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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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来自262个地级市的证据

英文标题:Population Migration,Urbanization and Dynamic Convergence Analysis of Urban Rural Income Gap: Evidence from 262 Cities

内容摘要:本文以2000-2016年26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规模视角探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问题,分析人口迁移和户籍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及不同规模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大城市的绝对收敛速度高于中小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高于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从分周期的“动态收敛”看,整个周期内无论是绝对收敛还是相对收敛速度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速度逐渐超过了绝对收敛速度,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相反的走势。进一步分析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因素,发现人口迁移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且通过户籍城镇化机制发生作用,迁入人口若能顺利转变为城镇人口可缩小收入差距。目前在大城市中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较难,而小城市相对而言获得城市户籍较为容易,在低于526.48万人的小规模城市中户籍城市化更加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些发现对解决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收入差距,动态收敛,城市规模,migration,urbanization,income gap,dynamic convergence,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性分析.[J]或者报纸[N].人口学刊,(20185):86-99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18.05.009

   【文章编号】1004-129X(2018)05-0086-14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保持高速增长,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蕴藏着许多问题,其中收入分配不均、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关学者和政府部门提倡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村劳动力,破解城乡二元体制以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从理论上看,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双重效应,既可能推动城乡收入扩大,也可能缩小城乡差距,这两种效应也得到了证实。[1-2]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不足18%攀升到2016年的57.4%,达到了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恶化的原因何在?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是什么?

   一方面,城市化的直接表现是城市规模的扩张,而其本质是资源和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重新配置和组合的过程,劳动力的迁移是城市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的建设,劳动力要素市场逐步放开,人口迁移呈加快态势。另一方面,城市化本质上也是一种市场化的自发过程,但是政府可以通过户籍化政策创造良好的制度,以缩小城镇化进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态势。现实情况是小城镇户籍制度基本开放,而大城市户籍身份具有的福利水平更高,虽然采取严格控制户籍门槛的政策措施,却仍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但是,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缓慢,所实行的人口准入制度人为地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对非户籍人口的流动就业和权益保障实行强行干预使得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在就业与福利保障存在较大差异,这种非市场化的劳动力配置机制不利于人口的自由迁移,[3]不利于城市化发展,进而造成城乡收入差距。

   关于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性影响的研究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类观点,学者对人口迁移可以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持质疑态度,认为在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下,一方面存在户籍制度障碍,另一方面迁出地劳动力流失不利于本地区的农业发展,这两方面原因共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1][4-5]第二类观点,人口的流动可以使相对贫困地区的居民通过迁移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及更高的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加快经济的收敛速度。[2][6-7]从城市规模的视角看,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劳动力流动性增强,扩大了城市的分布差异,[8]导致城市层级出现中心-外围结构,也会有助于优化城市体系。[9]实际上,城市规模与收入差距之间正向或反向的表现取决于一些前提条件,[10]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城市规模的变动可能会出现非线性变化。[1]

   通过以上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人口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有一定影响,同时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性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较少文献从人口迁移与户籍城市化视角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动态收敛问题;二是大多数文献基于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迁移或城市化的单向因果关系进行验证,而对于三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很少涉及;最后没有考虑不同城市由于自身规模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实行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存在差异性,进而对迁移人口能否实现城市户籍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从城市规模角度出发,首先验证了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性,然后就这种收敛性背后的影响因素验证人口迁移通过户籍城市化这一机制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

