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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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The Young White-collar Immigrants' Identification with Middle-class Statu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内容摘要:以上海为例,发现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极低,收入水平成首要判断标准;中高级的管理级别和技术职称及拥有自有住房能显著增加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个人收入也能显著提升中产身份认同;食品安全和政府信任能显著增加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居住质量和奢侈品消费能显著增加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白领移民越不愿意认同其中产身份,而愿意为子女花费越多的青年白领移民,其认同程度反而越高。研究表明,中产身份的主体构建更多是源于社会想象而非现实社会群体的等级序列;他们的中产身份构建更多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而非生活方式上。

关键词:青年,白领移民,中产身份认同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J]或者报纸[N].青年研究,(20183):34-43

正文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新社会阶层和新中产,尤其是以青年移民为主的城市白领,是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的社会群体。这是因为关于中产阶层在维持社会和谐与平稳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早已获得明确共识(李培林,2015):中产阶层既是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Lash & Urry,1987),是稳定渐进的工业化力量(Kerr et al.,1960),也是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动力(Huntington,1991)。然而,被专家学者定义为中产的群体大多似乎并不认同自己的中产身份。

   (一)中产身份的学理标准及指标构建

   从学理上看,中产身份的构建主要来源于社会阶层的标准,大致可分为社会关系和等级分层这两种研究视角(朱斌,2017)。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大多根据研究需要,对中产身份进行不同的操作化处理。大致看来,可分为单一维度、三元维度和多重维度。

   就单一维度来说,职业、收入、财富、消费、认同是最常采用的界定维度。其中,职业是最常使用也是最重要的指标维度,时常以教育任务辅助指标维度,具体指标可能是多个。例如,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赖特(2006)以“是否占有生产性资产”(生产资料资产、组织资产、技术/资格证书资产)来定义阶级。汤普森等(Thompson et al.,2005)认为,中产主要包括受过良好教育(通常是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从事半专业性工作或技术性工种的人员。

   在国内,李强(2017)指出,对中产阶层的表述概念虽然很多,但在真实社会群体或具体职业群体的识别上,分歧并不很大,即人们通常将职业上处于中间层的社会群体视为中产阶层。例如,李春玲(2017)认为,新中产主要包括五类职业群体,分别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私营企业主、企业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办事人员。有意思的是,尽管刘欣(2007)提出了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型,但其操作化标准仍以负载于职业之上的资源作为标准。

   不同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更喜欢采用收入标准划分中产阶级,美国尤其如此(李春玲,2003)。瑞信(Credit Suisse)研究院提出以财富作为划分标准,即在美国净资产在5万美元至50万美元之间的人即为中产阶层;而在中国个人净资产在2.8万美元至28万美元之间就是中产阶层大军的一员(李春玲,2016)。国家统计局也曾以家庭年收入在6万人民币至50万人民币之间作为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李培林、张翼,2008)。此外,也有人聚焦于消费分层(Rosenbaum,1999;李培林、张翼,2000);有人聚焦于主观认同,比如桑德士(Centers,1950)的自我评价法、诺斯与哈特(North & Hatt,1949)的职业声望等。

   就三元维度来说,教育地位、收入地位和职业地位这三个维度几乎成为最通用的分析框架。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孟德拉斯等在研究社会分层时,均把职业、收入和财产、教育水平这三个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吉尔伯特(Gilbert,1998)提出,中产阶级包括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前者指受过良好教育(通常是大学教育)、保持中等水平收入并具有较大自主性的专业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后者指从事半专业性工作或技术性工种,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绝大多数上过大学并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员。

   持三元论的国内学者也大多采用此框架(李培林、张翼,2008;李培林,2015;李强、王昊,2017),但关于到底哪一种是决定性的标准以及标准的界线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李春玲,2016)。李强(2010)提出的中产标准是经济上达到小康水平,职业上居于中间层次(类似于白领阶层)以及受过较好的教育(中等以上的教育水平或者受过13年及以上的教育)。李春玲(2003)把拥有一定教育水平(初中水平)和中等收入水平(把一线城市的中位数收入作为中产阶级的收入基准线)的白领职业从业者(包括小业主和小雇主)归类为中产阶级。此外,也有人提出将收入、职业和消费作为中产阶层的界定指标(刘毅,2006)。

