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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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2.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

内容摘要:汪行福通过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的观察表明,在当代一切重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从未缺场,它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确立进步和解放坐标的思想基础。王金林认为,近期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一方面,一些理论家坚持把阶级分析方法贯彻到各自的研究领域当中,从而彰显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对于把握当代社会现实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家则从新社会运动与激进理论语境出发解构阶级立场,从而试图在一种新的基础上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王凤才认为,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批判·创新”为主题;二是跨学科、多层面、整体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三是以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标尺强烈关注现实问题;四是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吴猛认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在五个方面涌现出了一批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即在文本的重新解读中探求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异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新自由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当代资本主义的前途与共产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进展,动向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专题讨论).[J]或者报纸[N].学术月刊,(11):32-36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B507;B7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11-0028-16

  近年来,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活跃且异彩纷呈,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问题研究上呈现出若干新动向。 2006年,《批判探索》杂志特邀当红左翼理论家齐泽克与拉克劳双双亮相,就政治主体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每月评论》杂志则对美国社会阶级问题展开多维度的实证研究;《科学与社会》杂志围绕柯亨分析马克思主义奠基作进行评论纪念;《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更是推出三个专题,深入探讨葛兰西思想、经济主体和马克思主义性欲政治等当下热门主题。这些讨论涉及诸多紧要问题:当代政治主体究竟是民粹主义所谓的“人民”,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当代美国的阶级现状及其同种族、性别、权力的关系如何?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经验与当代斗争有何相关性?21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着手?生态经济学要不要以及怎样坚持阶级分析的视角?在当代激进理论的语境中应当怎样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这些问题所显示出的动向表明,马克思主义阶级问题受到了高度关注。

  一、关于美国社会的阶级现状

  资本全球化运动带来的一个理论后果是,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地被吸引到边缘劳动与中心资本的对抗之上,而忽视了中心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问题。这就有意无意地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心国家已经解决了自身的资本与劳动的对抗问题,似乎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家以股权或福利形式收买完毕,成为资产阶级的同谋,分享着跨国资本对边缘国家或半边缘国家的红利。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觉。事实上,最近几十年来,美国阶级斗争日趋激烈。这一方面是因为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状况愈来愈严重,另一方面是因为代际阶级流动率远比以前设想的要低。当前美国社会阶级分化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大多数西欧国家,在这方面,也许只有英国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为了从各个方面呈现当代美国阶级现状,《每月评论》2006年7—8月号“阶级专刊”围绕统治阶级控制经济与国家的方式、阶级同其他社会关系与压迫形式(如种族与性别)的关系,深入探讨了当代美国社会的阶级状况。

  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目前左派理论家还缺乏一种完善的阶级理论,尽管列宁著名的阶级定义早已成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出发点,但这一定义并非没有缺陷,其弱点在于没有考虑到阶级关系的动力性质。他指出,系统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至少需要回答下列问题:阶级在斗争冲突中的形成方式,阶级自我意识的性质和程度,阶级的内在组织结构,阶级通过意识形态来实现自身利益的途径,以及阶级再生产和自我保存的方式。

  威廉·泰勃(William K.Tabb)对统治阶级的控制手法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当前世界存在的两种主要趋势——不平等加剧与经济增长放缓——都是资本权力产生的严重后果。这种资本权力虽然不是什么新现象,但其运作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却具有不同的特点。资本权力在特定状态下如何运作,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技术可能性的运用方式、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明晰性程度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派别的政治活动。通过对美国富人权力的考察,泰勃发现,如果富人不愿意,对大多数公民有利的问题将被忽视;而对富人有利的事情,尽管缺乏公众的支持,仍然会得到媒体的热议;立法总是倾向于支持投资者,联邦税收政策其实是强化了收入不平等。他认为,只有把公众动员与组织起来才能改变这种情况。

