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构与和谐人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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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基于文化的视角

英文标题:The Building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Building of Harmonious-Man   --From the Cultural Point of View   LI Na   ( Pe

内容摘要:构建和谐社会,培育和谐人,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一个价值目标。和谐社会就是要把符合客观规律同反映人性发展要求结合起来,把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结合起来,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和谐社会的落脚点是培育理性人、经济人、政治人、文化人、能力人和伦理人相统一的“和谐人”。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人,文化   harmonious society,harmonious-man,culture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和谐社会建构与和谐人培育.[J]或者报纸[N].桂海论丛,(5):5-8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5-0005-04

  无疑,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和谐人的培育不是相互分离的两个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从根本上反映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和谐社会的提出,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理性总结,也是对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哲学反思,更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举措。

  一、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及其理性实践

  追求和谐既是人之本性,也是社会演进的杠杆。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期和矛盾凸显期。现阶段,在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发展继续成为第一要务,和谐稳定依然成为重要目标。在国际,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对话交流与和睦相处继续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合作共赢依然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形式。面对国内外形势,我们必须适应社会实践的新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和谐思维,以便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科学的价值导引和理论支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对执政意识的深刻自觉,对执政规律的自觉把握,对执政使命的勇敢承担。正是基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历史性的跨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理解和谐社会,必须准确把握和谐社会提出的历史方位,完整地理解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弄清和谐社会实现的基本条件。

  首先,准确把握和谐社会提出的历史方位。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然而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接踵而至,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已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势必会增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和社会风险,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而构建和谐社会正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凸显的矛盾提出来的。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从国际上看,这一时期往往是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的时期,不能不高度重视。党中央正确认识与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提出了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要求。市场经济体制表层是“物”的问题,深层却是“人”的问题和利益问题。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催生了大量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群体,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因而,不同利益主体、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大量涌现,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而解决这些矛盾的难度也越来越大。针对此种情况,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上日程并摆到显要位置。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我们党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更加关注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它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已经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这是党的执政理念、治国理念和社会发展理念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其次,完整理解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从哲学上讲,“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和价值追求,因此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所谓和谐社会,并不是无矛盾、无差别的大同社会,而是一个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人的能力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现实地说,和谐社会的特征是有共识、可包容、双赢、共生、有共同价值观与发展目标的社会。”[1] 通过人对自然界、人对社会、人对组织、人对他人、人对自我意识态度的前后变化来解读“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我们会发现:把以人为本理念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后,人对自然界的态度由单纯征服逐渐转向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社会生产上由“见物不见人”到以人为本;在人与组织的关系上由组织单纯控制人约束人到组织注重解放人开发人,更加注重公平与公正;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由逐渐扩大贫富差距到要保证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人与自我意识上由“单面人”向身心和谐的人转变,更加注重精神生活和生活品质。总之,和谐社会是一种有层次的和谐,其核心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的和睦相处。

  最后,弄清和谐社会实现条件。和谐社会实现条件至少有三:一是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破除人为的体制与制度性障碍;二是各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各得其所的回报,这就必须按照能力贡献进行分配;三是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应当保持互惠互利的关系,这就必须在其相互之间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和谐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历史回归,它承载了国人他求之后向中国文化的回归愿望。它必然对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新的条件和提出新的要求。我们“试图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和谐世界’;在凸显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现实条件下,遏制‘资本理性’僭越,强化‘人本理性’升华,把个人的发展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协调起来;在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旗帜下,推动阶级、阶层合作,实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管理体制中,谋求人的全面发展。”[2]

  二、和谐人及其人性模式

  所谓“和谐人”主要指由理性人、经济人、政治人、文化人、能力人和伦理人在内的“完整的人”。和谐人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组织、人与他人、人与自我意识的和谐共进、共赢共生。具体而言,和谐人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群己和谐”;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和谐”;人与自我意识之间的“身心和谐”。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天人和谐”。诚然,改变自然和发展自我具有一致性。人首先是在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中,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得和发展其主体性的。人按照人的发展去安排周围世界,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也就是说“一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人改造人”[3](P88)。人之主体性大体有三个发展阶段:盲目崇拜论、片面征服论和全面和谐论。首先,获得对自然独立的主体性。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成为与自然相对立的独立力量,并以自身的创造性,能动地对自然发挥着作用。人类以自身巨大的创造力表明了人已经获得了对自然的相对独立性。其次,对自然占有和征服的主体性。人获得对自然界的独立性后,反过来又把自然界当作人类任意支配的对象,对自然界进行占有式和征服式的掠夺。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力迅速发展,从而大大增强了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也改变了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这一阶段人的主体性是以占有和征服为特征的,实际上这是人类对主体性的滥用,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了另一极端。其结果是导致环境恶化,并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最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主体性。当大自然对人类的恣意掠夺与破坏进行无情报复的时候,人类在反思自己的行为中终于明白,人类的未来正在于如何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共进。

