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空间阶层化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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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Residential Space Stratification and Urbanization Path of Rural Migration Population

内容摘要: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对于农村转移人口而言,除职业选择外居住选择也是市民化的主要路径之一。然而在现代商品化逻辑下,居住空间呈现出阶层化发展趋势并影响了农村转移人口的自我定位,阻碍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降低社会参与度。因此,应以居住作为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路径,努力消除由居住阶层化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在城镇化过程中注重以人为本,实质性地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

关键词:农村转移人口,居住空间阶层化,市民化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居住空间阶层化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研究.[J]或者报纸[N].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1):150-157

正文内容

   [DOI]10.15939/j.jujsse.2017.01.014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与居住是实现人本性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其中,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备受关注。一直以来职业选择及其连带所形成的业缘关系被认为是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路径,并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对此展开探讨。但伴随着该群体职业选择逐步稳定,居住空间选择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便成为其市民化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可以说职业选择及居住空间选择是影响该群体市民化进程的两大核心要素,特别是居住空间选择可以说是决定该群体市民化成败的关键性要素。因为居住空间对于农村转移人口而言是个体在城市生活的延伸,是社会互动及社会参与的重要载体。但是近些年来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发展影响了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因此,应将居住作为一条主要路径积极去推进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一、现代商品化逻辑下的居住空间阶层化发展

   恩格斯对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曼彻斯特的居住空间进行分析时,就已观察到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居住差别,他基于穷人与富人两大社会阶层,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旨在揭示城市内在的社会贫富现象并自此确立了对于社会居住空间模式的研究。[1]233-321恩格斯也因此开启了现代城市居住分层研究的先河。而后,桑德斯从消费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住房作为比重较大的消费项目是引发居住阶层化的主要因素,这种阶层化的状况会伴随着商品化与消费的发展不断被明晰。[2]对于居住空间的拥有开始成为社会成员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标示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自此,人文生态学、都市人类学、空间经济学等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居住阶层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引发的阶级对抗给予了一定的关注。[3]35-36其后的许多相关研究都是围绕着居住阶层化的样态、成因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直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对于居住阶层化所造成隔离的测量研究,其中Duncan O D & Duncan B制定并开始推广相异指数和隔离指数。[4]

   在现代城市的发展与扩张过程中处于内城区域的老旧小区开始衰败,居住空间内的成员多为老年人、城市过客、低收入群体。而处于城市边缘地区的新建小区开始逐渐成为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选择。城市空间出现区隔化发展,大致形成了这样几个区域:高档住宅区域,此类区域具有较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景观环境等;中档住宅区域,此类区域配套设施一般,建筑相对陈旧;低档住宅区域,此类区域建筑陈旧,配套不齐,供暖采光较差。马勒对美国的城市郊区进行了划分,即城市远郊的排他性高收入区、中产阶级社区、郊区世界主义者社区、蓝领阶级社区。[5]马勒对于美国城市郊区的这种划分也进一步验证了居住空间与阶层之间的契合性。居住阶层化发展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结果,对于这样的结果是否应该进行必要的干预?进而也形成了两种论点:一种认为这种阶层化的居住格局是自然形成的,可以不进行干预,且社会成员会逐步接受这种格局;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阶层化的居住格局造成了隔离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分裂,必须进行有效的干预去消解其消极的社会影响。在国外的研究中,阶层化的居住也被作为一种问题去进行研究,而且伴随着分化程度的不断深入,相关研究已跳出了问题式的解析方式,开始更为关注宏观的环境因素对活动于该空间中的人、城市设施等产生的影响。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进行住房改革,住房商品化的程度不断提升,强调居住空间的可计量性、销售性、消费性,人们也开始运用各种手段将居住空间进行类别划分,呈现出高中低档小区的差别。住房商品化改革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将居住空间进行商品化,并按照商品化的逻辑进行住房的分配。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下城市居民的住房利益呈现出分化趋势,居住空间分异是人口在空间居住过程中的分化,也是居住空间作为消费品与阶层之间消费习惯结合的产物,已经成为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分异现象主要表现为居住空间选择与社会阶层密切相关,且呈现出正向相关趋势。同时,阶层化发展也相应地表现为某一阶层向某类居住空间聚集,不同阶层的居民最后归属于不同类别居住空间的过程。

