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游戏的观点、工具的观点、批判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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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 引言  在当今的社会文化思潮中,社会中有许多事物,尤其是那些既有历史传统并附带有现代建制,又具有交往意义的事物,常常被人们视为一种(广义的)游戏,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赋有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科学:游戏的观点、工具的观点、批判的观点.[J]或者报纸[N].自然辨证法研究,(12):8-12

正文内容

  1 引言

  在当今的社会文化思潮中,社会中有许多事物,尤其是那些既有历史传统并附带有现代建制,又具有交往意义的事物,常常被人们视为一种(广义的)游戏,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赋有各种意义或功能的工具,诸如科学、艺术、语言、文学、贸易、政治、隐喻、批评等等。笔者概之为“戏—器”(一体)观。这种观念已作为一种观念范畴被用来当作进行社会认同的视角和表达的定位框架。在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探讨中,我们可找到越来越多的“游戏”与“工具”,因为在它们看来,凡是有人参与的活动或可看作游戏或可看作工具,最后人本身也被同化为游戏或工具的一部分。本文只针对科学来谈。

  科学的游戏观之出现是由于科学活动的参与者们对诸如“科学是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谋生手段和职业”之观点的不屑一顾,而要求表现出科学活动独具特色的心智体验和富于创新的文化品性。工具观的出现则由于科学活动的实践者们想以工具特定的目的和价值作为标志,让社会认同科学或科学家那不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而“戏—器”一体观既保留了小科学时代的科学家对科学问题、答案能进行自由选择的尊严,以及自由探讨的传统;同时又肯定了在科技社会化、资本主义大生产中起着积极的、决定影响的科学家、工程师的作用与价值。科学家常常视同行为游戏的参与者,而非简单地认为是对手或合作者,也愿意让世人肯定科学不失为一种高尚的游戏,同时科学家也想方设法在任何可能的用武之地一显身手,有时还会有超常发挥,对世俗中“科学无所不能”的神话听之任之。科学家也包括社会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既是游戏的参与者,也会成为观望者;既是工具的设计者、制造者和操纵者,也可能沦为该工具被操纵的对象和媒介。总之,这种观念是要来保持科学建制的内在自主和与社会环境相调适两种品性的兼容。

  这种“戏—器”观又是社会中某种中性化心态的折射,既不臧否什么,也不特别推崇什么;被视为游戏自然有其变通和引人入胜的一面,被视为工具,也定然有其合理和不可替代的一面。由于其工具的层面,使科学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体育或影视这些职业化游戏的狭隘的娱乐性和流俗;又由于其游戏的层面,使科学在社会的运行中能自律、自主、自行组织、自行复杂,并没有最后(至少到目前)变格为纯粹的国家机器。正是根植于其游戏的品性,使得不同的科学(不同时期、国家、学科的科学)能在知识、方法、传统上相互交流和融通;又由于其工具的品性,使得科学同社会中其他的建制之间在效果、功能、价值等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如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的、管理的等)交换。“戏—器”观又恰似科学这块“硬币”的两面,一面揭示其机制和用法,一面揭示其价值和功能,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

  2 作为游戏的科学

  维特根斯坦不是首先探讨游戏的,但他在以游戏喻射语言、文化、哲学的关系方面做出了极深刻的探讨。他曾指出:游戏是不可下定义的一类术语。因为按维氏的主张,语言即用法,而游戏的含义很难用有限的语言去涵盖其全部的用法。游戏不是一个,不是一种,而是一个系列,一个族谱,各种不同的游戏有着不同的特征。科学是游戏,不单是语义上的喻射。一般而论,游戏既包涵推理、娱乐的一面,如分析、判断、决策;也包涵义理、价值的一面,如对规则的认同、对成功的执著。

  如果拿科学与游戏的关系而论,我们至少可找到三个方面的类似。首先在心智的层面。不论是早至古希腊,还是近至二十世纪90年代的科学家,其从事科学研究的主流成份还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古希腊时代,天文学、数学是悠闲人的消遣;开普勒以优美的音乐来类比行星运行的轨道;牛顿深沉而孤独,他说自己只是在海边拣拣石子和美丽的贝壳;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为了获得更准确的观察和试验的结果,科学家把地球人送上月球,把望远镜送入太空。科学家正是在这种对完美、精确的追求中,冲击着人类知识和能力的极限,刷新了一项项记录,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和快乐,向大自然证明了人类的能力和努力。科学以真善美为其最高境界,它当然能在本质上与一切以真善美为最高境界的游戏进行沟通、化解和相互还原。

