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消费制度渐进式转型及其社会后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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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The 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 System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 Analysis

内容摘要:通过集体消费制度转型过程和后果的分析,回应了市场转型理论的基本争论,着重分析了再分配精英的地位优势在市场转型以后如何维续的问题。从正式集体消费制度和非正式集体消费制度两个方面分析了再分配地位优势是如何维续的,指出在集体消费制度转型过程中,以单位和身份为依托,再分配精英的优势地位通过“两个过程”和“两个制度”得以维续。两个过程:一是以“集体消费的特权化”获得“超市场福利”,二是“超市场福利”以“市场化价格”进行比价和交换,从而把身份权转变为金钱权;这个实现过程依赖于两个制度,即私有产权制度和市场交换制度。这两个制度使得再分配福利很容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兑换。在集体消费制度渐进转型过程中,以单位制为依托的再分配特权逐渐被削弱,以金钱为后盾的市场能力则逐渐凸显,再分配精英的优势地位也从过去的身份优先权转变为金钱优先权。以财富积累为标志的金钱优势的形成意味着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和社会分化形式的确立。

关键词:集体消费制度,渐进式转型,身份权,金钱权,社会不平等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集体消费制度渐进式转型及其社会后果分析.[J]或者报纸[N].人文杂志,(20185):107-119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5-0107-13

  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集体消费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如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行,医疗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教育收费、住房保障制度改革等,这些改革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由再分配经济条件下的无偿和低价供给向有偿和社会化供给转型。这一转型是渐进式的,从权力边缘逐渐向权力核心推进。在转型过程中,形成了福利双轨制。福利双轨化转型对社会分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即是对集体消费制度转型及其对社会分化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

  一、市场转型理论的基本争论及其问题

  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场系统和全面的社会变迁。再分配经济中很重要的特点是国家集中了各种资源,通过再分配的方式重新配置资源,人们的消费很大程度上被再分配地位所决定。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单位完成的,单位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再分配经济中的核心制度,关于“单位制”的大量研究充分揭示了单位对个人生活的绝对支配地位。对市场转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机制的研究中,单位福利及消费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魏昂德的“单位依附理论”指出,由于单位占有资源,商品市场不发达,许多生活消费品是通过单位配发给职工及其家庭,“再分配经济”是国家依赖单位组织进行“再分配”,由此形成了工人的单位依赖。①在再分配体制下,单位对再分配有支配权,单位分层也是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机制。②

  社会主义国家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后,社会分层机制变化引起了社会学家广泛而持久的讨论。对于中国转型问题的讨论,其中颇具影响的是市场转型论和权力维续论者之间的争论。前者以倪志伟为代表,1989年倪志伟(Victor Nee)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论文指出: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将导致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受益增加、政治资本相对市场资本贬值、人力资本回报上升和新的机会结构出现等。这篇论文引发了大量关于中国市场转型及其后果的研究。大量的研究显示,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对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的收入回报是上升的。在与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中形成了“权力维续论”,持权力维续论的学者,如边燕杰、周雪光等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转型以后,再分配体制下的干部阶层在市场经济中同样居于优势地位。中国渐进化的市场改革,导致再分配和市场两种机制并存,在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回报上升的同时,权力的作用仍然维持和继续着。这些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以“再分配”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在市场转型中是否持续发挥作用;与之相应的问题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尤其是精英阶层,是循环的还是再生的。③在市场化进程中,作为再分配精英的干部在社会转型中是获益的还是受损的,争论的焦点是“再分配权力及其收入回报”。④

  但在对再分配权力进行测量时,主要集中在教育、职业地位和收入的获得上,而再分配权并不是研究者的主要兴趣。尽管魏昂德意识到不能将所有干部权力都理解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转型中可能会出现新的权力形式,但对于新型权力的表现方式和作用途径,他并未做进一步阐述。⑤泽列尼于1987年在同罗伯特·曼钦合作的论文中,提出了“再分配权力的商品化”,即“将官僚特权向市场特权的转化”,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没能加以深究,没有对造成不平等的两种体制,即再分配与市场之间交互作用的机制和结果进行更深入的讨论。⑥边燕杰、刘勇利对“五普”数据的分析表明,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的住房状况更好,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既体现了制度跨越又保持了制度延续”,但其假设仍然是权力的收入回报高、购买力强而获得住房优势,而没有解释住房的福利再分配对住房优势的影响及其机制,在其模型结果中,这种影响比购买力的影响更强。⑦

  对再分配权界定不一致会影响对转型后果的讨论和判断。波兰尼对“再分配经济”的界定是“再分配经济通过集中化决策汇集和分配物资”。⑧在泽列尼看来,再分配经济中再分配权力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根源,在这类社会,人们之间的工资差异并不大,而各种以住房、福利、价格补贴等方式表现出来的非工资性收益,却在“再分配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表现出很大的不平等,在他看来,“再分配者是‘自私的’,在分配稀缺物质时,他们会采取对他们有利的方式”。⑨也就是说,在再分配经济中,在通过再分配权力分配资源的过程中,导致处于再分配地位者因此而获得更多权利(特权),导致社会不平等。学者们对改革开放前中国不平等的测量,也主要是针对这些再分配特权。市场转型后,伴随着市场力量的崛起,虽然国家的再分配权力在弱化,但一些群体的再分配权利仍然以集体消费特权的形式、依托于身份体制而存在。然而,其社会分化后果却并不像收入、职业、教育等因素那样受到分层研究的充分重视。