   二、理论分析

   近几十年农民工进城务工俨然成为城乡人口流动模式。尤其是政府放松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出现了“民工潮”现象。初始因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工对生活质量的需求,导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一方面提升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抑制了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在这两种机制的作用下使得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一)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假设在个经济体中,A为经济发达地区,B为欠发达地区,这里可以理解为东部大城市与中西部小城市。现实中户籍制度的存在使进城的农民工只能在城市工作,很难转变为城镇居民,享受不到各种福利待遇,加之因身份歧视及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只能从事一些非技术的工作。虽然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一些壁垒和分割,但是整体而言农民工进城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生活水平,所以我们这里假定两地区之间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中国这种特殊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式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东部发达地区迁移,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带地区。由统计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可见这种由B地区向A地区的迁移规模与两地的收入差距呈正相关。进一步分析,A地区雇用了更多的农民工,而这部分农民工更多地是来自B地区,这将加大A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尤其是A地区农民工的流动速度,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地区农民工收入的增速。B地区城镇单位主要是使用本地区的农民工,而本地农民因大部分外流到A地区导致B地区农民工的供给减少,在需求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本地农民工的劳动收入有提高倾向。而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劳动力流转问题,即B地区的农民工向A地区转移的一种影响机制效应。

   在不考虑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劳动力在两地区迁移的条件为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等于边际产品价值MPL,而MPL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图1中,第一、二象限横轴分别表示A、B地区劳动力供需状况,纵轴为工资水平,D为劳动力的需求曲线;第三象限描述劳动力资源是如何配置的,横轴向左表示B地区劳动力资源数量,纵轴向下表示A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在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A地区劳动力资源数量增加就意味着B地区劳动力资源数量的减少。从图1中可以看出,假设不发生劳动力迁移,A、B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数量为,工资水平为。在劳动力可以跨区域流动的前提下,收入较低的B地区劳动力的大量迁出将使劳动力资源供给下降到,工资水平上升到,A地区劳动力的大量迁入将使劳动力资源供给增加到,工资水平下降到,形成一种新的均衡状态,此时,A地区和B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

   总体来说,劳动力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收入效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加剧了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使得本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劳动边际产出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有趋同趋势;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出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增加迁出地的收入水平。这种机制下,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从而可以得出命题1:人口迁移可以缩小发达地区(或劳动迁入地)的城乡收入不平等,而对于欠发达地区(或劳动迁出地),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缩小其收入不平等。

  

   图1 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二)人口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的情况,为了更加准确地说明城市之间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其中将农村劳动力分为农民工进城后变为城市户口的“市民化”或“城市化”以及农民工暂时性进城务工两种城乡人口流动模式。为简化分析,将时间设定为两阶段,基期农村居民收入为x、农业人口为n、城镇居民收入为y、城镇人口为m。而第二期农业人口进行了迁移,仅有a部分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参考相关文献,城乡收入差距采用能够反映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泰尔指数。[11-12]泰尔指数用T表示,城市化率用u=m/(n+m)表示,则可以得到:

  

   在第二期我们考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在总人口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转移的劳动力中仅有a部分由农村户口转为非农,实现了城市化。可见a部分的劳动力转移是城市化率的函数u(a)=(m+a)/(n+m),而随着农民工的市民化会进一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也就是泰尔指数体现为城市化率的一种函数T(u(a))。

   通常而言,一般省份农村人口相对较多(m<n),直辖市城镇人口多(m>n)。且通过城市化率函数看出,a和u(a)单调性相同,即农民工的市民化促进了城市化率。我们进一步分析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得出以下公式:

  

   由公式(3)可以得出,当=1时,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而当>1时,也就是城乡之间存在收入差距,将城乡收入差距对城市化率求一阶导数可得:

  

   可见,城市化率通过一种城乡之间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发生作用。随着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时期,泰尔指数随城市化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当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泰尔指数随城市化水平的上升而下降。即随着人口迁入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化水平有所转变,进而城乡收入差距趋势不断变化。可以得出命题2:人口迁移通过城市化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性。若迁移人口能实现户籍城镇化则会通过城市化率的传导机制缩小城乡收入的不平等;反之,城乡收入不平等现象不会有明显的改善。

