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希望:处于变化中的世界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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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Generation Hope:Young People in a Changing World

内容摘要:青年是从儿童或青少年逐渐被承认作为成年人的一个过渡期。处于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的青年过渡期是一个半依赖期,年轻人试图完成个人的自主性,然而仍依赖他们的父母或国家。这个半依赖期的长短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下有着巨大的差异。青年发展可以被理解为提高年轻人的地位,赋权年轻人建设他们生活的能力和潜能。积极的青年发展要求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且在稳定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环境里发展得最好,这种环境允许和鼓励年轻人自由和公开地参与政治和公民生活。青年发展指数是通过对5个领域的年轻人的进步的一个全球性的测量:公民参与、教育、就业和机会、健康和福利以及政治参与,主要目标是在重要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对话,帮助政策制定者识别出干预和改革的优先领域,向年轻人传达信息,为那些需要数据指导他们的投资决策和宣传的人提供事实基础。

关键词:青年,青年过渡,青年发展指数,youth,transitions,youth development index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代的希望:处于变化中的世界的年轻人.[J]或者报纸[N].北京青年研究,(20182):102-112

正文内容

   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文件提供了从2015年到2030年全球发展的总体框架。虽然议程中不是所有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都特别提到年轻人,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一些具体目标和指标中论述了青年的需求和角色,而且议程包括一项“全面实现(年轻人的)权利与能力,帮助国家获得人口红利”的承诺。建设一个更加富裕、平等、包容与和平的世界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人口总数量的庞大。

   然而,作为社会与经济进步生力军的年轻人的潜能持续因他们面临的广泛挑战而受到破坏。这些障碍包括但不限于体面工作机会的缺乏、无效的和不民主的政治参与结构、旷日持久的冲突、自然灾害和不健康状态。例如,在世界的每个地方,年轻人的失业可能性至少是其他人口群体的二倍。[1]每年至少有五分之一的青少年遭遇精神和心理创伤,最为普遍的是以抑郁或焦虑的形式存在。[2]

   世界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生活在不稳定、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承受着与其年龄不成比例的战争和暴力的影响。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子比那些年龄更大的人更经常地成为凶杀案的受害者。根据估计,全世界所有凶杀案50%以上的受害者年龄在30岁以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或地区。[3]类似地,因冲突和灾难而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的数量在过去的几年里明显地增多了。在2011年,大约1400万的年轻人遭受冲突和灾难的不利影响。考虑到2015年被迫流离失所的总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530万,年轻人的这一数据在今天很可能更高。[4]

   尽管气候变化使整个世界遭受了可怕后果的威胁,但目前正年轻的那些人将是首先和最主要地要面对这种正在恶化的影响的一代人。在那些更易深受其害的地区,如小岛屿上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不再仅仅只是一种风险,人们业已感受到它扰乱了生活,摧毁了由来已久的生活方式。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年轻人将承担带领他们的国家(地区)和社会跨越这个未知领域的责任。

   在青年群体中,不平等持续存在于个体和社会群体之间。由于他们的性别、阶层、性取向、地理位置、身体残疾或种族,许多年轻人在个人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不平等和歧视。在青年人口中,健康、教育、就业和参与的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在2015年,在183个国家中,勉强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在中等教育层次上实现了入学的性别平等,但中学后的教育(the tertiary level)鸿沟却加大了,在这一层面上仅有4%的国家实现了入学的性别平等。[5]更为主要的是,在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一的女孩子在18周岁前就结婚了,在全世界所有性侵犯的受害者中,超过一半的人是年龄低于16岁的年轻女孩。[6]通常这些不平等在年轻人的生活中通常变得根深蒂固,难以逾越,所形成的不平等陷阱使得大多数的相关个人和群体难以摆脱。

   年轻人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他们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做出响应。尽管年轻人频繁地被刻画成脱离或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进程之外[7],最近一段时期,经常绕过传统的参政结构和制度,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年轻人已经表达了他们的看法、说出了他们的要求或进行了他们的抗议。社交媒体和移动电话的无处不在使得年轻人越来越有可能互相联系、快速而低成本地组织起来,为其活动和行动步骤寻求支持。这些活动和行动步骤甚至经常跨越文化、地域和法律的边界。[8]自2009年以来,社会骚乱和抗议运动几乎蔓延至世界各地,有的引发激进的政治变革,有的导致暴力事件和不稳定状态。[9]它清晰地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只要能够做到,年轻人就不会安于不尽如人意的现状。

