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徘徊期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方针确立的舆论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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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Public Opinion Promotion to Start up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by Deng Xiaoping

内容摘要: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方针确立之前的两年徘徊期,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倡导改革开放,并从1977年第三次复出前后开始,历经起始、突破和高潮三个发展阶段,全力进行改革开放的舆论宣传与推动,由此与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准备形成强大合力,逐渐破除改革开放的阻力,最终推动改革开放方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确立。

关键词:徘徊期,邓小平,改革开放,舆论推动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两年徘徊期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方针确立的舆论推动.[J]或者报纸[N].社会科学辑刊,(4):151-154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8)04-0151-04

  毋庸置疑,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说在1975年的整顿中,“舆论将决定整顿的成败”[1],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舆论将决定改革开放方针能否确立。两年徘徊期,正是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对改革开放进行策略性宣传和鼓动,并最终与思想理论准备形成合力,逐渐破除改革开放的阻力,使这一思想深入人心,最终得以确立。本文以时间发展为序,展示徘徊期邓小平在不同的时间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下,随着对改革开放认识的不断深化,对改革开放的舆论推动从较为隐晦到渐次明确再到全面推进的历史进程。

  一、起始阶段(1977年复出前后至1977年9月下旬):邓小平努力恢复和改进科学教育制度,倡导开放,大力营造全社会尊重教育、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率先在具有“试验田”性质的教育和科学两个领域进行改革的宣传和推动。由于“‘文化大革命’是由这条战线开始的,整顿这条战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邓小平希望由此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在这两个领域,邓小平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宣传改革开放思想。

  一是复出前,消解“四人帮”宣传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影响,同个别领导人谈话时倾吐自己有关改革开放的心声,指出要接受外国先进的东西。“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3]由于接受这些东西曾被“四人帮”污为“洋奴哲学”,因此,倡导引进先进科研成果,在当时需要过人的胆识和智慧。

  二是复出后,提出大力恢复和改进教育体制,使教育和科学领域率先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头兵。1977年7月23日,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同长沙工学院领导谈话时就一语破的地指出,“要继承人类的知识。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4]。此后,他经常在同主管教育和科学的领导谈话时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教材的编写“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5];针对国内的学术封闭状态,他指出“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6],以加强学术交流;对于体制和机构问题,要统一规划等。由邓小平召集并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有30多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邓小平的宣传范围从“个别工作人员”逐渐扩大。

  三是将宣传的视野拓展到国外的朋友和客人,利用会见他们的机会,真诚表达开放的决心。1977年8月17日,在会见美籍华人丁肇中时说:“真正的爬行主义是不吸收世界先进成果,……一是要派人出去学习,二是要请人来讲学。不但科研机构要这样,企业也要这样。”[7]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的“开放”视野开始拓展到企业。“凡是我们需要的先进的东西,条件适合的,我们都愿意吸收,包括军事技术上某些先进的东西。”[8]“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9]9月26日,在会见欧洲客人时又说:“我们要以现代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老老实实地、虚心地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学习中创新。”[10]当然,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所说的“引进”仅仅局限于引进科学技术这一个方面。

  二、突破阶段(1977年9月底至1978年9月上旬):为推动国家建设与发展,邓小平开始吹风“点火”,强调根除体制束缚,策略性地为实行对外开放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提供充分依据

  随着教育和科学领域工作的展开,邓小平开始思考影响改革开放的现行体制等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强化开放的氛围。

  1.积极“点火”,强调要根除体制束缚

  于光远曾回忆说:“在倡导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想得最宽最深的还是邓小平。”[11]面对延续“文革”声音的十一大报告,邓小平毅然逐步阐释他的改革思想,开始在一些地区“点火”。1977年9月29日,他在会见华侨、海外华人时说:“搞建设,单有雄心壮志不够,没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就像氢气球一样,一吹就破了。”[12]这是他在两年徘徊期首次提出“具体政策”问题。如果说这次的“具体政策”只是涉及到开放的话,那么10月15日同加拿大客人的谈话则隐晦涉及到改革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两者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解决上层建筑问题很重要。”[13]数日后,再次指出:“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问题,总是要不断改进的。”在这里,邓小平运用了一个“温和”的词语“改进”来表述他的改革思想。对于“政策”这个关键问题,在广州和成都的“点火”[14]中已表述得十分清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15]。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成都指出:“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16]但是华国锋在2月份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仍然坚持“不许包产到户”,这迫使邓小平进一步在4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呼吁,“政策放宽一点”,“政策上大胆一点”,“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17]7月初在听完军事工业的机构改革汇报后,指出:“机构改革不能搞修修补补。”[18]虽然这个“改革”仅局限在军事工业部门内,但在当时仍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2.倡导开放的外延和内涵渐次扩大,进一步强化开放氛围

  如果说前一阶段邓小平关于开放只是引进“世界上的先进成果”,那么很快则明确表示“我们实行‘拿来主义’”[19]。与有关“改革”的论述相比,“开放”的论述则放得更开,且几乎在各种场合都有所涉及。

