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外在于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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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评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诘难

英文标题:Is Historical Law External for Human Being? ——Comment of Popper's interrogation of historicism LIN Yan-mei Depart

内容摘要:波普哲学无论在方法论上、本体论上,还是在具体的规律观上,都存在可析之处。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盘“终结”,最终促成的是双方思想精粹的世间展现。二者在对严格决定论的置疑,对人的价值关注等许多方面,事实上是一致的。马克思的规律观,并非如波普所言,是教条式的和无人的;历史规律,在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历史规律的展现,是以可能性空间的形式出现的;历史的发展,是规律性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物理学方法可应用性,世界3,可能性空间,实践规律,the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method,World Ⅲ,possibili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历史规律外在于人吗?.[J]或者报纸[N].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03):78-86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0)03-0078-06

  本世纪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大诘难来自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著,以其犀利的笔锋、鲜明的针对性构成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大置疑。其中,对历史规律问题的不同理解,构成波普立论的核心,相应地也就成为我们辨析该问题真伪的突破口和契机。

  波普以逻辑的严密性为自己哲学思想的出入旗帜,试图让学界无批判地俯首称臣,拜倒在其理性的桂冠面前。然而,我们看到,波普的逻辑基石并非牢不可破,其哲学前提并非不可置疑,这样,他对历史规律所下的虚无断言也就具有了可分析的性质。

  一、方法论梁柱的脆弱

  科学哲学的发展曾一度着力探讨“科学的划界标准”问题。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经验证实原则及其归纳主义方法论基础所存在的弊端,波普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可检验性、或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的经验证伪原则,主张逻辑检验与经验基础的统一。以此为基点,波普一方面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又聚焦社会历史领域,主张在社会科学领域真正贯彻物理学的上述研究方法,以替代“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由于他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解构完全符合该证伪原则,所以,他就可以明确宣告其已陷于“贫困”的境地。他开宗明义:“我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1](序)

  波普赋予自然规律以普遍的性质,在确定性、精确性、可操作性的意义上理解规律,认为界定有某种规律存在的命题是全称命题。基于其“物理学方法可应用性”的观点,波普得出了历史领域只存在趋势、不存在规律的结论。“历史假说向来不是全称命题,……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过程……任何规律……都必须由新的情况来检验。可是,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我们就不能指望对普遍性的假说进行验证。”[1](P85—86)在总体上,波普宣告了历史规律的虚无。

  依据这一证伪原则,波普展开了对归纳主义的严厉批判,并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科学知识不断增长的骄人画卷。因而,波普被人们誉为批判理性主义大师。但问题是,这一方法本身并不是不可分析的。

  首先,其检验的逻辑必然性并非必然。在波普看来,科学理论是全称陈述的系统,人们不可能对其进行经验证实,但可证伪却具有逻辑必然性,反例具有绝对权威的性质;在具体证伪结构上,波普将假说正确性的证明最终变成了初始理论与实践结论之间逻辑自恰性的证明,实践检验被归结为逻辑检验。波普的这一思想,已经超越了教条式证伪主义的局限,看到了“经验基础”与理论的内在关联、检验的非一次性,但在总体上,他仍然赋予了证伪以非常的力量。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由于等结果性原理的存在,在具体实践检验过程中,理论一般与个别事实的两极之间并不具有严格的对称性。即使按照实践结果完成了对全称命题的逻辑检验,也并不能以此就证明整个理论的错误。初始理论与具体结论之间只存在间接的检验关系,演绎检验并不能替代实践检验。实际上,反例形成的真正根基亦在实践之中。

  其次,理论的发展是证实与证伪的统一。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发展直接发端于对波普哲学片面性的扬弃。他们指出,科学的发展史确实具有波普所言的被淘汰、被证伪、间断性的一面,但同时,其发展也具有韧性、滞性、连续性的一面。初创的、弱小的理论,其发展正是要借助经验证实和归纳方法;理论也并不是一出现反例就会被取缔,它总是深受科学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总是与主体特征相缠绕,会以种种方式来为自己辩护……也就是说,人们的创造活动不仅具有批判性的一面,还具有肯定性的一面;理论发展最深刻的根基仍在于实践;试错法无法取代辩证法。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实际地指出了波普历史规律虚无论的逻辑根基之一——“物理学方法”的片面性,其方法论梁柱是脆弱的。

