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到“意义”的个案研究外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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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通过与统计调查对比

英文标题:The Generalization of Case Study:From Logic to Significance—Compared with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

内容摘要:本文对个案研究外推做了系统分析。分析的推进是一种从逻辑入手,到逻辑基础,再到外推意义的递进结构。每一步分析都将统计调查纳入其中与之对比,以深化对个案研究外推的解读。在分析了罗伯特·殷的“序贯访谈法”、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格尔茨的“深描说”、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法”和王富伟的“关系性个案”五种个案研究案例之后,将它们的逻辑概括为两种:“个案逻辑”和“证伪逻辑”。随之发现,个案研究与统计调查的外推逻辑基础均来自于“总体逻辑思维”,并指出:个案研究可轻度刻画总体异质性以及针对性地描述总体的“偏差”知识,统计调查则可以深度刻画总体异质性。通过个案研究与统计调查组成的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过程假设图,本文发现,个案研究自身的外推意义是贡献与局限并存的,而且个案研究与统计调查一起推动着总体认知的积累。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决定了没有完美的研究方法,个案研究亦不完美,能够在适当的研究目标里发挥价值就是它最大的意义体现。

关键词:个案研究,统计调查,外推逻辑,总体异质性,总体逻辑思维  case study,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logic of gener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从“逻辑”到“意义”的个案研究外推分析.[J]或者报纸[N].社会学评论,(20171):62-75

正文内容

  个案研究是科学研究方法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方法(Adams,1994),但每一个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都会面临这样的拷问:研究最后所得的结论除了适用于本个案还能做更大范围的推广吗?如果有,它的推广范围又有多大呢?而面对同样的外推问题,人们常常会拿“统计调查”方法与“个案研究”对比。统计调查可以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获得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从而“反应大规模总体的特征和动态”(巴比,2009:188)。也就是说,统计调查外推总体采用的是抽样逻辑(sampling logic),其理论基础来源于统计学,可以通过数据推论总体的特征与动态。

  受“统计调查”方法的启迪,人们会问个案研究是否也有这样的“代表性”?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罗伯特·K.殷,2004:123;王宁,2002,2007,2008;卢晖临、李雪,2007;陈涛,2011;李长吉、金丹萍,2011;王富伟,2012a):个案不具有“代表性”,因为“代表性”是统计调查研究的问题,个案不是概率抽样抽取出来的“样本”,所以关于个案的“代表性”问题是“虚假问题”。接着人们追问:如果说个案没有“代表性”,那么个案研究就仅局限于自身无法外推吗?实际上,人文社科类的个案研究几乎都不会局限于自身,“走出个案”是研究者们的共同追求(卢晖临、李雪,2007)。社科领域的研究者从未停下对个案研究的探索脚步,通过不同的方式不断地探索实践,时至如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案例和经验;尽管如此,对个案研究外推问题的追寻一直都没有停歇过,尤其是对比统计调查外推逻辑、逻辑基础、总体认知方向的明确性,人们还会质问个案研究的外推是否也能如此清晰明确。

  接受这种质问,本文将从五种影响较大的个案研究方法:罗伯特·殷的“序贯访谈法”、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格尔茨的“深描说”、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法”以及王富伟的“关系性个案”入手,分析它们各自的外推过程,以逻辑为线索探讨个案研究外推的意义。首先,分析个案研究的外推逻辑;然后,依据逻辑对这五种个案研究方法分类;之后,发掘不同类别的个案研究外推逻辑的思想基础,即个案研究推论总体的思维依据;最后,依照之前的分析确定个案研究外推总体的贡献及局限等意义。整个分析过程会将统计调查方法结合进去,以方便我们更好地理解对个案研究的外推。

  二、逻辑分析:五种个案研究方法的外推过程

  五种个案研究的逻辑分析是本文的基础,主要从外推范围和外推逻辑两方面进行,为了方便之后的基础与意义的分析,还包括了对其不足之处的探讨,或者涉及与统计调查对比而遭受的质疑。

  (一)罗伯特·殷的“序贯访谈法”(sequential interview)

  序贯访谈法(Yin,2002)即有时间顺序的访谈法,该访谈是以深度访谈法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连续进行的访谈个案能逐步加深我们对研究的总体的了解。前一个访谈个案的结果会帮助研究者提出下一个访谈个案的问题,在研究未结束之前所需要的案例数量是未知的。而当研究者感觉访谈的内容结果已经开始重复时,研究的目的就达到了,即针对研究的问题个案访谈已经达到饱和(saturation),对该问题有了全面的认识(Small,2009)。序贯访谈法的外推逻辑不同于统计调查的抽样逻辑,采用的是个案逻辑(case study logic)。Small(2009)曾举过一个非常详细的例子:

  Jane想要研究工薪阶层的美国黑人对移民法案的态度,他并不知道要进行多少个个案的访谈,但她清楚自己的研究目标。第一个访谈之后Jane了解到,访谈者曾遭遇拉丁裔移民的歧视所以不支持移民法案。就此Jane可以提出假设:某些工薪阶层的黑人会因为自身经历而对移民法案有着特定的认知。之后,Jane可以继续访谈,通过了解其他被拉丁裔移民歧视的黑人的情况以及没有被拉丁裔移民歧视的黑人对移民的看法来验证自己的假设。最后再将问题扩展开来,了解遭受其他族裔歧视的黑人的态度来进一步充实自己的研究。当她访谈了足够多的人,把所有的情况都了解到之后,访谈的个案就出现了重复,个案就达到了饱和,研究结束。