  市场转型后,再分配特权是如何改革或者延续下来?对于社会分化,与收入、职业和教育相比,再分配的集体消费特权对社会不平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到底是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大还是集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大?这些问题并未引起研究者重视。边燕杰曾指出:非货币的再分配经济实惠(如医院、食堂、幼儿园、托儿所、交通安排、住房、各种保险和福利,这些改革前都从单位分配)及其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作用需要深入研究,如果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货币收入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就必须予以关注,否则“社会分层研究将注意力专注于货币收入上就可以理解了”。⑩再分配经济下的集体消费特权一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不关注再分配体制遗留下来的集体消费特权及其变迁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就很难客观评价目前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问题。本文拟对以上理论问题予以回应,研究集体消费制度转型及其社会分化后果。

  二、集体消费制度渐进式转型影响社会分化的机制分析

  对再分配权的界定歧义是转型理论争论中的一个缺陷。对再分配权界定不一致会导致研究结果不同。本文认为,再分配权力是一种国家分配资源的权力,由其代理人来行使,对于社会成员来说,通过国家的再分配而获得生活资源是一种权利,即再分配权利,具体指有资格享有以住房福利、社会保险以及各种单位福利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非工资性收益。再分配精英本文指体制内具有正式编制的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体制内人员在这些“再分配权利或者特权”方面有没有变化是判断“再分配权力是否维续”的主要依据。本文使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身份权/金钱权来具体分析中国集体消费制度的渐进式转型以及这种转型的不平等机制及后果,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如下:

  1.集体消费。集体消费的概念源于城市社会学家卡斯特,卡斯特认为,消费品可以分为两类,即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私人消费品指那些可在市场上买到或自己提供的,被个人单独占有和消费的产品,比如日常的吃、穿、用等商品。而集体消费品指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交通、医疗、住房、闲暇设施等。集体“消费过程就其性质和规模,其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供给”,(11)例如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和闲暇的满足、医疗、教育等。集体消费品与私人消费品一样对于劳动力再生产而言是不可缺少的。桑德斯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嵌入在集体消费中,集体消费品供给的模式导致了社会再分层,一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因而会影响他的集体消费水平、类型以及他与城市系统的关系。(12)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沿袭来的各种福利制度,由于覆盖不均,更具有社会分层的作用。本文集体消费制度主要指计划经济下依托于单位的各种福利、保障和消费特权,关注这些集体消费制度在市场转型后的变化及其后果。

  2.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制度(习俗、行为准则、行为规范)。集体消费制度也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本文正式集体消费制度是指国家以法律、法规、政策形式确定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而非正式集体消费制度则是指依托于“单位制”、在福利再分配过程中被单位所践行的一系列不成文的习惯或者潜规则,它是依托于“单位”而存在的、从再分配体制延续下来的、在集体消费制度改革后仍然被单位所保留的、甚至继续发展的一些非正式的单位福利。

  3.身份权和金钱权。身份的经典定义是由拉尔夫·林顿在1936年提出的:“身份是在特定社会结构模式中所占据的一个位置。”(13)“归纳不同的社会学家对于身份的不同解释,主要有如下6种涵义:在社会上的位置;在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一种继承来的社会地位;任何一种用客观的特点(如职业、收入等)测量的地位;声望;权利与义务的集合。”(14)身份有先赋身份和后致身份之别。先赋身份是由于各种制度规定而生下来就具有的身份,后致身份则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而得到的身份。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身份是一种资源,在古代所谓官职,与其说是一种职位,毋宁说是一种身份。一旦获得这种身份,就可以享有种种特权。(15)消费特权是与身份紧密相连的,传统社会中各种消费方式的规制非常细致,大到房屋的建制,小到穿衣的颜色,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得僭越。如黄色仅限于皇族使用,其他人用黄色则属犯上;一个商人,哪怕富可敌国,也不能使用不符合其身份的消费品。

  金钱权与身份权不同,它是一种形式平等的权利。原则上来说,只要有钱,不管是贵族还是乞丐,都可以享受同等的物品和服务。金钱权作为一种权力,受到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泛关注。(16)在社会学领域,马克思、齐美尔和韦伯都认为,金钱使得任何事情都可以根据唯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使过去基于性别、等级、年龄、身份等区分的价值体系被金钱侵蚀和夷平。(17)金钱成为唯一标准和唯一目的。在中国,对金钱的追逐在40年市场经济发展中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拜金主义横扫一切传统价值伦理。在实际生活中,金钱可以买到物品、服务,买到尊贵和成功的体验,甚至可以收买爱情、生育权等等。所以,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金钱逐渐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金钱权力的凸现使传统的价值观黯然失色,也异化了过去的身份权。中国传统官场所强调的“德”以及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都受到了强烈冲击,与身份相应的义务被抛弃,与身份相联系的金钱获取能力则畸形地发展。

  本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集体消费制度的渐进式转型,使得再分配福利直接成为市场之外社会分化的又一机制,转型理论的缺陷在于它仅仅关注了再分配权力直接参与市场而实现商品化的问题,即通过教育、职业地位、工资收入,获得了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而没有深入研究计划经济时期众多再分配特权在市场经济下是以何种方式保留下来、又以何种机制来保持再分配精英的优势地位的。在再分配经济时期,集体消费特权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来源、甚至超越了收入而成为支配个人生活的主要力量,而在市场化转型以后,这种再分配特权不仅没有消失,甚至还有所增加。延续的再分配特权,仍以身份为基础,以单位为依托,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之一。再分配集体消费特权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正式福利制度的等级化。中国集体消费制度的转型是渐进式的,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体制内成员的再分配特权,在改革从权力边缘向权力中心缓慢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差距巨大的福利“双轨制”,(18)像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虽然形成了普惠制的制度框架,但在执行过程中仍然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差异化改革方式以及不同体制的差异化模式,而很多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长期以来则一直在保险体制外运行,由财政直接负担,由此形成了正式保障制度事实上的“双轨制”。