  与泰勃不同,迈克尔·茨瓦格(Michael Zweig)在《阶级六论》一文中提出,我们需要改变对美国阶级的理解,从“穷人与富人”的区分转向“工人与资本家”的区分。阶级必须从权力来理解,而不是从收入、财富或生活方式来理解。把权力当作出发点,或换言之,把阶级当作权力问题来研究,使我们不仅能够把阶级看做一种动态关系(而不是静态特征),而且能够发现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有机联系。每个阶级都由不同种族的成员组成,同样,每个种族也都由不同阶级的成员组成。他指出,目前美国社会三大阶级的比例大致如下:工人阶级占美国劳动力的62%,资本家阶级占2%,中产阶级占36%。因此,现代社会结构的传统说法——中间是占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两端是占少数的富人与穷人——实际上站不住脚的。这种说法对美国政治产生了严重误导:一是重视种族而忽视阶级,二是政治目标选择有误,或者责备穷人生性懒惰,或者攻击富人骄奢淫逸。茨瓦格强调,美国社会的贫穷问题不是种族歧视的后果,而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准确地认识阶级力量是扭转主宰美国将近四十年的右翼势力统治局面的政治出发点。

  阶级斗争有无种族色彩?大卫·罗达杰(David Roediger)坚持种族问题的独特重要性。他指出,当杜·布拉(W.E.B.Du Bois)在20世纪初预言“种族分界线”(color line)将成为该世纪一大隔阂的同时,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却宣布阶级斗争是没有种族色彩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会给非洲裔美国人带来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随着20世纪的展开,白人马克思主义左派越来越认识到杜·布拉的洞见,并开始思考如何用种族分界线来阐明与表现阶级斗争。作者认为,要对付诸如伊拉克战争、卡特里娜飓风之类的灾难,既需要阶级分析与反资本主义的组织,也需要种族分析与反种族主义的组织。放弃种族维度或阶级维度都无益于解决相关社会问题。

  斯蒂芬妮·卢斯(Stephanie Luce)和马克·勃伦纳 (Mark Brenner)则通过回顾美国妇女运动的历史,讨论妇女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关联问题。他们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运动同民权运动一起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90年代以来,妇女运动出现了一些回潮,如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职业整合程度在下降,白人妇女与黑人妇女之间的职业分隔则在上升,年轻白人妇女与黑人妇女之间第一次出现雇佣鸿沟。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服务业比例上升与制造业外移之类的经济变化,而在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今天,我们必须为一种新的社会再生产模式而奋斗,以个人需要为中心来建构生活,而这就需要一种与阶级相联(cross-class)的妇女运动。

  二、关于革命经验、当代斗争与生态危机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对待马克思与列宁的革命经验?如何从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学到对当前左派运动不可或缺的东西?21世纪的社会主义应当如何建设?这些都是摆在当代左派面前的重大问题。

  美国老资格左派活动家与历史学家保罗·勒布朗克(Paul LeBlanc)在《马克思、列宁和革命经验》一书中,对共产主义的复杂遗产进行了新的全面检查。他探讨了无政府主义、基督教理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潮流派,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了共产主义产生相互冲突的深远后果,以及共产主义在俄国、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这部著作着力勾勒了共产主义影响的历史轮廓:从1848年和1917年的革命火花,到20世纪30年代的所谓“红色十年”(“Red Decade”),再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新左派的兴起。作者认为,马克思与列宁的影响(包括对民权运动、解放神学与劳工运动的影响)比通常设想的要大得多。远在解放神学形成之前,马克思与列宁就有力地影响了美国重要的宗教思想家,并由此影响到美国早期民权运动的领导人。该书认为,作为民主革命家的马克思与列宁与当前斗争仍然具有重要相关性。

