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目的性和部落主义:消费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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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Autotelicity and Tribalism:A New Paradigm of Consumption Sociology Research

内容摘要:自布迪厄在《区分》一著中把消费行为同阶层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及其相应的惯习联系起来以后,消费行为就被成功地整合到社会分层理论。消费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得到广泛承认,消费社会学也因此得到迅速发展。布迪厄的成功之处,在于他采纳了工具主义范式和个体主义范式:一方面,他把消费行动看作建构社会地位的一个工具,从而把消费行动联接到社会分层理论(工具主义);另一方面,他把个体当作基本的分析单位,从而使得研究具有可操作性(个体主义)。然而,工具主义范式和个体主义范式却留下了许多解释盲区:它们既无法有效解释那些自成目的的消费行动,也无法解释以群体为单位的群体性、聚众性消费行动。为了克服这些解释盲区,消费社会学可以借鉴“自目的性”范式和“部落主义”范式,从而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消费社会学,工具主义,个体主义,自目的性,部落主义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自目的性和部落主义:消费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J]或者报纸[N].人文杂志,(20172):103-111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2-0103-09

  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社会学界,消费社会学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尽管对消费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早在19世纪就存在了,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消费社会学的独立的学科地位并未被社会学界同行广泛接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社会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是生产主义范式。从学术制度的角度看,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消费社会学研究更多地发生在商学院,而不是在社会学系(社会学者对消费的研究,往往只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集中在酗酒、吸毒、吸烟的研究上)。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后现代”范式的兴起,尤其是随着消费现象在社会系统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消费现象才逐步引起社会学家的兴趣,如桑德斯、布迪厄、坎贝尔、鲍曼、瑞泽尔、沃德等著名社会学家的消费社会学研究,为消费社会学在社会学界中确立学科地位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消费社会学的制度性学术地位的确立,不但源于研究对象(消费)的重要性的提升,而且也源于消费社会学形成了强有力的研究范式。对当代社会的许多方面的解释,如果离开了对消费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以中国的城乡不平等为例,不平等存在很多方面,其中就不能不包括消费的制度安排上的不平等。但消费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的提升,主要是归因于研究范式的“成熟”。例如,自从布迪厄从阶层惯习的视角展开对消费的社会学研究之后,消费社会学在社会学体制圈内的接受度被大大提高。

  但是,尽管消费社会学取得长足的发展,就现状来说,消费社会学研究还存在一些解释盲区。例如,那些没有社会显示度的私人消费现象(不包括吸毒等离轨现象),以及狂欢性的消费聚会现象,似乎就难以进入消费社会学研究者的视野。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学者对这些现象不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所擅长的研究范式无法把这些现象有效地包容进来。

  那么,目前消费社会学者所普遍采纳的是什么范式呢?概括起来,消费社会学领域所流行的范式,主要有工具主义范式和个体主义范式(二者可以交叉或重叠)。从工具主义范式来看,消费是一种工具性活动。例如,消费是一种获取社会地位的活动。①这种范式把消费看作是获取社会性目标(如他人的承认、接受或羡慕、社会地位、社会认同)的一个手段或工具。至于那些把消费本身当作目的(即自目的),且不具有社会显示度的现象(如情趣内衣消费),由于难于与这种工具主义范式兼容,往往难以成为采纳这种范式的研究者的研究对象。

  就个体主义范式来说,消费往往被看作个人或家庭的事情。个体主义范式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它强调个人或家庭行动者的自主性和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自足性,以个体或家庭为分析单位;第二,它强调个体理性,个体或家庭基于理性的算计做出消费选择;第三,社会的宏观秩序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理性博弈的结果。因此,个体主义范式侧重研究个体与个体之间博弈的逻辑。博弈的本质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个体主义范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侧重个体与个体之间围绕稀缺资源所展开的竞争,尤其是市场领域的自由竞争。这种个体之间的竞争造成了宏观社会结构不平等。通过这种路径,消费被“嫁接”到对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理论论述中。于是,凡勃仑的炫耀性消费研究、②布迪厄的趣味区分研究、③斯戈的竞赛性消费研究,④均是围绕从个体主义范式所衍生出来的社会竞争视角而展开的。至于那些体现集体主义情感的消费(如群体狂欢性的聚会派对等消费现象),则难于与这种个体主义及其社会竞争的范式兼容,往往难以进入采纳个体主义(及竞争范式)的学者的研究范围。