   各地的年青人一有机会就会证明他们在促进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全方位发展上有能力成为拥护者、代理人和合作伙伴。从对抗气候变化到维护和平,从保护人类权利到解决不平等问题,往往是由年轻人以其创新的理念和现代的解决办法展示出前行的路径。

   当今世界为年轻人能开创更好的未来奠定基础提供了空前的机会。政府有义务认清青年发展中的障碍,用同情年轻人的政策和计划去克服那些障碍,帮助促进青年发展的进步。促进青年发展的进步这个目标应该不仅建立在认识到个人的能动性,而且强调形塑年轻人的生活的社会结构与背景的基础上。

   举世公认的是,年轻人代表希望。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青年发展的现状却鲜为人知。尽管它的重要性得到广泛的认识,但如何测定青年发展的进展仍然是一个挑战。

   一、青年的界定

   尽管这个术语大家都很熟悉,但依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青年”定义。青少年期(adolescence)被广泛地理解为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起于青春发育期,终于生理和情感成熟之时,但青年的定义更为复杂,依情况而定,既有正式的命名法,又常包含非正式的因素如国家或社区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条件。用简单的术语来说,青年是从儿童或青少年逐渐被承认作为成年人的一个过渡期。[10]处于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的青年过渡期是一个半依赖期,年轻人试图完成个人的自主性,然而仍依赖他们的父母或国家。这个半依赖期的长短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下有着巨大的差异。

   年轻人可能在某个方面已被当作成年人,但在其他方面却被看作是未成年人。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同一个年轻人可能已到结婚或入伍服役的年龄,却被认为不够成熟而不能参与投票或被选举为人民的代表。不同的规范的标识(normative markers)非常重要,有时候,在法律上某年轻人可能已被认为是成年人了,但由于在财务上仍依赖其父母而被社会拒绝承认其为成年人。[11]事实上,在许多的社会里,经济独立是组建家庭的一个先决条件[12],同时,在一些社会里,结婚是离开父母另立门户的一个必要条件。[13]在不同领域的相关政策里,年轻人可能在不同年龄被法律承认为成年人,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例如,18岁具有投票资格,但还不具有“正常”社会保障权利,或直到25岁才具有成年人的工资等级。

   二、青年过渡

   从学校毕业到就业、从依赖到独立生活的过程是生命周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年轻人成长为成年人,并被国家和社会接受为成年人。研究显示,在许多国家,青年过渡变得更为复杂,历时更长,年轻人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面临困难。获得个人和社会自主性的过程不再以线性的模式发展。年轻人可能已获得法律的或公民的自主权,但经济上仍然依赖家庭和国家两者或其中之一。[14]他们可能离开父母的家庭,独立生活一段时间后,又不得不返回来依赖父母,这种情况在以往可能会被看成是一种反常现象。而且,越来越多的不平常的模式出现在过渡期:年轻人在成家后仍然可能会返回学校接受全日制的教育[15],或者,他们可能实现了经济独立,但在文化或情感支持上仍依赖家庭。这种复杂性迫使学者在青年过渡上区分出线性的过程,和“加速的”“延时的”,甚至是“悠悠球”(yo-yo)式的来回往复的非线性过程。[16]

   青年过渡发生的形式依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而不同。例如,在西方国家,有的经过较长的教育年限而延迟了承担成人角色的时间,有的在很小年龄就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并相对迅速地组建家庭而较快地进入成年期,这两种过渡路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两种路径都可被界定为“成问题的”或“最优的”,视具体情况而定。[17]当年轻人走上教育年限延长的延迟式的路径时,从长远看可能增加他们的收入潜力,但在短期内他们可能需要牺牲经济独立和稳定性。在别的情况下,例如在中东和北部非洲地区,过渡的路径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即使年轻人有机会接受教育,但还是难以找到工作,在那些有中、高级教育资格的年轻人中失业率反而有时是最高的。[18]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使获得完全的经济独立后,也有年轻人继续在父母家生活。

