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工业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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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英文标题:Transfer of Industrial Land,Bottom Line Competition of Investment Quality and Emission of Industrial Pollutants:An Empir

内容摘要:在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工业用地出让是地方政府实现发展目标的最重要手段。在晋升竞争和区域引资竞争的双重压力下,通过扩大工业用地出让规模和降低引资质量要求以吸引尽可能多的工业项目落户本地成为地方官员快速积累政绩的理性选择。然而,工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的自身特点也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会带来更多的污染物排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采集等方式形成的2007-2013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扩大工业用地的出让规模将小幅显著增加各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而当地方政府以协议出让方式吸引投资时,相关工业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显著且较大幅增加各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这表明相较于扩大工业用地出让规模的竞争行为,地方政府降低引资质量要求的底线竞争行为对地区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

关键词: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工业污染排放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工业污染排放.[J]或者报纸[N].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4):107-114

正文内容

  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那种寻求一切可能的来源进行投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①。在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然而,在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的同时,中国的环境污染却日益加剧。世界银行集团的报告显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中国58%的城市年平均浓度超过100微克/立方米,只有1%的中国城市人口生活在年平均浓度低于40微克/立方米的地区(而美国全国年平均浓度为50微克/立方米);中国7大水系中54%的水不适合人类使用②。从2012年冬季开始,中国各地更是频繁出现持续、大范围的含有大量污染物的雾霾天气。因此,在当前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或达到上限,绿色发展迫在眉睫的背景下,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问题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以土地出让为招商引资主要手段、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与环境污染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如果存在联系的话,这种作用的强度是多大?

  现有文献中关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土地出让对经济增长和转型的影响。如,有学者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揭示出控制土地要素定价权服务于地方整体治理绩效(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提升③④。在这种逻辑下,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工业用地出让在内的土地出让对地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⑤⑥。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和中央对经济转型的强调,有关土地出让对经济转型影响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实证研究显示,工业用地低价出让的积极作用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减弱,甚至对经济转型产生阻碍作用⑦。同时,工业用地出让的过度竞争还造成产业转移经济增长绩效的降低⑧和经济结构的失衡⑨等问题。近两年,土地出让特别是工业用地出让的环境可持续性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新兴热点。其中,一部分学者从土地管理的视角出发,指出工业用地出让竞争造成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中工业用地比例过高⑩,进而造成城市过度扩张及城市土地尤其是工业用地使用效率的低下和非可持续(11)(12)(13)。另一部分学者从更广泛的环境保护视角出发,指出竞相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发展模式不具备环境可持续性(14),而且是水、土壤、空气等生态环境立体污染与严重透支的主要根源(15)。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研究仅基于直观的经验事实论证工业用地出让及其恶性竞争带来的生态环境弊端,并未通过严格统计分析检验工业用地出让的规模、结构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将利用2007-2013年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的规模、结构与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进展:一是将运用大数据采集技术获取样本城市工业用地出让的详细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地方政府的工业用地出让行为;二是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工业用地出让方式的环境可持续性,并将系统阐述“官员治理模式→官员晋升竞争→政府土地引资竞争→工业用地买方市场下的政企行为→污染物排放增加”的因果链条;三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尝试运用面板分析方法定量检验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的规模和结构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与假说提出

  (一)理论基础

  1.任期有限条件下的晋升竞争。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和高层级政府在向下级政府进行行政分权、经济分权的同时,在政治上仍然保留着以人事权为核心的控制机制,并通过设立官员选拔任用的绩效标准为地方政府设置“指挥棒”。地方官员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绝不能仅仅完成底线要求,而必须千方百计胜过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出于培养、交流、提拔干部的实际需要,中国地方官员(尤其是地方党政负责人)的调动非常频繁,换言之,官员在同一职位上的任职时间通常不长。在地级市层面,市委书记、市长的平均任职期限不到3年(16)(17)。在县级层面,据中组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县委书记平均任期也仅为两年零七个月(18)。而官员的任期会深刻影响其心理认知、决策和行为(19)。官员在面临较大可能被更替时,对前景不确定性的感知就会增强,从而加剧官员为晋升而产生竞争(20)。