  序贯访谈法的使用是有一定限制的,它不适用于研究宏大的宽泛的总体,而适用于微小的具体的总体,并且限定在一定的视角范围里。在上述Jane的例子里,第一个访谈对象的看法直接决定了Jane接下来的假设以及后来的研究方向,如果第一个访谈对象认为移民的到来会直接参与到自己的职业竞争中从而不赞同移民法案,那么Jane的假设方向就会围绕着经济或者职业竞争展开,连续的有效的访谈深入依然可以使研究达到饱和,但研究结论的视角与上述的例子必然会不同。所以,序贯访谈法的外推范围是“有限的视角内”的总体,即对总体进行主观视角范围的描述分析。这样的外推范围也是它的局限所在。

  (二)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学已经中断了30年之久,为了重建中国社会学,费孝通提出了乡村学术调查,成为了延续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这个学术传统的唯一通道,费孝通先生也成为“以村落为单位进行社区研究”的领军人物(李培林,2008)。

  费孝通(2001)从一个中国村落开弦弓村开始自己的研究,《江村经济》成为了他社区研究的代表作。在此书中他详尽地描述了一个村落的整体生活,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人民饥饿问题”:由于现代工商业的冲击,农民只能抵押土地给地主,土地集中到了城镇地主的手中(费孝通,2001)。随之,费先生又进行了“云南三村”的研究(费孝通、张之毅,1990)以及“小城镇研究”(费孝通,1984),试图通过“类型比较法”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即:每一个社区个案可以视作一种类型的代表,不断地积累不同的个案就是不断地认知总体的不同类型,从而逐渐接近所认知的总体。

  总结来看,费先生是从农村个案研究开始,目标是认识整个中国社会,“江村只是我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全面了解中国农村……从中国农村去全面了解中国社会”(费孝通,2004:34)。所以费孝通先生的个案研究的外推范围是中国社会总体。而外推逻辑则要从“类型比较法”来分析。类型比较法分为两步,确定同质性类型和类型间的比较。第一步“确定同质性类型”就是将个案的自身分析总结为“一个具体的标本”(费孝通,2004:35)。我们知道,总体总是有异质性的,一个个案的确无法代表充满异质性的总体,但是每个个案都不会完全不同于其他个案而单独存在,总能找到与它有着或多或少共性的其他个案,所以一个个案可以成为与它有着某些共性个案的“同质性类型”代表,这样个案就从“个别”走向了“类别”,代表着“与所研究的个案同质或同类的其他个案的集合”(王宁,2007)。但是费先生并不满足只了解总体局部的一个“类型”。按照第一步的方法,补充了其他的类型(云南三村和小城镇研究)之后,“类型间的比较”的第二步就是,比较并解释这些类型间的不同,并以这种不断添加比较不同类型的方式达到认识中国社会这个总体的目标。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同时还引发了一些质疑声。弗里德曼(Freedman,1963)和利奇(Leach,1982)认为,只对个别微观的村落进行研究难以认知到幅员辽阔的中国总体社会。由于当时国内社会学与国外的同行几乎没有交流,国外也并不知道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后的研究,直到费孝通的晚年才得知这些质疑。面对质疑,费孝通承认了社区研究的局限:单一的农村研究不能反映城镇;结合社区的历史背景来看,在文化层次上微型社区也不同于整体文化;但他并不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完全不具备认知总体的能力。费孝通(2004:82-99)认为人文世界的“整体”不同于数学里的“总数”,存在于社会中的个体不是孤立独存的,而是由各种社会力量规范、个体自身学习外界知识而构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个别是整体的复制品”,就算只是个案研究也能做到“以微明宏,以个别例证一般”。并且,在认识中国社会总体的道路上,不仅仅只是“江村”个案而已,还有之后的“类型比较法”。王富伟①(2012a)曾指出因异质性的存在,类型比较法无法得知总体的类型总数以及各种类型所占总体的比例,使其陷入了统计意义上“个体与总体”之关系的思维定势里。但在回应国外学者的质疑里,从费孝通对“以微明宏”的解释就可以看出,费先生对于社会总体的认知方式并不是采用的“数学方式”或者说“统计方式”,而是一种“人文整体方式”,所以王富伟的质疑是缺乏依据的。

  笔者认为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的逻辑方式更偏重上述序贯访谈法的个案逻辑。类型比较法的第一种社区类型的建立,是根据《江村经济》提出了现代工商业给农村带来的土地集中的危害,这就像Jane根据第一个个案访谈提出了假设;接着费孝通选择了不同于“江村”的云南三村继续研究,并且这三村的选择是在江村经济的理论假设指导下进行的,这就像Jane为验证自己的假设接下来进行的其他个案访谈;而之后的“小城镇研究”更像是Jane的假设拓展。费孝通先生的类型比较法目的是通过类型的比较从个体逐渐接近整体,这恰好与个案逻辑一直强调的“饱和”目的不谋而合。只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社会”这样的大总体目标前,其中的类型难以达到饱和。即使像Jane一样将对象限定在主观视角内使类型容易穷尽,可这种饱和方式也不是研究的终点。因为Jane的小范围研究可以局限于某个视角,在完成该研究的撰写时可以将题目或副标题定位在“基于被研究者自身经历”的水平上。但是,在庞大的中国社会的研究目标里,谁也不会认为某一个视角的解释就足够认清中国社会的全貌。个案逻辑反而成为证明类型比较法推论总体存在漏洞的证据。个案逻辑可以促使人们增强对类型比较法的理解,却并不是证实它“完美”的最终解释。