   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有如下两种表现形式:第一,当社会成员经济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后,他们将寻找与自己社会阶层身份相符合的社区居住,其中居住区的区位、自然人文景观、物业服务等都是影响其进行选择的因素,同时将原来的居住社区留给阶层相对较低的群体。第二,在商品化逻辑的影响之下,新建小区依托自身的配套及服务供给吸引不同阶层的人,因此,生活品位和社会地位相近的社会成员向某一区域聚集。[6]5因此,居住空间阶层化是指在商品化逻辑的作用下,阶层定位及归属相近的人群向某一居住空间集中的过程,或者说是社会阶层结构在城市居住空间布局上的反映。由此,引发了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地理学、城市规划等领域内对于居住阶层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社会阶层分化通常是社会学者研究的焦点之一,但地理学者则常以其为出发点,将其空间化结果作为归结。[7]国内学者对于住房阶层化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从城市住房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角度研究住房阶层化出现的必然性;从住房制度改革与社会公正的关联角度,研究居住阶层化所造成的分割,并明确干预的必要性及具体措施。

   居住空间阶层化发展是商品化逻辑应用于居住空间的必然结果。在商品化逻辑的作用下,社会成员在居住选择中的自主性放大,允许并鼓励社会成员进行自主选择,近些年来我国居民家庭年收入与住房价值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的强化。在城市发展与不断扩充的过程中,土地区位的优劣成为居住空间阶层化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单位制的瓦解也使得居住的转移性增强。可以说居住空间是社会成员除职业外的重要活动领域,是承载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在现阶段,居住空间已然成为社会成员的一种身份标示,包含着居住者对于环境及生活方式的选择。伴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住房商品化在财产权利转移的激发下还会进一步强化居住空间与阶层结构之间的契合,居住空间将进一步通过优势、隔离、非人情化竞争和演替等过程去明晰阶层边界。由此,在居住空间不断阶层化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其会对社会成员产生较强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借助空间中成员的互动、空间的规划、空间的公共区域等得以发挥。

   居住空间阶层化是社会的物质环境变迁,这种空间的差异性影响居民的社会生活,居住空间本身是社会和社会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居住空间阶层化对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以及居民的生活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居住阶层化的发展中,本质上涉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隔离可以说是居住阶层化产生的最为直观的结果,这样的过程强化了城市中高收入阶层的优越感,同时也强化了中低收入阶层的无力感,碍于经济能力和市场供应模式他们只能被动的选择隔离。居住空间作为城市中居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标签,阶层化的发展趋势会危害公共意识。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发展会阻碍积极的社会群际交往,即较高的同质化阻碍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日常社会交往;同时,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强化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使得社会分层的结构进一步刚性化。

   二、居住空间阶层化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居住空间阶层化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行为结果,反过来它又塑造人的认识和行为,这应成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背景。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进程推进的核心动力,市民化就是农村转移人口如何转变为城镇居民的过程。对于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在以往的研究脉络中,职业转变被认为是市民化的前提与主要路径。除此之外,也有研究主张在实践领域包括市民待遇、社会保障、就业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设置相应的对策使其顺利实现市民化。更有诸多研究从社会融入、价值观念的角度去推动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从形式上讲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包括户籍所在地的变动,价值观念的转变,就业状态的稳定,社会地位的提升,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的转变。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就其本质而言应是实现从务农到城市就业的转变,从土地保障到城镇社会保障的转变,从与土地相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到城市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前两种转变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设置得以完成,属于一种结构式的路径。而价值观念的转变需要依托农村转移人口自身行动的转变得以完成,属于一种行动式的路径,这种转变也是市民化过程中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部分。同时,前两种转变也是为了最终实现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而存在的。