  第二是非正式福利制度的单位化。这种单位化的福利,又有不同形式:首先是以“单位普惠福利”存在的“超市场福利”。福利改革从权力边缘向中心推进,处于中心的再分配精英的再分配权利则长期没有触及。全民福利在推向市场化的同时,仍然以“单位福利”的模式存在。如住房、单位的食堂、幼儿园、附属学校等,在很多体制内单位仍然存在,有的虽然从单位剥离了,但是在机会获得的资格上,仍然以单位为依托存在着,如重点学校的入学资格,长期以单位共建学位的模式存在。集体福利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和局部性使得计划经济时期的再分配精英仍然完全或者部分地享受着计划经济时期的身份特权,获得免费或者低价的集体消费品。与体制外单位相比,这是一种“超市场福利”。其次是名目繁多的“灰色福利”,这是一种普遍化的单位福利。财政状况好的单位,衍生出名目繁多的福利,如违规发放的实物、购物卡、三公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外出学习培训以及各种报销和现金补贴。最后是部门化的“隐蔽福利”。这些福利是行政权力正常运作产生的权力寻租收益,包括实物、购物卡、外出免费旅游等,是部门利益形成的结果。这些收益虽然是小群体人人均沾的收益,但长期却是半透明运作的,大大增加了权力运行的成本。

  再分配福利的存在导致消费领域也是“双轨制”的,即一部分人的需求是通过福利供给来满足,而另一部分人的需求则通过市场而满足。所有这些以单位为依托的再分配权利,都是一种因身份而获得的特权,身份决定着享受资格,职务高低、是否有编制是决定一个人是否享受某项福利及享受水平的重要资格。福利供给是身份封闭的,市场领域则是身份开放的。这样,体制内人员可以同时拥有福利和市场两种渠道满足自己的特定需求,而通过市场满足需求的人却不能获得再分配福利。

  两种满足需求的方式共存,使得福利具有了比价的可能性,它可以以“市场价格”进行比较,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和“增殖”来变现,从而把身份特权演变为一种市场优先权,再分配精英转变为市场精英。因此,在集体消费制度转型过程中,虽然再分配特权最终可能被消除而走向均等化,(19)但再分配精英的优势地位却不会因为福利削减而受到根本影响。渐进式转型保证了再分配精英的权力维续,即从过去以“单位制”为依托的再分配特权转化为以“市场”为依托的金钱权力(市场能力)。过去的身份不平等逐渐转化为市场不平等,作为市场不平等的购买力差异,其背后是集体消费获得机会的不平等。集体消费作为这种身份固化的原因之一和外显形式,促进了阶层之间的分化和消费边界的形成。这一过程可以用图1表示。

  

  从集体消费制度渐进式转型的过程看,作为身份权利的“集体消费”,其本身是一种社会分化的机制,这种分化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通过“市场化”,完成了其“市场增殖”,从而使身份权演变为一种合法的市场优先权,使得再分配精英最终完成了向市场精英的转型。再分配权力在市场经济下的维续机制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过程”和“两个制度”:

  两个过程:一是以身份为依托获得的“特权化的集体消费”,这种集体消费远高于市场化收益;二是以“市场化价格”衡量的集体消费品在市场比价和交换中获得增值,从而再分配特权转变为市场优势。这两个过程的实现依赖于两种机制:一是私有产权制度。市场经济下私有财产权得到保护,个人的资本积累得以实现。在计划经济下,私人财产权得不到保护,各种集体消费品的供应都立足于满足个人的需求,不能积累财富,更无法把自己的财富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市场化改革以后,私人产权得到承认,个人财富积累成为可能。市场化改革导致集体消费品的市场价格攀升,特别是优质教育、住房等,此类再分配权利也随之大幅增值。二是市场交换制度和市场交换空间的存在,再分配精英通过超市场福利而积累的大量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有了交换的可能性,能够在市场上进行比价和兑换,由此完成从再分配精英到市场精英的转变。这是因为,在计划体制下缺少市场交换机会,再分配特权不能比价,也没有变现的可能性,只能依附于单位而满足自我需求。市场转型以后,财富积累成为可能,再分配特权本身成为可以用市场价格标注的收入和财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为再分配精英的财富增殖和市场兑换带来了机会,使得再分配精英的福利特权能够以市场价格来衡量并变现。如以低价获得的住房现在变成了百万资产,体制外人员可能需要通过昂贵赞助费才能得到孩子上重点学校的资格。虽然市场交换本身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换,但是交换起点的不平等注定这种交换是形式平等,而其实质是不平等的。由此,再分配精英的再分配优势顺利转化为市场优势。

  经过这个不平等转型过程,即使再分配特权被消除,再分配精英在市场经济中仍然居于精英地位。而且,通过财富继承、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优势,这种优势地位还具有了更加稳定的、更强的代际传递性,这也是阶层固化的一个重要机制。精英地位的代际传递主要不再基于身份权,而是基于市场优势和金钱权。最明显的例子是具有再分配优势下的“二代”现象,通过单位共建等形式,再分配精英的子女享有最优质义务教育的机会。这在教育起点上决定了其市场优势。机制使得再分配优势进一步固化,出现了各种“二代现象”,如“贫二代”“官二代”“富二代”。集体消费能力作为这种身份固化的原因之一和外显形式,其差距也越来越显著,阶层之间的消费边界逐渐形成。

  下面将通过文献研究和个案访谈资料具体分析这一福利转型及其不平等后果。由于再分配特权的访谈比较敏感,因此,访谈资料都是来源于私人关系得到的个案,但是这些案例所代表的现象则是有普遍意义的。另外,这几年反腐案例等公开文献资料是本研究的另一重要资料来源。

  三、集体消费制度渐进式转型影响社会分化的过程分析

  生产领域的市场化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主要通过职业和收入的差别体现出来,而集体消费制度转型对不平等的影响则是通过不同身份者的福利差别体现出来。在计划体制下,身份制是一种等级化的再分配特权,身份背后有清晰界定的福利权利。这些身份体制逐渐被打破,这一过程有三个基本特点:

  一是集体消费制度改革依然是在原有社会体制框架下进行,并没有改变体制身份分割的基本格局。干部身份、工人身份、农民身份的基本差别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福利获得上进一步被强化。

  二是改革不触动既得利益,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不论是医疗、住房还是养老等各项福利制度改革,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这种改革的优点是改革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不同群体原来福利水平,而对后来者实行不同制度。

  三是政策的弹性和改革的不彻底性导致的特权部门和特权消费非常普遍。虽然社会福利体系整体上向市场化、社会化方向发展。但是在那些体制内单位中,一些计划体制下实施的再分配福利,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在那些财力雄厚的单位还增强了。改革的局部性和不彻底性,导致单位福利特权盛行。

  在集体消费制度渐进式改革进程中,身份仍然是再分配权利界定的最主要依据。集体消费制度的改革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即通常所说的“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这几项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单位保障逐渐过渡到社会保险,逐渐社会化、普惠化。

  二是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改革,打破“单位办社会”,把很多原来由单位承担的服务推向专业社会机构或者市场。这部分改革最主要是事业单位改革,从1980年代开始,1990年代大规模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实际上是“从国有企业改革中‘抄袭’来的”,“明显地带有追求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趋向”。(20)公共服务改革后,单位福利成为一种非正式的福利,各类单位都依据自己的实力来提供福利。经济状况好的单位则是“福利膨胀”,把个人的一切需求都装入了单位福利这个筐中,形成了各种灰色福利,差的单位则什么福利也没有。这种状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直持续到2012年,2013年以后,福利改革进入一个新的规范化时期。下面分析这两类福利制度的运行及其后果。

  1.正式集体消费制度的多轨运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从法律文本上实现了人人平等,但中国实际仍然是一个等级身份观念深厚的社会。人们的等级身份通过各种制度化或者非制度化的方式存在着,以户籍身份制、人事档案制和单位所有制为依托,形成了事实上地位不同的身份群体。这些身份群体最重要的差别之一就是其集体消费权的差别。中国三大主要身份群体,即干部、工人和农民有不同的福利权利。城镇居民拥有城镇户籍,在完全就业政策下,城镇居民从就业身份上又被分为干部和工人,干部身份者包括行政干部以及拥有各种专业技术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一群体享有良好的单位福利,是社会的上层。工人身份者主要包括产业工人以及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没有干部身份的职工。工人身份在工资福利方面与干部相比要差一些,工人身份者按所有制又分为集体所有制工人和全民所有制工人,全民所有制工人的福利待遇又好于集体所有制工人,是“工人贵族”。农民处在身份群体的最底端。改革以后,这一基本等级格局依然没变。

  正式集体消费制度改革主要是国家以法律法规等正式形式确立的制度变革,正式集体消费制度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这些改革的基本特点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改革最大限度地维持了再分配精英的特权,保留了不同身份的福利差别性。这里分析对人们生活影响较大的几项社会保障制度,即养老、医疗、住房保障的社会分化作用。

  一是养老。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一种国家保险模式,个人不用负担费用,保险覆盖的人员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城镇部分集体企业职工、个体经营者、“三资”企业的中方职工和广大农民均没有建立和实行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21)当时虽然都是国家保障,但是干部的退休金由财政负担,工人的则由企业支付,二者领取标准上也不一样,干部高于工人。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劳动用工制度的变化,养老保险“从‘国家-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开始重建、探索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开始探索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重建、恢复的过程中出现了体制内外的多重‘双轨制’,可以说是一个‘再身份化’、‘再双轨制’过程”。(22)

  改革以来,干部和工人的养老保障制度差别进一步延续下来。1986年《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在合同制工人中实行社会保险制度并引入了个人缴费机制。1991年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要求各类企业为全体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费用分担机制,允许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首先纳入了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此后,很多事业单位职工也加入了这个体系,而公务员的退休金仍然由财政负担。1997年《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要求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制度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体制外员工也纳入了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体系,制度的覆盖面逐年扩大。从这一点来说,原计划经济时期的身份壁垒已经被打破,社会保障制度在逐渐走向普惠。

  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5)2号]发布,标志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计划经济时期的退休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社会抨击已久的事业单位不交养老金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是封闭运行的,同时还有职业年金制度。这个体系与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还是不同的。

  在改革的过程中,养老保险制度一直是双轨运行的,其待遇水平因为身份不同而有差异。虽然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在加入上没有身份门槛,但是在领取标准上却有身份差别。这个体系中企业身份和事业身份的职工在养老金领取标准上是不一样的,同等学力资历水平,事业身份退休者的退休金比企业身份退休者多将近一倍,这是体系内的“双轨制”。而2015年以前,大部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员工适用的还是退休金制度,个人不用缴纳养老金,其养老金由国家财政负担,养老金替代率在90%以上,甚至高于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身份职工。这是制度体系内的“双轨制”。

  以上是城镇职工的养老制度,另一个是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城镇户籍人口中没有进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系者)和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有些地方二者合一称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二者的模式基本一致)。过去,占中国人口70%左右的农民(户籍意义上的,现在由于村改居等措施,这一数字有较大幅度下降,但是从身份权利上看,他们很多仍然是农民)长期以来并没有养老保障。1992年,民政部在前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即“老农保”制度)。农民自己出钱,采取储蓄积累式,国家财政不出钱,还要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后来这个制度无果而终。2009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国家在农村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这个“新”字主要体现为农民参加养老保险,财政进行补贴,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农民必须以家庭为单位参保,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制度实施初期,年满60岁的农民,每人每月可以领取基础养老金55元。2014年2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决定将“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两项制度合并实施。2017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领取者月人均养老金达到了125元,其中基础养老金113元。(23)