  2.晋升竞争环境下的土地引资竞争。为了在晋升竞争中胜出,地方官员必须“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也即通过控制和整合辖区内的各类资源以实现政治上最优的经济发展目标。然而,在中国中央集权型单一制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很难通过税收、借贷以及发行货币等方式施展其经济权力和发展“抱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突破现有制度的限制,将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外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源控制和调配能力,成为了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现实问题。幸运的是,中央政府在关上“前门”的同时,却为地方政府留了一扇“后门”——根据现行法律框架,城市建设用地的所有权属于地方政府。所以,对地方政府而言,城市建设用地及其所蕴含的潜在价值便成为必须加以大力“开发”的优质资源,尤其是直接用于吸引制造业投资的工业用地。于是,土地尤其是工业用地出让便成为地方政府推进政策招商和要素引资,勾连、动员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机构和组织,实现政绩的最主要手段(21)。相关实证研究同样表明地区之间的土地引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官员晋升竞争的产物(22)。

  3.土地引资竞争环境下的工业用地买方市场。综上所述,通过工业用地出让吸引资本投资以拉动辖区经济快速增长是晋升竞争环境下地方官员的理性选择。同时,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规定,工业用地在内的国有建设用地的一级市场垄断开发权由市、县级地方政府掌握,因此土地引资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就是市、县级地方政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地级区划数333个,县级区划数2854个。由此可见,在全国工业用地出让市场上存在着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土地引资主体。另一方面,资本天然具有流动性,且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部门,其重要特点就是缺乏区位特质性。换言之,这些企业并不是为本地消费者进行生产,而往往是为其他地区乃至他国的消费者生产产品,同时这些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对生产成本非常敏感,也很容易进行工厂区位的调整。因此,在各地引资竞争和制造业部门较高流动性的双重作用下,工业用地出让形成了全国性的买方市场。

  4.晋升竞争和工业用地买方市场下的政企行为。在晋升竞争和工业用地买方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地方官员普遍热衷于引进对经济增长具有快速拉动作用的工业项目,并在土地引资竞争中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底线竞争性质,主要表现为竞相扩大工业用地出让的规模、竞相降低工业用地出让的实际价格以及竞相降低工业用地出让的引资质量要求。鉴于前两种形式的底线竞争易于证明且在文献综述部分已有论述,因此本节将重点阐述地方政府降低引资质量要求的底线竞争。

  需要指出的是,降低引资质量要求的底线竞争往往与协议出让这种特定的土地出让形式相关联。其理由如下:一方面,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当且仅当同一宗地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时地方政府才可采取协议方式出让。这意味着协议出让方式天然缺乏竞争性,政府对于用地对象和价格具有绝对的控制权(23),从而导致协议出让地价往往严重偏离土地市场价值(24)。从表1可见,即使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当前的招拍挂等非协议出让方式无法完全反映土地市场价值的情况下,协议出让工业用地的均价仍大大低于非协议方式出让工业用地的均价。而中低端制造业企业恰恰对生产成本非常敏感,因而在招拍挂等竞争性较强的供地方式中高价购地的可能性较低。反之,一家企业如果技术先进,产品竞争力强,盈利前景乐观,则有能力支付较高的购地费用。相应地,其投资地的政府也不必担心自己心仪的厂商在招拍挂程序中落马。另一方面,国务院2006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国土资源部、监察部2007年发布的《关于落实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都明确要求“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并提出强化执法监察。在这种情况下,一宗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工业用地很可能透露出以下信息:政府只为该地块找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意向用地者,且政府可能出于“稳增长、保就业”等考虑接受了这个意向用地者的购地申请。综上所述,协议出让工业用地很可能意味着投资项目质量较低。最近的研究也发现,通过协议出让引进的工业项目对于工业增加值、GDP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暗示了协议引资的项目质量较差,从而直接证明了引资质量底线竞争的存在(25)。

  表1 样本城市非协议出让与协议出让工业用地的均价比较

  

  注:样本城市包括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具体情况详见后文“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部分的说明。

  企业在获取工业用地的使用权之后必然要使其发挥最大效用,而由于地方政府竞相降低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并提供补贴性配套基础设施等优惠条件,从而使企业资源获取成本降低,投资成本和风险外部化,助长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26)。而工业生产本身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强度更大,大部分工业生产往往伴随着大量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排放(27)。更严重的是,在引资质量底线竞争存在的局面下,那些工艺落后、装备简陋、环保意识淡薄的企业难以被淘汰,而这些企业往往会通过排放更多污染以赚取利润。

