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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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异化根源的深层分析

英文标题:Seeking the Reason for the Existing Difficulties of Modern People   GUO Li-shuang

内容摘要:现代文明发展所内含的悖论,使现代人日益陷入生存的困境,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意义的思考成了时代的主题。异化状态是现代人面临的主要生存困境。通过反思现代文明危机,可以看出,生产劳动中被迫的固定化分工是异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工具化理性是异化在思维定势上的根源,人在自我实现中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冲突是异化产生的深层根源。

关键词:现代人,生存困境,异化根源,工具理性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原因探析.[J]或者报纸[N].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5):106-111

正文内容

  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18(2007)05-0106-06

  现代文明发展所内含的悖论在于,人类在拥有着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现代人的普遍异化。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这一悖论日益显露。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在使人类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现代人的普遍异化,人的自我尊严和精神追求的丧失。现代人在内心深处已经发现,以往作为人的生命和精神的一切价值之根据的绝对者和理性知识,是可疑的、虚假的,在遵循这些价值本体的现实行动中,人类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即实现自由和解放,而是走向了其反面,人之为人的东西渐渐隐去,日趋陷于奴役之中。

  面对现代文明危机和人的异化状态这一时代主题,作为哲学思维中“人类父母官”的一些伟大哲学家,并没有放弃对哲学和生命意义的信念,他们直面现代文明的困境和危机,承担起整个人类真正存有的责任,在人类痛苦的矛盾中试图通过新的哲学思考诊断现代文明危机的病因,为人生的价值、意义寻找根基。在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中,马克思曾预见性地批判现代文明的危机,他的异化理论尖锐地揭露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悖论:原本属于人的东西或人活动的结果,在主体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中,由于某种原因,取得了独立性,并反过来成为制约人、统治人的力量。马克思主要是从人类社会生产的主导形式——劳动的异化来批判现代文明的危机的,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他们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生长点,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揭示出历史发展至今人类仍未摆脱异化的生存境况,并且从不同侧面深入探讨了产生异化的根源,为人类寻求摆脱异化状态的道路,展现了他们拯救人类的渴望。在对现代文明的危机的追问中,自马克思以后,异化理论已经成为现代哲学的主要生长点,异化现象已是现代人面临的生存困境之一。因此,异化已经成为理解现代人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异化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异化根源的追问是本文理论探讨的旨趣所在。异化的根源何在?导致异化的因素是一个还是多个?异化的根源与人的本质、人的活动方式、思维定势有什么关系?异化是历史现象、还是永恒现象?本文认为,异化的根源内含于人的本质之中,但异化的根源并不是单一的,它还有其具体的历史根源和思维定势上的根源,并且这三方面有其内在关联。

  一、异化的历史根源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人类发展史的考察,从人类的主要活动方式——物质生产实践中不仅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而且还进一步揭示了劳动异化的根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未只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描述和批判上,在论说异化劳动四方面表现时,他就把劳动的异化作为其它三方面异化的原因,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末尾处进一步追问异化劳动产生的原因,“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1](63)这个问题成了马克思的《手稿》中思路的断裂,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指出问题的提法本身包含着它的解决,但是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探讨和回答了异化的根源这一问题。他认为,在历史上,产生异化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固定化分工的出现,而异化得以实现则是私有制的确立。通过对经济和社会历史的考察,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这三个因素一定发生矛盾,“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2](37)当固定化分工出现后,个人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强加于他的特殊活动范围之内。而由于“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2](38)马克思认为固定化分工导致了劳动的异化,因为固定化分工使人处于被动的状态中,为了生存需要人们被迫劳动,这样就使各个人的活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统治个人的力量,所以分工造成的固定化活动本身具有了异化的性质。“只要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37)就劳动异化的产生和实现来说,“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37)由此可见,分工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说明了异化产生的根源,私有制是从生产关系本身说明了异化实现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

  我们必须看到固定化分工的两面性。在生产力既发展又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固定化分工是人的活动方式发展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它一方面创造出了空前的物质财富,显示了人的伟大的本质力量,促进了总体人类的多样化活动方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又把人限制在特定的狭小范围内,剥夺了至少是大多数个人的这种全面发展的现实机会,使个人“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3](514)

  异化同样具有两面性。马克思在《手稿》中曾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78)异化加深的过程为扬弃异化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异化现象的出现和扬弃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手稿中指出:“人本身的劳动异化过程”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活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从历史上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作用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4](49)扬弃异化要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以后,物质财富丰裕,人的能力在某一方面得到强化,即异化达到极端的程度,必然走向自我否定,扬弃异化。