   三、数据处理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考虑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比性以及研究问题对象。本文选取了2000-2016年全国262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进一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对城市规模作了划分①,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小城市(人口小于50万),其中Ⅰ型小城市(人口大于等于20且小于50万),Ⅱ型小城市(人口小于20万);中等城市(人口大于等于50且小于100万);大城市(人口大于等于100且小于500万),其中Ⅰ型大城市(人口大于等于300且小于500万),Ⅱ型大城市(人口大于等于100万小于300万);特大城市(人口大于等于500万小于1000万);超大城市(人口大于等于1000万)。所有原始数据来源于2000-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中国城市数据库以及区域统计年鉴。所有名义收入变量以2000年为基期,采用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剔除价格性因素。

   (二)变量处理与模型设定

   1.变量选择

   城乡收入差距指标(gap),选取两种测度方法:一是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作为度量城乡收入差距(gap)的指标;二是借鉴王少平和欧阳志刚[11]的做法将泰尔指数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合理性与否的测度(Theilindex)。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性(gg)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的增长率测度。

  

   城市化水平(csh),考虑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采用年末城镇常住人口与年末常住人口总数的比值来表示。人口迁移(imm),由于直接获取各个城市的人口迁移数据较为困难,本文则借鉴段平忠[13]方法先计算地区的净迁移人口数,i地区t时期的年末总人口减去t-1时期的年末总人口后,再减去该地区t时期即i地区t期自然增长人口数(自然增长率乘以该时期平均人口),即得到该地区在t时期的净迁移人口数,而净迁移率为净迁移人口与该期该地区平均人口的比值。具体公式为:

  

   公式(5)涵盖了非户籍迁移和户籍迁移两种迁移数量的总和,能够反映迁移发生地区的实际迁移状况,而本文不再对暂时性迁移人口和永久迁移人口进行区分。

   另外本文也选取了相关的控制变量:社会保障(bud),多采用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有学者采用政府转移支付占GDP比重来衡量,而本文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测度;基础设施(trans),采用城市客运总量与城市人口的比值为代理变量;国际贸易(trade),采用贸易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测度;人力资本水平(human),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则借鉴周晓等[14]的计算方法;城市工资(wage),用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测算;产业结构(struc),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测算。

   2.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Barro等和Mankin等提出的收敛模型,[15-16]设定计量方程如下:

  

   式中为i地区t期城乡收入差距,为随机误差项,为常数项,若<0我们可以得到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收敛,反之则呈现发散,收敛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渐缩小,发散意味着拉大。计量模型(6)检验我国及不同规模城市是否存在绝对收敛,模型(7)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城市化、净迁移率以及两者的交互项,检验是否存在条件收敛。模型(8)在模型(7)的因素基础上加入了各类控制变量,分析导致城乡收入差距(gap)或城乡收入不合理(Theilindex)的原因。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不同城市规模视角下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收敛分析

   当前我国面临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城市化滞后的双重挑战,有学者证实了城市化的推进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可能是因为城市规模变动引起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变化,进而影响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获取就业机会和提升工资水平是流动人口迁移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人口迁移具有一种从中小城市汇集到特大及超大城市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不同规模城市间劳动力无法自由流转,导致其不能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表现为在不同时期内可能收敛速度不一样。这意味着不同时期内分别收敛于不同的稳态,即不同城市规模的城乡收入差距满足“动态收敛”的特征。因此本文将城市规模分为中小城市、大城市、特(超)大城市②,考察四个不同经济周期(2000-2003年、2004-2008年、2009-2012年、2013-2016年)内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收敛问题。