   就多重维度来说,米尔斯(2006)首次明确提出“中产阶级”的概念,并以职业、收入、教育水平、社会声望、服饰、价值观念、心理因素等多重标准作为划分依据。吉尔伯特和卡尔(1992)更是以职业、收入、财产、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等九大变量作为划分中产阶级的主要依据。

   在国内,李春玲(2003)曾提出职业、收入、消费及生活方式和主观认同这四个标准。陆学艺(2002)则提出,中产阶层是以职业为基础,以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进行划分的社会阶层。此外,边燕杰(2016)还提出了“1+3”的综合指标:其中“1”是指稳定的生活根基(包括稳定的职业、稳定的中等收入、稳定的自有住房,以保证稳定的温饱不受挑战);“3”则是指保障性(医疗、养老、伤残、失业等保险)、享受性(娱乐、消遣、休闲等消费能力)、发展性(知识、技能、专业资格、子女教育的投资)。当然,多重维度的指标构建只是更多具有学理上的意义,其实际操作较难。因此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

   (二)中产身份的公众标准及认同偏差

   在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是指“一般人”或“普通人”,是非富人非穷人的群体。这显然与当前中国民众对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解有很大不同(李春玲,2009)。在普通民众看来,白领是那些有着高薪收入、出入于豪华会所、高档宾馆和写字楼的成功人士,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着卓越的工作能力、令人羡慕的收入和舒服的工作环境(向德平、田北海,2003)。这意味着,公众意识中的中产群体常指高收入和高消费的企业主、职业经理人和精英知识分子(徐江,2001)。这种中产形象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状态,他们是社会学家所界定的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上层,符合其标准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其比例不会超过10%(李春玲,2003)。

   面对学理标准与大众标准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许多中产群体对自己是不是中产也犹豫了,甚至不愿意“被中产”。随着新社会阶层的兴起与扩大,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问题也逐渐浮上水面。同西方国家中产身份的普遍认同①有所不同的是,我国存在着明显的中产阶层认同缺失和阶层认同下移的现象(赵延东,2005;雷开春,2009)。来自1996年武汉的调查数据表明,认同中等偏下层的比例明显偏高,其中权力地位认同向下偏移极为明显(刘欣,2001)。基于多项大型调查结果的国际对比发现,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还是与历年数据的纵向比较,我国城市居民的地位层级认同均表现出明显的“向下偏移”的特点(赵延东,2005;李培林,2015)。

   进一步对比2001年和2005年“中国社会变迁调查”的结果发现,“向下偏移”的实质是中产认同问题:在2001年认同第五层的比例为29.4%,到了2005年几乎减少了一半,仅15.4%(高勇,2013)。雷开春(2009)的研究表明,白领新移民也有明显的主观社会地位向下偏移的倾向。冯仕政(2011)从阶级视角出发,直接询问被访者是否是“中产阶级”,结果发现中产阶级认同的比例非常低,只有6.95%。张海东、杨城晨、赖思琦(2017)对北上广中产群体的专项调查表明,大部分新社会阶层(64.7%)认为自己不属于“中产阶层”。此外,否认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的比例更高,达69.5%。为此,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中层认同急剧流失、下层认同急剧增加的警讯(冯仕政,2011)。

   有关中产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大多采用等级分层的视角——对所属社会阶层等级的认同,将选择社会综合地位认同为中层者称为中产认同。这一操作化过程,确切地说,是对阶层的中间位置的认同(更接近于中间阶层),而非对“中产”这一群体身份的直接认同。同时,学者对中产身份的构建和研究大多建立在学理标准上,较少通过定量分析手段探索中产群体的主观身份构建逻辑:在我国特定的国情下,中产身份的学理标准与主体标准的异同是什么?哪些是影响中产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此外,我国中产群体的扩大,与离开原住地进入大城市奋斗的大量青年白领分不开,但他们却极少进入研究者的分析视野。为此,本研究通过聚焦生活在特大城市上海的近千名青年白领移民,用定量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探索中产身份的主观构建逻辑,以更为充分地理解我国中产群体的身份焦虑现象。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操作

