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问题与低代价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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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Survive Issue and Low-cost Development Mode   Qiu Gengtian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

内容摘要:发展与生存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生存和发展是不可分的:生存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生存的方式和手段。当然,它们之间还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代价论的视阈内,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发展代价实际上就是生存代价或生存危机。而要消解当今人类的生存危机,就要选取新的更高级、更先进的低代价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生存,发展,代价,低代价发展模式   survive,development,cost,low-cost development mode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生存问题与低代价发展模式.[J]或者报纸[N].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6):44-49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2-0044-06

  在理论话语中,“生存”与“发展”往往是连用在一起的,这种连用只能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并不能掩盖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换言之,在发展与生存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只有在代价论的视阈内才能获得清晰的、富有时代特征的把握。

  一、生存的含义及其与发展的统一性

  生存是一切生命体现实存在的状态。人的生存,是指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的实存性、此在性。其中,人作为一种自然实体的生存,是指人的生命的存在和保障,即“活着”或“在世”。由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 67。而人作为一种社会实体的生存,是指人的各种社会属性、社会角色、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等的发生、演进和存续。

  人的“生存”是一个整体性或综合性的概念,从生存主体的角度讲,这里的人既指个体、群体,也指人类,所以,生存既包括个人的生存、群体的生存如阶级、政党、组织等的生存,也包括人类的生存;从生存的内容看,它是指人在与自然、与社会的交往互动中对自身各种需要的满足和各种价值的实现,即这种生存不仅仅是一种生命实体的存在,还包括人的社会需要的生成和满足。当然,由于人的需要的发生和满足是一个过程,所以生存要在动态的发展进程中实现。

  人的生存是一个重大的哲学话题。生存论转向是现当代哲学演进和发展中所发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说,生存论哲学是继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之后出现的第三个哲学发展阶段。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人是生存论哲学的主要代表,他们对生存问题的探讨为我们深刻认识生存及其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而马克思基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所把握的人的生存思想,对于今天我们构建科学的生存论哲学及其认识生存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了人的生存之外,还存在着动物等生命体的生存——可包括在“自然存在”的范畴内。而人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就是人的生存只能在发展实践中实现。动物只是以一种本能的活动方式在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中实现着其生命的存在和延续。这意味着,人的生存和人的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生存和发展是不可分的。没有人的生存就没有人的发展,反之,没有人的发展也就没有人的生存,它们是相互依存的。生存是发展着的生存,是通过发展而得以延续的;发展是生存着的发展,是依托于生存而得以发生。总之,生存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生存的方式和手段。

  1.生存是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基本的观点:物质是一切运动变化的主体。这意味着,各种运动形式的承担者都是物质,都是业已存在的物质实体。如同机械运动的主体是宏观物体、生物运动的主体是蛋白质和核酸一样,社会运动包括社会发展的主体自然是从事着物质资料生产、创造着历史的人,是人的生存。生存着的人构成了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只有现实存在着的人及其社会组织形式,才会有实际发生的社会发展的运动形式。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包括三层含义:其一,人的生存是发展所要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由于人的发展首先要以人的生存为前提,并最终要落实到人的生存上。这样,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发展就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生存,说得更具体点,即为了人有尊严的、幸福的、自由的生存。其二,人的生存是发展永不衰竭的动力,它决定着发展、支配着发展、推动着发展。生存状态的多样性决定着发展形态、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就是说,发展的复杂多样性要由发展主体即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水平等的复杂多样性来说明。不同的国家、民族之所以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走不同的发展道路,最根本的就源于其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水平。在现实生活中,不同个体的发展方式也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地是由其不同的生存状态包括生存观所决定的。有的人持一种安于现状的生存观,所以他往往会奉行一种与世无争、知足常乐的生活和交往方式即发展方式。当社会上的多数人把生存目标主要局限于物质本能的满足、物质财富的占有的时候,由此就会导致物本论发展方式的盛行;而当人们真正追求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时,则有可能导致人本论的发展方式的出现及其盛行。或者说,以往的生存观是单一的、片面的,它仅仅或主要是把人的生存理解为单一的自然性实体的存在,由此就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发展只是对经济产值和物质财富的一种追求,并进而引发了当今社会发展的高代价态势。科学的生存观应当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生存观,在科学生存观的支配下,我们应当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之路即低代价发展之路。其三,发展的质量和价值要由生存的质量和价值来衡量检验。发展得如何,成功与否,是不能也无法由发展来检验和说明的,而要由人的生存来检验和说明。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曾明确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样?如果这三方面都已不是很严重了,那么就这个国家而言,无疑已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了。倘若这三个中心问题中的一个或两个更加严重,特别是三方面都更为恶化,那么把这种结局称作‘发展’就是一件怪事,即使人均收入已大幅度提高。”[2] 50—51波士顿大学教授、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也要求对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即应该把发展首先看做是向当今世界的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的开战及克服。“若按总增长率来衡量,则发展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若是按工作、公平和消除贫困来衡量,发展则是失败的或仅仅取得了局部成功。”[3] 51显然,这些哲人们都是从人的生存的角度(贫困状况、失业状况、营养不良、疾病等实际上表征人的生存状况的重要指标)来把握发展的。

