途径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明确指出,解决就业问题根本出路是靠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他在1980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继续广开门路,主要通过集体经济和个体劳动的多种形式,尽可能多地安排待业人员。”[2]362在广大农村,邓小平积极鼓励和支持乡镇企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解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极大地缓解了就业压力。面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面临的巨大的就业压力,他提出建议:“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行业可以用很多人,我们用的人很少。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3]54他多次要求取消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歧视政策,放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解决就业问题。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得到了切实的贯彻,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壮大,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大量待业人员顺利地找到了就业岗位,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开辟了广阔的途径。三是促进就业的根本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为了妥善处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在确立计划生育这一长期的基本国策的同时,十分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他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实际上就是要培养有扎实基础、良好的就业适应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只有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及就业能力,提升他们的就业层次,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真正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2.加强社会保障。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实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统一的社会保障政策,最大限度地向人民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但这种“国家保险型”的保障体制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保障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他要求社会保障的标准必须符合中国国情,要正确处理好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发展社会保障二者间的关系。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障改革方向,应既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要与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既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保障水平,又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针对有人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而提出在中国也要搞福利国家的观点,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也反对现在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2]257并反复强调:“福利主义不能搞,搞不起。”[3]430邓小平还要求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针对过去社会保障制度中筹资渠道单一、由国家和集体包揽一切社会保障费用的弊端,他提出要坚决贯彻统筹兼顾和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以此为指导,我国逐步形成了由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经费的多元筹资机制。此外,邓小平面对复杂的社会保障问题,择其大端地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对策。如倡导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主张社会救济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着力提高被救济者的自救能力等等。总之,邓小平关于社会保障的思想是确立我国社会保障重要理论基础,保证了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完善工作的顺利进行。

  3.注重分配公平。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大胆破除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实际、阻碍我国生产力发展、扭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的收入分配理论,创立了让一部分地区、单位、个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的收入分配理论。为了实现这一理论,防止并制止一切有损共同富裕的倾向,邓小平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坚决反对两极分化。他主张,“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钱出来办教育、修路。”[1]111同时,加强法制建设,严厉打击非法谋求暴利的犯罪行为。他不仅提出了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打击经济犯罪的政策主张,而且还提出要通过深化改革,堵塞体制上和政策上的漏洞,以优化市场经济秩序等,防止一切非法致富行为的蔓延和扩张。而邓小平一再坚持的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从制度层面保障了国家不会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

  4.确保社会稳定。稳定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可靠保障和坚强后盾,解决民生问题离不开社会稳定。邓小平关于社会稳定的理论,是在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邓小平的社会稳定理论中,贯穿始终的维护稳定的根本措施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的最多,而且我最坚持。”[1]181“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1]182他一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同时提出,社会稳定是系统工程,包括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形势稳定、思想情绪稳定、社会秩序稳定等诸多方面,而社会稳定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好稳定和发展、改革的关系,要做到在全面改革和持久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因为“普遍的贫穷破坏了任何形式的政府的根基,使民主政治几乎无法实现,而且是产生不稳定的持久性的原因”[4]41。所以,邓小平所讲的稳定不是空泛的稳定,而是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维护社会稳定,通过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

  探讨1978年以来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寻求民生改善之路,汲取成功的经验,对做好当前民生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民生问题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邓小平是以政治家的身份来考虑民生问题的,他把民生提升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加以重视和研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程中,我们要进一步传承邓小平的民生思想,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要时刻以群众利益作为政府绩效的出发点、落脚点和评价标准,努力做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民生的标准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邓小平把握时代脉搏,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了民生的新理念及改善民生的具体对策,并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适时地作出修改和调整。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我们更要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牢牢立足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现实,及时调整改善民生的具体目标与要求,力求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再次,改善民生是复杂的工程,也是长期的过程。邓小平提出的改善民生的对策涉及到就业、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并且他始终认为,民生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持之以恒、长期不懈地为之努力。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改善民生渗透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从而实现邓小平指明的“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1]172的奋斗目标。

  [收稿日期]2008-04-10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推荐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