   可以说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不仅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对于农村转移人口而言,这种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的转变来源于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相比对的反差认识,更重要的一部分是来源于在城市生活中结成的各种关系及在关系网络中的互动。关系是在日常生活中建构并嵌入在一定空间中的存在,空间是生活关系的一种结构化反映。因此,职业场所及居住场所就成为市民化进程中承载价值观念转变的两个主要场所。在目前的职业选择过程中,农村转移人口存在一定的趋同性,这主要是源于学历、技术层次以及就业关系网所存在的相似性。所以,在职业场所中所建立的关系对其市民化的影响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相比较而言居住空间则承载更多促进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发生转变的因素,居住空间已经成为日常的、社会的和空间的一种体系。居住空间是农村转移人口社会关系的真实展现,而不是一种偶然的反应,在居住空间的选择中展现了农村转移人口的经济收入水平,对城市生活的认知,以及对城市生活融入的愿景和诉求。居住空间是农村转移人口日常生活的扩展,同时也是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扩展。因此,居住空间阶层化的发展会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影响到农村转移人口的择业机会、自我定位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归属感。

   首先,居住空间阶层化发展会影响到农村转移人口的自我认识及定位,进而影响其市民化的进程。可以说居住空间的选择是一个人自我的延伸,居住空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可以内化为一个人内在自我认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一个人对自身看法和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看法同他对有限社会互动的空间范围的看法巧妙地融为一体。[8]居住空间是社会关系发生互动的重要场域,居住空间实际上是由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建构而成的,是一系列关系的产物。[9]1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都会面临着居住这一基本生存问题,在进行居住选择并与周边环境发生互动的过程中,农村转移人口通过对城乡生活的差异性对比认知去进行日常生活。其有意识地将自己标定为在特定时间生活在特定地点的行为主体,可以说这种价值观念上的认识既是市民化的开始,也是市民化的障碍。而成功的市民化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在农村转移人口与城市的不断磨合中逐渐将其特定的认识消除,并以城镇居民的身份去进行日常生活的建构。

   近几年来,农村转移人口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发展在现实中最为明显地表现为在商品化逻辑作用下,很多城市的内城区或者是老旧小区出现凋敝,在考虑到交通成本与居住成本这些重要因素后,内城区及老旧小区往往成为农村转移人口的居住首选。因此,也就形成了农村转移人口与城市底层群体的混合居住模式。这种混合居住模式本应促进农村转移人口的融合,但实际上对于农村转移人口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于农村转移人口的排斥仍旧在发挥作用,农村转移人口极易在对外部环境的观察与体验中产生主观上的被排斥和相对被剥夺感。当他们将城镇居民作为参照群体并与其进行比较时,则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中度满意或不满意。同时,农村转移人口也较易将自己的职业选择与居住选择合并进行自我定位,在通过对居住环境的辨识中逐渐将其自身定位为城市底层群体,这一认识在居住空间阶层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强化。同时一些中高端小区出于管理便捷的目的,配备保安等门禁措施,加强了自身居住空间的封闭性,但也进一步加剧了空间上的分层与对立,进一步明晰了农村转移人口的阶层定位。由于居住空间阶层化造成物理空间上的外在隔离,当这种外在隔离被农村转移人口感知后也会转化为一种自我隔离。