  2.发展是生存的方式和手段。如果说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完全也有理由说发展是人的生存即存在的方式。

  追求美好的生存,是人的基本的价值理想。但要想生存好,就必须发展好。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存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自在生存而可以冠之为属人的“生活”,之所以不能归结为外在客观的物质性存在或内在的精神性存在,就在于人的生存是人自觉展开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这种“感性对象性活动”实际上就是以生产实践为主导的发展活动。“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 78—79

  就生存的机理来看,生存是在发展中实现和完成的,即它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在弗罗姆看来,没有一种生存不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有生命的结构只有通过发展才能生存,只有变化才能存在。”[4] 31这是因为:就某一个人或某一代人而言,其生存需要的满足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而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就整个人类的生存而言,又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前后相继、持续向前的发展中实现的。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作为一种“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他“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 73可见,生存的方式或手段就是发展,发展一方面表明了生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另一方面又表明生存的资料和条件只有在发展实践中才能获得。

  人只能在发展中求生存,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的生存资源或生存资料无法由生存来解决,而只能由发展实践来获得。发展实践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双向的对象化活动,人在改造利用自然的实践活动中,获取人所生存的资料,没有这种对自然的改造建设活动,就不会有人的生存。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只局限于“感性世界的直观中”而忽视工业生产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 77第二,人的发展能力和水平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关系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作用。基于实践活动之上的发展不仅使人把自己从动物世界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5] 275而且人远离动物界的程度也完全取决于人自身的发展能力,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和自由地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发展能力和水平总是通过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来表现和实现的,而所谓“知识决定生存”,是指在当今知识社会,文化知识对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和水平有着几乎是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作用。第三,人的发展能力和水平不仅规定着人的生存状况,而且还规定着人的生存关系。人决不是孤独的存在者,人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的。这种社会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人的生存关系。而人在特定生存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人的生存关系的改变,都是由人的发展能力和水平所决定的。如老板和打工者在生存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其实反映着他们发展能力和水平的不同。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 68第四,生存支配着发展,但发展完全可以改变生存,使生存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人不仅仅生存着,而且要有意义的生存,即要诗意地“栖居”。有意义的属人的生存方式就是发展,生存的意义只能从发展中获得。如果人仅仅是一个生存者,那么,人就和动物的生存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动物也生存着。但动物是以一种本能的、机械的适应特定自然环境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生存的。而发展实践是人的生存价值得以展示和实现的实践基础,人的生存价值之所以要通过发展实践来加以体现和改变,是因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 72,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同时人又总“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如果把发展实践理解为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种积极的、有效的、进步的改造、变革的对象化活动,那么,人的生存价值正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这种双重双向的对象化活动而得以实现和改变的。“人要生存,必然有生存与再生存的各种需要和追求。自然、社会作为人赖以生存的对象,固然可以从不同方面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但自然和社会并不会自然而然地、随随便便地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人们只有根据时代的要求,通过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象化活动的发展实践才能使人的生存价值得以实现。”[6] 在现实生活中,发展改变命运即改变生存状态的事例比比皆是,而这种改变,实际上是赋予了生存主体以新的价值和意义。如某一个人以前是一种生存样态,后来通过求学、受教育等的发展途径,会获得另外一种新的生存样态。

