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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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Deng Xiaoping's Discussion on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the CPC

内容摘要:邓小平对党的执政效率问题十分关心。在深刻分析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可能性、必要性、紧迫性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具体方法。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共产党,执政效率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J]或者报纸[N].求实,(8):7-10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8)08-0007-04

  邓小平认为,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提高执政效率,“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1](P179-180)。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从党和国家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指出只有提高党的执政效率“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P333)。

  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今天,探析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思想,对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深刻而系统总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对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率有了全面的认识,认为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率是可能的、必要的、也是紧迫的。

  1.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可能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党在全国执政已近三十年,由于种种原因,执政的结果是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的提高。针对这种现实,国内外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提出,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率低下,执政能力和水平不高,企图否定乃至颠覆党的执政,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这种论调,指出,“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1](P240)但是,邓小平认为,从总体而言,党的执政效率是高的,因为我国政治体制没有权力之间的牵扯。“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P240)因此,从我国的国家性质和特点来看,邓小平认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是可能的。

  2.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必要性。

  在党执政之初,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这一体制的建立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四人帮”的利用,致使党的执政效率一度低下。“现在反正是画圈,事情无人负责,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干脆拖得无影无踪了。办事效率太低,人民不满意。”[2](P282)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了导致党的执政效率低下的五大原因。“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2](P327)“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好说空话,思想僵化,……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公文旅行,互相推诿。”[2](P327)“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2](P329)在深刻分析导致党的执政效率低下的种种原因后,邓小平指出了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必要性,“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2](P327)。

  另一方面,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成功转移,要想真正实现党提出的奋斗目标和纲领,执政效率问题无疑也被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2](P327)党的执政“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1](P180)。

  3.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紧迫性。

  邓小平对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紧迫性的认识是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分析的。

  从国内来说,邓小平在总结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时深刻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1](P110)在党的执政下“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2](P191)。马克思也曾经指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3](P39)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文革”结束时,党的执政效率降到了建国以来历史的最低点。“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1](P180)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有提高执政效率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从国际来说,邓小平认识到,当今的世界是科技的世界、经济的世界、知识的世界,也是开放的世界。党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执政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长期的发展,在科技经济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如果我们没有提高执政效率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有可能会被开除出球籍。“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1](P179-180)“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2](P232)因此,必须有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紧迫感。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从纵向来看,党的执政效率不断提高,但从横向来看,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也在提高执政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紧迫感就会被淘汰,“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1](P375)。

  二、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途径

  在对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可能性、必要性、紧迫性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探索了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具体途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理顺党政关系。

  从党执政的历史来看,要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就必须理顺党和政府的关系,区分党执政和政府行政的职能和关系。在我国,政府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政府行政是党执政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党管政府怎么管法,也需要总结经验。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1](P163-164)“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1](P164)

  针对过去党政关系混乱导致执政效率低下的状况,邓小平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总原则和具体办法。

  总原则是:“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2](P365)“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2](P339)

  具体办法是:第一,“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1](P177)第二,“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我看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1](P163)第三,“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1](P163)当然“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1](P163)

  总之,“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2](P340),提高党的执政效率。

  2.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大敌。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2](P327)

  既然官僚主义是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大敌,因此,找到产生官僚主义现象的原因并对症下药,就能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在分析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时,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致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2](P327-328)“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2](P328),“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2](P328)。“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2](P328)“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2](P150)

  3.下放权力。

  权力过分集中是导致党的执政效率低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从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角度,邓小平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危害及解决办法提出了意见。

  首先,邓小平批评了权力过分集中影响了党的执政效率的提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2](P329)

  其次,邓小平对权力下放以提高党的执政效率提出了具体的办法。一是中央的权力下放问题。“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情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3](P328)二是地方的权力下放问题。“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1](P177)他指出,“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1](P180)“各个方面都要解决这个问题。”[1](P180)“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2](P397)

  4.建立责任制。

  权责统一是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重要原则。因此,在下放权力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责任制。“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致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2](P145)“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2](P396)在总结我国为什么有的地方发展比较快而有的地方发展慢的原因时,邓小平认为关键还是“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2](P328)。“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1](P51)因此,要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党在执政过程中就必须“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2](P151)。

  具体说来,“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分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2](P150)

  5.精简机构。

  除高度集权、权责不分外,机构臃肿也是导致党的执政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邓小平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认为要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精简机构。邓小平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2](P151)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精简机构对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重要性。“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不论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怎样正确,工作怎样有成绩,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和政府的机构这样地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充分贯彻,工作不能得到更大的成绩,我们怎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自己又怎样能安心?”[2](P151-152)“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2](P396)

  6.改革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干部队伍要“四化”。

  党的执政的主体是广大的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就必须改革党的干部人事制度,真正实现党的干部队伍“四化”。针对党的干部人事制度的运行状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恐怕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也有这种状况。”[1](P240)这种状况对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十分不利。因此,他提出,“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2](P396)

  从改革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的角度,邓小平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具体办法。

  第一,要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党的干部必须能上能下。“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我们面前摆着这个难题,现在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4](P329)

  第二,要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必须严格考核党的干部。“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2](P124)“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2](P102)

  第三,要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必须健全党的干部任用制度。“关键是要健全干部选举、招考、任免、考核、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做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2](P331)“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1](P179)

  三、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意义

  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为开启和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为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重要保证,也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为开启和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6年9月至11月间,邓小平曾就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这些讲话详细阐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目的、内容以及总的目标等内容。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来看,邓小平认为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必然要求。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来看,邓小平认为,“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1](P177)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来看,邓小平认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1](P177)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来看,邓小平认为,“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1](P178)对比这些内容与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必要性、可能性、紧迫性以及具体途径,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内容正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与方向,也就是说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为开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进一步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2.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为推动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重要保证。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邓小平是从理顺党政关系、克服官僚主义、下放权力、建立责任制、精简机构、改革党的干部人事制度等六个方面来探索如何提高党的执政效率。这些探索的内容为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重要保证。因为,理顺党政关系既是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前提,也是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着眼点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而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所以我们说,理顺党政关系既是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前提,也是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克服官僚主义既是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文明的政治是高效的政治,但官僚主义办事推诿相互扯皮效率低下,因此要建设政治文明必须克服官僚主义。权力的合理配置、机构的科学设置、权责利的有机统一、科学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既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说,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理顺党政关系、克服官僚主义、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建立责任制、改革党的干部人事制度等六个方面的思想也既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

  3.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高度重视。”[5](P3)“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5](P2)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党执政中的性质和地位,也可以看出党的执政效率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息息相关。一个执政能力强的政党必然是一个执政效率高的政党。从这个角度来看,邓小平论党的执政效率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奠定了基础。因为,党如何才能“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必然会涉及到党在执政过程中正确处理党和政府的职能和关系、权力和机构的配置、克服官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等等问题。而对这些问题,邓小平论党的执政效率均有深刻而具体的阐释。所以,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08-05-20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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