  (二)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群己和谐”。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和谐共进的社会。社会是由人的劳动及关系构成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P56)在马克思看来,要认识人,就要通过社会,即通过劳动实践及其成果,而要认识社会,就要认识人即认识人的劳动实践及其历史。人的社会历史始终是个体发展的历史。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形态:“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阶段;“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当今世界,人类已经来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的门槛。知识经济依赖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并呼唤人的创新能力。因此,知识经济时代,不应追求“你死我活”的生存方式而应追求“共赢共生”的生存方式。即主张人在进行自由选择的同时,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应考虑社会的利益。人与社会应共同发展与进步。这是人之主体性发展的一大成果。它预示着人在发挥主体性的同时,也要防止做出违背社会的发展和自然发展规律的事情。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设定为价值目标。尤其应高度重视并切实满足那些曾为改革做出巨大牺牲的困难群众的发展诉求,真正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就要求社会为个人努力奋斗和能力发挥提供并创立一种相对平等竞争的机会和规则,既鼓励人大胆创新,又要求人遵守规则,使人们认识到在这样的竞争和规则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会得到公正的回报。因为“社会的合法性就体现在它为人的成长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人生命个体的成长,积蓄生命个体的能量,提高生命个体的自觉,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4]。

  (三)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关系和谐”。和谐社会需辩证处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因为组织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影响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传统视域组织与个人是在单向度上的道德隶属关系,随着能力问题的凸显,必须从能力与道德双重向度构建新型组织与个人关系,建立真实的组织,塑造健全的个人。现代甚至被称为组织的时代,个人不可能真正离开组织而独立发展,不应把集体(组织)主义和个性主义对立起来,而应把个人与组织协调起来,使双方的长处都发挥出来,这是组织努力追求的目标。防止“虚幻的集体(组织)”对个人的压制与束缚。组织的实质是为社会和组织中每个人能力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而每个人主要凭能力为社会和组织作贡献。从组织文化的视角来看:组织的方向发生变化——由单向转向双向;组织领导方式——由命令型转向传媒型、由集权化的个人独断转向集思广益;组织决策——由依据权限转向依据情报;在人与组织的关系上由单纯注重组织控制人与约束人到相对注重组织解放人与开发人。

  (四)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强调“人际和谐”。和谐社会还应该是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要求社会成员彼此以诚相待、相互包容、尊重个性。建立市场经济以来,人谋求发展的积极性得到激发,社会生活日益活跃,与此同时,人际间的分化日益明显,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矛盾有所积累。由于缺乏“社会关爱”,冷漠、歧视、妒忌在人与人之间树起重重隔阂,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长期被主流社会所忽略,加之自身没有利益诉求的平台和代表,越来越边缘化并失语于社会,仇恨正慢慢衍生。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社会,有竞争,就会有成败,有贫富。先富起来的人应勇于承担对社会的责任,用自己的财富适当地回报社会。

  (五)人与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强调“身心和谐”。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从天人之辩、理欲之辩、群己之辩的视角来提出价值体系的原则,强调身与心的统一、情感与理智的统一,主张心态恬淡,身心平衡。“和谐社会要能够使人们安居乐业、事业有成、心情舒畅”。然而现代社会人的压力日益增大,焦虑与压抑成为公共健康问题。人的身心矛盾已十分突出。心理疾患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顽疾,困扰着人的生活与工作。仔细分析,这些困惑并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精神层面的问题,它在事实上构成了整个社会集体价值的失落,因而对社会的凝聚力、道德秩序和动员系统具有破坏性:严重者将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弥散者也将是长久折磨的隐痛。因此必须让人们“口袋”丰富起来的同时使人们的“脑袋”丰富起来,“身心”和谐起来。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概括出“和谐人”的基本人性模式:

  第一,理性人。近现代主流哲学认为,人是一种理性存在物,理性是人的本质,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这种本质或规定性的一个显著体现就在于人具有运用理性来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组织、人与他人之间均可以按照理性的原则建立起一种理想的和谐关系,甚至于个人自身也必须遵循理性的指导,用理性来调节生命内部的各种感情、欲望和意志。“做理性的人”是理性时代人性之典范。但同时也要警惕对理性的张扬造成理性迷信与理性独断。

