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的三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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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Three Forms of Capital Logic

内容摘要:作为以资本增殖为最终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统治力量,资本逻辑在根本上主宰和控制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命运。在资本逻辑的具体展开和现实运作中,它既体现为“实体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又表现为“关系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呈现为“观念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以说,资本逻辑本质上就是“实体形态-关系形态-观念形态”的“新三位一体”。而《资本论》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最彻底的“资本逻辑批判”。

关键词:《资本论》,资本逻辑,实体形态,关系形态,观念形态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资本逻辑的三种形态.[J]或者报纸[N].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3):78-84

正文内容

   马克思在倾其一生的最伟大著作《资本论》中鲜明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①。这个新时代,实际上正是资本逻辑作为“座架”一统天下的时代。作为以资本增殖为最终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体系及运转的总体性统治力量,资本逻辑这一座架在根本上主宰和控制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命运。所以,要想把握这个新时代,就必须把握资本逻辑。但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资本逻辑?其运作形态到底怎样?这些确实是我们值得深入反思与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此,笔者尝试从“实体-关系-观念”三种形态来揭示资本逻辑的庐山真面目。

   一、实体形态: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统治和支配力量,资本逻辑决不是凭空展开的,而是有其依托和附体的坚实的实体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而后者是在前者解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它排挤并取代了之前的以生产者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实际上是从“小私有制”转变成了“大私有制”。这种大私有制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私有制,它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生产力功不可没。但这种大私有制却使个人深陷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灾难”之中。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个人在表面和形式上都是自由的和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实际上却受到了这种私有制更全面和更深刻的奴役和剥削。因此,作为劳动力的奴役者和剥削者及剩余劳动的掠夺者和榨取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③。在此意义上,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合而为一了。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即以资本奴役和剥削劳动者而实现自身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构成了资本逻辑存在和发展的最为本质的实体性形态。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逻辑的基础和载体,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践和展开。资本逻辑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统治逻辑和座架,根本上就取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实体形态。

   正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实体形态的主导和支撑下,资本逻辑取得了统治和支配一切的巨大权力和力量。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看来,资本逻辑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对广大工人阶级的无酬劳动的统治权和支配权,也是对剩余价值的控制权和掠夺权。正是凭借这一无限的权力,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膨胀和扩张,它主宰、统治和吞噬着整个世界,使世界越来越趋向同质化、一体化。对此,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揭示和指认:资本逻辑“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④。在这里,资本逻辑借助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础和载体,一跃而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⑤。资本逻辑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存在的“内在本质”和“最终尺度”:资本逻辑主宰和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命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存在都必须在资本逻辑面前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言,资本逻辑发挥着与占领领土、掠夺军事政权以及信教人数增加一样的作用,甚至发挥着与公认的国家机构合法化一样的作用,它们都是无形的权力结构、等级、特权和信仰的具体体现。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实体性本质和形态,并形成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和控制力量,主宰和统治着人的现实世界。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实体形态的支撑和主宰下,资本逻辑不仅没有解放人,反而使个人陷入了更为深刻但却相对隐秘的全面奴役和剥削之中。资本逻辑像一个无形的天罗地网,把个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一切追求和希望、一切荣誉和梦想,都统统纳入其中并使其销声匿迹了。表面上看,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⑥。资本逻辑摇身变成了最贪得无厌的魔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无情地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从头到脚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并把资本逻辑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可恶、最卑鄙的专制,把工人的自由生活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这一“活生生的现实”,相应地称为“资本独裁”和“资本专政”,也即一种新时代的“资本奴隶制”。而对于资本逻辑和工人之间这种统治和被统治、奴役和被奴役、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马克思又形象地描述为“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⑦。所以,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分析表明:正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实体基础的资本逻辑,致使压迫、剥削和异化在结构上不可避免地嵌入了资本制度的内部——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自身根本无法通过改革或改善社会民主政治制度来消除的一个中心矛盾。资本逻辑自身不允许达到一种既是私有化、又是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其实也正是资本逻辑所表达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深蒂固而自身无法克服的“二律背反”。因而,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支撑的资本逻辑的宰治,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及全人类解放的根本任务,只能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对此,虽然马克思也强调“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同以前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相比,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都更有利于促进更高级的社会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都更有利于推动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进步和发展。但最终,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二律背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自己反对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⑧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自身的“二律背反”所导致的这种自我反对和自我否定,决不是走向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怀疑一切和否定一切,而是在“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和工人阶级的“合作工厂”这两种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作形式,并指出前者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极扬弃”,而后者是“积极扬弃”。在此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趋势就被归结成这样:“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⑨而只有这种“社会所有制”——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才能为“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马克思语)的更高级、更发达的社会新形态建立更坚实的基础,也才能真正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最终剥夺“剥夺者”。