  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莱波维兹(Michael Lebowitz)一向致力于重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遗产。其在2006年新著《当下就建: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指出,要想超越中央经济统制的社会主义(statist socialism)所造成的困境,就必须把集体工人“作为具有需要的人而不是竞争者”。他分析了当前建设工人自治与社会自治的尝试如何正在超越以前的努力,重新设想了一种把工人和公众社区放规划中心的21世纪社会主义,明确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未来景象,同时指出要把它变成现实应当并且能够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他指出,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本身能够变成一种政治行动,反对资本主义利润活动,捍卫人的真实需要。莱波维兹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洞见和道德激情,并把它们转化为当今时代斗争的根本指南,从而为具体改变当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国际主义的视野。

  生态危机与阶级结构有无关联?旨在论述生态危机的生态经济学是否需要阶级分析方法的支持?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大学教授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① 一书中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从阶级视角出发,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生态经济学的对象,而且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之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其生态观点密切相关。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劳动、生产和商品的二重性范畴至关重要,因为它既连接了社会与自然,又连接了社会实践与自然规律。具体劳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正是物质与能量(即自然)的变化结果,是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组成部分,而抽象劳动所产生的交换价值则构成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非物质的社会关系。柏克特把阶级斗争作为生态问题的内核,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真正激进的生态经济学得以发展的必要基础。但是,生态经济学却缺乏阶级视角,不懂得直接生产者同必要的生产条件之间存在的社会分离,也不明白积累、危机、增长与阶级等级制之所以成为全球经济本质特点的内在根源,更不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观点。因此,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社会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同当前全球经济的反生态状况形成了鲜明反差。他相信,只有全面的生态的—社会的反抗才能克服这一切。

  柏克特的贡献在于,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试图使马克思进入生态经济学,并由此来改造生态经济学;同时,也从生态经济学的立场来重新检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其内在的生态立场。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作为一种“活传统”意味着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阐述当代政治和理论的发展?应当如何用马克思思想去理解当今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冲突?阶级立场在这种理解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麦克唐纳与费里奇对这些富有挑战性的理论问题做了回答。

  麦克唐纳在《践行马克思:活传统的当代交流》一书中指出,这是一个必须践行马克思(performing Marx)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亦步亦趋的时代。所谓践行马克思,是指既要建设性地“遵守”马克思的言辞、观点与概念性策略,又要建设性地“违背”马克思。那么,应当如何践行马克思呢?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传人目前面临着两条可供选择的策略:一是僵硬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似是而非地理解当前现实,从而完全忽视全新的语言游戏和实践;二是以当下所处的新境地来把握马克思的著作,从而确保马克思在我们政治传统中的持续在场。因此,重要的不是僵硬地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而是要确保马克思思想同当下实践的相关性。

  麦克唐纳强调,只有践行马克思,才能建构出“活传统”的含义。在对这样一种“传统”观念进行概念化之际,他首先借鉴了拉克劳和墨菲有关“活传统”概念的讨论,因为在他看来,他们对作为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使传统性(traditionality)的性质得到了自觉反思;另外,他还汲取了伽达默尔与本雅明有关传统的相关观念,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传统概念:作为遗产的传统、作为对话的传统和作为辩证意象的传统。麦克唐纳指认马克思主义的“活传统”同最后一种传统概念密切相关。

  麦克唐纳一方面以马克思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为依据,探讨了怎样才能建设性地秉承马克思观念中那些有生命力的传统,并用它们来研究重要的时代课题,如有关欲望与快乐的政治学、生态的可持续性、全球化的性质与反对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激进力量的性质等;另一方面,在讨论这些时代问题之际,他着眼于一系列当代激进理论家同马克思的相关性,对他们的著作进行了重新阐述,探讨了马克思思想塑造当代激进政治理论(包括许多被假定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理论)的诸多方式。这就从一个方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政治挑战之间的新对话。正是在此视域中,他消解了阶级分析方法的决定性原则。