  其次从规则的层面上看,游戏与科学又有相互近似乃至一致的成分。科学有其规范和传统,游戏亦有规则和惯例。两者都认同公正、共有和创新等目标和原则。波普、彭加勒、拉卡托斯等人在分析科学发现的逻辑及方法论结构、评价标准尺度等问题时指出,科学实质就是以一套以评价规则为母体来制造或延伸出来的一系列(科学家的)行为。在他们看来,科学这套游戏犹如猜谜一样,要经过一系列的尝试与证明,而这些猜谜和证明答案的规则,为科学圈内的人所共知共有。科学从开始到如今,科学知识的内容变化是天翻地覆的,但科学的规则、思考和行为的规则变化微然。这种特性也许在昭示我们,在被人操作的对象实体之外,对于人类活动的社会性而言,还有一种“规则实体”。围棋两千年前就有了,延存至今的不是当年的棋子、棋手、棋谱,而是行棋的规则。科学亦然。这“规则实体”不同于实物,而要以事物的属性、关系等为表现方式;也不同于认识论上的实体,要以主体认识能力为前提,而是以人的交往行为的特征和关系为展现方式的。人的社会本性要求“规则实体”长存,否则人无以生存和成就事业。科学之“规则实体”是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由人在从事认识、调控等活动中积累起来的、成功的经验内化而成的行为准则。

  最后从科学活动与游戏活动的本质联系上看,科学与游戏太相似了。如果把科学看作是解题猜谜的认识活动,那么科学无疑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而已,与一切智力上的游戏有着相同的分析、运算、解答、证明的思维过程。在这些活动过程中,科学活动完全是科学家个体心智活动的展开。再从科学团体内的科学家之间的社会联系与层次结构来看,科学也是科学家之间进行社会交往、交流的“游戏”。这种游戏既是建制层次上的社会活动,又同科学家本身的心智游戏活动密不可分,因为心智活动的结果是发现答案,提出论证,而社会交往游戏则是寻求对答案的认同、确认(优先权)。所以评价活动在这种建制化的游戏中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这些随着科学发展而完善起来的科学规范和建制,连接起了一个科学家整体部落,即科学共同体,使之成为社会中独特的角色群体。在这个群体中,科学家之间(由于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还存在着对于优先权、名誉及使用权的角逐,这时的科学,就不单纯是个人的游戏了。

  科学家及社会上关注科学的许多人们接受并绝大部分地赞同游戏观,不仅在于科学与游戏之间在大小社会尺度上有很多的相似,可以类比,而且更有其深刻的理由。笔者认为这样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游戏观是中性的、跨阶层的、跨意识形态的,能被广泛地用于认同和交流;其二,游戏观又是弹性的,泛化的游戏观会主张参与比角逐更重要,狭义的游戏观则认为角逐是科学进步的动力和途径,两者折中的观点则认为参与与角逐都是必需的。科学是非零的游戏,谁都有机会成为赢家。进步的不仅是科学,也涵盖整个社会;受益的不仅有科学家,也包括全人类。

  3 作为工具的科学

  科学从起源始,就与技术一道作为工具性的事物而存在的。在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还是主要以工具的角色伴随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发展的。因为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史。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对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经验总结逐渐上升并定型为科学技术;反过来总结出来的科学技术又再指导下一代人如何生存和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又使科学技术得到进步和发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现状上看,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的认识上的和实践上的中介。中介就是要有自身的目的和功能,能伴随主体共同进化的工具。需要指出的是科学技术只是中介的核心部分,不是全部。

  从人类这个大系统的视角上看,科学(连同技术)其工具属性有两部分构成:一是外在的,一是内在的。其外在属性是由社会给操作出来的,也可称为科学的社会功能。这其中包括科学作为传导和教育的工具和媒介,作为文化的工具和媒介,作为经济追求效率的工具和媒介,作为政治军事的工具和媒介等等。社会用这些职能是来发挥科学的生产力职能和文化职能。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与科学是在互动中实现科学之工具的各种职能,亦即社会以科学为工具,科学也以社会作为发展自身的条件和工具,使得两者在社会发展中,呈现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互催化等复杂的互动关系。