   其次,居住空间的阶层化使得居住空间内成员的同质性增强,不利于农村转移人口在日常生活中社会互动与交往的形成,进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居住空间内所结成的邻里关系是农村转移人口除业缘关系外所面临的最大的关系网络,居住空间内社会关系的和谐度高,农村转移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及水平可以得到极大地推进。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居住变得越来越重要,居住空间的质量甚至比职业更能反映出社会分层的状况。不同阶层群体的住房消费体现了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分布的非均衡性。在现实中,“隔离”成为空间阶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阶层化导致的是同质人群的集中与聚集。伴随着社会分层结构的不断发展变化,不同阶层在通过住房消费的选择把身份地位以及对于归属感的诉求都嵌入其中;同时对于城市中的中高级阶层而言,他们甚至还会通过住房来选择自己的邻居,进而去维护自己的群体边界;加之新兴的门卫式小区带有更加齐全的配套设施及门禁等装置,在给居住者提供更加完善的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加速了这种隔离的状态,形成了居住边界上的排外。在具有同质性成员聚居的小区内部,成员之间依托一定的区域内部公共空间可以有效顺畅地实现邻里间的交往与互动,但对于居住空间外部成员的进入往往带有一定的怀疑甚至是排外情绪。

   对于农村转移人口而言,这种客观上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的主观意识根植于有限地理空间的社会关系和直接经验中,因此它们也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自己”是通过其他人才可以被认识到的。安德鲁·塞耶认为,人们所依赖的不仅仅是自己所有的以及如何认识自己,还包括其他人如何与其发生联系,他们如何看待彼此。换一个角度说,我们需要按照其他人的观点来使我们自己符合一定的意义、角色和身份。[10]203对于农村转移人口,他们更加渴望能够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其中包括与城市居民的交流,掌握新的职业与生活技能。但居住空间阶层化的层析效应影响了市民化进程,使其生活与交往的空间都受到限制。

   城市底层群体的内部排斥也成为影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因素。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文化的惯性,在城市底层群体也存在着对于农村转移人口的隔离与排斥。在对于农村转移人口近十年的统计中发现,在城市中农村转移人口向第三产业进一步集中,这与产业升级密切相关。[11]77就目前情况而言,大多数的第三产业集中于城区内部,这也是农村转移人口考虑到交通成本后进行居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再者农村转移人口大多集中于服务业,而服务业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该群体的作息时间往往不同于城镇居民,加之生活习惯、文化、价值观念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使其在居住过程中出现城市底层群体之间的排斥。这种城市底层居民之间的排斥加剧了农村转移人口对于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为了获得一种认同感及群体归属感,他们更加依赖原有的关系,依靠原始的亲缘、业缘关系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该群体的同质性,也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其与市民群体之间产生隔离和排斥。由此可见,居住空间的阶层化作为一种外在的结构影响了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再次,居住空间阶层化发展降低农村转移人口的社会参与度,进而影响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含义,社会交往是社会参与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参与是社会成员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进而表现出对于公共事务以及公共利益相关活动及实践的参与。通常而言,社会参与以社区或居民小区为单位较易培育和形成。由于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发展影响了农村转移人口的自我定位,在居住空间封闭化的过程中与社会其他层级群体出现隔离,同时也出现城市底层群体对其的排斥,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降低了农村转移人口的社会参与度。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中依旧固定在以亲缘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极低的社会参与度不利于城市归属感的形成。社会参与不同于社会交往,社会交往是一种互动关系,而社会参与需要较强的主观意愿作为基础,进而参与到各种社会公共活动中去。居住空间在阶层化的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住宅小区除依靠自身房屋质量外,更多地依托开发商名气及其与之配套的小区公共空间,在小区公共空间中利用完备的健身设施、景观设计去彰显自身的优越。但这些公共空间中的设施、景观都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和禁止踩踏规定,这种新型的空间秩序与规定强化了空间的“公共性”,强化了家庭生活的私密性,也正是这种秩序降低了农村转移人口社会参与的意愿。这种参与意愿的降低最为直观的表现为农村转移人口社区活动的参与度低、社团组织的参与度低。