  二、从思维定势上谈异化的根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础,全方位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中的异化现象,并从不同层面深入地探讨了异化的根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认为,异化有思维定势上的根源。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揭示了启蒙理性的异化。最初启蒙理性所崇尚的是一种含义广泛的普遍理性,在它看来,理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人生的意义及其认知世界提供一种手段。理性不仅体现为对“事实的研究”,同时它还超越于此,“理性给予一切被作为‘存在者’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最终的意义。”[5](13)启蒙理性的初衷是要依靠理性自身的力量认识世界、改造自然、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但它最终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启蒙理性却变成了统治人的工具。启蒙以消除神话为己任,用知识代替想象,确立人对自然的无限的统治权,但在现实中,启蒙理性却走向了反面,走向了新的迷信,退化为神话。可是,理性怎样把人们带进了新的野蛮状态呢?由于什么原因使启蒙精神走向了自我否定呢?他们认为正是启蒙精神的内在逻辑,使它走向自身的反面。人们把理性作为摆脱神话战胜自然的工具,注重理性的实用性、工具性,非批判、非反思地把理性推崇到信仰的位置,取代了原有的上帝,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这种工具化、实证化的态势尤为加剧,它使启蒙理性丧失了原有的形而上学的维度,丧失了本身蕴含的理想主义色彩及其批判的、反思的、否定的精神,成为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至此,理性异化为对人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资产阶级哲学向来都错误地把精神看成为行为中统治和自我统治的工具”。[6](174)“异化的理性以机器的形式对社会发生作用,社会使固定化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工具的思想与自由的活生生的东西协调一致,使思想与作为他实在的社会本身发生关系。”[6](175)即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理性不仅发生在周围世界、自然和人身上,而且也反过来作用于自身,理性日益自律化,代替上帝成为新的神,这就是启蒙精神的内在矛盾。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继续和发展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技术理性批判。马尔库塞用“肯定理性”和“否定理性”这对概念表述了对异化的批判。其中,肯定理性是指接受一切现存的事物,反对任何对事物的否定;而“否定理性”认为任何“既定的”事实都内含否定性,是与真理不符的非“现实”的东西,只有否定了这既定的现实,才能达到真理,即“否定理性”具有批判的特点,反对接受和维护一切现存的事物。前者就是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实证的理性,后者则是辩证法所主张的辩证的理性。在辩证理性那里“客体所直接表现出来的形式并不是它们的真实的形式。既定的事物首先只是否定的,只有在克服这一否定性的过程中,既定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因此真理的诞生便是既定存在状态的死亡。”[7](23)马尔库塞认为导致技术理性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现阶段的社会劳动组织方式出了毛病,其关键问题是否定理性被肯定理性所取代。人们非反思、非批判地接受理性,维护现存事物,人就丧失了自我反思否定的能力,他把一切作为给定的事实接受下来。原本与自由相连的启蒙理性异化为肯定与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理性自身失去了真理性,与实证主义结合,堕落为集权主义暴政的工具。关于这一点,马尔库塞有明确的论述,他指出“在这一阶段上,制度自身的合理性肯定出了什么毛病这一点变得清楚起来。其实,毛病就在于人们一直用以组织其社会劳动的那种方式……有毛病的社会组织要求站在发达工业社会的立场上进一步作出解释,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先前那些否定的、超越的力量同已确立制度的一体化似乎在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结构。”[8](129-130)也就是说,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失去了批判和超越的维度,只剩下肯定方面,最有创造性、超越性的人也成了社会的管理工具和材料。因此,工具的扩张及其对价值理性的消解是技术理性异化的根源。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走向异化不是人们价值选择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本身性质和发展所决定的。他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科学技术本身的飞速发展,导致了劳动活动的过分“合理化”,而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行为的劳动活动越趋向“合理化”,就越使交往行为趋向“不合理化”。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的劳动组成了社会的生产力,其价值指向是特定理性目标的实现。与此不同,交往行为是指主体间遵循有效性规范,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社会的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它使劳动更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相互作用。即劳动合理化导致交往的不合理,使人的关系和行为降格为物的关系,导致了人的全面异化,使人成为工具,全面的屈从于技术社会的统治。对此,他指出“科学的物化模式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并且成了支配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的对象性力量。这种意识的意识形态核心是抹杀实践与技术之间的差别。”[9](438)“主体——主体”的关系实际上被降格为“主体——客体”的关系。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以上哲学家对技术理性异化的批判,虽然在具体方面存在差异,但就技术理性异化的根源这一点来说,其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普遍认为技术理性异化的根源在于,理性中形而上学的维度被实证主义所抹煞,即普遍理性、价值理性被实证理性、工具理性削弱并取代,丧失了人类对自由、真理、价值的追求,丧失了对人生意义和人自身完美的终极关怀。正如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指出的那样,“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5](5)

  三、从人的本质谈异化的根源

  笔者认为,异化根源于人的本质,异化实质上是人的自我异化,所以我们不能在人之外寻找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源。论及人的本质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就像人们追问“哲学是什么”一样,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哲学及其人类自身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与反思中向前发展的。黑格尔曾经对本质有所论述,“根据就是内在存在着的本质,而本质实际上就是根据。”[10](259)即本质是“实存的根据”,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人之为人的根据是什么呢?