   表2汇报了全国所有城市以及中小城市、大城市、特(超)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绝对收敛结果,其中为了降低遗漏变量偏差控制了地区效应与时间效应。另外,为了消除潜在异方差问题对估计系数显著性影响,文中汇报了稳健性标准误。从列(1)-(4)的估计结果看,无论是全国城市还是不同规模城市,城乡收入差距滞后一期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了不同规模的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均逐渐缩小,从而可以判断出在整个测算周期内全国城市层面上存在绝对β收敛。具体而言,全国城市、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0.629、-0.614、-0.649、-0.549。从绝对收敛速度看,大城市的收敛速度高于中小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同时中小城市与特(超)大城市的收敛速度低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城市内部因存在明显的绝对收敛使得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但是不同规模城市间收敛速度的差异性可能会导致城市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不同城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不同经济周期内不同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会呈现不同的态势。从经济周期的“动态绝对收敛性”来看,全国城市以及不同规模城市中,在2000-2003年、2004-2008年、2009-2012年、2013-2016年四个经济周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不同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小。在整个经济周期内绝对收敛速度呈现不断下降走势,其中全国城市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1.282、-0.802、-0.459及-0.235。本文认为2003年前城乡收入差距收敛速度达到最大,首先是因为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基数相差悬殊,其次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超)大城市,缩小了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农业进入新的改革阶段,对农产品价格实施补贴;2004-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持续下降,主要是2003年后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减轻农民负担;2009-2012年国家通过城乡医疗保障、农业税减免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12年以后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城镇人口劳动力的需求增速有所下降,而农村劳动力需求上升,这会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小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最终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放缓。但从长期来看,城乡仍然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

   (二)不同城市规模视角下城乡收入差距条件收敛分析

   本文重点研究人口向不同规模城市迁移过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能否顺利实现户籍城市化,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表3汇报了不同城市规模下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结果。从列(1)-(4)城乡收入差距的滞后一期的系数看,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控制了相关条件后不同城市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即存在条件β收敛。具体而言,中小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速度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0.895,大于大城市的-0.640以及特(超)大城市的-0.601。同时,也可以看出大城市与特(超)大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均低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0.840),这与绝对收敛结果有所差别。从整体上看,城乡收入差距在不同规模城市内部是逐渐缩小的,但是不同规模城市间差距仍是拉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不可忽视,这种不平衡更多地表现为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分析,从全国结果看出劳动要素的净迁移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作用,净迁移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则城乡收入差距缩小2.524个单位,流动人口向特(超)大城市每迁移一单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4.106个单位,远远超过大城市及中小城市。显然,人口迁移的直接结果就是加快了特(超)大城市以及大城市内部差距的缩小速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富裕地区内部增长差距的缩小。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验证了其他学者关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主要原因是城市规模变动引起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进而影响城镇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1]在现实中,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不一定能转变为市民,而只有劳动力获得城市户籍才能提升城市化率。因此,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是通过劳动力迁移进而实现城市市民化得以实现。财政制度与城市工资的系数为正,表明当地税收收入具有支出偏向性,政府更多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开支集中在城市,同时城市工资水平不断提升都不利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另外,国际贸易、教育水平、基础设施、人力保障、产业结构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值表明其具有不断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条件收敛”的结果看,在2000-2003年、2004-2008年、2009-2012年、2013-2016年四个经济周期内城乡收入差距滞后一期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不同规模城市内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从条件收敛速度看,在整个经济周期内,全国城市层面以及中小城市、大城市、特(超)大城市的回归系数绝对值逐渐变小,即条件收敛的速度在逐渐减慢,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可能受到国家关于发展大城市政策的影响,特(超)大城市在2009-2012年的经济周期内条件收敛速度相比前一经济周期出现了短暂的上升。进一步考虑劳动迁移率、城市化率等条件收敛与绝对收敛速度相比,显然考虑劳动迁移率和城市化率等因素后条件收敛速度明显下降。在整个经济周期内,全国城市以及中小城市和特(超)大城市中条件收敛速度相比绝对收敛速度降低33.5%、45.8%、19.35%及9.5%,只有大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略有上升。从四个经济周期看,不同规模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与绝对收敛速度出现了分化,全国城市收敛速度差值不断提升,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速度逐渐超过了绝对收敛速度,由2000-2003年经济周期的-19.5%上升为2013-2016年经济周期的49.4%。另外,在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表现出了与全国城市同样的现象,而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相反的走势,由2000-2003年经济周期的9.0%下降为2013-2016年经济周期的-10.6%。