  显然,现有的消费社会学研究范式偏重于消费的工具性和消费的个体竞争性。这些范式对消费现象的确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同时也面临解释力的盲区:它们无法解释非工具性(自目的性)的消费活动和群体化的消费活动(如聚众派对消费)。要消除消费社会学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力盲区,拓展消费社会学的研究边界,消费社会学就不能囿于工具主义范式和个体主义范式,而必须在工具主义和个体主义基础上增加新的范式。事实上,这一类新的研究范式已经产生。例如,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早就提出了与工具主义不同的“自目的性”研究范式,马费索利则提出了与个体主义不同的“部落主义”的研究范式。但是,很遗憾,这些范式在消费社会学研究中还未引起学者的充分重视。应用这些新范式所从事的消费社会学研究,也还很少。本文的目的,就是阐述“自目的性”活动类型和“部落主义”理论,并借此揭示“自目的性”研究范式和“部落主义”研究范式对消费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二、从工具主义范式到“自目的性”范式

  “自目的”[autotelic(形容词),autotelicity(名词)]的概念源于希腊语。它是由“自身”和“目的”组合而成的词,其意思是说“自身就是目的”。可见,早在古希腊就形成了“自目的性”的概念。Csikszentmihalyi和Gilbert指出,所谓“自目的性”指的是行动的目标就是行动自身。一个人主要不是为了金钱、赞扬或某种成就感来做某种事情,而是因为做这件事情本身对自己很重要,因此愿意持续做下去。⑤换言之,自目的性的活动指的是那种主要是追求内在回报(intrinsic rewards)而非外在回报的活动。⑥之所以某些类型的活动对行动者具有内在的回报,是因为它导致“心流”或“畅快感”(flow)。“畅快感”不但存在于休闲活动(主动休闲)中,而且也存在于工作中。⑦

  自目的性活动与工具性活动是两种明显不同的类型。从动机的角度看,Deci把自目的性活动看成是那种源于内在动机、追求内在回报的活动。而工具性活动则是那种源于外在动机、追求外在回报的活动。⑧内在动机是行动者的内生动力。在现有的激励机制中,激励者往往用外在回报来激励行动者。以外在回报作为激励,往往会导致行动者以外在回报来替代内在动机,从而对内在动机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⑨

  Csikszentmihalyi和Deci均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阐述“自目的性”活动。麦金泰尔则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自目的性”。尽管麦金泰尔是一个道德哲学家,由于他的理论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因此,有社会学者认为,麦金泰尔的理论也可以解读为有关现代社会的理论。⑩虽然麦金泰尔不是社会学家,他从道德哲学立场所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却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可以为社会学者所借鉴。例如,他提出的关于“外在惠益”(external goods)与“内在惠益”(internal goods)之区分的观点,(11)恰好对应了行动的工具性和自目的性,以及心理学家所说的“外在动机”(或“外在回报”)和“内在动机”(或“内在回报”)。在本节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重点讨论麦金泰尔的观点。

  麦金泰尔在讨论到他的实践概念的时候提出了“内在惠益”和“外在惠益”的概念。他认为,只有那种追求内在惠益的合作性的人类活动,才可以称为实践。那么,什么是内在惠益和外在惠益呢?麦金泰尔通过下棋和绘画的例子来说明这两个概念。他举例说,他想教一个很聪明的7岁的孩子学下棋,但小孩却没有学下棋的欲望。然而,小孩却很想吃糖,并很少有机会能得到糖果。于是,他告诉小孩,如果小孩每周跟他下一次棋,他将给他值50美分的糖果。他还告诉小孩,如果小孩能赢棋,那么,他将给小孩额外的值50美分的糖果。在糖果的激励下,小孩不但有动力学下棋,而且还有动力想赢棋。如果只是为了获得糖果,那么,小孩在下棋中或许会作弊,但是,随着棋力的长进,小孩就不仅具有赢棋的动力,而且具有获取出类拔萃的棋艺的动机。在这里,糖果就是小孩下棋的外在惠益。与此类似,就成年人来说,下棋的外在惠益就是声望、地位和金钱。麦金泰尔认为,这种外在惠益既可以通过下棋来获得,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存在着可替代的获取方式和途径)。另外一种惠益就是棋艺的出类拔萃。这种惠益只能通过下棋实践来获得(没有可替代的获取方式)。这种惠益就是内在惠益,它是内在于下棋实践中的。(12)内在惠益是通过对实践的参与性体验才能被识别的。(13)