  对人的本质的追问是一个永不完结的过程,人既然存在,那么他就有其存在的根据,根据内在着存在的本质。从古希腊到现代哲学家们一直在思考、回答这个问题。最初的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带有朴素直观性,他们力图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从物质本体论、宇宙本体论来看人,把人当作由精细原子构成的世界整体的一部分,认为人的本质源于物的本质。中世纪的神学家则把人的本质偷换成了神的虚幻性。与此相反,近代哲学以人的启蒙开道,他们所张扬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实际上他们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化作为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作为先验的设定。本质的逻辑在先,这样的本质具有超越时空性、永恒性,这同人的自由性、超越性、历史性相矛盾,因此,他们没有揭示出人的本质的真谛。

  现代西方哲学家试图以新的方式揭示人的本质。尼采作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他以强力意志作为人的本质所建立的“超人哲学”,开创了从生存意义探讨人的本质的新方向。但是先验本质的设定总难摆脱上帝的阴影,并且同人的自由性、超越性和历史性相矛盾。对此海德格尔用现象学的方法,抛弃了先验本质设定的思路,把此确定为“去在”的过程。萨特进一步发挥了海德格尔的理论,他提出“存在先于本质”这个重要命题,彻底抛弃了先验本质设定的思路。他把人的本质看作一个动态的、不断自我创造、自我完成的过程。就这一点而言萨特与马克思有相通之处。在《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57)“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58)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活动不等同于劳动操作,它包含着主体的价值和理想的追求。实践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自由的存在方式,它以自身的存在活动赋予自然界其它一切存在方式以意义,它是真、善、美相统一的活动,它不是先验的设定,而是在对象化过程中创造、生成。

  本文认同马克思和萨特对人本质的思考,沿着他们的思路,可以认为,人的本质是自我实现的生成,是自我实现的、超越的活动过程,它是一种未定化的、开放的创造、生成,是可能是或将生成的存在。人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体,但人的本质却指向未来,人的本质不在于人的既存和现存,而在于人能够和应当成为的东西。因此,人总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朝自己的本质迈进。人是应然存在与实然存在的统一,人是价值存在与事实存在的统一,但人总是超越实然走向应然,不满事实的存在,去追求价值指向。

  那么,人怎样同自己的本质相异化呢?“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1](63)问题的提出包含着它的解决,人是在走向自己本质的途中,在超越性创造活动中异化的。人的自我实现是在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斗争中展开的,个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进行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以此来超越定在,谋划自我实现。而作为确证的目标却趋向无限,因而人就陷入有限与无限的困境之中。即人自我实现的生成在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中使主体自我丧失,发生分裂,发生异化。人按照应然的价值尺度而进行的超越创造性活动,同时人意识到自身的片面性,这是人的自我实现的矛盾。这里的矛盾可以等同于异化,而且是人内在的异化。可以说自我实现这一活动本身包含着否定的可能性。既是实现也是丧失的运动,实现的东西就是瓦解的东西。人在扬弃自然性和给定性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否定因素。“一个矛盾解决了,人就朝这种本质进了一步,矛盾就好像历史和戏剧性运动的内在动力。”[11](189)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不断为自己制造和提出新问题,带来新的异化形式,而又努力去解决和克服这一切,努力超越现存。也就是说,根源于人的本质存在的异化将永远存在,不能在终极意义上消除这种异化,因为人不是某种完成的、一劳永逸的给定物,他不会永远保持同一状态,人按其超越生成的本质,总是不断地扩展和丰富他的属人的可能性,不断创新,在创造生成新人的可能性的过程中,人也可能产生新的异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异化是人存在矛盾的一个方面,异化是在人身上必然的一种发展形式。具体地说,就是原本属于人的东西,人的力量成为外在的东西,造成了人本身的自我剥夺、分裂和疏远。异化是人的生存矛盾,它不只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也是属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的。所以,异化是归属于人的一般的存在方式的,异化理论也因而是生存论的。

  至此,我们用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从三方面挖掘分析了异化的根源,但每一个方面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的,它们都是活生生的人的一部分。异化不仅根源于人的本质存在,异化还有其具体的历史根源和思维定势上的根源,人自我实现的生成必须在一定的现实活动方式中进行,在历史中展开,而在人的这种现实活动中人的思维定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不认为异化具有唯一的最终的根源,因而对于克服和超越异化来说,就会存在不同的情形。从不同的异化根源上可以知道,固定化分工造成的异化是历史性的,通过历史的现实运动是可以超越的;工具化的思维定势导致的异化,在人的自身全面发展中也是能够克服的;但内含于人性中的异化就是人类的生存命运,超越这种异化只能是实现与丧失并存,因而这种异化不可能被彻底消除。人类不可能在终极意义上消除一切异化形式,但并不否认人类扬弃具体异化形式的可能性。只是我们必须看到对人的未来发展而设定的某种扬弃一切异化形式的完满的理想状态,无异于宣布人类的终结。

  全球化时代提醒人们,人类的文明必须是自觉地发展,而不是自发地发展,否则,人类留给自己的将是文明的荒漠。我们必须直面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反思现代人的实践行为、思维方式。通过从以上三个维度的分析,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反思我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个尖锐问题,把人们对现代文明的危机和人的异化状态的思考引入一个新的层次。而且这还有利于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异化学说,更加准确地把握和分析异化问题的根源,揭示现代文明的病症,给人类前景以意义、价值,以便找到扬弃异化的正确道路。因而,对异化根源的探讨以及审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把握人的命运、追寻人类未来的生活样态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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