  (二)假说的提出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任职时间有限的地方官员为了快速积累政绩,以土地为筹码吸引尽可能多的工业项目落户本地成为其理性选择。同时,在工业用地买方市场的局面下,地方政府进一步采取了扩大工业用地出让规模,降低工业用出让价格和引资质量要求的底线竞争行为。另一方面,企业则会采取过度投资,加大污染物排放等行为。而这种主要由投资、要素拉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将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相应的,本文的核心假说如下:

  假说1: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面积越大,当地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将会越多。

  假说2: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中协议出让面积比例的提高,将会使当地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进一步增加,且其影响强度将大于单纯增加工业用地出让面积(28)的影响。

  三、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设计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工业用地出让之后,工厂建设通常需要2年左右,也即绝大多数工业项目会在土地出让后的第3年(t=2)建成投产,因而工业用地出让对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效应。在此基础上,研究设计了如下模型:

  

  在模型中,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i在T年的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进行测度。IL和ILGA为主要解释变量,其中IL(Industrial Land)表示城市i在T年的工业用地出让面积,ILGA(lndustrial Land Granted by Agreement)表示城市i在T年的工业用地协议出让面积比例,t=0、1和2分别表示当年、前1年和前2年。X代表模型引入的一系列控制变量。根据本文的研究主题,并参考以往相关研究,引入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人均实际GDP(Per Capita GDP),用以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2)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用以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的潜在非线性影响;(3)人口密度(Density);(4)第二产业占GDP比重(GDP2_r),用以控制产业结构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5)第三产业占GDP比重(GDP3_r),用以控制产业结构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6)工业企业数(Number),因为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也会源于原有工业企业的贡献。此外,αi表示城市i在样本观测期内的不变特性。是一组年份虚拟变量,用于控制所有样本城市共同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为误差项。

  本文采用GDP平减指数对名义人均GDP进行消胀处理,首先设定2006年为基期,在此基础上从省级统计年鉴或有关市级统计年鉴获取各样本城市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据此计算出GDP平减指数并对各样本城市的名义人均GDP进行调整。

  (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数据来源说明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注:由于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起,工业烟尘排放量的指标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的指标所替代,因此表格中工业烟尘排放量的数据起止期限为2007-2010年,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的数据起止期限为2011-2013年。

  以往研究除极个别使用小范围调查数据或非公开数据外,普遍采用从《中国国土资源年鉴》或《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获取的“协议出让”或“工矿仓储用地”出让有关指标作为“工业用地”出让的测度指标,但是这种做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协议出让是一种供地方式而非土地出让用途的表征,另一方面工矿仓储用地出让的指标包含了工业用地、采矿用地、仓储用地三种用途土地出让的情况,而不仅仅是工业用地。所幸的是,2006年8月开始实施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明确要求市县级政府国土部门必须在中国土地市场网上事先公布每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计划,并且在事后公布各宗土地的出让结果。基于这个前提,研究利用基于Java的HttpClient开发的爬虫程序模仿浏览器从中国土地市场网出让结果公告栏目(http://www.landchina.com/default.aspx?tabid=263)采集了样本城市2007年01月0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每一宗工业用地出让交易的详细信息,包括供地政府、地块坐落、面积、出让方式、成交金额、投资企业等信息。在此期间,除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外全国共发生了245772宗的工业用地交易,考虑到少数城市(如拉萨)的其余指标(如各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指标)存在缺失情况,因此没有把这些城市列入数据采集范围。最终,研究采集了232671宗的工业用地交易信息,并据此整理得到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15个副省级城市、253个地级市)工业用地出让的数据集。

  模型所涉及的其余指标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四、分析结果和讨论

  根据上文设定的计量模型,研究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数据分析(29)。实证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工业用地出让对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注:(1)括号内为相应T值,而*、**和***分别代表P<0.1,P<0.05和P<0.01;(2)变量名称后的“_0”、“_1”、“_2”分别代表当年、前1年和前2年。