  (三)格尔茨的“深描说”

  格尔茨认为文化分析应当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而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格尔茨,2008:5),而“深描说”正是体现了他的这种主张:即对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进行可被人理解的、深的描述(格尔茨,2008:16),这种“解释之解释”应当是“第二和第三等级的解释”②(格尔茨,2008:17)。在个案研究中格尔茨主张在“个案中进行概括”,即对个案进行详细具体的描述后进行反思性理解,然后得出有关已有知识的新洞见。具体案例实施可以参看格尔茨(1999)在《尼加拉: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的研究。

  19世纪的巴厘国家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存在,格尔茨概括其本质:“它从未走向专制……在辖制方面也没有什么规划”,它反而像戏剧一样,从国王贵族到农民群众,每个不同阶层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成为一个剧场国家。公众仪式并非是统治者巩固地位的工具,而正是国家本身(格尔茨,1999:12)。在该著作中格尔茨构建了一幅19世纪巴厘国家组织的详尽图景,通过深度的描述和解释后,格尔茨最后并没有将所得的结论推论到更大的印度尼西亚总体,而是经过反思理解后刷新了“国家”这一概念。通过对巴厘国家组织的研究,格尔茨指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国家’观念,实际上只是一种‘地方性’的产物”,它被强行变成了一种“普适性”的事物(格尔茨,1999:324)。主导的“国家”概念只定义出了它的技术维度,即治理(governance):“在一确定领域内的暴力垄断者,统治阶级执行委员会,公众意愿的授权代理人,调和各种利益的某属性机构”(格尔茨,1999:146),而巴厘剧场国家却展示了国家的其他两个维度——“地位”(status)和“荣耀”(pomp),即公众仪式和神话并不是为了实现统治目的的谋术,它们就是国家本身,构成了国家的尊严。而在政治理论方面,格尔茨认为,政治不仅是观念性的,或仅是现实性的,而是这两者结合后的象征行为。

  针对微观研究,格尔茨反对“琼斯村即美国”式的“微观研究”,也不赞同“复活节岛即试验案例的自然模式”。格尔茨认为前者是试图“在所谓‘典型’的小镇或村落中发现社会、文明、大的宗教或其他什么的本质这样一种观点是明显的胡言谵语”(格尔茨,2008:25);而后者在进行所谓的“实验”过程中,其变量是不可控的,民族志与实验室里的科学实验是不同的。格尔茨虽然没有从个案研究中获得总结性简单化的总体本质或特征,但他从中获得了理论的启迪,对原有理论进行了修正,这也是个案“走出自身”的一种方式,这种外推逻辑属于一种“归纳—检验”③型逻辑(王宁,2008),即在已有实质性理论(已有“国家”概念)的前提下,针对某个案自身进行描述总结,归纳出一般的结论或理论(巴厘的国家概念里有“地位”和“荣耀”两个维度),然后将总结的理论与原理论(“国家”概念只有“治理”的维度)进行对比验证,便补充了原有理论的不足(补充了“国家”概念为三个维度),此时个案的外推范围不再是“某种类型”、“部分”或“总体”,而是直接上升为总体相关的理论。

  (四)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法”

  “所谓拓展个案法,就是一种通过参与观察,将日常生活置于其超地方和历史性情境中加以考察的方法”(布洛维,2007:77)。拓展个案法的重点就是“拓展”二字,这种个案研究方法突破了个案研究本身所受研究视角、时间、空间以及所处情境的局限,让微观的个案研究置身于更加宏观的系统中去,目的是从“特殊”中抽取“一般”,是一种运用“反思性科学”④的民族志。拓展个案法分为四个维度,可以结合布洛维的“赞比亚化”⑤(Burawoy:1972)案例进行分析。

  1.从观察者拓展到参与者。反思性科学打破了实证科学不干预观察对象的忌讳,观察者作为参与者参与到待研究对象的具体生活中去。在赞比亚化的研究中布洛维从事着一份正式的“差事”——在铜矿工业服务署的人事研究机构对不同的职业进行评估,调整白人和黑人的薪资标准。可以说布洛维参与了赞比亚化的过程,并且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这一进程。

  2.时间和空间观察上的拓展。对于个案的观察不再局限于自身的“微观”区域,而是把更大的空间信息和时间信息的影响都纳入研究的观察之中。赞比亚化的问题不仅仅是布洛维研究那时和那地自身生产出来的,之前的历史遗留以及不同社会空间的各类行动者对其皆有影响。在历史上,赞比亚的矿业是按照种族隔离的原则组织的,白人的权威是多年殖民统治的结果,所以接替白人的赞比亚人进入高层职位时是不被认可的。代替白人的赞比亚人强行行使管理权力反而招来黑人的不满。这样导致了白人的支配地位延续而黑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种族隔离的社会关系得以再生产。这样的拓展使个案集合成了一个更加宽广、更加宏观的社会过程。