  二、本体论根基的倾斜

  波普在本体论方面的惊世骇俗之作,是提出了著名的“世界3 ”理论,强调在物理世界、精神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第三世界——客观知识即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波普非常重视“世界3”理论。 他谈到:“自主性观念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论的核心:尽管第三世界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造物,但是它也像其他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领域。”[2](P126)在这里, 一方面波普强调了第三世界的自主性是知识世界发展中最重要的事实,但也指出了这种独立性只是“部分的”,并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其思维方式无疑已由对象化思维深入到了异化思维领域,看到了人类活动产物所具有的外在性、异己性特征。

  波普的“世界3”理论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 他不仅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而且提出并详细论证了知识世界的客观存在和发展机制问题,从而以自己独特的路径先期论证了人类文化世界的存在及其特点问题,最终得出了“人类历史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强烈影响”的正确结论。但同时,这一理论也并不是不可分析的。

  第一,弱化了“世界1”的充分价值。 虽然波普在实质上总是以人类的创造活动为中介论及“世界3”的产生及反馈作用, 但在行文过程中,他却经常偷换概念,将人的创造活动仅仅限定在主观“世界2 ”的范围内。我们知道,虽然科学知识的发展主要与精神生产活动密切相连,但在总体上,并不能脱离人类的整体实践活动,而后者,在根本上是综合“世界1”与“世界2”双方各因素的主客体相统一的活动。波普否认这一点,也就否认了知识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内在联系,忽视了后者的不可或缺性和基础地位。

  第二,在对“世界3”理论的价值应用过程中, 波普的思想又确实存在夸大“世界3”的自主性、自律性、 非限制性的极端化一面——“世界3 ”有成为一个完全自主世界的倾向:“尽管第三世界是我们创造的,但它基本上是自主的”[2](P127), 这就为其思想蒙上了神秘性、不可把握性与不可知论的罩衣。其实,波普正是以此极至态度看待历史进程的。历史发展被他赋予了突变进化的性质,同时,这也成为他反诘所谓“历史决定论”的重头筹码,主要体现在其著名的五项式中(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1](序)

  值得关注的是,这三段论推理并不具有真实的严密性。因为要想使a.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逻辑自恰的特征;b.结论具有对其所批判的历史决定论内涵的严密针对性,那么,这一推理应该是这样: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决定性影响。

  (2 )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精确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

  (3)所以,我们不能精确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A.无疑,如果按照我们这里的正确推理过程,那么,波普是一定要被冠以知识决定论的“雅号”的。其实,在思想实质上,波普并不是一个知识决定论者。相反,他特别主张:“我们的现实由三个世界构成,它们相互联系,以某种方式相互作用,也部分地相互重叠。”[3] (P8)在真实的历史进程问题上,他无疑也是持自然和历史双向统一的立场的。以上辨析虽然并不构成波普思想的要害,但至少也能说明其理论主张与具体运用之间缺乏逻辑的自恰性与严密性,产生了一个“世界3 ”既“自主”又“部分自主”的悖论。

  B.在《贫困》一书中,波普自己也指出:“这个论证的决定性步骤是论题(2)。 我以为下列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1](序)在当今波普哲学的许多研究者中, 特别是一些对波普思想知之甚少的人,总是单依此开篇就认为波普是在主张未来的完全不可预测性。但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首先,波普的“预测”一词,本身就是在完全、精确的意义上使用的。波普是一个坚定的非决定论者,在此意义上他反对精确预测的实现,但他并不反对人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测,并不否定人们具有预测能力。正像《科学的终结》一书的作者亲耳听到的那样:“没有什么是完全可预见的。”[4](P39)

  在20世纪物理学领域的重大重构过程中,存在着以爱因斯坦和玻尔为代表的理论上的尖锐两极对立,现代物理学领域呈现着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各执一端、互不相让的态势。波普哲学,究其实质,是在哲学领域对这一分立状况的内在超越。一方面,他认为,爱因斯坦死抱着决定论不放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批判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认为非决定论是不够的。他说:“我们必须是非决定论者;但是我们还必须设法了解人也许还有动物是怎么会被诸如目的、宗旨、规则或协定之类的东西所‘影响’或‘控制’的。这就是我们的中心问题。”[2](P241)因此, 波普哲学在思想实质上是决定性与非决定性的统一。

  具体在科学知识增长问题上,波普主张人的“猜想—反驳”的创造机制是“世界3”产生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因之一。首先, 他崇尚猜想, 主张大胆地假设,其目的在于弘扬人性中非确定性、非理性因素的价值,肯定间断性、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但他又明确谈到:“任何人要是从亚当出发的地方出发,也不会比亚当走得更远。”[2](P130 )波普完全承认猜想本身是建立在人类既有知识成果、理论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其次,波普据以进行理论反驳的根基是实践检验,运用经验证伪原则,但经验、事实等无疑具有明显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是可以进行量化处理的。这样,既然知识增长机制的每一环节都有确定性、连续性的因素内蕴其中,这些因素就可以为其发展提供一个可能性空间或大致的方向和领域,因此,科学知识的增长也就不可能具有纯粹的偶然性了。