   在中东、非洲和部分亚洲地区,“等待期”(waithood,指大学毕业后工作没着落的年轻人所经历的一个生活停滞期,通常被称为“青春期后延”)这个术语被用来描述延迟实现充分的成年人的权利和责任的状态。在这些地区的一些国家,“成年期”的延迟被认为是“武装冲突的征兆和驱动力”[19],在中东和北部非洲地区,它是“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之一。[20]发达国家引入了诸如“年轻的成年期(young adulthood)”[21]和“初显的成年期(emerging adulthood)”[22]等一些术语,用于从心里—社会的意义上描述处于青年和成年之间的一种新的中间阶段的延迟的青年阶段。在很多评论者看来,延迟的青年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与“身份延缓”相关联的“破坏性时期”[23],而身份延缓导致了年轻人的迷茫或误入歧途。

   由于结构性约束、机会、社会预期、政策框架以及个人能动性的综合因素的不同,青年过渡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背景下的速度、规模、形态和结果也不尽相同。对不同的年轻人,青年过渡甚至是“成年期”,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和结果。例如,在大多数国家,年轻女子比同龄男子更早离开父母的家庭,而且由于肩负照顾家庭的责任,她们几乎很少有机会发展和维持独立的职业。即使是生活在“最优的”青年发展环境的年轻人也会面临障碍;而另一方面,许多的年轻人正在设法利用非常稀少的资源或机会为他们自己开辟一条人生道路。在青年的这个生命阶段,个人会遭受到第一次社会排斥,会变得或主观感觉到“落后”,或被迫去占据过渡空间。[24]

   三、什么是青年发展?

   青年发展可通过多种方式加以理解。它最初是从心理学视野被加以认知和理解的,倾向于探索年轻人情感成长和身份构建的方式。[25]较广义视野的发展通常与社会学的视角联结在一起,强调年轻人的经历和这些经历所提供的生命管理机会的方式以及对世界及他们所身处其中位置的独特的、文化类型的看法。[26]至关重要的是,青年发展的这种“以能力为基础的方法(asset-based approach)”认识到年轻人自身的能力和能动性对发展结果的影响。青年发展也会受到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的影响,一些人发现,他们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其(发展)的途径受阻,而另外一些人则由于继承而来的特权而打开了机会的大门。

   本报告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对世界各地的青年状况提供一个基于事实的总体概观,聚焦于他们的发展机会。达成这个目的的一个核心工具是文后所描述的英联邦的全球青年发展指数(Youth Development Index,YDI)。青年发展指数的理论框架源自于Sen and Nussbaum论述能力的成果,这些成果被用于支撑一系列的国际报告,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27]

   这种方法替代了用经济增长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的统计方法,强调凭借个人核心能力获得的机会,这种核心能力是“好的人类生活(good human life)”的必要支撑。Nussbaum把能力看作是与人类权利紧密相关的,覆盖了她所提到的“第一代权利(first generation rights)”如拥有公民自由或有政治参与机会,和“第二代权利(second generation rights)”如拥有教育与就业的机会。[28]Sen指出,尽管墨西哥和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GDPs)明显高于印度和斯里兰卡,但印、斯两个经济更为穷困的国家的预期寿命长得多和儿童死亡率低得多,由此他说明了能力导向方法的优点。[29](请注意作者文章的发表时间为1985年,故所引用的数据是当时的数据。目前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

   尽管Sen对提供一个能力列表的可能性表示了怀疑,但Nussbaum提出了要过上“好的人类生活”(包括诸如“保持身体健康、足够的营养、合适的住所、性满意和生殖选择的机会、迁徙流动”)所必需的一系列特定能力,并支持对能力进行概念的操作化,目的是对不同国家在诸如健康和教育领域进行比较。[30]

   使用能力导向方法作为青年发展指数的理论框架,目的是对国家能为青年发展提供有效的前提条件的程度进行评估,这些政策被看作是“扩大人们的选择过程”[31]的一部分,是提供实现这些能力和选择的自由的基本要素。在这种背景下,贫穷不仅仅被简单地看作是收入的剥夺,而且被看作是能力的剥夺,因为贫穷限制了个人参与公民和政治生活、从事经济活动、活到老年等等的能力。[32]