  科学内在的工具属性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认识的职能,二是评价的职能。从认识职能上说科学是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这种关系、改善和调控这种关系的工具。在认识的起点、中介和结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科学在起作用,旧科学又是发展新科学的基础和必要手段。人们常说科学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科学本身,其涵义就在于科学能为自身发展提供软的和硬的支撑。从评价职能上讲,科学的核心部分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可信度较高的东西。于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又被人类选为评价其它活动和行为的一种评价体系(只是从近两个世纪才开始的,并且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完善成为若干门类的学科和技艺,如科学学、技术经济评估、科学预测、政策评估等)。创立评价体系,开展评价活动,是出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增加效益、减少风险和不必要的损失的需要,是科学作为标准工具的体现。

  我们必须注意,科学的评价职能不排斥、也不反对、更代替不了实践对真理和知识的最终的检验功能。因为评价首先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其次评价活动并不对真理的真伪做出评判,而是对所使用的知识和方法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行性做出评判,对事物的发展和可能的结果依理做出预测和评判;再次,科学评价也有失效的时候,但这表明科学和科学评价尚需完善;最后科学评价与实践检验在历史性或时间跨度上有差异。科学评价并不是人类唯一的评价体系和活动,但由于科学评价以其深刻的理论性、高度的确定性、广泛的易悟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对其它评价方式表现出极大的影响力和兼容力,因此科学评价的手段、方法和体系的社会化趋势越来越强盛。

  科学家并不反对科学成为某种特定的工具和手段,因为他们不想使科学成为可有可无的文化器物,也不想使科学成为曾经辉煌过的历史遗迹,更不想使科学成为只有少数科学家才会摆弄的专利和标本。人们只希望这个工具有公正性、平等性,充满自由和民主的品质,富于时代感和创新的活力,使科学人人可用,成果共享。既然人人都可使用,那么使用的结果必因人而异,差异之间就有了相互批判。

  4 科学的批判观

  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不单单取决于建设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批判的艺术。批判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以怀疑、审查、揭露和修正为方式,以错误、偶像、虚假、统治等知识的、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问题为对象,对在历史进程中一定条件下得出的观点、判断、价值等进行再认识、再思考、再争辩。

  对科学的批判古已有之。古希腊学派林立,各种观点为标新立异,在相互争辩和批判中大放异彩。在科学的游戏观和工具观中也有广泛的评价活动和浅层次的批判。科学发展到今天,对科学的批判也日益深入到科学系统的各个层次和角落。在今天批判观所指向问题主要包括科学在当今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纯科学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危险、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和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的标准如何、科学的异化和负面效应、科学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相容性问题、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合问题等等,本文并不想直接回答上述问题,也不去参与争辩,而主要是来勾画三种类型的批判观。

  其一是体验后的反思。几乎全部或间接来自从事科学研究、科学实践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抑或深受其影响的思想家。这种科学自我批判的传统是科学内在发展机制之一,因为科学发展要求科学家要敢于怀疑和创新。从怀疑到创新必然有一个批判的过程。再者科学发现、发明的方式、方法中充斥着经验概括、理论建构、直觉判断,这些属于不同思维方式、不同认识层次的结论、判断、知识在相遇时,必然相互碰撞、相互批判、相互验证,直至相容。所以科学家如何对待新旧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传统的态度就构成科学自我批判的核心内容。

  这种批判在科学革命的前后表现得愈加明显。如在古希腊德谟克利特学派一反过去“单纯感觉+直观判断”的方法来研究自然,提倡“理性”地研究自然,从中引导人们对事物真正本质及规律(逻各斯)的认识,最后完善了原子论的创立。不同于其它批判的方面是科学家并非单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建立或创新而批判。不论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科学研究过程,科学家对旧的东西,既有否定,也有扬弃和继承。伽里略既对亚里士多德的“物体位置理论”和目的论原则的拒斥,又坚持使用亚氏的归纳程序和逻辑演绎原则;牛顿在其《数学原理》中坚持“我不用任何假说”用以和笛卡儿的理性主义方法分野,而在后来的光学研究中却用了微粒和超距假说种种;爱因斯坦既用“科学概念要有操作定义”来坚持经验主义,又强调逻辑简单性原则来张扬理性的建构和选择功能。科学家就是这样来创建科学的,这其中充满了批判,也充满了辩证法。

  而来自哲学家、思想家的批判不象科学家那样,直接关心的是如何造好这个科学大厦,而把注意力放在科学方法、理性和传统的内在本质与人性、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上。康德以牛顿的理论方法来看宇宙,并最后指出牛顿的理论和方法也有不可及的地方;胡塞尔指出科学理性的扩张蕴含着深刻的认识和价值的文化危机;斯诺则直接道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互背离;而卡尔纳普企图建构一个宇宙级的“科学词典”,使得整个知识与文化都可还原为这个词典上的词句,当然这个企图失败了,但哲学家并没有停止类似的思考。恰恰是由哲学家的推波助澜,使得对科学的批判跨出了纯学术的圈子。而来自文化方面的批判,促使人们以更大的视角来看待科学的责任和命运。