  另外,“猜想—反驳”创造链条之根本继续,最重要的在于问题的发掘和呈现。波普的偏颇之处,是将这一环节仅仅归结于科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忽略了其与人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紧密相关的特性。而后者的受制约性,亦将影响知识创造活动的进行。“世界3 ”的发展决不是纯粹突进、不可预测的。波普所反对的,只是精确预测观。否则,这就与其倡导的人的自由与解放自相矛盾,其本人也就将被戴上“人的贫困”的帽子了。事实上,未来学的发展就是对主体预测能动性的证明。

  第三,波普虽然特别强调了知识世界的独立自主性,并看到了它具有相对于人的外在性和异化性,但一方面,波普并没能深入指出这种异化所具有的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性质,另一方面也并没有特别注重从主体角度,从人的活动所具有的不断对异己事物进行把握、认知、驾驭、批判和扬弃的性质的角度说明问题。从而,在知识世界的自主性与人的主体创造能力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其思想内部矛盾重重。

  综上所述,波普在本体论思想根基上的倾斜及其在应用过程中将知识世界绝对化、取消社会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做法,构成了其历史规律虚无论的又一前提。

  三、审思历史规律

  基于其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逻辑基础,波普以其自然科学的规律观为杖尺,对历史领域进行了独断地切割、剪裁。

  波普是一个非决定论者,但其规律观,却带有明显的机械论性质。波普赋予规律以超时空的性质,这实质上是在经典力学的意义上谈论规律,意在以机械决定论的推理批驳决定论。其逻辑是,既然只有动力学规律才具有严格精确、单一必然的性质,才是自然规律的惟一范例,那么,作为缺失严格确定性和单一必然性的统计性规律就不具有严密的性质。他用这种规律观来裁决历史规律的存在权,当然,一方面,将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唯物史观承认历史规律的存在,他就不加分析地将之划入了机械决定论的行列。

  但这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其借以剪裁历史规律存在与否的自然规律观本身是受置疑的。

  一方面,即使是自然规律,其作用发挥也是有条件、有范围的,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另一方面,随着科学世界图景的不断扩展,特别是微观世界景观的向前发展,人们认识到,并不存在纯粹客观的检验基石,认识主体及其活动总是作为一种必要和不可分割的成分进入认识部分,存在与理解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自相关性;在个体与整体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人们越来越看到,从假设单个粒子的牛顿运动方式并不能逻辑地导出宏观体系的统计特征,二者之间不具有绝对的对称性,其对称性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表现为事物的宏观属性。统计规律的出现,作为对牛顿规律的严峻挑战,以广义因果律宣告了单值连续性因果律的破缺,同时也就宣告了波普规律观的片面。

  其次,波普对唯物史观规律观的理解有失偏颇。

  1.基于其机械论的规律观内涵,波普同样在“绝对规律”的意义上来理解唯物史观的规律观,否定其相对性的一面。“希望我们可以在某一天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好像牛顿发现物体运动规律一样,不过是这些误解的结果。因为根本不存在与物体运动相类似的社会运动,所以不可能有那种规律。”[1](P91)

  波普的指责,主要针对马克思的命题:“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具体来讲,指涉经济规律作用的发挥:“就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而论,这个法则是经济法则;全部历史被解释为阶级间争夺经济优势的斗争”。[5](P28)波普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单向性,无法进行经验检验。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予以了辨析;其二,认为这一规律强调的是,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需要人们的任何努力、任何创造就会到来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存在着一个作为外在支配力量的宿命规律实体。但在事实上,马克思的这一命题已经摆脱了维科、康德等人在这一命题上的神意、自然律的内涵,取缔了其绝对的性质。

  关于社会历史的根本性质,马克思最为强调的是其实践性:“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6](P77)“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6](P47)因此,在哲学的意义上,实践范畴不仅内含客观性、规律性的一面,还包括主体性、超越性的一面。马克思的根本哲学立场,是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其思维方式,是超越传统主客二分式思维方式的现代思维方式。正像恩格斯在晚年通信中所说的那样:“按照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对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中的因素以应用的重视。”[7]( P695—698)因此,历史规律的本质是实践规律。 正因为实践范畴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能够完成主体客体化的过程,所以,社会历史的发展才具有了“自然历史过程”的特征。实践是主词,而历史规律只能是宾词。说规律是客观的,普遍的,只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节奏和特点,说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似自然、有条件、受限制性的一面,它为人们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概然的可能性空间。

