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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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On the Two Trans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 Thought   ZHAO Jia-xiang

内容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有两种转变。第一种转变是马克思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这次转变开始于《莱茵报》时期的文章,完成于1845—1846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种转变是指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转变。本文考察和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的思想的历史演变,关于对资本主义寿命看法的历史演变,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历史演变。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两种转变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种转变.[J]或者报纸[N].中国人民大学学报,(5):32-40

正文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第一种转变是指马克思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这次转变开始于1842年《莱茵报》时期的文章,完成于1845—1846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完成这一转变的标志性著作。第二种转变是指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些概念和原理,随着时代的改变、实践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形势的变化所发生的改变。我国理论界对第一种转变研究较多,但存在不同看法,在有些问题上分歧较大,本文仅就分歧较大的问题谈些看法。我国理论界对第二种转变虽然在不少论著中有所涉及,但十分零散,而且大都没有自觉地把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种转变来看待,本文拟对这一转变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最后指明我所说的“两种转变”与有些学者所说的“两次转变”的区别。

  理论界在第一种转变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完成转变的时间和标志性著作的不同看法上。有的学者认为这一转变完成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有的学者认为完成于1843—1844年写作的刊登于《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和书信,有的学者认为完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的学者认为完成于1845—1846年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我赞同最后一种观点。下面仅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什么不是完成这种转变的标志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是否完成了第一种转变,分歧的焦点在于,马克思在该书中所说的“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是否已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回顾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时,把“市民社会”解释成为“物质的生活关系”,从而认为自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中,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已经是后来形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1](P32,33)恩格斯在1885年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在回顾他与马克思合作创立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时,也有与马克思相同的说法。[2](P196)我国理论界和前苏联理论界的很多人,大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回顾,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已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曾持这种流行的观点,但当我反复阅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时,却找不到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在我看来,这部著作中的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还有不小的距离。这部著作只是开辟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却尚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理由如下:

  第一,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所说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仅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没有普适性。马克思认为,在中世纪,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二者没有分离,因此也就谈不上谁决定谁。只有在“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社会才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才表现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即“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3](P334、252)这是马克思当时讲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的基本含义,这里根本没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思。

  第二,马克思当时仍然没有摆脱用事物本身的思想说明事物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时指出:“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3](P263)在国家观上,马克思谴责黑格尔是用抽象的思想、理性说明国家的本质,而不是用国家自身的思想、概念说明国家的本质”。[3](P167)这就是说,马克思当时认为,黑格尔在国家观问题上的错误,仅仅在于他是用抽象的思想、理性说明国家的本质,而不是“用国家自身的思想、概念说明国家的本质”。这仍然是用事物本身的思想说明事物的唯心主义观点,尚未完全离开黑格尔理性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根本看不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思。

  第三,马克思当时是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点说明国家、家庭、市民社会等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本质的,把这些组织都看做是人的本质的表现。[3](P292)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不是从现实的人引申出国家,反倒是必须从国家引申出现实的人。因此,黑格尔不去表明国家是人格的最高表现,是人的最高的社会现实,反而把单一的经验的人、经验的人格推崇为国家的最高现实”。马克思进而认为,人永远是国家、家庭、市民社会等“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但是这些组织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所共有的”。[3](P293)这里根本没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思。

  第四,马克思当时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还是非常模糊的。他的基本观点是市民社会属于私人活动领域,国家则属于公共活动领域。而作为市民社会的私人活动领域,不仅包括“物质的生活关系”,而且还包括宗教活动(当时马克思把宗教活动看作私人活动)、长子继承权等。他把私有财产算作市民社会领域,但他对私有财产的认识亦有不正确之处,如他把宫廷官职、国家主权、封建特权等也看作私有财产,甚至把精神看作僧侣的私有财产。[3](P381)所以他当时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尚未达到或基本上没有达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

  可能有人会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马克思恩格斯在回顾他们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时,都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你为什么否认这一点呢?难道你比马克思恩格斯更了解他们自己的思想吗?这里涉及一个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方法问题。当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一本或某些本论著的思想时,是主要以这本或这些本论著中的思想为依据,还是主要以他们后来对自己思想的回顾为依据呢?特别是在二者不一致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我认为,应该主要以前者而不是以后者为依据。因为人们在回顾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时,由于时间间隔较长,可能会把较后形成的思想误认为是在以前就产生了。这种情况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并不少见。马克思恩格斯是人而不是神,有时也难免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系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并准确地把握其中的思想,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把“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完全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合写的《神圣家族》一书开始的,是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和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加以明确表述的。