   社会参与度降低也进一步弱化了农村转移人口通过社会交往建立起城市生活关系网的可能性,当他们在城市中继续利用自己已有的亲缘和业缘关系时,其获取的资源相对有限,也使其成为城市的嵌入者,只是在地理区位上发生了变化,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亲缘性的社会交往基于亲情,对于农村转移人口获取资源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种资源的提供是有限的,对于拓展转移人口自身的生活机会以及社会参与造成一定的阻碍。因此,通过社会交往去促进农村转移人口的社会参与度,破解居住阶层化带来的限制,可以有效地增加其生活及就业机会。同时由于居住阶层化对于社会参与度的影响也进而影响到农村转移人口对于生活机会的享受,其中包括可以支配和使用的社会资源,如就业机会、公共景观、居住环境、医院和基础设施等。在现代化城市的规划建设中,一些优质小区往往依托市政规划获得较好的景观环境,同时按照市场化规则很多配套设施会自然汇集。但由于居住空间阶层化造成的居住空间隔离,很多农村转移人口并不能享受到相关的社会资源,进一步损害了其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三、以居住融合为诉求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

   基于居住空间对农村转移人口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对于居住空间阶层化及其未来的发展是否应该进行有效的干预?从微观管理的角度来看,居住空间的阶层化是“同质人群”在空间上的集中,同质聚居可以有效地提升管理效率,特别是对于高层次群体而言,聚居会生成一种较强的自治能力,且增强社会成员对于社区的归属感,有利于明晰管理目标,减少城市管理中的压力,有效地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居住阶层化在刺激疏导资源上发挥了基本的作用,并因而促进了经济效益。居住空间阶层化所形成的同质性群体内部,还会形成一定的相互激励作用,促成并转化为阶层总体素质与社会效率的提高。但是,从宏观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居住空间的阶层化也是造成社会排斥与社会隔阂的主要原因。居住空间与阶层结构之间的贴合使得居住空间成为社会成员身份的象征,也就使得居住空间逐渐演变成为具有身份象征的区隔,会在更大范围内对社会团结造成消极影响,其中对于社会中底层群体的冲击相对较大,因为它限制了该群体的生活机会,降低了社会交往与社会参与度,影响了底层群体对于居住的满意度,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然而,无论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存在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对其都应该进行必要的干预,并通过一定的干预使其更加合理化,更能促进社会成员自身的发展。

   在居住空间阶层化背景与农村转移人口相联系时,这种干预就变得极为必要了,这也是以人为本的市民化路径的核心内容所在。在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研究中,主张从居住空间角度去建构市民化路径的看法非常少见,但是认为居住空间影响到市民化且带来消极影响的意识正在逐渐出现;主张回归传统社区去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的看法也不时地被提出,但并未构建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具体化的路径,只是为路径构建提供方向与指引。因此,从居住空间角度构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必须要结合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发展的历史脉络、现状及未来发展走向,明确我国居住空间阶层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推动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居住空间阶层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努力做到农村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居住融合并使其成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路径。在居住空间阶层化背景下,通过以居住为基础的交互关系打造去促进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

   首先,在国家层面,加强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通过合理规划使农村转移人口产生城市居民意识,增加自我认同,明确定位,进而促进其市民化进程的深入。

   近些年来,农村转移人口选择城镇中心地区居住的比例逐年上升。在居住选择的过程中,经济因素仍旧是关键性的影响因素,这一影响因素直观地表现为房屋租赁价格及住宅购买价格。在价格发挥引导作用的过程中,农村转移人口在这一市场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此,从国家层面进行有效的干预是改变其相对劣势地位的有效策略。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加强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在消除居住空间阶层化对于农村转移人口的消极影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中已经实现充分保障向低收入转移人口的倾斜,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转移人口自身的生活环境及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在不同程度着力改善底层群体聚居区的环境及公共服务水平。但是,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发展中不仅仅应以“需者有其屋”作为政策执行的目标,而是在供给的过程中通过科学的城市规划等手段保障这种居住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有效聚合,其中包含为保障性住房所在区域提供必要的生活基础设施,通过与城市居民共同使用一些基础设施消除农村转移人口的主观排斥感受,使其产生一种城市居民意识。同时,将居住空间与更多的公共服务相联系,其中应包含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交通等内容。当农村转移人口在居住的过程中感受不到限制和障碍的时候,其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将提升,有利于做出合理的身份定位。