  再以绘画为例。成功的画家可以获得许多外在惠益,如名声、财富、社会地位等。但这些外在惠益不能混同于绘画实践的内在惠益。以肖像画为例,其内在惠益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绘画所包含的卓越性,包括画家的画技的卓越性和作品本身的卓越性。这种卓越性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即它是朝着卓越的模式和各种不同的卓越类型而不断迈进的。(14)第二种内在惠益指的是绘画成为人生中的优质生活。(15)

  麦金泰尔认为,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明显看出内在惠益和外在惠益的区别。外在惠益的特点在于,一旦被获得,它们就成为个人的财产和占有物。因此,外在惠益的获取具有零和效应:某人获得多了,就意味着其他人获得少了。权力、名声和金钱,均是这种具有零和效应的外在惠益。它们构成人们所竞争的对象。在这一类的竞争中,有赢家,同时也就有输家。(16)与之相对,内在惠益不具有零和效应。尽管内在惠益是追求卓越的结果,但人们所获得的这种卓越有益于所有参与相同实践的人,或有益于相关共同体。(17)

  内在惠益和外在惠益是否可以同时并存呢?或者说,二者是互斥的吗?按照迈克迈勒对麦金泰尔的解读,在麦金泰尔那里,二者可以并存。几乎所有的实践都会同时传递内在惠益和外在惠益。重要的不是这两种惠益是否互斥,而在于,在行动者的动机中,这两种惠益中的哪一种占据支配性地位。(18)

  很显然,麦金泰尔的外在惠益和内在惠益的概念,正好对应了工具主义范式和自目的性范式,以及心理学家所说的“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19)外在惠益的概念揭示的是行动的工具性,即行动是获得某种功利性目标的手段。这些目标可以是金钱、权力、声誉或地位。由于它们是稀缺品,因此,对它们的获取和占有具有零和效应。人们从事工具性行动,不是因为这些行动本身就是目的,而是把行动作为获取这些外在惠益(行动的功利性目标)的手段或工具。内在惠益的概念则揭示了行动或实践的自目的性。所谓自目的性,指的是行动者的行动或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它不是某个或某些外在的功利性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在这里,如果一定要分析出“工具”和“目的”的话,那么,行动的工具性和行动的目的其实是融为一体的:它就融合在自身当中。行动者为行动而行动,他或她不是把行动当作获取行动之外的某个目标的手段,而是把行动本身当作目的。例如,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为美食而美食,为旅游而旅游,等等,说的都是把行动(或实践)本身当作行动的目的的情形。行动本身之所以可以作为目的,是因为它包含了内在惠益。这种内在惠益内在地存在于行动或实践中。它不具有零和效应,而是具有共和效应(对大家都有好处)。

  以欣赏音乐为例。从工具主义的角度看,对不同音乐的偏好,体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惯习和趣味。因此,人们对音乐的消费,就具有工具主义的动机,因为音乐消费纳入了社会分类的过程中,因而成为显示阶层趣味,进而获取社会地位的手段。布迪厄的文化消费理论,(20)采纳的就是这种工具主义范式。(21)但这种范式常常遇到反例。Crossley和Bottero的研究表明,许多音乐发烧友并不在意他人如何评价或归类他的音乐品味,只在意自己在音乐消费实践中的享受。对他们来说,音乐消费本身就是目的。他们不是为了声望和地位而爱好音乐,而是为了音乐自身的内在快乐(内在惠益)而从事音乐创作和欣赏。如果我们囿于工具主义的范式,就会把这种为音乐而音乐的消费活动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但这样一来,消费社会学对音乐消费的解释力就大大削弱了。事实上,大部分音乐爱好者在主观意识层面上,并不是要在社会分层中去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获得更好的声誉,而是为了音乐本身所带来的快乐和内在惠益。(22)社会学对音乐消费的研究,不能仅仅从工具主义的动机出发去研究,而是要把音乐消费的“自目的性”活动当作社会阶层地位这个自变量所导致的因变量。布迪厄事实上也常常是这样来处理文化消费的。但他的失误在于,未能明确区分工具主义性的文化消费和自目的性的文化消费,从而导致人们对他的文化消费理论进行了工具主义化的解读。(23)