  二是医疗。长期以来,在城市,个人医疗服务获取有三种模式:享受公费或者免费医疗者、享受医疗保险者、自费看病者。过去医院病历本的颜色突出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体制身份(公费医疗是绿色的病历本,医疗保险是蓝色的病历本,而无保险的人则是白色的病历本)。这个医疗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体系基本是重合的,也与体制身份基本一致。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也走过了相似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镇职工实行的是免费医疗:一是公费医疗制度,经费来自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企业“劳保制度”,经费来源于企业提留,前者保障对象是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和大专院校的学生,后者是国有企业职工及其家属的医疗服务。(24)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家层面逐渐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的地方则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两个保险制度,其保障对象是城镇职工、农民和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公费医疗制度仍然存在,保障对象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但其保障人群的范围逐渐缩小,有些机关事业单位员工也加入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北京市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自2012年起全部加入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体系,但中央机关目前仍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是计划体制的最后堡垒。此外,还有高级干部的免费医疗,虽然这部分人员数量不多,但每年的医疗支出占医疗总支出的比重相对较高。

  再者是住房,住房的社会分层作用更大。住房市场化改革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了,1988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住房商品化改革加快。市场化起初主要是提高租金,增加个人居住支出,并逐步推行住房购买的市场化。改革的里程碑还是1997年的住房货币化改革。1997年住房“货币化”改革,基本终结了长期以来的实物分房,拉开了住房私有化的大幕。存量房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个人,实物分房从正式制度上终结,代之以住房公积金和各种形式的住房补贴。过去,住房发挥的主要是居住功能,而这次改革则是一次财富的分配。从此,房产具有了资产功能和商品功能。这一改革对中国城市居民的财富分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物分房涉及的主要群体就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成员,即所谓的体制内成员。改革以后,这些人大多获得了自己的住房,从笔者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数据的北京数据计算结果看,在北京市城镇户籍居民家庭户的住房来源中,购买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比例合计是50.23%,有14.17%的人购买了商品房,10.46%的人自建住房,城市户籍居民居住房的自有率达到74.86%,另外,还有20.38%的人租住公房,租赁商品房的只有1.59%。北京市2007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6年68.8%的居民拥有房改私房,加上其他形式的私有住房,北京居民的私房拥有率达到74.4%,其他还有22.6%的人是租赁公有住房。两个数据比较接近,说明比较具有代表性。一些全国性的调查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自有率都高于该比率,如联合国人居署、国家住建部和上海市共同发布的《中国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中提道: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达87.8%;同期,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25)城镇居民住房高自有率的一个最重要来源就是住房再分配。在房价高企的大城市,能够获得住房保障的群体,不但不存在住房压力,而且是住房市场化的最大获益者之一。权力精英在二套住房分配上有优势。(26)房价上涨使其资产价值不断上涨,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一群体虽然不是高收入群体,但是再分配特权的存在使得他们和市场精英一起,在积累财富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养老、医疗、住房三个等级化的正式保障制度叠加起来,对个人生活机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宏观上看,社会保障除了地区差别较大之外,干部、工人、农民等不同身份者,同等资历的退休金差别更大,而每个群体内部又因为退休时间、工龄、职级、岗位、单位效益不同而待遇水平有较大差异,据笔者调查,同样是事业单位身份退休,在职称、级别相同的情况下,退休金也不一样,除了国家核定的部分,不同单位对退休人员的补贴标准不一样。企业更是如此,效益不同,差别更大。医疗、住房也是如此,因为身份和单位的不同而有差异。一些访谈个案或许能让我们管中窥豹,看到不同群体的福利差别及其生活状态。

  个案1,北京某事业单位副局级退休干部,2008年退休,退休前几年加入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体系,养老金按照缴费水平的上限缴纳,退休后每月能领养老金9000多元,单位还要再补贴1000多元,合计每月的退休金1万多元,加上其妻子的养老金,两人每月养老金达到近两万多元。有医保和补充医疗保险,看病费用按90%的标准报销。以3万多元的总价分得二环内的两个面积不大的房改房,自己全款购买了一套面积较大的商品房。目前房改房的租金价值在万元以上。家庭生活富足,追求生活品质。

  该个案是大多数体制内单位中上层人员的生活状态。

  个案2,李先生,工人,70岁,高中毕业,1968年开始工作,2005年退休。退休前在一国企从事橡胶加工业,现在公司已不存在。退休金每月3500元。公司存在的时候有不少福利,现在公司不在了,也就没什么福利了,但冬季取暖费托管单位还报销。本人和老伴(工人)的退休金合计7000多元,感觉够用。老两口花费挺少的,之前也会去旅游,最近几年在家看孙女,也没时间了。支出方面,吃饭能占1/3,最大的支出还是孙女教育费用:学费,辅导班费……有医保,两人身体都挺好,看病花钱不多,除去医疗报销(报销比例大约70%),一年也就花个1000-2000元。住房是自己的,房管所统一管理,不用交物业管理费,冬季取暖费交完拿着交款单去托管单位报销。此外还有一栋房子是花了四五万块钱买的,儿子住。

  这种状况是体制内一般工作人员及工人的退休状况,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基本养老、医疗有保障,支出压力也不大。

  然而,大多数农民,只是最近几年才有每月100元左右的养老金,其整体的生活状况是比较贫困的(大城市周边及东部沿海的农民在城市化和拆迁过程中享受了大量的土地红利,生活待遇各方面甚至超越城市居民,这部分实际上已经非农化了)。不少老年农民还不能够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一些老人甚至因为贫困而选择自杀。(27)大量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农民,其人均收入水平也大多低于城市的平均水平。笔者根据卫计委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计算的结果表明,北上广深四个特大城市农民工个人的月平均工资也只有3423元,低于当地的退休金平均水平。他们不但收入低,而且在城市也没有医疗、养老、保障房等社保及其他福利,其生活既缺乏各种正式集体消费品供给,通常更没有各种非正式福利。