   这里关于人的发展范式有两个主要的构成要素:人的能力的提高(广义上被界定为可以选择过上长寿且健康的生活、能获取知识和有体面的生活水准)和人的发展条件(政治和社区生活的参与、环境的可持续性、人类安全与权利、性别平等)。[33]

   在这一背景下,英联邦将青年发展界定为“提高年轻人的地位,赋权年轻人建设他们生活的能力和潜能。这样的界定有助于他们为政治稳定的、经济可行的、法律支持的环境做出贡献并从中获益,确保他们作为国家活跃的公民的充分参与”。[34]

   由于强调赋权,该定义聚焦在年轻人的能动性,将年轻人置于他们自身发展的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发展自己所选择生活的能力和潜能,同时也成为对国家发展起积极贡献作用的公民。同样,这一定义也认识到,社会与经济背景、不适当的政策会限制年轻人的能力。积极的青年发展要求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且在稳定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环境里发展得最好,这种环境允许和鼓励年轻人自由和公开地参与政治和公民生活。而在年轻人被拒绝受教育机会或基于性别或家庭经济条件而使受教育机会受到限制的地方,在年轻人营养严重缺乏并且卫生医疗条件有限的地方,在年轻人被拒绝实现就业或挣上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的机会的地方,或者在全面的政治和公民参与受到阻碍的地方,年轻人的权利受到剥夺,他们的能力被削弱。

   四、在政策和行动上给予青年发展优先权

   从全球层面看,与青年相关的议题从来没有达到当前这样优先关注的高度。2013年设立了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使这一职位;[35]190个国家与地区成立国家层面的权威机构负责年轻人的事务;[36]青年峰会——如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论坛,英联邦青年论坛,以及世界青年大会——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有影响力的平台。这些努力奠定了长远的国际青年政策框架,如联合国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和英联邦青年赋权行动计划(the Commonwealth Plan of Action for Youth Empowerment,PAYE)。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主要的联合国机构发展了用于指导年轻人工作的策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青年策略[37]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青少年与青年策略[38]制定了青年发展的优先事项,包括增加的经济赋权、公民活动与参与、适应力建设(resilience-building)[39]、性和生殖健康,以及对边缘化的和对贫困青年的关注,尤其是其中的女孩。[40]

   一些发展机构也已经采取了给予青年优先权的步骤。例如,英国的国际发展部门、美国的国际发展机构、德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联邦部都有自己的青年战略,用以促进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项目。

   针对儿童和年轻人的大多数政策和框架使用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它的定义特征是强调公民作为“权利持有人(rights holders)”和国家作为“责任主体(duty bearer)”。以需求为基础的方法将发展援助主要看作是一种需求评估活动,与此形成对照,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坚持将发展看作是国家对其人民的一种义务,从而为公民提供了让他们的政府承担责任的更为坚实的基础。

   例如,当对清洁水的需求(need for clean water)变成对拥有清洁水的权利(right to clean water)时,这就意味着国家有责任提供清洁水,并且为市民满足对清洁水需要提供了正当理由。向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的转变创造一种发展行动得以发生的强有力的规范性框架,并且使得人民对来自国家的基本服务需求在道德、法律和政治意义上更具说服力。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完美地改变了发展的行动者开展活动的方式,强调加强义务承担人在实现人类权利时对义务做出回应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以及使公民能够并有权主张自己的权利。[41]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基于权利的方法的一个典范,是历史上由最多国家签署承认的国际人权公约。《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和年轻人的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健康和文化方面的权利,标志着年轻人被看待和对待的方式的转折点:他们有多种与其他群体截然不同的权利,而不光是被动地接受慈善救济的客体。[42]更为重要的是,《儿童权利公约》覆盖的年轻人的权利仅到18周岁。换句话说,从18周岁之后的那天起不再享受《儿童权利公约》提供的保护,因此易于受到一系列的风险的伤害。例如,一个没有家庭的年满18岁的年轻人可能会被要求离开监护中心自己生活,或者一个在司法系统监护的年轻人可能会从主要是进行教育与感化的机构被转移到成人监狱,从而加速过渡到成年人的生活。这种不确定性促使一些学者和实践工作者要求建立一种独立的国际机构来保护年轻人的权利。[43]