  关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否完成了第一种转变,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和评价作为这本著作主题的异化劳动理论。我认为,从哲学上说,《手稿》仍然属于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的著作。《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另一方面,又尚未完全克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妨碍了马克思进一步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因此,对异化劳动理论应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既不能完全肯定,任意拔高,甚至把它说成是马克思学说中的精华和最高成果;也不能完全否定,任意贬低,甚至把它说成是马克思学说中的糟粕。应该以成熟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为指导,通过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分清其中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之间的界限,弄清二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在异化劳动理论中各占何种地位,考察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它们各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包含或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有:第一,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论述了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的缺陷。第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论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接近于提出对抗性生产关系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的缺陷。第三,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把存在决定意识的一般唯物主义原理用于分析社会问题,接近于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四,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坚持从世界自身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论述了社会革命是私有制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考察了社会革命的客观基础,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阶级对立,指出了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阶级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历史辩证发展的规律性。

  《手稿》中虽然包含着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这些新世界观的思想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表述的,而且在这些新观点中还夹杂着一些旧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以承认有一个理想化的、不变的、共同的“人的本质”为前提的,并且把它作为衡量社会制度进步与否的标准。异化劳动理论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矛盾,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同不符合“人的本质”的、使“人的本质”畸形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间的矛盾。而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与其说主要是用经济学的论据论证的,还不如说主要是用“人的本质”与不符合“人的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论证的,即用人本主义理论论证的。

  第二,《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关于“人性复归”、“人类解放”的思想,尚未完全摆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影响。虽然对“工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作了区分,但是总的说来,当时马克思是把“工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毕其功于一役的。[4](P101)马克思尚未提出无产阶级首先争得自己的解放、然后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尚有一段距离。恩格斯在1892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版序言中,对这一点作了清楚的说明。[2](P423)

  第三,《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虽然提出了人的本质具有社会性的思想,接近于提出对抗性生产关系概念,但是,由于马克思在当时只是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还没有明确制定生产关系概念,还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因而还没有对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作出纯经济的历史的分析,还没有认识到人的本质主要是由人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还没有发现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当时所讲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还是比较抽象的;他当时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虽然与费尔巴哈有了重大的区别,但尚未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区别,所以他把费尔巴哈讲的“抽象的人”误认为是“现实的社会的人”。[5]

  第四,《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虽然不像黑格尔那样,讲的是绝对观念的自我异化,也不像费尔巴哈那样,讲的是宗教上的自我异化,而是基于对“经济事实”的分析。[4](P98)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还只是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比较缺乏,因而还没有完全做到从“经济事实”本身说明各种经济范畴。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逻辑地推演出一系列经济范畴。正像马克思自己所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4](P101)

  通过上面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打下了初步基础;另一方面又尚未完全克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在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存在这样的矛盾是很自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矛盾双方在异化劳动理论中各占什么地位?在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转变中各表什么作用?在以后的发展中各自朝着什么方向演变?

  我认为,在《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主要的、向上的、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的东西,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是次要的、向下的、逐步归于被克服的东西。在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转变中,前者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后者起了消极的阻碍作用。在以后的发展中,前者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并且越来越采用与内容相符合的术语和形式加以确切的表述,后者则逐步被抛弃。在成熟的马克思著作中,虽然仍然常常使用异化概念,但是已不再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并且对费尔巴哈和嚣张一时的“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抽象的人性论、人的本质、人类之爱等观点展开了批判。这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一个重大变化。如果看不到这个变化,就不能正确说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和书信,在时间上早于《手稿》。既然《手稿》仍然属于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的著作,那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和书信,就自然也是属于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的著作了。至于为什么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完成第一种转变的著作,很多学者做过详尽的论证,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赘述了。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经验的总结、科学成果的升华,所以它必然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实践的扩展、科学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和修正其自身。首先,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实际的抽象的思辨体系,它永远面对现实世界,面对实际生活,关注和研究时代提出的最迫切的问题,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放弃某些过时的理论观点,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其次,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体系,它能正确地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它们进行批判研究,剔除其中错误的观点,吸收、改造其积极合理的内容。再次,马克思主义不是故步自封的体系,它具有自我批判意识,它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实践的扩展、科学的进步,发现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不完善的地方,把自身提高到与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更加适应的水平。