  在本质上,唯物史观的规律观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主体创造活动总是内在相关的:

  (1)历史规律并不是预成的、永恒的,存在产生、 变化和终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借他人之口表明了自己的正面观点:不存在永恒的历史规律,随着人们生活实践的不断向前进展,规律的具体内涵也不断改变。它发端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并随生活实践节奏的改变而改变,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期发挥作用的某一具体规律,终将为人类实践活动深入继续所生成的新的规律所代替。我们可以想见,在极至的意义上,如果人类的历史实践进程结束,那么,历史规律亦将不复存在。规律并非“既不可以创造,又不可以消灭”。

  (2)历史规律作用的实现,总是在人们有目的、 有计划的具体活动中进行的。社会历史规律的呈现具有与自然规律不同的特点和方式,离开了人的活动,历史规律就缺失了呈现的途径。正如恩格斯所说:“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边的。”[7](P697)历史规律能否实现, 正是取决于人类生生不息的实践和创造。社会历史领域是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

  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规律,可称之为一种“普遍规律”。但即使是这一规律,一方面,其具体作用方式也并非一成不变,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另一方面,在性质上,它也仍然摆脱不掉经典作家关于其“概念性”本质的界定。规律中所讲的“必然”,其客观性的实现,必须要有赖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实践活动。

  2.在波普看来,社会历史领域只能进行个案分析,不能进行整体把握和联系,只存在于具体事物之间,不存在于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中。这样,他就否认了对历史整体进行把握的可能,否认了理论历史学的存在。

  首先,我们认为,充分考虑到并积极促成事物发展所需要的条件,这本身就是对事物之间所存在的连续性的承认和尊重,就是对共性和规律性的认可,因为后者并不是绝对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产生,其要旨之一,正在于进行对抽象地把握世界的德国传统历史哲学的批判。在马克思晚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将“一般历史哲学”的内涵界定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因而别人这样看待他,“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8](341—342)马克思所致力于“终结”的, 正是这样一种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绝对理论。因此,正像马克思宣布了“哲学的终结”,但终结的只是德国古典哲学一样,“一般历史哲学”也正由于马克思而摒弃了绝对的、纯抽象的性质,才成为人们对自身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学问。但这种反思只能标识一种总体的、一般的趋势和进程,却不能规定每一个具体细节。马克思明确说道:“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6](P74)

  第三,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观做以绝对化、实体化理解的基础上,波普将唯物史观划入了历史宿命论的行列,称之为“历史决定论”。“这些法则能够发现,在它们的基础上能够做出关于人类未来的预测……对那些相信这一点的人来说,它提供关乎人类历史终极结局的确定性。”[5](P26—27)在波普的视野中,历史决定论只具有一种含义,即拉普拉斯严格决定论的内涵:只要知道宇宙某一瞬间全部初始条件,就可以完全无误地回索过去和预见未来。但这一置疑是无根基的,实际情况是:

  A.存在两种共产主义。一种是哲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其内涵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本质上,属于表征人无限本性的理想范畴,体现了人对永恒的追求,对于有限性的人来讲,实际上是不可企及的乌托邦;另一种是政治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讲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6](P87)也就是说,真正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外在的规律实体,而是现实的人的活动。

  B.经典作家从未给自己的学说冠以决定论的名号,只称其为唯物史观或科学的历史观,而且,他们对决定论是持明显的批判态度的。恩格斯说道:“与此对立的是决定论,它从法国唯物主义传到自然科学中,并且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一切都是由一种不可更动的因果锁链、由一种坚定不移的必然性所引起的事实。”[9] (P561)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也主张“超出决定论”,反对“拖回到决定论的圈子里”,而且,它们在决定论一词前面未加任何的修饰语,即反对所有的决定论。这样,如果按照马恩的原意,即使我们今天澄清了波普等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机械化理解,我们还是不应该称唯物史观为决定论。但至少,反对线性因果决定论是唯物史观的应有之意。

  C.波普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主旨界定为历史预测,这是不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既然历史发展不是预成的、线性的,那么,也就不存在某种不可改变的、注定的方向和目标,因此,也就不可能进行精确的历史预测。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0](P33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但却与任性无缘,是间断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展开的。当然,这可以是一个很大的程度和范围,但无论如何,不会是无限的,即使它呈现出极大的偶然性质,其中也仍然会包含着必然性的因素。据此,就可以进行大体的预测。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其必然包含指向未来的向度,具体来讲,就是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作出大体的预测,以指导现在,这一做法不仅体现了一种科学性,而且,这在本质上是由人的存在方式决定的,是对人的自由、超越本性、对其主体创造能力的深刻弘扬,体现了人总是要设定未来、指导现在的一面。人们对未来的关注,本质上,是对人自身命运的关注。