   一个最新的用于指导国家青年政策制定的国际性文件,《2014年巴库青年政策承诺》(The 2014 Baku Commitment to Youth Policy)采取的也是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来制定全球范围的青年政策。《英联邦青年赋权行动计划》为英联邦支持的成员国在青年领域设计了一个框架,也建立在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上。《英联邦青年赋权行动计划》作为英联邦青年方案(the Commonwealth Youth Programme,CYP)的基础性文件,以英联邦年轻人面对的现实作为指导,并坚定地相信年轻人是:(1)和平、民主、平等和善治的力量,(2)全球共识建设的催化剂,(3)是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重要资源。[44]

   五、青年发展指数的介绍

   从一开始就有必要澄清这一点,即不可能用任何单一指标去测量复杂和多维的人类发展或青年发展。和人的发展类似,青年发展是一个通过数个指标的集合才能更好地加以理解的概念。许多国际、区域和国家机构公布了包括年轻人在内的不同年龄群体相关的特定方面的数据。通过把所有错综复杂的零散数据放在一起建立一个宽泛的指数,有可能以一种合理而可比较的方式对青年发展进行量化。

   青年发展指数(The YDI)是由18个指标构成的一个复合指数,全面地测量了183个国家(地区)青年发展方面的进步,其中包括英联邦53个国家中的49个国家在内。青年发展指数包括5个领域,测量了年轻人在教育、健康和福利、就业机会、政治参与、公民参与的水平。青年发展指数受英联邦将青年的年龄界定在15岁到29岁指导,同时承认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对青年不同的年龄界定。通过将全球可获得的与青年相关的数据库编制到一个综合的和可协调的测量表中,青年发展指数可以让使用者对青年发展获得更好的概观。更为重要的是,建构指数的研究工作也可让使用者识别出收集年轻人的数据时需要强化或扩展的领域。

   青年发展指数使得比较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年轻人的福祉与现状成为可能。它可以作为工具与资源,帮助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发展的实践工作者、年轻人和其他人,帮助他们看清楚年轻人在绝对和相对层面上正在取得怎样的进展,辨识出对其他人有启发意义的成功与成就,以及哪些地方需要设计有针对性的政策、计划和投资从而提高青年发展的质量与状态。

   青年发展指数本身不是目的。它的主要目标是在重要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对话,帮助政策制定者识别出干预和改革的优先领域,向年轻人传达信息,为那些需要数据指导他们的投资决策和宣传的人提供事实基础。

   由英联邦秘书处2013年公布的青年发展指数的第一次数据更新重计是试图获得用以反映国家层面上的青年发展所取得进步的多维属性的第一次尝试。本报告提供了建立在更新的研究方法基础上的青年发展指数第二次更新重计的结果和发现。结合两次的情况,分析提供了基于最新获得的数据基础上的青年发展所取得的进步的一个概况,这些数据可追溯到2010年的时间序列。

   新的青年发展指数反映方法论和数据的改善,这些改善使得建立一个复杂而细致的全世界青年发展成为可能。尽管目前这个指数与2013年的数据更新重计不能相比较,和修正的方法一致的回溯的数据集使得这个指数与2010年和2015年的青年发展水平具有可比性。

   不同机构对青年的年龄的界定不同,这对青年发展指数的形成带来重大的挑战。其后果是,青年发展指数中的指标所覆盖的年龄组不可避免地略有不同。除了这个定义的歧义外,另外一个事实是,一些特定的被认为对青年发展具有重要性的次级分类也与较小的和不同的年龄组有关。例如,青年发展指数中的十几岁青少年怀孕数据仅与13-19岁的人有关。

   六、青年发展指数的范围和指标的基础及局限

   青年发展指数测量了青年发展的五个鲜明的领域或关键的方面:教育、健康福利、就业机会、政治参与、公民参与。青年发展指数总共用了18个指标,每个领域包括2-6个指标,利用了全球受到承认的数据源。

   青年发展指数的分值介于0和1之间。如果一个国家获得完美的1分,意味着它代表了青年发展可达到的最高的可能水平,如果是0分,则反映很少或者没有青年发展。这个分值系统与联合国开发署下属的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The UNDP'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ffice)发布的人类权利发展指数的分值系统是一样的。在某些情况下,国家之间在分值上的差距可能非常的小,但由于指数包括了183个国家(地区),因此可能会留下与实际情况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的印象。考虑一个国家在青年发展水平上处于“非常高”“高”“中”或“低”也是有用的,因为这种分类确切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在从“相对好”到“相对差”范围谱系内发展时所处的位置。