  3.从过程拓展到力量。已经拥有了更加宏观的社会过程视角是不够的,布洛维还继续拓展这种社会过程,将宏观力量与之关联起来。布洛维发现赞比亚化难以推行的深层原因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矿山盈利需要依靠白人的技术,而赞比亚政府需要依靠矿业的税收。

  4.理论的拓展。前面三个维度的拓展,正是为了推出重要的理论,甚至不惜重建理论。布洛维指出了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阻碍了“赞比亚化”的成功,重构了法农的阶级分析(王富伟,2012a),在“生产关系”的分析之外,补充了“生产中关系”。“赞比亚化”反而促使赞比亚的种族隔离得以延续,是各种阶级斗争的结果(王富伟,2012a)。

  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法将“反思性科学”深入到研究的每一个维度甚至微妙的细节中去,“反思性”正是它的逻辑方式。虽然拓展个案法将微观个案拓展到了更大的宏观力量层面,但是它的最终追求却是“对理论的神风敢死队式”的诉求,最终的目标不是对理论的确认而是对原有研究的反驳。艾尔·巴比(2009:297)也点明,拓展个案法就是“用来发现现有社会理论的缺陷并发展现有理论的”。如同格尔茨的“深描说”,拓展个案法的外推范围也是理论层面的。

  (五)王富伟的“关系个案”

  有学者(刘军、杨辉,2012)指出,学术思潮正在由实体论走向关系论。实体论(substantialism)认为各种独立的实体、要素构成的世界是研究的基本单位;而关系论(rationalism)则强调“过程优先原则”,认为“关系”是第一位的、首先产生的,不存在剔除于关系之外的纯粹行动。简言之,先有关系的存在,再有因关系而被命名的行动或行动者。例如:狩猎的存在决定了谁是猎人、谁又是猎物,“没有人会认为猎人和狩物可以与狩猎相脱离”(转引自Dewey、Arther,1949:133)。王富伟(2012a)认为,异质性的存在让个案研究⑥无法实现研究事实层面的超越,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整体与部分的看法持有实体论立场,而要克服这样的困难,就要采用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因为在关系的视角里,个案不再被看成整体的部分,而转变成关系性的思维:一段关系生成了关系性个案和关系性整体,只需要弄清楚“什么样的关联机制界定了个案及其定位中的整体”即可,与个案无关的事实便不在研究范畴里,也不会对研究造成影响,总体异质性的问题也不复存在。具体地,可以参照王富伟(2012b)的一个研究教育与收入关系的案例。

  穆村位于河南,是一个有着传统皮毛加工技艺的回族村庄,王富伟调查了在市场转型的制度变迁前后村庄里人们的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状况,发现已有的关于教育回报率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制度理论对此都无法解释。但王富伟认为这并不说明这些理论就错了,需要被推翻;而是强调应当考虑具体的情境。西方工业社会教育回报率相对稳定,而在中国,其基本制度则一直在发生变迁,教育回报率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在改革时期个人教育水平与收入并无关系,因为改革初期采用的是传统皮革加工技术,不需要学校知识,这个时候应当将“收入方式”这个具体的情境条件纳入考察;而在改革后期皮革加工技术成为主导,学校教育开始发挥作用,但由于在中国农村,家庭才是基本的经济单位,所以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联发生的层次在家庭而不是个人,此时“收入主体”这个情境条件在发挥作用。所以王富伟提出,研究教育与收入关系时应当加入“收入方式”和“收入主体”两个具体的情境条件进行分析。关系个案的理论诉求不是证实或证伪,也不是创造新的理论,而是要构建情境理论,界定理论发挥作用的边界。

  实际上,关系个案是一种“形式理论”指导下的经验归纳研究,这样的个案研究是为了“发现某些普遍共同的属性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运作过程、表现方式和约束条件”(王宁,2008)。它的推导逻辑可以追溯到“关系论”的哲学基础上,从表面上看它的旨趣也不在于追求更宽广的向外推广,而在于理论内部的边界界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五种个案的外推逻辑上,只有“序贯访谈法”与“类型比较法”用到了“个案逻辑”,除此之外很难发现其他个案法的外推逻辑还有什么显在性。所以只是就个案自身来分析其外推范围及逻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将它们联系起来向上抽象归纳,继续深入发掘它们的隐性联系,使逻辑更加清晰化、概括化,以便发掘个案研究外推的更深层次的规律及意义。

  三、个案研究分类:以外推逻辑为标准

  为了深入解读五种个案研究的外推逻辑使其更具规律性,可以将它们进行分类,只是如果直接以个案的外推逻辑为标准进行分类会毫无头绪。所以笔者换了一个视角——“外推范围”(与外推逻辑最为密切的角度),也就是研究目的⑦进行分类。五种个案研究的外推范围只分为两种,总体和总体“缺陷”:罗伯特·殷的“序贯访谈法”和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的外推范围都是研究对象所存在的范围内的总体,特别是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的最终外推目标是庞大的“中国社会”;而格尔茨的“深描说”、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法”以及王富伟的“关系性个案”则没有那么大的目标,都是或补充或反驳或界定已有的理论或结论,也就是对已有的总体概括的不足之处的弥补。具体的分类情况总结为表1。

  