  如果行动只具有“自目的性”,不具有工具性,那么,如何从社会学角度来对它进行解释呢?我们知道,正是由于消费具有工具性(如获取社会地位),我们才得以把消费与主流的社会分层理论联系起来,进而分析消费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那种不具有工具性的、“自目的性”的消费活动,它如何才能同主流社会理论联系起来呢?我认为,“自目的性”的消费依然可以同社会分层联系起来。但不同于工具性的消费,“自目的性”的消费与社会分层联系的方式不同。如果说,工具性的消费与社会分层的联系,在于它参与了社会分层的建构:消费成为建构社会阶层地位的资源和符号,(24)那么,“自目的性”的消费与社会分层的联系,不在于其对社会分层的建构作用,而在于它是社会分层的结果。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自目的性”消费活动类型。按照层级来区分,“自目的性”的消费活动可以区分为高级和初级两种。简单地说,初级的“自目的性”消费就是那些进入“门槛”比较低的消费活动(如美食消费),因为它所需要的训练程度和能力相对较低。与之相对,高级的“自目的性”消费就是那些进入“门槛”比较高的消费活动(如绘画、音乐创作、歌剧欣赏等),因为它所需要的训练程度和能力相对较高。显然,社会阶层地位影响了这两种级别的“自目的性”消费活动的比例。文化资本越高的阶层,其高级的“自目的性”消费活动所占比例越大。反过来,文化资本越低的阶层,其高级的“自目的性”消费活动所占比例越小,而初级的“自目的性”消费活动所占比例越大。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工具性消费活动与社会分层的联系在于前者是一种自变量或中介变量。而“自目的性”消费活动与社会分层的联系在于前者是一种因变量。公允地说,布迪厄对消费的社会学解释,既有工具主义取向,同时也有“自目的性”取向。遗憾的是,他没有明确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取向,从而导致作为社会地位的建构性力量的文化消费(自变量或中介变量)与作为社会分层结果的文化消费(因变量)混淆在了一起。

  “自目的性”范式不但可以用来解释许多消费现象,而且也可以用来解释某些生产或经济现象。戈尔德斯通对英国何以在近代以来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奥斯曼帝国和中国何以在近代走向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其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在于17世纪以后英国形成了鼓励创新的宽容文化,从而导致创新起飞,创新则促成了经济起飞,而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加剧了思想专制,扼杀了创新。(25)在英国的创新文化中,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知识生产领域的“自目的性”动机。近代以来,英国形成了“为知识而知识”的超功利文化,这一文化助推了英国的“创新起飞”。过度强调知识的工具性,尤其是维护统治的工具性,必然会维护和强化思想正统,扼杀思想自由,从而扼杀创新。当然,工具性动机(追求外在惠益)和“自目的性”动机(追求内在惠益)是可以并存的。但二者之间有一个“谁在个人动机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问题。过于工具主义导向的人,往往会更倾向于急功近利(机会主义和短期主义取向)。而创新,尤其是革命性创新,往往要求人们克服机会主义和短期主义取向。因此,可以说,麦金泰尔所提出的“自目的性”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近代中西方在知识创新上的差异。中国历史上的工具主义导向和知识生产领域的“自目的性”文化的缺乏,恰恰成为中国的科学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可以看出,“自目的性”范式在解释生产性活动方面,从因变量变成了自变量或中介变量。

  三、马费索利:从个体主义范式到部落主义范式

  马费索利在其代表作《部落的时代》对主流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提出了挑战。主流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主要包括个体主义范式、工具主义范式和理性化范式。例如,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既强调个体主义,又强调工具理性,同时也注重对社会理性化过程的分析。马费索利所提出的部落主义是对这三大范式的同时应对。针对个体主义范式,部落主义范式强调的是群体性生活,突出的是社会团结的一面;针对工具主义范式,部落主义范式突出了群体生活的“自目的性”;针对理性化范式,部落主义范式侧重的是集体情感等非理性(不是无理性)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见,部落主义与主流范式的对立不仅体现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这一维度上,而且同时也体现在工具性与“自目的性”的对立,以及理性与非理性(集体情感)对立的维度上。在部落主义范式中,集体主义、自目的性和非理性(集体情感)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在这三种因素中,集体主义是统摄性的。尽管部落主义范式是对工具主义范式和理性化范式的反动,我们可以把部落主义范式主要看作是与个体主义范式相对立的范式。