  因此,在正式集体消费制度社会化改革的进程中,形成了从体制中心到边缘的“多轨制”,其待遇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是国家公务员、体制内事业单位人员、城镇企业职工、农民(农民工),各项待遇水平渐次降低。从最高水平到最低水平,其间的差距要远大于一次分配的差距。作为二次分配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了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

  目前,从正式制度的走向看,国家和地方政府正式出台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正逐渐摈弃身份限制。体制内人员的减少、社会保险制度向体制外开放,这种双向运动使得具有再分配特权身份的人群在逐渐缩小。正式集体消费制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破除身份特权,逐渐走向普惠。然而,可以预见,福利多轨制难以消除,而且即使消除了福利差别,也难以改变现有的分层结构,因为在这一渐进式转型中,再分配精英已经顺利完成了向市场精英的转变,单单高企的房价,对后来者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

  2.非正式集体消费的单位化

  集体消费制度领域的第二项改革是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改革,从单位供给走向社会化之路。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承担了职工的文化、娱乐、教育等公共服务项目,1992年以后,伴随着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加快,社会领域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也启动起来。单位办社会的职能逐渐被剥离出来,采取社会化和市场化的供应方式,如单位不必再提供电影娱乐、托儿所、幼儿园、食堂等服务,这些服务可以通过购买而满足。通过这些改革,“单位福利”大幅度削减。这些改革总体上是社会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一个最重要的后果是增加了个人在集体消费品方面的支出。个人在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各项支出中的份额逐渐增加,并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义务教育也成了收费教育,看病贵、上学贵问题逐渐突出。这种改革压力也被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认为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但是,应该看到,在这些单位福利的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再分配特权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对各个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直到现在,一些国有单位仍然有低价分房的福利。(28)

  在再分配经济下,再分配特权福利项目很多,“再分配经济”下集体消费是依托于“单位”而存在的,单位为其成员提供健全的生活设施和教育文化卫生等福利设施,食堂、诊所、幼儿园、澡堂、文化宫等一应俱全,单位满足了个人的生、老、病、死、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住房等各种消费需求,魏昂德曾归纳出了包括住房在内的11种福利,这些福利基本上囊括了人的物质和服务需求的绝大部分。(29)白威廉认为,由于再分配经济的资源再分配对个人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对消费的分析是非常必需的。(30)在再分配经济下,单位拥有个人生活的全部资源,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人们对单位全面依赖,对于这一现象,学术界冠之以“单位制”。(31)虽然集体消费制度改革总体上是削减再分配经济下各种集体消费品的单位供给,但是,在改革的局部性和渐进性过程中,却形成了不同单位的福利乱象。

  改革是逐渐由边缘向中心推进的,从权力边缘到权力核心,改革的冲击逐步减弱。单位制逐步解体,但由单位制赋予单位的生活共同体性质,在很多国有单位却并没有随之消失。(32)改革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原体制内人员的利益,而单位作为一个自我利益的保护载体,则倾向于在制度的灰色地带保护甚至加强单位“内部人”的福利特权,由此形成了单位的非正式福利。每个单位都根据自己的财力以及盈利能力,尽可能多地为老职工或者有编制的正式职工(即体制内职工(33))保持甚至增加福利。这样,在很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不同的单位根据财力保留甚至强化了原再分配经济体制下的福利,形成了众多的福利乱象。改革过程中,单位制在中央的放权让利中仍不断得到强化,改革后社会不平等主要表现为集团性不平等,单位之间的分化日益严重,单位福利不断强化,(34)并一直延续到2013年左右。

  对照魏昂德曾经提出计划时期代表职工非货币收入的11种福利,在体制单位,除了医疗已经基本社会化以外,其他各项服务都或多或少,或者以其他形式持续着。一些体制内单位,福利甚至更多、含金量更高。这也是很多人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趋之若鹜的原因所在。高水平的住房公积金、(35)公费医疗、公款旅游(国内、国外)、质优价廉的幼儿园、单位共建的重点学校、上下班车/公务车服务,同时还有每月几百元、几千元不等的交通补贴,几乎免费的高质量单位食堂、节日数额不等的购物卡等等,这些福利的含金量甚至远高于工资收入。

  在大型问卷调查中,这些非正式福利根本不可能调查到,但我们不能因此视而不见。王小鲁根据“恩格尔系数法”,测算出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被统计遗漏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其中5.4万亿元是“灰色收入”,约占到国民总收入的15%,而且,这些灰色收入有将近2/3进入了10%最高收入人群的腰包。(36)这一数据遭到了国家统计局等有关人员的强烈质疑。(37)而2008年以来的预算公开为这个灰色福利提供了有力佐证,如广州公布了41个市级行局的2012年度财政决算表(以下简称“财报”)和三公决算报告,南方日报记者对除公安局外的40个行局财报进行分析,将其中财政支出归口到公务员个人的工资薪酬和各类货币及非货币福利,测算广州公务员年均工资加补助是17.51万元。2012年广州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是62598元,公务员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8倍,这些还只是人头经费,并不包括其他隐性福利和服务。(38)这种“超市场福利”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单位的财力直接决定了单位的非正式福利高低。非正式福利发放的随意性、差别化和无约束,使得单位利用公权力或者垄断权力创收和创福利的动机非常强,“体制的默许在一定意义上赋予了政府部门谋利行为以合法性”,导致“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39)单位领导只要能为员工谋福利,其腐败也具有了“合法性”。一些因贪污落马的官员会因为为单位员工谋了福利而被怀念和惋惜。十八大以来,政府加强对体制内收入分配的规范化管理,过去很多福利漏洞被一步步堵住,体制内的“灰色福利”逐渐减少和消失。据笔者了解,规范收入以后,一些单位员工福利减少幅度平均达30%左右。虽然名义工资上涨了,但是比起以前的各种非正式福利,其实际收入下降很多,这也是近几年体制内人员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渐进式改革下“单位制”福利有很大弹性,单位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尽可能保留过去的福利项目,单位制时期的集体福利以各种非正式制度形式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对于体制内人员来说,过去低工资是需要高福利来支撑的,但是改革带来的乱象是:一些单位的工资上去了,福利也更高,收入和福利高低全然依赖于单位的资源获取能力。能够享受这种集体福利的人,仍然是以身份为基础的。这种依托于单位的非正式福利,使得体制内单位内部、单位之间、不同体制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幅度拉开。这种经济回报与人们的劳动投入、人力资本都没有关系,而仅仅与单位相关。