  弗里奇的《记忆的承诺:马克思、本雅明和德里达那里的历史与政治》一书旨在研究在克服暴力方面,不正义记忆(memories of injustice)与正义承诺(promises of justice)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他认为,在不正义记忆与正义承诺之间建立一种更加密切的联系,可以作为克服暴力的一种方法。该书的一大特色是把马克思当作本雅明与德里达的对话者,经由本雅明与德里达来重读马克思的文本,从而试图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同他们所阐述的弥赛亚政治学接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一种解放哲学。弗里奇指出,不正义记忆同民主社会从启蒙运动承继来的正义承诺密切相关,而马克思对无阶级社会的承诺,则包含着这样一种政治承诺,其体制化过程必定导致极权主义后果。因此,他指出,记忆与承诺如果单纯从自身出发,就是片面的,阶级分析立场潜在地会使暴力合法化。

  弗里奇检视了本雅明在对俄国与德国的革命失望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述,以及德里达在苏联崩溃后对马克思的“弥赛亚式”继承。他指出,苏东剧变后,任何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正义承诺的尝试,都不再能够忽视在其体制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暴力。因此,有必要追问无阶级社会的承诺同这些历史上暴力记忆之间的关系。弗里奇指出,在1989年之前的文献中,没有人比本雅明更为关注未来解放的承诺同暴力记忆之间的关系。暴力可以解释为什么需要这种解放承诺,因为暴力既证明这种承诺尚未完成,同时又表明把这种承诺体制化的必要性。在探讨本雅明同马克思的关系时,弗里奇强调了本雅明的一个论点,即这种解放承诺必须以一种非工具方式(in a non-instrumental manner)特别关注过去政治暴力与经济暴力的牺牲品。

  弗里奇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与神学、唯物主义与弥赛亚主义之间的对立,掩盖了马克思同弥赛亚思想的内在关联,而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个优点则在于,它在1989年之后重新挖掘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弥赛亚思想。德里达反对阿尔都塞的科学的、结构的阐释,强调弥赛亚思想中所包含的无条件责任观点。在德里达看来,苏东剧变使马克思主义的弥赛亚因素从体制化过程中解放出来,而这恰恰可以理解成政治哲学与政治责任的一次机会。本雅明虽然也关注马克思同这种弥赛亚思想传统的关联,但他更为强调马克思对弥赛亚观念的“世俗化”。这当然与不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此书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目标和批判理论同关于解构的伦理学与政治学联系起来,因此,它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德里达和本雅明的认识。

  麦克唐纳和弗里奇的著作尽管主题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通过当代的激进理论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并阐述马克思主义同当代激进理论的相关性。不过,就其基本立场而言,这两本书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前者赞同拉克劳式的后马克思主义,而后者则倾向于本雅明与德里达式的弥赛亚主义。

  综观上述文献可以发现,能否坚持以及如何坚持阶级立场,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不过,情况的复杂性在于,这些研究的切入路径、论证方法与所获结论并不相同,其中既有较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较为激进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可一概而论。更为复杂的是,一方面,即使坚持阶级立场也未必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即使消解阶级立场也未必完全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可简单地以阶级立场为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而应当仔细探讨这些研究理论上的成败得失。马克思本人早在1852年就已指认自己对阶级理论的贡献有三,即揭示出阶级存在同历史阶段的相关性、阶级斗争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关联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同无阶级社会的本质联系。按照这种表述,不准发现,上述文献无论是坚持阶级立场还是消解阶级立场,都距离马克思本身的阶级立场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只有在当代激进理论的语境中与当代新社会运动中重读马克思的文本,并重新领会阶级立场的真谛,才能激发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

  〔本文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7BZX001)与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注释:

  ①参见Elmar Altvater,A Marxist Ecological Economics,Monthly Review 58( January 2007).大多数生态经济学家或者认为马克思是一位普罗米修斯主义者,主张不顾生产力的破坏性潜能而发展生产力,或者认为他未能认识到市场机制的生态非理性。该书力图纠正这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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