  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第一种转变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说来研究较多,而对他们思想的第二种转变则研究较少,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不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材和专著,也只是按时间顺序分别论述不同阶段的思想,而不是有意识地把一些重要概念和原理的历史演变梳理清楚。这种状况极易造成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误读和误解。例如,有的人把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放弃的某些过时的具体观点、具体结论当作一般原理,加以宣传和在实践中运用;有的人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只适用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些概念和原理,不加分析地运用于一切历史时期;有的人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针对特定民族和国家使用的某些概念和原理,不加分析地运用于其他甚至一切民族和国家;有的人把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著作中有不同含义的概念和原理,主观地、为我所用地取其某一时期的含义用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即所谓的“六经注我”;等等。为了减少和避免这种误读和误解,亟待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第二种转变的研究。下面仅就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几个重要概念和原理的转变情况做些考察和简要叙述。

  1.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的思想的历史演变

  自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至今已将近一个半世纪。关于这个概念的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中国史学界和哲学界,有人说它是原始社会,有人说它是东方奴隶社会,有人说它是东方封建社会,有人说它是一种混合社会,有人说它是普通奴隶制,等等。究其原因,除去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参加讨论者的理论观点和掌握的史料不同之外,没有把这个概念看成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他们的社会形态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含义和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这一概念的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主要指1853年,代表作是《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在后一篇文章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亚洲式的社会”、“亚洲社会”的概念,并把它与“西方式的社会”、“西方社会”相区别。[6](P768)马克思当时认为,亚洲社会是一种古已产生的,并且一直存在到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前的,与西欧社会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地域性的社会形态。因此,他没有把亚洲社会放在他根据欧洲社会的历史提出的“部落所有制”社会、“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社会、“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序列中去。[6](P68-71)

  第二时期:指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虽然尚未放弃亚洲社会特殊论,但已不再把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看做是独立的、地域性的、特殊的社会形态,而是把它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序列的第一种社会形态,认为人类历史依次经历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1](P33)

  第三时期:指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时期。这一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马克思恩格斯看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以前(1877年)为止,主要著作是《资本论》以及一些相关的书信。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仍然继续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但与第二时期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欧洲和亚洲、西方和东方历史发展的共同性,着重强调了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第一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作为表述“土地公有制”的术语,它除了在亚洲存在之外,在欧洲古代也曾经存在过,有些地方一直保留到18、19世纪。[7]

  第四时期:指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发表以后的时期,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一批相关的文章和书信。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利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对人类原始史研究的成果和其他关于上古史的新材料,明确作出了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是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即从公有制社会到私有制社会、从无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的结论,而把尚存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看做是原始社会的“历史遗迹”[8],并且用原始社会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的位置,最后完成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划分的理论。

  2.关于对资本主义寿命看法的历史演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叙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过程,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P284),并且认为只要通过一两次大的革命冲击,就能在全世界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得过于短暂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看得过于容易、过于乐观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他们从来不固守自己提出的已经过时的观点,而是在不断的自我批判中把自己的理论推向前进。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步完善和自我调节功能的增强,随着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他们不断改变对资本主义寿命的看法,纠正自己对资本主义寿命估计过短的历史局限性。

  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普遍繁荣的景象。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在1850年底写成的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的长文《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6](P470-471)这段话表明,1848年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上述观点升华为一条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他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P33)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决不会”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对革命形势、包括对资本主义寿命长短的估计,属于个别结论,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两个决不会”则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用性,永远不会过时。此后,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仍有时对革命形势作出乐观的估计,如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P269)但从他们思想演变的基本趋势和内在逻辑来看,他们是以“两个决不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去分析、估计革命形势,不断改变他们对资本主义寿命估计过短的看法。

  1875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说,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而当时西欧各国的生产力尚未发展到这样的高度。[9] 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谈到,187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一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不仅没有倒闭和亏损,反而赢利。这次危机“总会象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出现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10](P345-346)我们知道,187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相当严重的。但马克思当时已经认识到,即使是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尚不足以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还会正常地发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嘲讽了“英国工商界的庸人们的极端绝望”的情绪。

  马克思逝世以后,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短期内仍然没有灭亡的迹象。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和《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总结了1848年和1871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无论是在1848年还是在1871年,认为经过一两次革命的冲击就会使资本主义灭亡的想法“错了”,是一种“迷误”,是“一个幻想”,是“不对的”,是“没有什么成果的”。[11](P316-320、595-600)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寿命的看法的历史演变的简要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思想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相比较,在总的趋势上是基本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不仅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资本主义寿命认识的证伪,反而是对它的证实。