  马费索利是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论述“部落”的。他所说的部落不同于古代社会的部落,为了显示区别,他把后现代的部落称为“新部落”。新部落构成后现代性的特征,并与现代性的群体和社区具有明显的区别。为了揭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区别,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图1)。

  

  图1 马费索利的理论分析框架(26)

  如果说,现代性的特征是“社会”,那么后现代性的特征是“社交”。与“社会”相联系,现代性内含“机械结构”,后现代性则内含“复杂或有机结构”。前者存在于政治-经济组织中,后者则存在于大众当中。与政治-经济组织相对应的微观单位是个体(individuals),他或她通过其功能(工具化)而被整合到政治-经济组织中。与大众相对应的微观单位是个人(person),他或她在群体中履行了某种角色(自目的性),他或她只有在与其他人发生某种关系时才能履行这种角色。把个体与个体联接起来的因素是契约,而这些借助契约联接起来的群体,就是契约团体。与之相对,把个人与个人联接起来的因素是情感,而借助情感联接起来的群体,就是情感部落。按照我的理解,在马费索利那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不是先后交替的两个阶段,而是并存的两种存在。只不过,古典的社会学家往往只侧重于讨论现代性(理性化、工具化、个体化)。而非理性、自目的性和集体化(或群体化)过程,则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缺乏应有的位置。这正是马费索利提出部落主义范式的背景。

  在马费索利那里,“部落”是一种隐喻,用来解释当代社会的去个性化(disindividuation)过程。他所说的部落不是稳定的群体,因为部落中的人可以自由地从一个部落流动到另外一个部落。部落时代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不同。一方面,现代性的特征是理性化,而后现代性则是一个共通感或移情(empathetic)的时代,人们相互之间感触到共通的情感。另一方面,现代性是建立在个性化和个体分离的原则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是通过其功能和契约联结起来的。与之相对,在后现代性中,共通感(empathy)使得人们缺乏分化,个人“遗失”在集体化的主体中。如果说,现代性是由契约化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the social),那么,后现代性则体现为具有共通感的“社交”(sociality)。后者体现为特定的氛围、感觉和情感。

  马费索利注意到,尽管马克斯·韦伯侧重探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但同时也谈到了“情感社区”。马费索利认为,韦伯的这一概念可以好好利用。在马费索利看来,情感社区或情感部落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在一起”。这种“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具有神圣性和“集体感性”(collective sensibility)。因此,如果韦伯揭示了现代性的“去魅化”过程,那么,马费索利则力图揭示后现代性的“再魅化”过程。这一“再魅化”过程是通过都市中的部落化过程来实现的。他认为,由于情感部落在冷冰冰的、非人情化的都市中给我们带来温暖,因此,都市化过程促成了部落主义的兴起。它使得人们在冷冰冰的都市社会中得以抱团取暖。