  一是针对当时不顾国力“左”的开放政策,极其冷静地强调要“一用二批三改四创”。诚然,邓小平在这一阶段关于开放问题的思考及大量论述,与当时整个党内高层都在考虑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装备和利用外资有关。但需特别指出,邓小平所说的“拿来主义”并不是不加鉴别地引进,这恰恰与当时“挽起袖子大干”的“左”倾指导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不顾国力、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的“左”的方针,直接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病态发展。[20]邓小平舍弃了这种“洋冒进”做法,指出“引进外国的东西,还是‘一用二批三改四创’,首先是学会用”[21]。

  二是数次从理论上重申科学技术无阶级性,宣传开放的外延和内涵逐渐扩大。邓小平在不断地宣传“开放”时,他的表述也在逐步地发生变化。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客人时指出:“我们的潜力很大,加上认真学习外国经验,在学习外国东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22]1978年3月10日,华国锋宣布邓小平协助他领导国务院全面工作,这使邓小平对于倡导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更广的空间”。5月7日,在会见外国客人时,邓小平重申:“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23]7月10日,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我们要吸收你们的资金、技术和引进装备,然后用我们的产品来偿还。”[24]7月12日,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时,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要“勇敢地向国际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这样,邓小平有关“开放”论述的范围逐渐扩大,逐渐全面。

  三是科学、策略、辩证地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倡导开放,进一步化解“文化大革命”给人们留下的后遗症。对于在向西方开放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邓小平指出:“人们的眼界开阔些好,这样鉴别是非的能力只能增强,不会减弱。”[25]“关起门来不行。把世界上的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这才不会把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变成空话。”[26]他还多次策略性地引用毛泽东的话来阐述自己的主张:“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毛主席历来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洋为中用是自力更生的一个重要内容。”[27]无疑,邓小平这种科学、策略、辩证地引用毛泽东的观点来倡导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也无形地化解着“文化大革命”给人们留下来的后遗症,对于肃清“左”倾错误产生着积极影响。

  三、高潮阶段(1978年9月中旬至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勇于筹划政治效应,“到处点火”,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进行战前思想总动员,认真修改报告,使之在更广泛更高层次的受众范围内更具“鼓动性”,使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水到渠成

  1.“北方谈话”是开辟“新道路”的先声,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鼓与呼”

  在全国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展开之际,邓小平视察东北并发表了“北方谈话”。在这一周时间内,他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到处点火”[28]。“北方谈话”的“不寻常之处,除了东北之行是打破惯例,刻意安排所造成的政治效应之外”[29],更重要的是,谈话作为“开辟‘新道路’的先声”[30],“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次战前思想动员”,其“内容和精神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和决议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31]。

  邓小平指出:“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32]它使改革面临各方面的阻力。对此,“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要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33]虽然这只是简政放权,但在当时提出这样的看法实属不易。

  针对当时国内仍坚持执行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农业政策,他强调,“全国调整农业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34]。对于对外开放,邓小平大声疾呼:“现在就是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不然老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35]“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36]在回京途中经停天津时,还指出要“搞来料加工,引进新技术,要大批组织”。

  2.认真修改报告,使报告更具“鼓动性”

  邓小平策略性地运用在重要会议上讲话的机会,认真修改报告,不仅使他对改革开放的宣传在报告中体现,而且“鼓动”与会人员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两次重要的宣传改革开放的会议是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与理论工作者对会议报告进行了数次的认真修改,使之臻于完善。

  “北方谈话”后,怎样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干部和群众支持改革开放政策成了邓小平所思考的重大问题。虽然经过邓小平的大力宣传鼓动,但是对于传统的经济体制,长期以来人们竟渐渐习惯了它的“坏处”。对此,他谨慎地指出:“我在东北的讲话,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要让大家敞开思想讲话,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这有好处。”[37]对于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稿,邓小平认为“很平淡,没有鼓动性,稿子应有新内容,要回答和解决一些问题”[38]。为此,他认真地加以反复修改,反映出对这件事情的慎重和深刻的思考。反复修改后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报告鲜明地强调:“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39]在报告的最后,邓小平高声号召:“我国工人阶级也要虚心学习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来加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邓小平多次约见胡乔木等人就会议的讲话稿商议修改。主要内容是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发扬民主问题、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12月4日邓小平“再次召集耀邦、光远等同志逐字逐句地边念边作修改”[40]。对于经济方面的问题,他指出:“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实行经济民主,用经济的办法管经济,责任到人,做到有职有责有权。”[41]“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使10%一20%人先富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42]经过了反复斟酌、修改和若干文字润色,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永载史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指出,“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就经济民主问题,着重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在讲话中急切地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3]这篇讲话不仅将改革开放的舆论推动掀起了高潮,而且在实质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44]的伟大转变。于光远这样回忆这时期倡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他口头讲的比形成文字的更自由更敞开。他对我国经济体制现实中存在的弊端和如何进行改革的想法,其明确、尖锐的程度我感到比当时别的同志高出一大截。”[45]正是由于邓小平利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大造舆论,对改革开放的积极鼓动与宣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42] 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0、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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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73、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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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卫炜、刘客主编:《邓小平理论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40] 韩钢:《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百年潮》1997年第4期。

[4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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