   但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防止边界过于清晰造成标签化困境。在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使用中也需要注意其所带来的层析群体边界的负面影响。由于廉租房相对集中,往往易于被冠以“贫困”、“治安差”等标签化特征,并遭遇其他社会成员的排斥。对于这种负面影响需要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进行有效地设计,在合理预测转移人口规模的基础上将保障性住房区域进行合理布局,避免过于集中,同时也注意保障性住房区域周边的生活配套设施等问题。

   其次,在社区层面,扩大社区边界,打造异质性社区,提升社区自身的包容度。社区是农村转移人口能够直接触及到的空间。可以说,社区是传达国家政策观念,落实各项社会政策并培育社会成员“公共性”的重要载体。因此基于对社区存在及功能的认识,通过社区活动促进居住融合是化解居住空间阶层化消极影响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路径。在居住空间阶层化发展的背景下,社区活动以及对于这种包容度的提升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国家政策引导,提高社区及相关共同体的组织水平及自我生长能力。进而以社区作为载体消解由异质性所带来的内部居民之间的疏离感和排斥感,以公共利益为诉求提升其包容度,在社区居民内部形成一种公共性。

   在中国的单位制社会改造后,社区成为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与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通过户籍制度的管理将其纳入到社区管理之中,但社区对于农村转移人口而言是基层政府组织的象征,除去正常的管理事务性往来,其对于社区组织往往有种天然的疏离感,这也是社区发挥其功能所必须突破的瓶颈。因此,在社区工作实践中,首先可以通过行政规划的手段合理扩大社区边界,在规划与划分的过程中注重增强社区自身的异质性,这也是社区发挥居住融合促进功能的物质基础。“大混住、小聚居”可以成为社区规划及边界划定的总体原则,将各个阶层间隔分布,实现分异与混合相结合。在社区的日常管理中,农村转移人口通过不断与社区工作人员的互动、相关的信息获得都可以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居民意识。在社区管理过程中,可通过社区动员、社区活动等增进农村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的互动,在互动中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强化农村转移人口的社区居民意识。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他们对于居住空间的选择既是外部市场化作用的结果,也是该群体自愿选择的结果,当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居住社区相衔接后,对社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共享可以进一步推进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因为对于社区内基础设施的使用及共享可以加速农村转移人口对于市民生活的适应及认同,进而加速他们的市民化进程。

   再次,在个人层面,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在居住社区范围内承担一定的公民责任,通过责任与义务的履行带动其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推动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

   公民责任与义务的履行是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才能开展的。这种公民责任和义务的履行可以转化为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因此,可以从认识到行为的转化过程中,去有效推进市民化。也就是说,一旦把社区内居民的行动转移到超越个人诉求的公民责任与义务上来,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共同行为甚至是合作。同时基于这种共同的行为模式与合作,农村转移人口将逐渐认识到自身在社区合作中的地位,进一步强化城市居民的意识,并提高社会参与与交往的积极性。

   近些年来,农村转移人口已然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认识到农村转移人口重要作用的基础之上,大多数的研究都关注到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赋予的问题,并将其定位为农村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条件。这样的视角带有较强的个体性,尊重个性的同时应进一步发掘并强调其责任性,也就是说需要注意权利和公民身份的取得是以一定的义务及责任承担为基础,是以群体的存在及发展为诉求的。如果过度强调权利的赋予将引发市民化进程中的道德问题,降低该群体履行社会义务与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同时,对于公民责任与义务的履行可增强农村转移人口对于城市生活的认同感,通过责任与义务的履行让其认识到作为社会个体他们不仅仅是城市生活的被动适应者,也可以成为城市生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创造者。因此,在个体层面应加强农村转移人口的责任意识,调动该群体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履行责任与义务的积极性,通过参与去加速推进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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