  3.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历史演变

  恩格斯在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在1877年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在1881年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等论著,都论述了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他们认为,实现这种“跨越”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避免俄国公社解体,保证俄国公社能够自由发展。因为如果公社解体,俄国社会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国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国,自然也就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了。二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只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俄国才能利用西欧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技术成果,对本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只有西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俄国人民作出“榜样”,使俄国人民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俄国人民才能仿效这种“榜样”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11](P500-503)

  马克思逝世以后,在19世纪80—90年代,俄国和西欧的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一,由于沙皇政府、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以及农村公社内部两极分化的加剧,公社进一步解体,俄国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正如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所说: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一条道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在这样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能不屈从于它的意志。”“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11](P504、507、509-510)其二,俄国民粹派、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遭到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推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设想没有变成现实,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并且没有在短期内爆发的迹象。由于历史条件的这些变化,致使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先决条件已经丧失。

  恩格斯晚年清醒地认识到,他和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已经无法实现,于是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放弃了这种设想。他在1893年2月24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说:“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们在10年或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2](P724)言下之意是,由于西方的无产阶级没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俄国已来不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即已无法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讲得更加明确:由于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11](P510)

  我国学术理论界有些同志,由于不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历史演变情况,直到20世纪80—90年代,仍然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生动例证,检验和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思想是正确的,甚至还有人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为指导的。这些看法显然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相悖的。

  以上仅以三个案例说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第二种转变的方法和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第二种转变表现在诸多概念和原理上,如生产力概念的历史演变,生产关系概念的历史演变,生产方式概念的历史演变,交往和交往形式概念的历史演变,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异化概念的历史演变,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和道路理论的历史演变,等等。这些概念和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历史演变,都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如果我们能够写出一套多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第二种转变的专著,那将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

  需要加以说明,本文所讲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种转变”,不同于有些学者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持“两次转变论”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第一次转变是指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这次转变开始于马克思1842年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完成于马克思恩格斯1843—1844年写作的、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第二次转变,是指由完成第一次转变所形成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向“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这次转变开始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间经过马克思恩格斯于1844年9—11月合写的《神圣家族》,完成于马克思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两次转变论”意味着完成第一次转变所形成的“唯物主义”,还不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一般唯物主义”;完成第一次转变所形成的“共产主义”,还不是“科学共产主义”,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哲学共产主义”。本文不想评论“两次转变论”的是非得失,只是说明我所讲的“两种转变论”不同于“两次转变论”,以免读者发生误解。

  判断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在哲学上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不是或主要不是看他们的著作中是否提出了某些唯物主义的具体观点,而是或主要是看他们的哲学前提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尚未离开用事物的思想、概念说明事物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也没有离开把国家、家庭、市民社会等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看成是人的本质的表现的人本学历史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仍然没有离开用理想化的人的本质以及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人本学历史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所以在这两部著作特别是后一部著作中,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由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前提尚未建立在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因而也就没有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我们知道,在很多唯心主义体系中,都包含着某些唯物主义或类似唯物主义的具体观点。众所周知,黑格尔是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创立了庞大的、彻底的唯心主义体系,列宁在评价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时说:“在黑格尔的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12](P203)“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12](P160)如果认为某个哲学家的某部著作中提出某些唯物主义或类似唯物主义的具体观点,就认为这个哲学家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这部著作是唯物主义著作,那么,恐怕自古至今就没有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著作了。

  为了掌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第二种转变,必须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原著,并运用正确的阅读方法。

  第一,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而不要用后人或他人的思想去解读。后人或他人的思想很可能成为一面棱镜,通过它的折射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形,我们也就无法正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历史演变的真实情况。

  第二,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来解读他们原著中的思想,而不要根据变化了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用后来的实践及其需要来解读。如果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解读他们的思想,势必违背历史主义原则,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自然也就不能正确理解他们思想的历史演变。

  第三,要全面地、系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把他们不同时期的思想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和思考,而不要只读他们某一时期的某些著作,或把他们不同时期的著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不把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作连贯起来加以思考,就不能看到这些著作中的思想的内在联系,当然也就无法正确理解他们思想的历史演变。

  第四,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进行比较研究,既看到他们思想之间本质上一致的一面,又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差别,把这些有差别的思想看做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更不要把二人的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人为地制造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也无法正确理解他们思想的历史演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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