   (一)数据来源

   在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上海已成为国内外人才流动的首选目标之一。在上海的城市居民中,外来移民已占到近40%。这些移民对上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青年白领移民。由于现行户籍政策的限制,工作和生活在上海的很多白领新移民并没有上海户籍,甚至连居住证或暂住证都没有办理。因此还不能建立包括所有白领新移民在内的完整抽样框。此外,大部分白领新移民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基本上属于中间层,这也使得他们接受面访和配合调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鉴于此,我们采用“受访者推动抽样”(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方法抽取新白领样本(赵延东、Pederson,2007)。该方法是在传统“滚雪球抽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样本对总体特征做出合理推论,特别适合于研究规模和边界不太清楚、不愿意暴露身份的隐藏人口(如下岗和失业职工、无家可归者、新移民等)。

   按照已有研究,我们从户籍(出生在外地)、职业(在上海从事非体力劳动)、教育(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这三个维度来定义上海白领移民。调查由上海大学“上海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于2011年8月份在上海地区开展,有效样本量为1046份。在删除年龄在35岁及以上的样本后,本研究的样本量为922份,平均年龄为27.22岁,平均居住时间为5.01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21年;平均年收入为7.57万元。

   (二)变量设置

   变量设置主要包括中产身份认同、根基性标准、保障性标准、享受性标准这四个方面。

   同以往的社会等级选项设置有所不同的是,本研究把中产身份认同界定为“你认为自己属于中产吗?”选项设置采用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的5级评定法。同时询问受调查者,“您认为判断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标准是什么”,包括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自我定位、教育水平、职业和其他7个选项。

   界定中产阶级的客观指标有很多,包括职业地位、收入水平、财富数量、管理权力、专业职级、教育资本、社会声望、消费水准、生活风格/品位、种族和血统等(李培林、张翼,2008;郭巍蓉、王正芬,2015),甚至还有“体制位置”(郭巍蓉、王正芬,2015)、住房分层(刘欣,2007;张海东、杨城晨,2017)等。而对社会生活中的中产个体来说,中产身份对应的是日常生活实践。

   本研究借鉴边燕杰(2016)提出的综合指标,根据各标准对上海青年白领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将影响中产身份的主体构建标准分为根基性标准(职业地位、收入水平、自有住房)、保障性标准(户籍状况、社会安全、政府信任)、享受性标准(居住质量、休闲时间、消费能力)、发展性标准(职业培训、教育程度、子女养育)这几个方面。

   就根基性标准来说,职业地位操作化为管理级别、技术职称和单位性质(类别变量);收入水平操作化为过去一年个人收入(万元)的总和(连续变量);自有住房操作化为是否购买商品房(类别变量)。

   就保障性标准来说,户籍状况操作化为本地户口、居住证和其他三类(类别变量);社会安全操作化为食品安全、人身/财产安全、医疗安全、个人隐私安全这四方面的安全水平,采用5级评分(连续变量);政府信任则操作化为对政府工作人员、警察、法官这三类政府人员的信任水平,采用5级评分(连续变量)。

   就享受性标准来说,居住质量操作化为现有住房的建筑面积(连续变量);自由时间操作化为平均每天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即除去工作和通勤的时间(连续变量);消费能力操作化为奢侈品消费的平均每月支出(连续变量)。

   就发展性标准来说,职业培训操作化为去年是否参加过学习、职业、技能培训(类别变量);教育程度分为大专/高职、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这三个程度(类别变量);子女养育操作化为平均每月为子女的花费,包括教育和照顾费用(类别变量)。

   此外,我们还将性别、婚姻状况、出生地、是否为独生子女和党员身份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均为类别变量。

   三、结果与分析

   (一)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现状

   研究结果表明,只有极少数青年白领移民认同中产身份(选择“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的比例为6.8%);表示不认同(选择“不太符合”和“很不符合”)的比例高达70.6%(见表1)。

  

   为了更清楚地描述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程度,我们进行了百分制的转换。转换前的平均认同度为2.14(方差为0.86),转换后的平均认同度为42.71(方差为17.24)。这表明,青年白领移民的整体中产身份认同度非常低。同时,数据分析还表明,从判断标准来看,收入水平是目前这一群体判断中产身份的最主要标准(54.5%);其次为生活方式(23.9%)和生活观念(12.2%)。而选择教育和职业作为判断标准的比例非常低。这一结果似乎也提示出,中产群体的主观判断标准与学理上的客观判断标准可能相差很大。②

   (二)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为了清楚看到不同重要性标准对青年白领移民中产身份认同的影响作用,我们采用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见表2)。模型1到模型5分别是控制变量、根基性标准、保障性标准、享受性标准和发展性标准的影响结果(限于篇幅,未列出各回归系数的标准误)。