  单位内部不同岗位之间正式福利并没有差别,而在非正式福利方面可能存在天壤之别,如关键岗位的合法获取资源的能力、权力寻租能力都影响到个人的收入和福利,其他还存在新老职工的差别等。有的新职工在单位享受的福利比较少,生活压力就大。

  单位非正式福利的特权化、不均衡导致了体制内与体制外单位之间、体制内不同单位之间、单位内部产生广泛的不公平感。这种非正式的、隐秘的特权福利更深刻地伤害了社会公平。“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单位非正式福利削减,很多单位的非正式福利都在逐步取消,福利乱象逐步得到遏制。但是直到2015年,在中纪委网站的违纪通报中,占较大比重的违规行为还是违规发放福利。这也从侧面证实了非正式福利的广泛存在。福利削减也引发了体制内人员的小小离职潮。

  正式集体消费制度和非正式集体消费制度的叠加,加剧了再分配精英与其他群体市场购买力的分化。从而使再分配精英在市场经济中逐渐占据有利地位,并转化为市场精英。

  四、集体消费制度渐进式转型影响社会分化的后果分析

  深入剖析集体消费制度转型的社会后果发现,制度转型的趋势虽然是消除身份特权,走向平等化,但是,其转型带来的压力是不均匀的,与一般民众不同,再分配精英在每一项正式制度转型中受到的冲击都是最小的,如养老、医疗、住房等,相对计划体制下福利并没有削减,而其非正式单位福利则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加。这种再分配体制转型的特点对社会不平等分化的影响是深刻的。

  从中国集体消费制度转型的后果看,集体消费制度渐进式转型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分化。改革开放40年来,体制内的福利优势给再分配精英带来了资本积累机会。一是名目繁多的非正式集体消费和正式集体消费囊括了其衣、食、住、行、文化教育、娱乐、交往等消费的各个方面,良好的福利和低廉的生活成本使他们有能力积累物质财富;再分配精英的市场购买能力使得他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市场投资并获利。二是体制身份使得他们拥有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的机会,这些社会资本使他们有更多机会合法地甚至非法地获得机会和财富。三是优越的文化资本积累优势,这包括公派学习、在职深造拿硕士博士等文凭的机会、子女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等。福利优势、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广泛积累使得再分配精英具备了市场优势,能够获得更多市场机会。

  财富的积累和传递以住房最为典型。中国住房体制改革最鲜明地体现了前述两个过程和两种制度的作用。“当初房子卖给职工时,一般总价是几万块钱(大约3万-5万元),而今天其市场价格均大大翻倍了,很多达到了百万元的级别(现在市场价值已经达到了三四百万元)。所以,这个群体总的来说是单位房改的获益者。”(40)现在,北京的房子很多都达到了千万元的级别。住房优势从管理精英到专业精英再到非精英依次递减,在管理精英内部,党政机关负责人比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更有优势。“在住房产权的获得途径上,党政精英,在拥有市场购买力的同时,仍然享有再分配权力所赋予的优势:他们中的很多人以优惠价购买‘现住公房’或‘经济适用房'”。(41)而且,体制内精英更可能拥有多套住房,“个体人力资本与二套住房分配未达显著相关,但权力精英及单位后房改福利与二套住房分配呈显著正相关,说明转型期国家中心论比市场转型理论能更好地解释城市二套住房分化”。(42)以身份为基础的再分配集体福利强化了再分配精英的市场能力,导致市场与再分配“强强联合”,加剧了市场造成的社会分化。

  经过近十几年的房价暴涨,财产分化比职业分化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更重要,在城市,“有房者”与“无房者”的财产鸿沟越来越难以逾越,这种看似市场化的不平等实则有着更深刻的再分配根源。1997年的住房改革使得大多数体制内人员都以极低的价格获得了住房,一个人变现一套住房,就足以达百万甚至千万元现金资产,即使现在集体消费的各项特权不再有,他们仍可以凭借经济实力而跻身市场精英。再分配精英凭借再分配优势转化为市场精英,其优势地位的形式也将从“身份权”全面转向“金钱权”,市场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财富鸿沟”逐渐固化,市场交换中的“马太效应”使得这种“财富鸿沟”比“身份鸿沟”更加难以逾越。这种“新身份鸿沟”的现实表现就是广泛存在“二代”现象:如“官二代”“星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等,二代现象说明当前社会结构的固化和底层向上流动渠道的匮乏。

  集体消费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保证了体制内精英地位的稳定过渡,保证了改革的平稳推进和社会的有序运转,避免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动荡,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社会公平。随着集体消费制度的进一步转型,身份特权逐渐消除(特别是新一届领导上任以来,对单位非正式集体消费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体制内单位中的消费特权已经得到遏制),其不平等效应在降低。随着再分配特权的逐步减少,身份在福利获取方面的影响将越来越少,经济能力正逐渐成为不平等分化的主要原因。(43)