  第二,经济人。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的人性模型,主体性哲学则是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主体性哲学不仅把人设定为一个理性的主体,而且还把人类历史也设定为理性人的历史。历史的发展是人之本质的展现,体现人类的目的与追求。因此,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自私与欺诈,但历史进步的脚步是不可阻挡的,文明、和谐与进步的社会终会实现。经济人在谋求财富时应寻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第三,政治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现代人走出日常生活世界进入非日常生活世界必然要参与政治。政治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政治民主是政治人的奋斗目标。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执政理念,就是要把人真正当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体,当成发展的目的本身。这就需要在权利与权力、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执政党必须抓住有利的政治时机,适应民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主动加强党的建设,对自身进行改造,主动改革政治体制。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制度化的途径逐步建立法制来规范政治运作和政党运作,把抓住竞争限制在政治稳定许可的范围之内,走可控的民主化道路。”[5]

  第四,文化人。追溯人之终极规定,便不能回避对文化的体认,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的重要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在此意义上,文化即人化。文化的阿基米德点就是人。和谐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文化人应更具宽容精神和自我意识。“和而不同”乃人类和谐的智慧源泉。文化人应恪守“自强不息”与“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

  第五,能力人。和谐社会主要通过能力建设体现出来。因为和谐社会也是能力社会。所谓能力社会,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里,人的能力成为左右和支配社会生活和个人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整个社会建制也主要是围绕着人的能力及其充分正确发挥来设计和安排的,是一种重视公平、倡导能力竞争的社会。建构能力社会的关键是培养具有能力型人格的能力人。能力人强调,“实力影响地位,发展决定空间,能力实现价值”。

  第六,伦理人。在中国文化中伦理和道德是两个可以互换的词。而“当代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是以市场经济所蕴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契约关系为基础。”[6](P410)市场经济是能力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因为“经济人”不仅是理性的,更是讲道德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只有为社会和他人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可见,越是发展市场经济,就越要重视伦理道德建设。和谐社会不能忽视社会关爱,而是一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

  三、和谐社会与和谐人在实践中的双向生成

  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和谐人的培育不是历时态的,而是共时态的,二者在理论上具有内在关联,在实践上具有同构性。和谐社会与和谐人这种理论上的内在关联性,实践上的同构性直接源于社会与人的改变具有相对一致性。正如马克思所言:“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3](P9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P55)。人是历史创造者,亦是历史剧中人,是能动与被动相统一的存在物。只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培育出和谐的人格。

  中国传统理念比较注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不大关注社会的发展,因此极容易以社会的稳定和谐牺牲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必须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中寻求理性的平衡。社会是由人建设起来的,也是由人来改变的,它是动态的,只有暂时和相对稳定性。人应该积极地参与对社会的改变、变革和完善,每个人都承担社会完善的责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具体的、分阶段、有层次的历史过程。其关键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过科学概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P373)和谐社会应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的这一内在本质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诚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必须适应社会,受社会制约,因而应从社会出发来科学地说明人;社会也必须适合人的需要和目的,使其成为属人的社会,因而应从主体人的视角出发来评判社会。“和谐社会既是一个目标概念,又是一个过程概念;既有公平的内涵,又有效率的内涵,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8]。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实现社会公正,因为这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基石;必须实行各尽所能,因为这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必须实现各得其所,因为这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这就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在民主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法规,确定利益主体、界定利益范围、指导利益分配、协调利益关系,并对困难群众给予救助,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正义,避免社会利益之争的激化,使各阶层实现共赢共荣、和谐相处,共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为此必须密切关注民生。目前当代中国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主要是三大民生问题:教育、医疗和住房。政府应克服“恩赐思维”,切实解决“民生”、落实“民权”、维护“民利”。具体而言,经济上,需搞好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市场,讲效率;二次分配主要通过“看得见的手”——政府,讲公平;三次分配主要通过慈善事业和福利事业,讲社会责任。政治上,要破除“官本位”和“拜金主义”,倡导能力本位。不但要由“选举制”代替“任命制”,由“任期制”代替“终身制”,由“能力本位”代替“官本位”,要主动改革,避免政治矛盾积累过深,而且更要在改革中追求革新、稳定和发展的平衡。文化上,应针对“现代商品社会中,由于功利主义的价值态度和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的盛行,一种‘耻言理想,蔑视道德,拒斥传统,躲避崇高,不要规则,怎么都行’的社会思潮和理论思潮”[9](P123)进行有效的斗争,努力整合并凝聚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应克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弊端,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艳涛.和谐社会的文化意蕴[J].求实,2005,(8).

  [2]杨俊一.和谐社会:当代唯物史观的本体论转向[J].天津社会科学,2006,(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贺来.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的哲学前提[J].哲学研究,2005,(1).

  [5]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课题组.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

  [6]俞吾金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杨生平.和谐社会及其实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2).

  [9]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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