  

   从模型1可以看出,已婚者、出生于城市和城镇者更可能认同中产身份,但拥有党员身份者却更难以认同中产身份。

   从模型2中,我们可以看出根基性标准的影响作用。在职业地位方面,普通管理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510(p>0.1)和3.565(p<0.1),具有初级和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17(p>0.1)和4.717(p<0.01)。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普通管理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分别比无管理级别的青年白领移民对中产身份的认同度高出1.510分和3.565分;具有初级和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分别比无技术职称的青年白领移民对中产身份的认同度高出0.617分和4.717分。同时,个人收入对数和自有住房的回归系数分别为2.970(p<0.01)和5.290(p<0.001)。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收入对数每增长一个单位,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会上升2.970分;而已购商品房的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比未购房者高出5.290分。但是,这其中只有高层管理人员、中高级技术职称、个人收入对数和自有住房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这表明,中高级的管理级别和技术职称及拥有自有住房能显著提高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而个人收入也能显著提升其中产身份的认同感。

   从模型3中,我们可以看出保障性标准的影响作用。在户籍方面,本地户口和居住证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761(p>0.1)和0.771(p>0.1);在社会安全方面,食品安全、医疗安全、隐私安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548(p<0.05)、0.681(p>0.1)和0.800(p>0.1),政府信任的回归系数为1.823(p<0.001)。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拥有本地户口和居住证的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会比其他人分别低1.761分和高0.771分;食品安全、医疗安全感和隐私安全感每增强一个等级,其中产身份认同会分别增加1.548分、0.681分和0.800分;政府信任每增加一个等级,其中产身份认同也会增加1.823分。但只有食品安全和政府信任的回归系数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这表明,食品安全和政府信任能显著增加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

   从模型4中,我们可以看出享受性标准的影响作用。居住质量、自由时间、奢侈消费对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38(p<0.05)、0.126(p>0.1)和0.761(p<0.001)。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住面积每增加1平方米、自由时间每增加1小时、奢侈消费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中产身份认同会分别增加0.038分、0.126分和0.761分。其中仅自由时间的回归系数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这表明,居住质量和奢侈消费能显著增加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

   从模型5中,我们可以看出发展性标准的影响作用。在教育程度方面,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回归系数分别为-3.545(p<0.05)和-5.836(p<0.01);职业培训和子女费用对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26(p>0.1)和0.629(p<0.05)。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具有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比专科/高职低出3.545分和5.836分;参与培训者比未参与者的中产身份认同低出0.126分。此外,青年白领移民的子女费用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其中产身份认同会增加0.629分。其中,教育程度和子女费用的回归系数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这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白领移民越不愿意认同其中产身份;而愿意为子女花费越多的青年白领移民,其认同度也会越高。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上海青年白领移民对其中产身份的认同度极低。这一结果表面上同阶层认同偏下的趋势一致,但构建原因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在“中产阶层社会”的美国,是否实现“美国梦”有六大标志:有一套自有住房、有一辆靠谱的自驾车、有能力送孩子上大学、退休后生活有保障、有医疗保险、有工作余暇和资金能力带领全家度假(边燕杰,2016)。本研究发现,对上海青年白领移民来说,中产意味着“五高”,即专业技术高、实际收入高、社会保障高、居住质量高、消费能力高。这表明,我国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想象与西方中产群体的社会想象一致性较高,也具有明显的中国社会特征和青年白领移民的群体特征。

   (一)根基性标准与中产梦想的迷失

   根基性标准是成为社会中产的最基本标准,能保证稳定的生活根基。本研究确定了职业、收入和住房这三个标准。

   首先,职业对中产身份认同的重要性早已被无数学者所证实,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设。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中产群体的中产身份认同与具体岗位级别有关——必须达到中级以上的管理级别或技术级别——这与许多学者的职业分层范围有所不同。在学者们的职业标准中,一般专业/半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都属于白领(Thompson & Hickey,2005;李春玲,2017)。这表明,青年白领移民对中产身份的想象的确更符合“精英中产”,普通白领职业很难使其形成中产认同。尤其对刚进入职场的青年白领移民来说,他们很难与本地青年白领“拼家世”“拼关系”,更无法与中高级白领“拼资源”,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不接受“白+黑”和“5+2”的工作模式,他们的职业与蓝领职业的差异不断缩小,职业竞争性越来越高(雷开春,2014)。所谓“小白领”就是普通白领否认自己达到职业中产的最直接表达。