  马费索利认为,部落主义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情感星云。共通的情感使得人们形成情感部落。在这些部落中的情感,如同星云一般,环绕着人们。它构成一种可感触的氛围,把人们集合在一起,形成“可感触的关系”(tactile relationship)和“弥散同盟”(diffuse union)。(27)在部落中,人们感受到“在一起”的快乐。不过,他强调,这种部落可以是流动性的、偶发性的、临时性的,而未必是稳定性的。(28)节庆、狂欢节和看马戏团表演的人群,都是这种情感部落的例子。(29)第二,非定向的在一起(the “undirected” being-together)。人具有形成群体的倾向,具有与他人结合的本能,(30)具有社交的冲动。(31)他或她不能是孤立的,必须通过文化、沟通、休闲或时尚而与社区联接起来。(32)但个人与个人的情感联接,未必要求交往方是熟人,情感部落事实上是由许多不熟悉的人组成的。人们的“在一起”可以是非定向的。马费索利认为,迪尔凯姆所说的关于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和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的区分,在今天看来已不再适用。(33)与迪尔凯姆相反,马费索利认为现代性体现的是“机械结构”,“有机结构”则存在于后现代性中。第三,宗教模型。马费索利用宗教作为隐喻来说明情感部落的吸引力。情感部落具有许多与教派群体相似的特征,如:在场、亲近、教徒具有很强的群体成员感和群体责任感,等等。(34)情感部落对于个人的吸引力,如同教派群体对于教徒的吸引力一样。第四,可选择的社交(elective sociality)。马费索利认为,人与人的交往同时存在吸引和排斥的方面。因此,社交存在选择性。(35)人们基于自己的好恶感觉来选择交往群体。支配这种群体化过程的不是理性机制,而是基于相遇、情境以及对各种群体交往经历基础上的情感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是去追求个性,而是去追求“在一起”的兴奋。(36)第五,保密法则。马费索利认为,人们的生活既有展示的一面,也具有必须隐藏的一面。(37)同样,一些情感部落具有集体隐私,(38)因此,它需要其成员保守秘密。在这个方面,情感部落类似于齐美尔所说的“秘密群体”。针对外部世界的威胁,这种群体需要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而保守秘密就是这样的保护机制。群体所分享的秘密成为一种群体的确认方式。秘密成为一种与内部群体的其他成员保持接触与交往的方式。它同时也把内部群体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保密法则有助于“在一起”的感觉的形成,并使得“在一起”构成对外部世界的防御。(39)

  与个体主义范式和集体主义范式之对立交织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对立,是理性主义范式和非理性主义范式的对立。人的存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的智慧、理智、理性和知性的方面,另一方面是人的本能、情感、意志和生命活力的方面。在西方学术界,人们用希腊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来比喻前一方面,用狄俄尼索斯(酒神)来形容后一方面。现代性就是体现在“普罗米修斯”“征服”“狄俄尼索斯”的过程。这一理性因素征服非理性因素的过程,不但通过制度安排体现出来,而且沉淀为个人的心理结构。韦伯把制度安排过程的理性化过程称为“社会的理性化”,(40)埃利亚斯则把心理层面的理性化过程称为“文明化”过程。(41)然而,社会学主流理论范式在有效地解释了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以后,却常常忽略“非理性因素到哪里去了”的问题。尽管埃利亚斯试图把情感和本能的因素“请回到”社会过程的建构过程中,他对情感和本能的处理方式依然是理性主义的:非情感因素服从于理性因素的支配和抑制。与社会学家一边倒地沉迷在理性主义范式不同,哲学家们在“理性”和“非理性”上并未一边倒,尽管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波普、维特根斯坦等都沿袭了理性主义传统,但非理性因素始终在哲学领域获得重要位置: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萨特、海德格尔都把非理性因素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马费索利继承了这些强调非理性因素的哲学传统,并试图把它社会学化。他提出的“部落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尝试。部落主义事实上描述了以社会性的情感为纽带的社会聚合体的形成过程。这说明,现代社会存在两种社会过程。一种是理性化的组织化过程,另外一种是情感化的群体化过程。但是,当代社会学理论只论述了前一种过程,忽略了后一种过程。马费索利的贡献,就是试图从社会学角度对情感化的群体化过程进行理论叙述。他把理性化的组织化过程归到现代性,而把情感化的群体化过程归到后现代性。

  从消费社会学角度看,部落主义范式有效地填补了个体主义(及其冲突)范式在解释力上所留下的盲区。消费领域未必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围绕某种社会资源(如社会地位)的你追我赶、无休无止的竞争,(42)也有可能是个体放弃“个性化”、沉迷于“无我”的集体化激情和群体化生活的过程。在这样的群体化过程中,他人的在场,正是“我”的快乐的来源和所在。例如,狂欢节不但是一种节庆仪式,而且同时是一种释放集体性情感、追求群体化快乐的过程。在狂欢节中,“人气”不但是一种氛围,而且是快乐的保证。没有人气的狂欢节,就不成其为狂欢节,反而给人以“冷冷清清”的感觉,从而失去了吸引力。这种狂欢节中的聚众现象,就是马费索利所说的情感部落。情感部落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体现。例如,足球俱乐部的球迷聚集在赛场观看足球比赛,不但是对赛事本身的消费,而且是对赛场“人气”(在场的密密麻麻的观众)的消费。如果只是注重赛事本身,在家里看电视实况转播就足够了,但球迷们不惜重金购买到赛场观看比赛的门票,就是因为他们快乐的一部分来源,在于与其他球迷“在一起”。这种“在一起”的氛围,是在家里看电视转播感受不到的。中国传统上的社戏、赶集、节庆、婚庆中的群体聚众现象,以及当代的派对聚会、俱乐部(或夜总会)消费群体、集体性舞会、歌星演唱会的听众,以及当今流行跳“广场舞”的大妈群体等,都是马费索利所说的情感部落。就音乐消费来说,虽然它既有个人性的消费形式,也有群体性的消费形式,但是,现在的青年越来越热衷于以聚集的方式进行音乐消费。对于这种群体性音乐消费,用以往的“亚文化”方式并不能充分解释,它更适合用“新部落”或部落主义的范式来进行解释。(43)可以说,部落主义的范式为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对群体性消费现象进行解释,提供了独特而有效的分析性视角。