  其次是在当代以哈贝马斯、霍克海默、马尔库塞、费耶阿本德等为代表的对“科学权威统治”进行的摧毁式批判。费氏更多的是针对科学方法的方法有效性方面,其批判也是在科学的内部或亚文化层次。而哈、霍、马等人的批判则是针对科学技术广泛社会化后的政治与文化的后果。他们普遍地认为:科学如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成了一种后来居上的权威,接受着人类有意无意的歌颂和膜拜。这个新兴的权威表现为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合二为一,科学代表唯一的逻辑、理性,只有通过科学那有效、简捷和精确的手段达到目的才具合法性,亦即工具理性被当作合理性的准则。于是近代史表现为科技的全面胜利,科技在意识形态中逐渐占了统治地位。任何层级社会总是需要一种或几种因素,作为其权力和权威的核心工具或媒介,历史上巫术、神话、宗教、皇权、宗法等都曾成为过这种核心。在当今科学技术既以生产力的面目来推动社会,又以意识形态左右着现代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所以科学技术带有一种阻碍人们去发现社会危机之真正原因的形式。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是直指发达现代资本主义目前的社会问题,诸如享乐主义、虚无意识、精神异常、自恋情结、普遍焦虑,意义危机等等。在这些批判家看来,科学技术的权威偶像掩饰了目的和价值的差别,又夸大其工具理性的当然性,于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只是在某种统治下才显出秩序,但却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这种批判传统显出热衷于摧毁和革命的倾向,于是科学技术在这种批判下被推向了人的对立面。

  其三是导向或建设性批判。前一种批判是针对游戏观的,而后一种批判是针对工具观的。导向批判是在批判的同时又通过一种积极的建设来引导被批判的对象与社会共同走向完善。这种批判强调的不仅是揭露,更强调的是启示;导向的不是摧毁,而是重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为此树立了典范。他通过商品分析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彻底的批判,为社会进步和重建、革命与发展指明了道路。这种批判的特点在于,是以社会发展的规律来揭示对象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把规律和理想(目的)需要和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在建设中消除弊端,走向完善。

  卢梭、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也揭示和批判过科技所造成的问题和危机,但又不能辩证地看待科技的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故只能对人类的命运表示极大的忧虑和无言的同情。而马克思既揭露了科技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真正的社会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又指出科学技术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未来的合理的社会必根源于科学技术合理的运用。

  哈贝马斯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又建构一个交往理论来完善他的对科技意识形态的批判。可由于他在理论中,把与科学有关的“工具行为”和与价值有关的“交往行为”割裂开来,抛开工具的合理化而只谈价值或交往的合理化,很难想象这种分裂在未来的社会里能否实现。从实践角度而言,离开科学技术,其可操作性前提就是值得怀疑和批判的。

  当代不少有识之士都评价过科学技术的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科技进行导向的建设性的批判之现代典范。因为科学技术在当今所起的作用已用它在历史上曾起到的作用概括不了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社会和文化主动地加快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更迭的节律,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进步的多媒体,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文明发展的生长点。科学技术被推向第一生产力的主角地位,这需要我们批判和抛弃旧的科技观。需要新的科技意识来重新把握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动力。

  我们是分别来叙述科学的游戏观、工具观和批判观。可实际上很多人当谈到科学技术时,是三种观点杂陈。实质上三种观点又有其深刻的内在关联。如科学其工具和功能的广泛性就是基于科学其游戏性的跨阶层、跨角色、跨时代的性质上;而科学游戏的内在魅力又在于只有科学才能来安抚人类那动荡不已、充满好奇的心灵。游戏观很自得,也很有魅力,工具观有些不可抗拒。“戏—器”一体观固然有其全面、兼容的特点,但又过分偏重于科学的自治和自律。但不要忘了批判观,尤其是建设性的批判观。

  走进批判观,就是要坚持主张:科学技术是文明的子系统,必须跳出科学技术本身的圈子来看待科技。社会文明是科技生长的土壤和背景,科学游戏的问题要来自社会大系统的信息,科学的功能指向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离开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自律势必走向僵化的封闭,科学家也容易使自己蜕变为文化过时的僧侣。科学技术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血脉融入社会文化的大脉络中,才能获得动力、支持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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