  

   (三)城市规模门槛下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分析

   上文的分析中证实了我国城市内部以及中小城市、大城市、特(超)大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不同程度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而缩小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劳动力的城市市民化实现,为了分析导致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本文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分析我国不同省份的人口迁移状况,图2为“五普”和“六普”时期省际净迁移率走势,而本文则重点从城市规模视角下分析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统计数据发现超(特)大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山东、江苏、天津、河北等省市,这与图2中人口净迁移率为正值的省市基本吻合。

   从前文的分析看,不同规模城市中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性不一致,因此,本文以城市规模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分析,以检验不同规模城市条件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

   1.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确定门槛效应模型的具体形式前需要检验门槛效应的存在性以及门槛个数。本文根据2000次Bootstrap重复抽样检验了门槛效应的F统计量和P值。以城市规模作为门槛变量,人口迁移作为门槛被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存在单一门槛,且门槛值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902.00;城市化率为门槛被解释变量的结果显示也存在单一门槛,且门槛值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367.00;户籍城市化作为门槛被解释变量的结果显示存在双重门槛,门槛值分别显著为526.48和1051.40(见表4)。

  

  

   图2 “五普”和“六普”时期各省净迁移率

   2.面板门槛参数估计

   从表5中列(1)-(4)的估计结果看,净迁移率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值,城市化率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负值。前文证实了两者的提升均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为进一步分析内在的机制效应,则加入两者的交互项③以解释人口迁入城市是否通过城市落户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控制了一系列的影响因素后,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均显著为负。具体而言,户籍城市化每提升一个单位将降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0.003个单位,这说明迁移人口在城市顺利落户,提高了当地户籍城市化水平,进而可以降低收入差距的不平等。列(2)是以城市规模为902万人作为门槛值的估计结果,显然城市规模被分为的两个区间的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0.117和0.121,可以得出人口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偏效应增加了0.004。其含义为在同等城市化水平下,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口迁移率越高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只有提高城市化水平(即迁移人口户籍城市化)才能缩小收入差距。列(3)是以城市规模为367万人作为门槛值的估计结果,两个区间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0.252和-0.318,同样可以得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偏效应增加了-0.066。说明在人口迁移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化水平提高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而这种效应是迁移人口在城市获得当地户籍而实现的。列(4)是以城市规模为526.48万人和1051.40万人作为门槛值的估计结果,三个区间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0.003、-0.002、-0.002,可以看出在大城市中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较难,而小城市相对而言获得城市户籍较为容易,从而在低于526.48万人的小规模城市中户籍城市化更加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从其他的影响因素看,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府开支减轻了城乡差距,而这与前文的结果出现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各个地方政府相比上级政府更加了解当地的情况,随着税收收入的增加导致其具有更大的支出自由,而根据实际情况会更有效地偏向农村开支,从而缩小了城乡差距。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负,说明教育水平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获得的收入更高。现实情况是,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相对不足,而教育水平的提升使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上升,从而缩减城乡差距。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保障拉大了城乡差距。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化,城市的保障体系逐步实现社会化、市场化,尽管农村扩大了新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险范围,但是仍存在受益程度低、受益金额少等问题,保障体系不健全。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服务业比重的上升扩大了城乡差距。迁移人口更多地是由欠发达的小城市流向大城市服务业,导致了大城市的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不断上升,而大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收入上升幅度不如城镇居民,表现为城乡差距的扩大。

  