  当所研究的总体⑧还是完全未知的时候,个案研究作为一种探索性研究,无论获得怎样的事实总结还是理论归纳都没有任何参照系可供参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个案研究只能是某种视角下对总体的总结(序贯访谈法),或者只能“夸下海口”称之为对所有总体的总结(类型比较法),也就是说它的研究目的或外推范围只能是总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的目标——中国社会这一总体是“真实未知”的,而序贯访谈法却不一定,很有可能是一种“人造未知”。在Small所用的例子Jane的研究——“工薪阶层的美国黑人对移民法案的态度”中,很有可能或者我们可以假设,现实已有非美国黑人工薪阶层或者它所属的上层群体(如,美国工薪阶层或美国黑人群体甚至更高层次的美国居民等等)对移民法案态度的研究。Jane可以在得到研究结论后将结论与已有的所属总体结论进行对比,这样Jane的研究就变成了一个“研究总体已知”类别的个案研究。但是Jane并不想这样做,她并不关心自己的研究结论在更高一层的总体里起到怎样的作用,她只想了解自己圈定范围内的“小总体”的具体情况如何,这时的“总体未知”是Jane自己人为制造的,但也是适宜的,是符合研究总体未知类别的逻辑要求的。这一类别的个案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个案研究的目的直指未知的研究总体。

  当个案所在的总体已经有了个案试图研究问题的结论或理论的时候,研究总体就是“相对已知”的,为了行文方便,以下简称“研究总体已知”。无论是研究者有意或者无意,总是很容易将这样的个案研究变为一种“对话性研究”。这时从个案得出的结论都不可避免地与已有的总体结论或理论进行比对,而比对的结果可能是补充了原有理论的不足(深描说),也可能是反驳了原有的理论(拓展个案法),还可能界定了原有理论发挥作用的边界(关系个案)。有学者(王宁,2008)曾概括性指出“对话性个案研究的逻辑基础是卡尔·波普尔的证伪逻辑”,并认为“一个反例或反证的出现,足以反驳现有的某个命题的普遍性,从而否证了该命题或理论所宣称的普遍适用范围”。从这样的逻辑出发重新回顾深描说、拓展个案法和关系个案会发现:尽管这三种个案研究各有千秋,各有自己不同的方法论取向,但在最后得出结论并外推总体之时,逻辑的体现上却是“殊途同归”的——一个个案的出现足以发现相关总体理论或结论的“缺陷”之处,将“缺陷”弥补就是个案研究对于总体认知的贡献。

  总结来看,处于研究总体未知的阶段,个案研究的外推逻辑是个案逻辑;而处于研究总体已知的阶段,个案研究的外推逻辑是证伪逻辑。无论是哪一种外推逻辑都与统计调查的抽样逻辑不同。个案研究的外推逻辑让人难以理解:类型比较法试图外推的目标为“中国社会”,这似乎是无法达成的;对话性个案研究外推目标是“总体的缺陷”,会让人质疑社科研究的“总体”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外推总体?同时,前文的外推逻辑分析中,个案研究外推时也遭受了不同的质疑。这些质疑不断累积,让人不禁要问,这样的个案研究外推逻辑是否是可行的,如果可行,它的可行性依据又来自于哪里,“边界”又在哪里?不同的逻辑方式导致不同的个案研究取向,而个案研究取向正是个案的价值体现,也就是个案的贡献和限度。个案研究的外推逻辑实质上最终指向了个案的意义。从“逻辑”通向“意义”的路上,还需要一个“中转站”——个案研究外推逻辑的思想基础。

  四、逻辑基础:总体逻辑思维

  个案研究外推逻辑的基础来自于总体逻辑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

  什么是“总体逻辑思维”?通过总结社会学家奥迪斯·邓肯(Otis Dudley Duncan)的思想,谢宇(2012:9-64)曾对此做过非常详尽深入的解释。总体逻辑思维是由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引入社会学,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发展起来,邓肯一生致力积极提倡的思维方式。为了更好地理解总体逻辑思维,本文将引入另一种与之对应的“类型逻辑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通过对比达到增进理解的目的。

  首先,我们需要理清一些哲学观点。柏拉图有一个关于认知论的精华之处:“本质世界”(word of being)和“形成的世界”(word of becoming)的区分:真理是存在于“本质的世界”中的,而其中的规律是先于人类而存在,并永恒存在,它们隐藏于自然界之中,有待科学家们的发现。因此,自然科学对于真理的追求是服从本质世界的要求的——我们从未真正检测到自然科学的真理与假设,但它们依然存在于本质世界中。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通常是通过一个典型的现象来概括并推广到其他个体或具体问题,而在研究这些典型现象的过程中要努力排除外界的干扰因素⑨,才能尽量接近“真理”。“本质的世界”是运行“类型逻辑思维”的,而“形成的世界”则服从“总体逻辑思维”。“形成的世界”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观察到的一切”,它是后来形成的,是被人类创造出来的。本质世界认为“形成的世界”中的物品都是“拙劣的复制品”,正是因为所谓的“拙劣”,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才呈现千差万别的形态。个体之间的差异让他们彼此区分,并拥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社会科学里“变异”(variation)是现实的,也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质,它所关注的正是“独立各异的个案的完整分布”。在自然科学里有永恒的真理,科学家对恒定的真实值进行反复测量得到均值(mean),测量次数越多越接近真实值,越靠近“真理”。无法到达“真理”是因干扰因素存在而产生了误差(error),所以误差是不重要的。而在社会科学里没有绝对真理,变异才是本质属性。变异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科学在表现研究成果时不得不采用简化的原则。就是说,研究结果只是选择了部分信息呈现,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产生了偏差⑩(deviation)。同样,另外一种简化的方式就是,将不同个体某一特征值汇总计算获得平均数(average),平均数也不过是总体的一种属性,偏离平均值的同样也是一种偏差(11)。无论哪一种偏差都不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一种“知识上的缺陷”,是需要弥补的总体认知。类型逻辑思维与总体逻辑思维的不同可以总结为下表(表2)。