  部落主义范式不但对群体性消费现象具有解释力,而且也对生产性群体或工作群体具有解释力。例如,Spencer和Walby就从马费索利的“新部落”的角度分析情感和仪式在实验室的科学家群体形成团队文化(即情感部落)中所发挥的作用。(44)事实上,马费索利本人也没有把部落主义仅仅限定在消费和日常生活领域。他认为部落主义也存在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45)不过,不论是工作群体中的部落主义,还是消费群体中的部落主义,均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感,一种是道德情感,另一种是享乐主义情感(快乐与兴奋)。从分析的层面看,如果把“是工作群体还是消费群体”与“是道德情感还是享乐主义情感”这两个标准加以交互分类,那么,就形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新部落”:团队文化型部落、团队游戏型部落、预算单位型部落、欢聚型部落(图2)。

  

  图2 “新部落”的四种理想类型

  在这里,团队文化型部落和团队游戏型部落指的都是作为部落的工作群体。团队文化型部落指的是以道德情感为纽带而结成的带有团队文化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工作群体。(46)团队游戏型部落指的是奉行快乐原则的专业性体育组织或文艺团体。这些组织或团体的专业是从事运动竞赛或文艺表演,与此同时,这些组织或团体的参与者不仅是为了谋生而工作,更主要是为了工作本身的快乐(集体性快乐)性质而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一种集体游戏。预算单位型部落是依据马克斯·韦伯的“预算单位”概念而提出的。韦伯所说的预算单位是与资本主义的公司(生产组织)不同的组织,即一种以消费为目的的组织。虽然它的收入来源于劳动、贸易、借贷、投资,但这些收入只用于满足该组织成员现在和将来的需要(消费)。换言之,预算单位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构,而是一种消费群体(如天主教修女会)。(47)欢聚型部落指的是为了欢乐、快乐或兴奋而临时聚集在一起的群体,如聚餐群体、派对群体、舞会群体、看马戏节目的群体、俱乐部群体、参与节庆或狂欢节的人群,等等。(48)需要指出的是,这四种类型的划分只是一种分析层面上的抽象,在经验层面上,道德情感和享乐主义情感可以是同时并存的。团队文化与团队游戏也可以共存。同时,工作群体有时也间歇地转化为消费群体。尽管有着各种因素的并存,它们之间却有一个“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上述四种理想类型正是依据这个原则而划分的。

  四、结论与讨论

  长期以来,消费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一样,具有工具主义偏好和个体主义偏好。就工具主义偏好来说,消费社会学家往往把消费看作是实现个人的某种社会性目的(如社会承认、社会地位、社会认同)或辅助社会建构(如社会分层)的手段。消费自身作为目的(自目的性),则不但未能进入消费社会学家的视野,而且一旦被注意到了,往往被赋予负面含义。例如,为消费而消费常常被贴上“消费主义”的标签而被批判。这一工具主义偏好使得消费社会学的解释力所能覆盖的范围大大缩小,因为许多消费活动都是自目的性的,未必具有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工具性。麦金泰尔所提出的“内在惠益”和“外在惠益”的观点,以及心理学家提出的“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在工具主义范式之外,建立一个“自目的性”的范式。这一范式有助于消费社会学拓展研究对象,使许多不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工具性的消费现象,也能成为消费社会学所研究的内容。只要把“自目的性”的消费活动变成因变量,消费社会学可以借助社会学的自变量或中介变量对这些因变量进行有效的解释。