   (四)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稳健性检验

   首先,进行差分GMM模型估计,由于这种方法受弱工具变量的影响较大,易产生有限样本偏误,而系统GMM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然后,进行两步系统GMM模型估计,这对异方差和截面相关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可提高系数准确性。另外,前文统计发现城市规模与人口迁入地、迁出地有直接的联系,为此又分样本进行回归。表6中列(1)和(2)说明了迁移人口在迁入地区获得城市户籍将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在人口迁出地区这种作用并不明显。列(3)和(4)将人口迁移变量作为内生解释变量,用其两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AR(1)、AR(2)以及Sargan检验均通过了GMM的检验要求。从回归的结果看,无论是差分GMM还是两步系统GMM的结果均显示了人口净迁移率与城市化率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若能顺利的实现城市市民化,则会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由此可以验证本文所得结论的可靠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乡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内在机理,并基于2000-2016年262个城市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口迁移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发现:首先,从全国城市及不同规模城市看,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大城市的绝对收敛速度高于中小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同时中小城市与特(超)大城市的绝对收敛速度低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而中小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高于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说明了城乡收入差距在不同规模城市内部逐渐缩小,但是不同规模城市间仍存在差距;其次,从分周期的“动态收敛”看,在2000-2003、2004-2008、2009-2012、2013-2016年四个经济周期内,无论是绝对收敛还是相对收敛速度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不同规模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与绝对收敛速度出现了分化,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速度逐渐超过了绝对收敛速度,而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相反的走势;最后,在验证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基础上,着重从城市规模视角分析人口迁移及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人口迁移对收入差距缩小产生显著影响,城市化水平提升可以缩小城市收入差距,而转移人口若能拥有当地户籍,可提升当地城市化水平,进而缩小收入差距。在大城市中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较难,而小城市相对而言获得城市户籍较为容易,从而在低于526.48万人的小规模城市中户籍城市化更加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的政策启示:积极推进城市化建设,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加快农业人口的非农就业和城镇化迁移,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分割,消除人口迁移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加快发展以人力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提升城市发展的质量,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良性流动,建设新型的城乡关系;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制定多元化的政策目标,建立相适应的配套体系,实现城乡共享发展;理性看待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鼓励发展大城市”与“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两种战略选择,相比大城市,中小城市应该更加注重公共品供给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地方政府要加强公共财政的支出力度,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引导地区间劳动要素的合理流动,构建有序合理的城镇体系。

   注释:

   ①划分详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1/20/content_9225.htm。

   ②本文考虑各个回归样本量,将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分为一组,又将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合并为一组。城市规模分类由原先的五档分为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

   ③根据Jaccard和Turrisi(2003)的解释,计量模型中包含变量A、变量B以及两者交互项(A*B),那么变量A的估计系数为变量B取0的情况下变量A对因变量的影响。两者系数不再重要,交互项的系数变得更加有意义。

参考文献

[1]程开明.聚集抑或扩散——城市规模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及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8):14-23.

[2]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50-58.

[3]杨晓军.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对大城市人口迁入的影响——基于2000-2014年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研究,2017,41(1):98-112.

[4]Benjamin D,Brandt L,Giles J.Did Higher Inequality Impede Growth in Rural China?[J].The Economic Journal,2011,121(557):1281-1309.

[5]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7,52(7):4-17.

[6]Razin A,Yuen C W.Factor Mobility and Income Growth:Two Convergence Hypotheses[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1(2):171-190.

[7]匡远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要素收入流的一个解释[J].农业经济问题,2013,34(2):76-84,111-112.

[8]Au C C,Henderson J V.How Migration Restrictions Limit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80(2):350-388.

[9]梁琦,陈强远,王如玉.户籍改革、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36-59,205.

[10]Baum-Snow N,Pavan R.Inequality and City Siz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3,95(5):1535-1548.

[11]王少平,欧阳志刚.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阈值效应[J].中国社会科学,2008,(2):54-66,205.

[12]邓金钱.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2):143-150.

[13]段平忠.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2):146-152.

[14]周晓,朱农.论人力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J].中国人口科学,2003,(6):21-28.

[15]Barro R T,Sala-I-Martin X.Regional Growth and Migration:A Japan-United States Comparison[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2,6(4):31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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