  

  总体逻辑思维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量化为导向,并不探寻普适的法则”(谢宇,2014:30)的研究范式。但这种对社会科学有着全面思考的研究范式同样适用于个案研究。总体逻辑思维认为不应该用“普遍性”思维认知总体,并在关于总体认知的方面指出了三点:第一,“平均数”——平均数可以指代总体的集中趋势、中等状况等,但它并不是总体本身,只是总体的一种重要属性;第二,“变异”——变异是另外一种同等重要的属性,变异在总体中表现为“总体异质性”;第三,“偏差”——偏差是简化研究的结果,它是一种“知识上的缺陷”,也是需要认知的总体。个案研究所外推的总体也无非是这三方面的内容。

  研究总体未知类别的个案研究在推论总体的过程中遵循的是“个案逻辑”。在类型比较法里,费孝通先生是用一个又一个“类型”的积累来刻画中国社会总体的异质性的;序贯访谈法也一样,用一个或几个访谈代表一种类型,当案例达到“饱和”时,异质性就刻画完毕。所以个案逻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变异。研究总体已知类别的个案研究(即对话性个案研究)就是为解决“偏差”问题而付诸的实践。偏差的产生是因为社科研究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情况,一个合适的个案可以通过与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比,发现原有结论的不足,其证伪的过程就是发现偏差的过程。偏差造成的“知识上的缺陷”由个案结论弥补,使个案研究成为一种认知总体的方式。总而言之,总体逻辑思维指导了“个案逻辑”和“证伪逻辑”推论总体的方向,分别为:“总体异质性”和“知识上的缺陷”。

  统计调查作为一种量化的研究方法必然受总体逻辑思维的指导。统计调查的外推逻辑源自统计学,统计调查通过对所收集数据的计算可以推算总体特征的“平均数”,即总体某特性的平均状况、集中趋势或中等水平等,但在总体逻辑思维里的统计学更适合描述成“关于差异的科学”,而不是“关于平均数的科学”(转引自Duncan,1984:224)。邓肯认为,量化的方法不是为了发掘社会的普遍规律,也不是为了将其制作成为一个描述解释所有个体行为的工具,而是一种发现了组间(between-group)差异牺牲了组内(within-group)差异的实证工具(谢宇,2012:21)。统计调查刻画“总体异质性”的方法就是社会分组(social grouping)。例如,研究某一地区的居民经济收入状况,将性别作为一种分组方式,用统计调查的方法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不同。但不同的女性之间也有收入的差异,这是我们忽视掉的组内差异。简言之,统计调查可以认知总体的“平均数”以及“总体异质性”。

  总体逻辑思维是一种认知社会科学的范式,它阐明了社会科学的总体认知目标,解释了个案研究以及统计调查外推总体的可能,最终使得各自的外推逻辑有落脚之处。但是总体逻辑思维并不是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的“坚实后盾”,在发掘每种个案研究价值的同时,它的不足也会随之显现出来。所以除了认清个案研究的贡献,也要彻底认清个案研究的局限,它们一起构成个案研究外推的意义。

  五、个案外推的意义:贡献与局限

  个案研究的外推意义分两个层次,每个层次里都包含两个方面——贡献与局限。第一个层次是外在的,即个案研究在外推总体上可以做出“一定程度刻画总体异质性”和认知“知识上的缺陷”的贡献;而无法做到认知总体“平均数”状况,是它的外推局限。第二个层次是内在的,即在个案研究外推的贡献里,具体的贡献是什么;发挥其贡献的边界又在哪里,即局限是什么。为了能将个案研究的意义更加清晰地体现,需要将它放入具体的研究情境中,即假设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发生过程,将统计调查与个案研究方法一并放入其中分析。具体过程可以参照以下假设图(12)(图1)。

  

  图1 以个案研究与统计调查为例的社会科学研究过程假设图

  前文对个案研究进行分类时,便将个案研究分成了两类:研究总体未知类与研究总体已知类。这样的分类方式恰好也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社会研究发生过程,与之对应类别的个案研究也顺理成章地放置到相应的假设过程中去。“个案研究1”指代的是研究总体未知类别的个案研究,外推逻辑是个案逻辑,具体指“序贯访谈法”和“类型比较法”;“个案研究2”指代的是研究总体已知的个案研究,外推逻辑是证伪逻辑,具体指“深描说”、“拓展个案法”以及“关系个案”。