   二、关系形态: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资本逻辑的实体形态,是资本逻辑存在的制度基础。但资本逻辑的具体展开则体现为物与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颠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这一关系也正是马克思《资本论》关注的中心。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版的“序言”中就强调:“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就是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与失去财产的无产阶级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但这一不平等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并不是直接显露出来的,而是表现为作为“活劳动”的雇佣劳动者与作为“死劳动”的资本之间的“平等雇佣关系”,特别是“物化”和转变为商品、货币和资本与雇佣劳动者之间“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对此,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解剖武器和独特“慧眼”,深刻揭示和论证了“资本”背后所掩盖的深刻社会关系本质:“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1)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它实际上“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2)。这种生产关系是特别的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的人与物之间颠倒的社会生产关系。正是这种以“物与物”的形式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既构成了资本逻辑存在和展开的根本“关系形态”,又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和交换的全部神秘性,使商品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笼罩和充满了“幽灵般现实性”的魔法和妖术。

   在这一魔法和妖术的“附体”下,作为物与物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社会生产关系化身的资本逻辑,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关系形态的最高、最根本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逻辑具有主宰一切、支配一切、操控一切,使一切发生颠倒、扭曲和神秘化的巨大魔力:“在作为关系的资本中——即使撇开资本的流通过程来考察这种关系——实质上具有的特征是,这种关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就象在货币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的意识。”(13)正是在资本逻辑这一神秘关系和歪曲观念的主导和操控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人妖颠倒是非淆”了:它如同传说中的“魔法师”,把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都变成了它们的对立物——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懦夫变成勇士,老人变成少年。总之,“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14)。所以,在资本逻辑这一颠倒的“关系形态”的全面统治下,以往神圣的东西变世俗了,从前崇高的事物变藐小了,原有的利他精神变利己了,人的“独立性”变成了物的“依赖性”,人丰富的“个性自由”变成了单纯的“贸易自由”。在资本逻辑的无情冲击下,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温情都被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而资本逻辑这样做的目的却绝不是为了广大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和幸福,而是为了保证和实现资本自身的无限增殖和维护资产阶级的主体和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逻辑就是要按自己的面貌塑造一个“为我的”新世界。因此,在资本逻辑全面统治的时代,“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即关于人与自然的神秘化观念)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15)。也就是说,资本逻辑正是化身为和借助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物之间颠倒的社会生产关系,才取代上帝在人间确立和实现了自身的最高地位和最终统治。但资本逻辑的这一社会生产关系化身和魔力,实际上并非是资本逻辑的天然使命,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又一次改头换面的形而上学的模仿实质”(哈贝马斯语)。