  综上可见,波普建立在绝对规律观基础上的对唯物史观的规律观及其机械决定论性质的理解,实际上是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误读。

  波普虽然基于其绝对主义规律观而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但事实上,他并不否认社会现象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主张历史科学有寻找事物之间因果联系、进行因果解释的使命;在其历史发展的“趋势说”中,对趋势的“有条件性”的规定,也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在波普历史观的深处,是可以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对话的。规律与趋势并不是如他所讲“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1](P91),而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首先,趋势是规律的外在表现形式,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马克思主义的规律观从未具有“无条件”的绝对性质。规律体现的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的总体趋势,但这种必然和一般的实现是和偶然与具体的存在相统一的。在这种意义上,规律的获得,就具有了统计学的量化意义。在谈到价格运动时,马克思曾经讲道:“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及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11](P181)事实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讲的“按客观规律办事”,并不是说要按照某一固定不移的永恒原则去办事,而是说,要根据在对现实趋势进行分析基础上所得出的对事物发展前景的判断去办事,按照分析所得出的最大可能性去办事。

  作为趋势而存在的规律,在具体作用方式上,就牵涉到“规律和度的关系”问题。正像黑格尔所说:“它有一个幅度,在这个幅度内,它对于变化仍然是漠不关心的,它的质也不改变。但是,在这种量变中,出现了一个点,在那个点上,质也将改变。”[12](P401)因此,规律一方面标识了界限、限制的含义,规定了人的行为具有“不得不”的性质,也就是说,人们创造活动的展开、历史的演变具有一种“别无选择”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规律还内涵着幅度、扇面、域值的规定,在它之内,事物发展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是可以随机选择的、不确定的,从而,这就为偶然性和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空间”。这种张力、差距、可能性空间的存在,就构成了人们自主活动的意义指向和价值所在。

  其次,在唯物史观看来,规律与趋势确有区别。

  一方面,趋势是现实的、可感的,因而是易变的,而规律的客观性是内在的。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确定的、必然的联系,因而它是一种关系性范畴。具体到社会历史领域,就是指涉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活动与其活动结果之间的关联。这种联系是客观的,其存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规律虽然根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但正由于它具有这种现实的根基和依据,它一经产生就开始不断展示其存在——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力量介入历史进程。马克思的贡献就在于,他看到了“人要生活,就要进行生产,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并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相反,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总会有规律的一席之地。具体来讲,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如果能够遵照这一规律办事,就会加快历史的进程;反之,如果违拗了这一规律,则会付出更大的发展代价。它支配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且规定着历史发展的大体方向。

  另一方面,对事物发展趋势的判断,多是采用量化方法获得的,统计规律大体上具有平均值、概率的性质,这既说明了统计规律的性质和特点,同时也显示了它的局限。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整体的性质与各要素的状况密切相关,但并不等同于各要素之和的简单相加和平均,它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相应地,作为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也就摆脱了脱离人的自觉能动活动、自我认识过程的单线性经济必然性模式,成为在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中表现出的线性和非线性相统一的“历史合力”(恩格斯)。在社会历史领域,作为因果规律,它具有非线性和多义决定性;另外,规律作用的发挥还包括统计规律和系统规律两种形式。因此,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说明就应当包括因果规律、统计规律和系统规律三方面。惟此,才能既揭示规律本质的辩证性,又体现它与现实的联系。社会历史规律是解释性和描述性的统一,是定性和定量的统一。

  波普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将历史规律与上帝相等同,赋予了其以无始无终,创造一切的完满性,从而认为这种规律在本质上泯灭了主体的价值,是无人的规律。经过上面的辨析,我们看到,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自主活动,总体上是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的。规律与人,既相分离,人受规律的制约和限制,同时又相统一,规律并不具有外在于人的超人性质。正是通过人的自主活动,规律才不断被认识、被纳入人的视野,规律的限制性才不断被扬弃,其盲目性日呈减小趋势。另外,从基本事实我们也看到,以往的历史,人们虽然受经济必然性的强烈制约,但这一历史同时也是人们不断与之抗争的历史,时刻体现着人们对必然性的超越。在本质上,规律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

  收稿日期:1999-12-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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