  从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对各种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来看,除了前2年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对烟(粉)尘排放量的影响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以外,其他所有工业用地出让面积的回归系数都达到了统计显著性水平,且绝大多数回归系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此可知,假说1基本得到了证实。从对不同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来看,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对烟尘和烟(粉)尘排放量的影响强度最大,回归结果表明:如果一个城市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增加1个百分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烟尘排放量将在当年、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增长0.064%、0.114%和0.073%,烟(粉)尘排放量则将在当年、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增长0.107%、0.118%和0.026%。而研究发现工业废气中的烟尘和粉尘是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主要来源,因此烟(粉)尘排放量的增加对于城市空气质量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对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所有回归系数都至少在5%的水平下高度显著,其影响强度总和分别达到了0.152和0.150。

  从工业用地协议出让面积比例对各种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来看,当年协议出让面积比例对各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均不显著,且影响方向有正有负,尚不明朗。前1年协议出让面积比例对各种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仍然均不显著,但影响方向却都转为正向。而前2年协议出让面积比例对废水、二氧化硫、烟尘排放量的回归系数都已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并在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且其系数的绝对值也较当年、前1年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变大,同时也明显大于前2年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对相应污染物排放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对废水、二氧化硫、烟尘排放量的回归系数的3.18倍、3.02倍、3.29倍)。这种情况表明前2年协议出让面积比例的提高相较于工业用地出让面积的增加将对污染物排放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一是协议引进的工业项目确实整体质量较低,生产工艺相对落后且环保装备不足,一旦这些项目正式建成投产(也即土地出让后的第3年,t=2),其高能耗、高材耗、高污染的特点也就会随之“暴露”;二是在晋升竞争和区域竞争的压力下,本应履行监管职责的地方官员其履职动力被严重弱化,对违法排污企业往往采取放任态度或选择性执法(30)。综上所述,假说2部分得到了证实。

  以往研究指出经济增长本身不会自动改善环境,环境污染的减少依赖于产业结构转型、技术进步以及政府的环境管制(31)。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和相关学者的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走上了产业结构过度依赖对GDP贡献较大的工业(样本城市观测期内第二产业比重平均为50.6%,而第三产业比重平均为35.6%即是明证)。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许多地方还掀起了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政绩工程”建设热潮(32),生产要素投入结构过度偏重廉价土地、劳动力等一般性要素的“捷径”。然而这种粗放型发展模式尽管短期可以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却很难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和技术进步,政府的环境管制也必然松懈,因此不具备长期的资源和环境可持续性,并且容易滋生出各种“次生灾害”。一方面,在公民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所热衷的工业项目,特别是重化工业项目,往往由于会带来(甚至仅仅被认为会带来)较多的环境污染而引起社会的忧虑和不满,极易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从而直接恶化地方社会治理。另一方面,这种以土地为基础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使得政府的发展属性过强,公共服务功能欠缺,且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难以厘清,导致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难以真正落实,并拖累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建设步伐,从而也无法为经济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最后,从各控制变量与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关系来看,人均实际GDP及其二次项对废水、二氧化硫、烟尘及烟(粉)尘排放量的影响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但其对废水、烟尘的回归系数呈现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的情况,表明经济增长与这两种污染物排放量之间可能存在“倒U形”曲线。人口密度对废水、烟(粉)尘排放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意味着人口密度增加导致的人类活动频繁将带来更多的工业污染。第二产业比重对二氧化硫、烟尘、烟(粉)尘排放量具有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工业企业数对各种污染物排放量都具有高度显著的正向影响,反映出原有工业企业对污染物排放的贡献。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07-2013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的规模、结构对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当年、前1年和前2年扩大工业用地的出让规模,将小幅显著增加各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而当地方政府以协议出让工业用地这种方式来吸引较为“劣质”的投资时,一旦相关工业项目建成投产,将显著且较大幅增加各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这意味着,相较于扩大工业用地出让规模的竞争行为,地方政府降低引资质量要求的底线竞争行为对地区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