  总之,从人的生存角度分析,发展是一种生成和创造——即不断创造着、生成着人的生存内容即生存需要、生存手段、生存目标等;是一种丰富和改善——即在发展中不断地丰富人生、改善人生,如促进人的自然实体的改善、丰富人的生活内容、交往内容等;是一种扬弃和美化——扬弃和修正人的生存活动中的缺陷和不足,美化人生。

  另外,发展与生存不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且相互转化。持续的发展是由千秋万代无数人的生存构成的,发展是实现生存的过程,生存是支撑发展的点。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互动互进,结伴前行。它们相互转化的公式可以表述为:生存→发展→新的生存→新的发展→以至无穷。

  二、生存与发展的差异性

  在宏观层面,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两个层面,二者既具有不可分割性,又具有相互区别性:生存着重强调的是人自身的存在,这种存在的低限是确保生命不至于死亡;而发展着重强调的是人自身及其人与外界关系的演进、变化。生存较为注重的是人眼前的需要,而发展较为注重的是人长远的追求。生存突出体现的是人自身的享用,而发展突出体现的是人自身的建造和提升。“因此,在确定的条件下,要想生存得好点,就不能不以牺牲一定的发展要求为代价,而要想发展得快点,又不能不以牺牲一定的生存要求为代价。”[6]

  而在微观层面,生存和发展的差异性表现为:生存具有“天生性”,即它既成的、先在的成分很大,而发展具有“后成性”,即它主要是生存主体后天实践选择的动态过程。如一个人所生存的家庭、父母无法选择——这具有先在性,但他个人的前途命运完全可以选择和改变——这种选择主要依靠其自身的努力和发展来实现。我们不能信奉“命定论”,“命定论”或“宿命论”是把人的生存状态固定化、绝对化,带有不可更改的成分;生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稳固性,或具有较强的惯性或惰性,而发展具有较强的变易性、“活性”;生存带有很强的历史纵向性,即生存主体总是前人社会性活动的“结晶”,发展具有较强的横向性,即发展主要是在生存者与自然界的交往及其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中实现的;生存是基础性的或绝对性的,它不能停止也无法停止,而发展总是相对性的即有条件的,它可以变易或停滞甚至倒退。

  另外,生存的方式有多种,而非仅仅发展这一种方式。如有的主体在一时一地的特定情况下,就主要依靠战争或其他非发展途径甚至反发展的方式来求得生存,就是说,在无数的生存主体中,有的人或有的群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主要的不是靠发展来维持生存或实现生存的,当然,这只是特例。所谓“发展是生存的方式或手段”,是从一般的、普遍的、根本性的角度所作出的判断,因为就整个人类而言,要生存必须依靠发展,但也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的某些个人或群体是靠其他途径生存的情况。

  以上关于生存与发展差异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静态的学理意义上的分析。从主体的角度考察,由于生存或发展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存在的时空限定性等特征,在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下和社会剧烈变动的影响下,不同主体间的生存实践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和冲突。换言之,从动态的、实践的角度分析,生存与发展的合理的、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在今天已被人为地扭曲到了相互排斥、严重冲突的地步——这不仅仅是生存与发展之间的脱节,而且几乎是不同主体的生存实践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人的生存实践其实是一种发展实践,正是这种生存与发展关系的严重扭曲和错位,说明了当今人类发展方式的不合理性即高代价性,这种高代价的发展方式给人类的未来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三、从代价论的角度看生存与发展的关系

  探讨生存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拓宽了发展理论的内涵和视野,丰富和深化了社会发展理论,使人们从生存的角度对社会发展有了一个新的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为社会发展理论找到了一个生存论的基石和视角,为发展实践提供了生存论的目标。