  随着各种形式平等的、不依赖于特殊身份的集体消费制度的建立和日益完善,再分配制度的不平等机制会大大削弱。只是再分配优势地位将不再通过身份权来体现,再分配精英的优势地位也主要表现为市场优势:其强大的市场购买力、良好的教育资源、深厚的社会资本足以在市场转型完成后继续维持其精英地位并进行代际继承。因此,集体消费制度转型的过程,是以单位制为依托的再分配特权逐渐被“夷平”,而以金钱为后盾的市场能力逐渐凸显的过程。在经济能力成为不平等形式的过程中,再分配体制的持续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市场交换能力成为不平等的新形式,并不意味着再分配体制失效,而是再分配权力转化的重要后果,是社会不平等的深层次根源之一。

  当然,再分配权的逐渐削弱和金钱权的逐渐凸现,也会使体制内外的社会流动增加。在再分配福利较多的情况下,体制之间的流动是单向的,即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流动,进入体制内几乎是所有就业者的梦想。如果体制内各种超市场福利逐步规范甚至消除,则体制外就业的吸引力会增强,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流动也会逐渐出现,市场在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方面的影响将更加凸现,并最终成为社会分化的决定性力量。

  ①[美]魏昂德(Andrew G.Walder):《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林南、边燕杰:《中国城市中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过程》,[美]魏昂德:《再分配经济中的产权与社会分层》,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83~144页。

  ③⑥刘欣:《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理论争辩的焦点和有待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④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

  ⑤田北海:《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理论争辩的不同视野及反思》,《求索》2008年第7期。

  ⑦边燕杰、刘勇利:《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⑧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至市场》,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83页。

  ⑨Szelenyi,"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vol.19,no.1,1978 pp.63~87.

  ⑩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2、39页。

  (11)M.Castells,"Theory and Ideology in Urban Sociology," in Pickance,ed.,Urban Sociology:Critical Essays,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76,p.75.

  (12)陆春萍:《资本主义都市中集体消费的问题与启示》,《经济研究导刊》2006年第6期。

  (13)转引自朱力:《准市民的身份定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14)朱力:《准市民的身份定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15)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6页。

  (16)Romesh Thapar,"Money Power Manipulates the Stat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29,no.33,1994,pp.2138~2140.

  (17)Bill Maurer,"The Anthropology of Mone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5,no.1,2006,pp.15~36.

  (18)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9)“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及一系列措施,强力反腐,不规范的单位福利和部门福利被遏制和消除,使得福利特权减少并逐步消失,中纪委网站大量披露的违规发放福利的情况即属于这两类。这也是近几年体制内人员大量出走体制外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20)朱光明:《政事分开与事业单位改革的路经选择》,《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22)郑雄飞:《身份识别、契约优化与利益共享——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变迁与路径探索》,《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1期。

  (23)《人社部有关负责人就进一步完善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答记者问》,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3-29/8479054.shtml.

  (24)任明辉:《中国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趋势》,《科学决策》1997年第5期。

  (25)《一线城市住房自有率垫底说明了什么》,http://www.eeo.com.cn/2012/0606/227779.shtml.

  (26)蔡禾:《谁拥有第二套房?——市场转型与城市住房分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

  (27)杨华、欧阳静:《阶层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对近年中西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分析》,《管理世界》2013年第5期。

  (28)笔者认为,我国集体消费制度的转型迄今为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市场化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直到2003年。二是走向国家福利的阶段,集体消费品供给市场带来的问题日益凸现,从2003年起,国家开始意识到市场化的弊端,并开始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如在农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养老制度,在城市开始建立除在职职工以外其他人员的保障制度。这一阶段,普惠制的福利制度开始建立,对社会弱势群体有一定的支持作用,但是这些制度与再分配体制下延续的福利制度是并行的,二者没有交叉,所以本研究不探讨这些新制度的建立,而着重探讨那些延续性的福利制度的改革,探讨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以来原有福利制度的转型及其影响。

  (29)[美]魏昂德:《再分配经济中的产权与社会分层》,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6~144页。

  (30)[美]白威廉:《中国的平均化现象》,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2~82页。

  (31)路风、李汉林、李路路等关于“单位制”的研究深入揭示了单位制在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支配地位。

  (32)孙立平:《利益化部门的形成》,http://sun-liping.blog.sohu.com/111275768.html.

  (33)“体制内职工”身份界定是制度和单位界定的结果。体制身份和到本单位工作的时间是享受再分配福利的两个最重要维度。

  (34)关于单位福利见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李路路《社会结构的转型:结构主体和结构规则的变革》(《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5期),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等有关中国的单位制及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

  (35)《中石油员工公积金又曝新高,年16万元》,2013年4月1日,http://opinion.hexun.com/2013-04-01/152723514.html.

  (36)《不应回避的灰色收入》,《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8月25日。

  (37)王有捐:《也谈城镇居民收入的统计与调查方法》,2010年8月24日,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rdd/201008/t20100824_59068.html.

  (38)《广州公务员去年人均工资和补助达17.51万》,《南方日报》2013年10月25日。

  (39)这种现象一直受到抨击,《北京观察》2003年4月15日发表文章《部门利益是阻挠改革的一大障碍》指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认为,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政府体制的‘四化’: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孙立平在《孙立平:和谐社会与权力规范》(《经济观察报》2006年11月12日)一文中也指出:“在有的地方,政府机构甚至直接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某些政府部门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导致政府定位和职能的走样变形,形成人们所说的公共权力部门化、政府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裴力、潘强在《违规发放津贴滋生福利腐败》(《中国改革报》2013年9月25日)指出:“职能部门、富裕地区、创收事业单位是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的重灾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的倾向愈演愈烈”。

  (40)李强:《转型时期城市“住房地位群体”》,《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41)边燕杰、刘勇利:《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42)蔡禾、黄建宏:《谁拥有二套房?——市场转型与城市住房分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

  (43)王宁、陈胜:《中国城市住房产权分化机制的变迁——基于广州市(1980-2009)的实证研究》,《兰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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