  再就个体主义偏好来说,消费社会学比较偏好于分析个体或家庭层级的消费现象,而不太愿意分析社区或群体层面的消费现象。消费社会学家当然也讨论阶层消费,但他们所说的阶层,往往是一种统计意义上的“集合体”,即按照某种(或某些)标准把相似的个体或家庭组合为一个统计性的集合。但消费性的社区或群体不是这种统计性集合,而是一种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集合体。之所以这种消费性社区或群体难以成为消费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些“有机”集合体不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合适的分析这些集合体的范式或理论视角。马费索利所提出的部落主义,有助于我们在工具主义范式之外,形成集体主义范式,使得那些具有内在的有机结构或逻辑的消费性社区或群体,可以进入消费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从而消除消费社会学的解释力盲区。不过,他所说的部落主义不同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强调的是个人之外的结构性力量的作用,而部落主义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共通的情感的联接作用,这种共通的情感是可感触的,并通过行动者的能动性而发挥作用。可以说,部落主义是在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或功能主义)之外的一种独特的理论范式。

   ①Thorstein 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New York:Penguin Books,1994/1899;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trans.by Richard Nice,London:Routledge,1984.

   ②Thorstein 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New York:Penguin Books,1994/1899.

   ③(20)(24)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trans.by Richard Nice,London:Routledge,1984.

   ④(42)Juliet B.Schor,The Overspent American,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8.

   ⑤Mihaly Csikszentmihalyi and Nina Gilbert,"Singing and the Self:Choral Music as 'Active Leisure'," The Choral Journal,vol.35,no.7,1995,p.16.

   ⑥⑦Mihaly Csikszentmihalyi,Beyond Boredom and Anxiety:The Experience of Play in Work and Games,San Francisco:Jossey-Bass Publishers,1975,p.35.

   ⑧E.L.Deci,Intrinsic Motivation,New York:Plenum,1975.

   ⑨E.L.Deci,"Effects of Externally Mediated Rewards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18,1971,pp.105~115.

   ⑩(18)Peter McMylor,Alasdair Maclntyre:Critic of Modernity,London:Routledge,1994,p.151.

   (11)(12)(13)(14)(15)(16)(17)Alasdair Maclntyre,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7,pp.188~191.

   (19)Mihaly Csikszentmihalyi,Beyond Boredom and Anxiety:The Experience of Play in Work and Games,San Francisco:Jossey-Bass Publishers,1975; E.L.Deci,"Effects of Externally Mediated Rewards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18,1971,pp.105~115; E.L.Deci,Intrinsic Motivation,New York:Plenum,1975.

   (21)Andrew Sayer,"(De)Commodification,Consumer Culture,and Moral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vol.21,2003,pp.341~357.

   (22)Nick Crossley and Wendy Bottero,"Music Worlds and Internal Goods:The Role of Convention," Cultural Sociology,vol.9,no.1,2015,pp.38~55.

   (23)Andrew Sayer,"(De)Commodification,Consumer Culture,and Moral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vol.21,2003,pp.341~357; Andrew Sayer,"Class,Moral Worth and Recognition," Sociology,vol.39,no.5,Special Issue on "Class,Culture and Identity",2005,pp.947~963.

   (25)Jack A.Goldstone,"Cultural Orthodoxy,Risk,and Innovation:The Divergence of East and West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Sociological Theory,vol.5,no.2,1987,pp.119~135.

   (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5)(48)Michel Maffesoli,The Time of the Tribes: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trans.by Don Smith,London:Sage,1996,pp.6,73~92.

   (40)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41)Norbert Elias,The Civilizing Process,vol.1:The History of Manners,Oxford:Blackwell,1978.

   (43)Andy Bennett,"Subcultures or Neo-Tribes?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th,Style and Musical Taste," Sociology,vol.33,no.3,1999,pp.599~617.

   (44)(46)Dale C.Spencer and Kevin Walby,"Neo-tribalism,Epistemic Cultures,and the Emotion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onstruction," Emotion,Space and Society,vol.7,2013,pp.54~61.

   (47)Erin Metz McDonnell,"Budgetary Units:A Weberian Approach to Consum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9,no.2,2013,pp.30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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