  在研究总体未知的情况下,个案研究首当其冲地作为一种探索性的研究方法出现。尽管统计调查也有探索的功能,但个案研究更适合,因为个案研究更加直观、具体。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也是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社会研究的历史中的。在认识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发展初期,类型比较法为“中国社会总体”的认知做出了贡献。首先,类型比较法的每个类型总结都是与之同质的类型代表,每个类型都进行了理论归纳,提出了相关假设。再次,类型比较法可以通过不同的“类型”积累及比对来逐步刻画总体异质性。但这种刻画异质性的方式存在很多的不足,“类型”本身难以穷尽,因为“中国社会”这个目标总体太庞大。如果说,将总体所有独立的个案完整呈现出来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也有着与之相接近的难度。总体的类型数就像个体的数量一样是一个难以呈现的冗杂信息。所以更不必说,获知不同类型所占总体的比例。另外,类型的划分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意向,所以哪怕类型得以穷尽,也是局限在主观的“视角范围内”的,而中国社会这样的大总体,“一定的视角”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局限是“个案逻辑”本身造成的。同样,序贯访谈法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首先,它在事实外推范围上缩小,只限定一个小范围的研究总体,然后还对理论探讨视角进行限制,也就是限定了具体的“饱和”目标。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只是获得了一个很小范围内的很局限的信息。“个案逻辑”用来刻画总体异质性的局限是很明显的:在一定的视角内,获知小范围的总体异质性,一旦总体范围过大就只能获知总体的部分类型。所以个案逻辑所刻画的总体异质性的力度是薄弱的。但这样的个案研究也有它必不可少的价值存在。费孝通认为这种“迂阔”的研究方法是适合当时中国社会研究现状的,“我不敢说这是科学研究社会的最好办法,只能说是我在半个世纪里通过实践找出来的一个可行的办法”(费孝通,2004:35)。虽然研究总体未知类别的个案研究不能很好地刻画总体异质性,却可以为接下的统计调查研究的进行提供资料。

  “个案研究1”可以获知相关总体的部分知识,以此为界,之后的研究进入了“研究总体已知”的阶段。接下来进行的研究走向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统计调查”,另一只是“个案研究2”。统计调查分支中,主要任务是接替“个案研究1”继续深入探究总体异质性。谢宇(2014:52)指出刻画总体异质性的唯一可靠的工具就是统计学,刻画的方式就是简化研究总体,采用社会分组。分组的依据来自于社会结果(social outcomes),即社会分组要有利于研究结果以差异的形式呈现(谢宇,2014:41)。“个案研究1”的研究结论里已经提供了不同的社会结果。例如,类型比较法里不同的类型呈现的是不同的社会结果,统计调查可以将这些类型作为一种分组方式,或者将影响类型异同的因素作为分组依据,发现类型之间的异同,不同类型所占总体的比例以及导致类型不同的原因分析,等等。此外,统计调查也可以用来推论总体的“平均数”属性,由于过程简单便不在文中展开详述。然后,另一个分支“个案研究2”是对话性个案弥补“知识上的缺陷”。我们知道,“个案研究1”的理论或结论还有待检验,而统计调查在描绘总体的“平均数”和“异质性”时采用了简化的原则,会有忽略的部分。所以此时的个案研究可以利用证伪逻辑,在“个案研究1”或“统计调查”的已有结论基础上,利用其自身的特殊性发现“偏差”知识。这时个案研究不必再纠结对总体异质性的刻画时的“天生不足”,也不必纠结外推的究竟是理论还是事实,只要利用证伪逻辑,发现自身与已知的总体知识的“偏差”就能发现“新知识”。证伪逻辑理解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并非如此。因为并不是随意哪个个案就能够用来发现“偏差”的,很多个案都是在已知理论的解释范围里的,发现对话性个案并为之所用并非易事。对话性个案要优秀的研究者才能驾驭,它需要研究者有着严谨的科研素养及灵敏的洞察力。再者,证伪的过程也是很艰难,例如,布洛维的“赞比亚化”研究足足持续三年半之久,这需要个人毅力和科研精神支撑。反驳前人既定的研究成果时需要付出与之等价的汗水,而不是唾手可得的。

  另外,仅有一次的统计调查认知总体异质性是不够的,社会学固有的、不可解决的问题就是“总体异质性”(谢宇,2014:30)。在“假设图”里,在研究总体已知的背景中再加入一个“统计调查”不是为了表示统计调查研究方法仅要重复一次而已,而是说明统计调查要不断重复下去。社会科学研究不会到某一程度就戛然而止,对总体异质性的认知也是如此,统计调查借助不断更新的社科研究成果,通过改变分组方式或者组内再分的方式增强我们对总体的理解与认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假设图有固定的起点与终点,但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没有那么明显的起点,更不会有终点,而是像社会发展一样长久不息。

  个案研究在外推总体的追求中,其意义的体现是依据个案自身的特性而生的。个案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体,无论怎样难以推论复杂的总体,所以在刻画总体异质性方面势单力薄;但同样的特性也让个案更具针对性,在发现总体知识不足方面表现得游刃有余。在个案研究外推的意义里,贡献和局限总是结伴而行。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个案的分类不同,意义体现也不同,但无论是哪一种视角,用什么样的哲学思路,对于个案意义的探索从来都不是赋予它“新价值”让它拥有“新能力”,而是明确它的意义边界以及使用范畴,使之成为科研工作者手中一个有法可依的“研究工具”。Small(2009)打过一个有趣的比方:“即使建造的最好的飞机也不能在海里航行”。个案研究能够在合适的研究目标里恰当地使用就是个案研究最大的意义体现。