  当然,生存与发展的矛盾关系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代价就是生存代价。因为现代人似乎陷入了一种困境:“自然存在完全不能与主体的无限的发展需要相匹配,而自然存在又必须是主体发展的前提,于是,人的发展陷入生存与发展的悖论之中。”[7] 造成这种悖论的根源在于“自然存在”的有限性。人的发展尽管在历史时间上具有无限传承的趋势,但在实现的现实空间上却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是深受“自然存在”的有限性严格制约的。如果把历史时间上的无限性任意转换为现实空间上的无限性,即一味膨胀人的发展追求则势必会突破“自然存在”的有限性约束,加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可能由“自然之死”进而导致“人之死”。可见,当代人的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人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自然之死”甚至“人之死”的生存论问题。而这种生存论问题的实质就是现代人对自身生存的极端而自私的追求和维护。如人类对自身生存的极端维护而忽视了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发展,结果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代价;当代人对自身生存的极端维护而造成了代际间的冲突,导致了代际代价(即对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危害),什么“不求天长地久,但求一时拥有”——将眼前的存在绝对化从而使人有可能失去未来的危险;某一具体的发展主体对自身生存的极端维护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分裂、冲突,造成了他人生存和发展的受损,导致了大量的消极的人为性代价的产生。可见,我们有理由断言:“发展尚未发生:它现在只是表现为意识的急剧增长,表现为一种指望,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8] 2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生存危机,实际上表现为生存与占有的冲突。对此,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人物弗罗姆有着独到的分析。他认为,盛行着极端享乐主义的现代性工业社会是一个完全以追求占有和利润为宗旨的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把以占有为目标的生存看作是一种自然的、惟一可能的生存方式。这样,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都存在着严峻的对抗性,“对于一个人来说,幸福就在于他能胜过别人,在于他的强力意识以及他能够侵占、掠夺和杀害他人”。[4] 87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关系是以征服、竞争、对抗和恐惧为特征的。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那种占有欲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这样,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只要个人的主要动机仍然是重占有和贪欲,那么在由这样的个人组成的民族之间必然会进行战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们经济条件不好,而是因为根深蒂固的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更多地去占有和征服的欲望所造成的。对生存而言,占有应当是一种手段,如果把这种手段绝对化,就会遮蔽生存的本真意义,造成生存的代价,进而使生存与发展断裂。

  要说明上述问题,我们不妨在人的生存实践中引入“时间性”的概念。我们知道,时间问题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哲学中最深奥且最基本的问题,西方不少哲学家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挖掘。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人不像神那样,生活在永恒之中,不受时间性的限制。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时间性。这里的时间性不同于时间,时间性是曾在、现在、未来诸环节的统一,时间是从时间性中独立出来的。人类本真的生存是在时间性中的生存,但现代人通常生活在一种非本真的状态之中。这种非本真生存的特点,是割裂时间性,只抽取时间性中的现在,贬低、排除曾在(过去)和未来,把现在这个瞬间当成孤立的、永恒的点。这种断裂的、非连续性的时间意识即将“现在进行时”极端化、孤立化的做法,反映在当今社会的发展观念上,就是只考虑当下的成就和享受,总是企图将现有的各种资源挥霍殆尽,而不考虑未来或后代的生存。具体而言,以一些党政干部的所作所为为例,他们往往只是追求当下的或眼前的“政绩”,一旦大权在握,要么推翻前任领导的规划设计,制定自己的宏伟蓝图;要么多上一些短平快的项目,多干一些体现当下政绩的形象工程,而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自己的尽快升迁做准备,这种置一个地方长远的、整体的发展于不顾的做法,无疑会导致大量的人为性代价的发生。可见,我们探讨生存与发展的关系,对于我们探讨发展代价生成的原因及其实施低代价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或生存代价带有全球性、根本性、复杂性等的特征,即是一种全球性范围内、从根本上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极为错综复杂的“代价群”。要破解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当然要靠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与原有的人类生存状态有关的传统发展,而是新的更高阶段的发展,即是一种低代价的发展,因为原有的高代价发展造成了人的高代价的或“高熵”的生存,如果再依靠高代价的发展去消解人类在当今生存方面所面临的日益深重的危机是于事无补的,只会加重人类的生存危机,甚至会使人类未来的命运“比纸还薄”。因此,以新的更高级、更先进的低代价发展模式或方式才能真正消解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这是我们探讨生存与发展关系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当然,以低代价的发展模式来消解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包括要对当今人类在生存实践中极端过度追求当下生存的限制。生存一般只是注重自身当下的需要,而发展则要跨越时空关注到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意味着发展有可能要将当下生存的利益延续到子孙后代身上去,要分流当下生存的利益而于未来,因此,要发展就必须牺牲一定的生存利益,如当代人要约束自身的消费行为特别是要严格限制“高消费”等;当然,要想生存好,也要牺牲一定的发展利益,如实施适度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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