   构成青年发展指数的范围的选择是基于他们对年轻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和影响而做出的。青年发展是多维的,许多因素在每个人的儿童期到整个成年期这个阶段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基于研究的证据清楚地显示,其中的一些因素在年轻人的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因此,基于证据以及也是数据的可获得性,教育、健康和福利、就业和经济机会、参与被选择作为青年发展的核心要素。教育是关键的资源,它与职业的进入、工资与保障水平、生活满意度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尽管它们与教育表现和进步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和持续的不平等。[45]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那些对健康有影响的诸如抽烟和饮酒等行为也明显地与社会—经济状况有相关性,在青年人中所形成的一些习惯与做法在以后将会影响死亡率的相关模式。[46]参与模型也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相关性:那些来自更为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和那些受到更好的教育的年轻人,更经常对政治和参与选举感兴趣。[47]

   青年发展指数是通过对5个领域的年轻人的进步的一个全球性的测量:公民参与、教育、就业和机会、健康和福利以及政治参与。每个领域都有无数的指标可供考虑。在青年发展指数里的18个指标是基于数据质量、相关性以及全球覆盖的数据的可获得性而加以选择的(表1)。

  

   青年发展指数的方法论和构成要素由青年发展指数技术咨询委员会评议、提炼和审定,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世界范围的居主导地位的研究人员、实际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最终的指标清单由那些在大多数的国家具有可比性的、适时性的和可信的信息的数据集组成,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估算的需要。青年发展指数技术咨询委员会在今后的青年发展指数数据更新重计工作中将继续研究如何改进数据和方法。

   青年发展指数尽可能成为综合性的指数,考虑年轻人生活的关键领域。然而,在考虑跨国家的比较时,考虑到一些国家的数据限制,不是总能够做到同期的比较。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政府、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研究人员能够一起致力于提高可获得资料的质量和数量,能够共同建立青年发展的更为稳健的测量方案。

   1.教育。教育给人带来机遇并提供改善生活的机会。然而,依然有大量的年轻人缺乏基本读写能力,女孩、年轻妇女、农村青年和残疾的年轻人等许多群体的机会受到限制。[48]因此,那些涉及青年发展的人应优先考虑全民素质教育的机会的提供。

   2.健康和福利。虽然年轻人总是被认为是处于健康的鼎盛期,但其中仍有许多年轻人死于伤害、道路事故、自杀、暴力、传染病(包括艾滋病)和非传染病。而且,许多年轻人所得的疾病或所处的环境阻碍了他们长大和发展他们全部潜能的能力。为了获得积极的发展,年轻人应具有良好的医疗条件,更为主要的是,年轻人应从事更为健康的活动以便预防过早的死亡与疾病,并确保他们在成年生活时依然健康。

   3.就业和机会。获得有安全感和有意义的工作的就业机会或追求财务独立的机会是一个功能健全的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或进行体面的劳动,年轻人就不可能发展技能,就不能成为独立的公民或维持适当的生活标准和生活质量。基于这个原因,就业和财务独立的测量是青年发展的重要的指标。

   4.政治参与。年轻人参与他们的社区政治生活显示他们被赋权、参与政治过程的程度和对社区的发展有多少发言权。政治参与促进了社会整合,抵制社会排斥,促进青年发展,而且通过给予年轻人在社会中的一定利益,创造了代际之间的紧密联系。

   5.公民参与。公民参与和社区发展可以采取许多形式,包括运动、宗教群体、音乐、戏剧和艺术。各国之间比较的这种参与数据是不容易获得的。公民参与是人类发展、充分融入社会的一个关键标志,也是政治参与的补充。

   青年发展指数的主要局限性:数据质量保证了青年发展指数的有效性。在建立青年发展指数的研究中的关键发现之一,是当前在一些国家没有足够的数据去充分地测量青年发展。与其它领域相比,在诸如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领域,这个问题更为尖锐。发展中国家对数据收集进行投资极为有限,所面临的挑战也特别明显。由于只聚焦在国家层面的数据,青年发展指数也有其片面性。国家层面的数据有时可能掩盖了次国家层面(sub-national level)的数据结果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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