  “逻辑”作为科学的两大支柱之一(13),是科学理论探讨最重要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本文会选择从逻辑入手来分析个案研究的外推。在个案的逻辑里隐藏着作者的价值取向以及个案研究的意义。例如,格尔茨的研究里反复强调“普适性”的事物是不存在,他的“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个案也成为一个证明原有“国家”概念不是普遍适用的论据。所以,从逻辑走向意义不是一种偶然或发明,而是一种必然和发现。本文只是从一种角度出发,将这些不同的个案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使个案研究的外推意义清晰明朗起来。

  另外,本文的目的虽然主要是探讨个案研究的外推状况,但也将统计调查引入其中各个环节进行比对讨论。就“代表性”问题,很多学者已经指出个案研究不同于统计调查,没有探讨的价值。这意味着这两种研究方法无法类比,但并不意味着不可对比,在对比的过程中追求的是两者的区别,而不是两者的靠近。从“逻辑”到“意义”的外推研究对比,拉开了个案研究与统计调查的差距,但也发现它们外推总体的逻辑却在同一个认识论“总体逻辑思维”下运行。它们有各自擅长的总体认知方向,但也不是毫无联系。就像盲目探讨个案研究的“代表性”是无意义的一样,硬生生地将两者隔离开也是没有必要的。谢宇(2012:5)认为,“社会学中最明显也是后果最严重的矛盾,是方法论上的矛盾”;甚至社会学家是以研究方法的不同来划分阵营的。众所周知,没有一种研究方法是完美无缺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要依据研究目标甄选合适的方法,而不是将所有研究方法混为一谈,强行要求主观偏向的研究方法具备某种意义。个案研究或者统计调查亦复如此。当一种个案研究可以呈现总体一方面的属性的时候,另一方面的属性就不得而知,所以需要统计调查或其他研究方法接替它继续探究总体。无论是个案研究方法还是统计调查方法都不可能担当独自完成认知社科总体的大任,科研工作者只能从大量的信息中提取部分信息来分析理解,然后将研究继续深入使其复杂化,长此以往必定能增加我们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解和认识。

  ①王富伟在《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中主要从两方面来探讨个案研究:一是对理论的超越(即通过个案研究的结论实现了理论的启发或检验),二是事实超越(即通过个案获得更大范围事实的认知)。由于本文所涉及的个案研究方法在王的文章中也有出现,并且王对它们的不足之处进行了针对性的细致的探讨,所以本文会在很多方法介绍后的分析中提到王的观点。

  ②格尔茨将本地人所做的解释定为“一等解释”,以其他人类学为基础的著作定为“第四等解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为“第二等解释”或“第三等解释”。

  ③王宁认为,“归纳—验证”研究,是在已有实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归纳的个案结论验证“该理论的外部效度以及外部效度的适用条件”。

  ④反思性科学将对话(dialogue)定为它的统一原则,拒绝主体与客体的划分,在拓展个案法中表现为:参与者与观察者、知识与社会情景、情景和它的位置场域、民间理论和学术理论的“共存与依赖”,而不是将彼此分离开来(布洛维,2007:97-102)。

  ⑤赞比亚国家独立后推行“赞比亚化”,即将更多的工作机会让给本地赞比亚人,以代替外籍白人。针对这样的赞比亚化意向,布洛维对两个铜矿企业进行了民族志研究。

  ⑥王富伟在深入探讨了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格尔茨的深描说、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法三种个案研究取向后得出的结论,所以严谨来讲这里的“个案研究”特指以上三种。

  ⑦研究目的直接决定了外推范围,因为本文所探讨的个案研究都是试图走出自身的个案研究,“走出自身”就是它的目的所在,而目的的具体化就是指个案要“走多远,走到哪里去”。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个案研究的研究目的就是它的外推范围。

  ⑧本文的“研究总体”并不是简单的总体事实,而是指涵盖理论事实在内的所有与总体相关的知识。

  ⑨例如,自由落体现象中物体是以加速度g加速下落的,理想的g是一个固定值,但实际情况里g还会受物体下落时的空气摩擦力以及所处的纬度等因素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但这些影响因素都是研究过程中应当极力排除的干扰。(笔者添加的注释并非源自原引用出处的文献)

  ⑩之所以不再使用自然科学里的“误差”是因为“误差”一词会让人理解成“令人不快的、非真实的、微不足道的量”,但在社会科学里它不再是这样的含义,而是能够反映客观现实的重要属性,所以加尔顿将“概率误差”改成了“概率偏差”(转引自Galton,1889)。

  (11)偏差被定义为:“具体值与某个特定值的差”,特定值是什么取决于具体的研究需要,但一般指平均值(谢宇,2012:294-295)。

  (12)真正的社科研究过程复杂多样,且不说不可能仅采用个案研究和统计调查两种研究方法,单是个案研究方法的取向就有很多种。这里只是用前文分析过的个案研究方法和统计调查方法组建成一种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假设,以便从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清晰地呈现个案研究的贡献和局限。

  (13)科学有时以逻辑实证为特色,它告诉我们“科学的两大支柱就是逻辑与观察”(巴比,2009: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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