   对资本逻辑的这一社会生产关系特性和实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却只是把它当作单纯的、与人无关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以此来确认和维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普遍性、永恒性和非历史性。对此马克思指出,虽然从威廉·配第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但他们认为只有两种“生产关系”: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人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天然的。这就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误认和误判为社会生产的普遍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6)。这实际上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本质的“非历史性”理解。由此马克思强调: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17)。所以令人遗憾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终究没能迈出通向真理的这一小步。对此马克思这样总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18)这样,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化身的资本逻辑,就摇身变成了维护和辩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和交换关系的高高在上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神奇“符咒”。为此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特殊的、一定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普遍的、永恒的、一般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的、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而不是历史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关系作辩护的资本逻辑之“关系形态”最深刻、最本质和最集中的确证和指认。这一“超历史”的做法,最终使作为关系形态的资本逻辑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而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之中,因而“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19)。资本逻辑借助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确立和实现了自己对人及其现实世界的“抽象统治”。

   但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作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化身和表征的资本逻辑,决不是超自然的、永恒的、非历史性存在,而是在一个长期历史演进过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土壤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逻辑的具体展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也决不是自发的“自然的恩惠”,而是长期的“历史的恩惠”:“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20)在此基础上,作为以资本增殖为目的和中心的社会关系形态的资本逻辑,决不是永恒的、绝对的、铁的必然性的固化存在,而是一种和某个有限的历史发展时期的物质生产条件相适应的、具体的和历史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存在。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剖析,马克思充分表明:资本逻辑“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21)。所以说,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化身的资本逻辑,也仍然只是人类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它必将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所代替而最终走向瓦解和灭亡。

   对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这一非自然的历史性根本特征,作为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根本无法也不可能看到,反而将其认作是自然的、普遍的、永恒的存在。所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22)。这样,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化身的“关系形态”的资本逻辑,又摇身转变成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和统治地位的“观念形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三、观念形态: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所谓“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任何社会秩序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利益确立起来的让人根深蒂固地自然秉持的基本理念。“意识形态”一词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却是马克思真正实质性地赋予了其贬义色彩。马克思在自己革命和理论生涯中的最大兴趣,并不在于单纯理论的阐发,而在于对意识形态背后的资产阶级社会动力(利益)机制的揭示和批判(23)。按马克思的说法,意识形态就是“被人打扮成在世界上对现实产生作用的东西”(阿伦特语)。作为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和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上依然如此。为此,马克思才不断地进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和“法兰西意识形态批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的最大不同,就是它不再是神圣的、超验的、充满宗教色彩,而是世俗的、经验的、充满现实感,它的产生和维护,借助的已不再是传统的神权和政治、军事等强权,而是作为“资本逻辑”化身的现实的经济利益和具体的物质力量。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是神权和强权,而是资本逻辑摇身变成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统治的最大“意识形态”。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座架”和“灵魂”的资本逻辑,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及交换关系中,还体现在促使其制度和生产方式发挥作用的信仰和观念构成的意识形态中。从资本逻辑作为“实体形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到作为“关系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到作为“观念形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资本逻辑不仅体现和表征为制度和关系领域,更体现和表征为思想和观念领域。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可以说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座架”和“灵魂”的资本逻辑,其最大本质就在于思想观念领域而非物质生产领域。这从马克思对“三大拜物教”的批判和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中就可以明确地体现出来。资本逻辑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实质就是使追求现实的物质经济利益成了合理合法的“天职”行为。正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合法化的资本逻辑,使几个世纪以来对一直被诅咒、被蔑视、被诋毁的作为贪婪行为的商业活动评价发生了最根本的转变。人们对贪欲和爱财有了新的诠释,不再将它们视为一种可悲的、可怜的、自私的“激情”,而是将它们视为一种持续不断的、高尚的、合理合法的“利益活动”和信仰体系。在商业的幌子下,人们眼中看到的是贪欲产生了一种文明效果——文雅的商业交往,我们在斯密的著作中发现了这种观点的表达(24)。在资本逻辑这里,只要是市场利润大于损失,所有的活动都具有了无限制的“道德豁免权”。这自然而然就导致了资本逻辑背后必然隐含着神秘化而产生“宗教副作用”——以资本拜物教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表面上看,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实体化和物质化理解,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好像与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无关;但实际上,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二者的共同本质就是一种“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这种“拜物教”实际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及其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意识形态,它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所以,“通过将资本物质化,确立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自然性、永恒性和绝对性,完成对资本背后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遮蔽,这是所有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资本关系和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共同的理论取向”(25)。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解释了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对市场的一种强大控制力量,它最明显的作用之一,其实就是让雇佣劳动者接受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和交换关系,并认为这种状态是应然的、合理的,是普遍的、永恒的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宣称自己是一套摆脱了身份与阶级差异的最普遍、最有效的经济运行法则,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要反问: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站在谁的立场来提出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只要由这个问题出发,就会看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决不再是一套客观、普遍的经济法则,而是一套站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将资本逻辑对人的“操控”与“宰治”合理化、现实化、普遍化的“准神学”理论,这正是资本逻辑所追求和实现的最大意识形态。