  针对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局面,建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破解。首先,应进一步推进土地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这一改革应定位于改变工业用地作为地方经济发展配套政策工具的性质,恢复其作为资源和要素的基本特征,以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发挥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具体而言,在近期应加大推行工业用地的阶梯价格制度,按照“创新论英雄、亩产论英雄、节能论英雄、减排论英雄”的理念建立健全工业企业分档评级制度,并按照企业评级结果构建差别化的用地价格机制及税收政策,从而形成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同时,应拓宽土地进入市场的政策渠道,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如,继续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允许存量工业用地的市场交易等。从长远来看,应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大方向,从产权角度保障不同主体在土地市场供应上的平等地位,政府从土地供应中抽离出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土地市场。其次,应进一步强化土地利用的统筹规划和社会监督。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的“分区制(Zoning)”(33)在保障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建议由省级政府在《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基础上制定省域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具体规划,合理进行生产力空间布局,统筹各类产业用地,列出土地利用的“负面清单”及认定标准并向社会公布,从而从顶层设计和公众监督双管齐下遏制市、县级政府工业用地出让的恶性竞争。最后,应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一方面,应健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加大环境损害、资源消耗、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等指标的权重,同时应探索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改变传统考核模式下的政府官员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应建立区域绿色发展财力奖补机制,包括整合生态环保财政政策,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放财政收费制度,实行更严格的工业污水排放、废气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等。

  ①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②World Bank,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Economic Estimates of Physical Damages,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0,pp.3.

  ③曹正汉、史晋川:《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④曹正汉、史晋川、宋华盛:《为增长而控制——中国的地区竞争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行为》,《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

  ⑤杜雪君、黄忠华、吴次芳:《中国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财贸经济》,2009年第1期。

  ⑥梁若冰、韩文博:《区域竞争、土地出让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经验分析》,《财政研究》,2011年第8期。

  ⑦雷潇雨、龚六堂:《基于土地出让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管理世界》,2014年第9期。

  ⑧罗若愚、张龙鹏:《承接产业转移中我国西部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绩效》,《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7期。

  ⑨柳庆刚、姚洋:《地方政府竞争与结构失衡》,《世界经济》,2012年第12期。

  ⑩Yuzhe Wu,Xiaoling Zhang & Martin Skitmore,Industrial Land Price and its Impact on Urban Growth:A Chinese Case Study,Land Use Policy,Vol.36,No.1,Jan.2014,pp.199-209.

  (11)武彦民、杨峥:《土地财政、城市产出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12)熊强、郭贯成:《中国各省区城市工业用地生产效率差异研究》,《资源科学》,2013年第5期。

  (13)郭贯成、温其玉:《环境约束下工业用地生产效率研究——基于中国33个典型城市非期望产出的考量》,《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6期。

  (14)陶然:《中国新城镇化应走出当前改革误区》,载厉以宁、吴敬琏、周其仁主编:《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15)孙永正、勾丽:《工业地价与居住地价“剪刀差”的弊端及其治理》,《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8期。

  (16)刘佳、吴建南、马亮:《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

  (17)杨其静、彭艳琼:《晋升竞争与工业用地出让——基于2007-201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年第9期。

  (18)舒泰峰:《县委书记“升级”争议》,《决策探索》,2009年第10期。

  (19)马亮:《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3年第2期。

  (20)Maria Gallego & Carolyn Pitchik,An Economic Theory of Leadership Turnover,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8,No.12,Dec.2004,pp.2361-2382.

  (21)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22)杨其静、彭艳琼:《晋升竞争与工业用地出让——基于2007-201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年第9期。

  (23)王媛、杨广亮:《为经济增长而干预: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策略分析》,《管理世界》,2016年第5期。

  (24)姚丽等:《新型工业化下土地集约利用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25)杨其静、卓品、杨继东:《工业用地出让与引资质量底线竞争——基于2007-201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4年第11期。

  (26)黄健柏、徐震、徐珊:《土地价格扭曲、企业属性与过度投资——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地价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3期。

  (27)谭洪波:《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存在工业偏向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12期。

  (28)指以招标、拍卖、挂牌等非协议方式出让的工业用地的面积。

  (29)考虑到数据的平稳性问题,研究对人均实际GDP进行了对数处理,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其平方值。

  (30)孙海婧:《任期限制与地方环境规制中的短期行为——基于代际的视角》,《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年第3期。

  (31)Gene M.Grossman & Alan B.Krueger,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0,No.2,May 1995,pp.353-377.

  (32)吴敬琏:《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33)“分区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进行土地管理的基本方法,旨在确定城市内不同区块的土地用途以及土地开发的强度,具有法律效力。“分区制”土地管理的核心是既要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进行经济开发,也要保护土地资源的自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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