   作为“国民经济学之路德”的亚当·斯密,虽然其《国富论》不仅解释了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系统如何发挥作用,而且解释了赋予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与体系的“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的见解确实是一种独特的经济分析,它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和发财致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是,斯密的经济分析是不包含阶级差别和阶级划分的社会历史分析,因为斯密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导致的特殊的认知扭曲和异化生存。也就是说,斯密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外在的客观运行机制,却没有看到这一机制背后所隐含的更深层的主观意识形态。因此,虽然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注意到了“道德情操”对资本逻辑之恶的“补充”和“约束”作用,但由于阶级立场所限,他并没有形成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思想(26)。而这一“自我批判”思想,最终是由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的。

   在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一切意识形态的最大阴谋,就是把各种被统治、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历史生存状态通过各种政治的、文化的,甚至宗教的手段无意识地演化为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并“在其中悄无声息地抹去了批判反思的种种可能性”(27)。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家和理论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是在寻找和发现、反思和超越这一意识形态最大阴谋的“种种可能性”。因此,马克思对作为资产阶级之最大、最根本意识形态表征的资本逻辑的“批判”,并不是一种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观念的批判”,而是一种现实的、感性的和实践的“社会历史批判”。这种“批判”要求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基础和人的具体的感性生命活动,以对资本逻辑“实际运作”的现实分析和内在解构为根本前提,来最终破除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的“抽象观念”——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个人的全面统治。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强调:“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28)正是通过对现存的一切社会关系进行无情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才既实现了对“自由-平等-所有权”的“三位一体”的彻底解剖和批判,又实现了对资本逻辑作为“实体形态-关系形态-观念形态”这一“新三位一体”的釜底抽薪式的解构和批判,从而最终在批判资本主义这一“旧世界”中发现和建构了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新世界”——作为超越“必然王国”之“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

   为此,德国学者韦尔默深刻指出: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既摧毁了掩盖着等价交换制度、从而也掩盖着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制度的“非暴力的假象”,又摧毁了关于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之间联系的性质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觉”(29)。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真正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和“法兰西意识形态批判”,也即最根本、最无情和最彻底的“资本逻辑批判”。

   四、结语

   总之,正是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逻辑批判”,才彻底、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出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座架的资本逻辑具体运作的三大形态——实体形态、关系形态和观念形态,才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和生存秘密,从而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看得清楚明白。资本逻辑实际上就是三大形态之间相互勾连、相互支撑、相互拱卫的“实体-关系-观念”的“新三位一体”。而这“新三位一体”,决定了资本逻辑从“基本制度”到“生产关系”再到“意识形态”,也即从“实体”到“灵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及其现存的一切都实现了全面的抽象统治。借助这三大形态的相互运作,资本逻辑真正完成了自身,使其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和最终的统治者;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借助资本逻辑,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对抗性社会,进而预示着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终结。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8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73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5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49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43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7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5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77~878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7~25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7页。

   (15)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85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9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2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97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94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29页。

   (23)季广茂:《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24)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85页。

   (25)王峰明:《经济哲学规定性的哲学辨析》,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7期。

   (26)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4页注①。

   (27)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

   (29)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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