   其次,尽管收入是经济学家更偏爱的标准,但社会学家似乎也从未否认其作为中产身份判断的重要性。本研究表明,中产群体也将收入作为中产身份的重要判断标准。按照一般的社会调查经验,人们的实际收入平均来看大致是其回答收入的1.5倍(李培林、张翼,2008)。因此,本研究中受调查者回答的个人平均年收入为7.6万元,其实际平均年收入可调整为11.4万元,是当年上海市职工年平均工资(5.2万元)③的两倍。无论按75%还是以50%的中位数收入为标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归属收入中产的行列。作为初来沪的青年白领来说,未来收入前景可想而知。本研究也表明,有超过半数(54.5%)的受访者将收入水平作为判断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标准。

   最后,住房对中产身份的重要性与财富直接相关。正如瑞信研究院所说,财产更可能抵御经济风险和通货膨胀(李春玲,2016)。在当下的上海,拥有住房可能是避免财富缩水的最重要手段(雷开春,2014)。可以说,中产与房地产市场密切捆绑在一起。房地产市场看涨,则中产财富暴涨;房地产市场看跌,那么中产财富迅速缩水。所谓“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的说法也是此意。然而,对生活于上海的青年白领移民来说,拥有中高级白领职业、拥有两倍于普通职工的收入、拥有一套自有住房,只是完成了“中产梦”的第一步。他们还有更高的期待。

   (二)保障性标准与中产意识的觉醒

   保障性标准是指保障目前生活免受威胁的有利因素(如拥有医疗、养老、伤残、失业等社会保险)。与国外发达的商业保险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主要依赖于政府推动的社保,购买商业保险的人非常少。为此,上海中产群体的中产身份保障就依托到户籍身份、社会安全感和政府信任上。

   户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身份制度。户口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也体现在不同户口所在地区之间。青年白领移民和其他底层移民一样面临着不被制度所认可的社会境遇,也面临着制度排斥所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子女教育、生育保险、养老保险等(雷开春,2014)。这在之前对白领新移民的中间地位认同研究中已得到证实(雷开春,2009)。然而遗憾的是,本研究的结果却表明,户籍状况的差异并未带来中产身份的认同差异。这表明,中间身份的认同与中产身份的认同之间可能的确存在差异:前者源于社会比较,后者基于原型比较。可能的原因在于,移民行为本身可能就是中产应对不平等的策略。

   因此,愿意选择移民上海的青年白领会更相信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得保障(或许购买商业保障是个好指标),从而超越制度设置的不平等。这一点在社会安全因素上获得了印证。本研究表明,食品安全感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医疗安全和隐私安全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如果说后两者基本上也可能通过个人能力从市场中获得的话,那食品安全却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因此,说到底,在中国,中产生活的保障必须依靠政府,甚至中产的三个基本标准(职业、收入和住房)也都需要依赖于社会的稳定与政策的制定。为此,对政府信任度越高的青年白领移民,越可能相信社会环境会更好,越有可能维护中产身份。

   (三)享受性标准与中产标签的炫耀

   享受性标准,与其说是娱乐、消遣、休闲等消费能力,不如说是炫耀性消费的标准。在当下中国,房子、休闲和奢侈品成为中产群体标榜身份的最重要手段。

   首先,拥有房子并不能代表生活得像中产,可能你拥有的只是狭小的旧公房,要真正享受中产生活,就得要有面积不能太小的房子。毕竟,作为中产群体的模板,美国中产大多拥有的是一套独立别墅。在我国,拥有别墅是富人的象征。尽管如此,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中产家庭会拥挤在4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2016年发布的《201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至2015年年末,上海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5.5平方米。④这表明,以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来说,如果居住面积还小于100平方米,估计很难符合其对中产身份的想象。同张海东与杨城晨(2017)的研究一样,本研究也表明,居住面积是中产群体认同中产身份的重要标准(近年来已演变为居住小区的区隔了)。

   其次,休闲和拥有奢侈品也是中产的典型生活特征。中产不但意味着物质富足,更意味着一种富足的生活方式。在众多描述中产生活方式的作品中,福塞尔的《格调》可算是最细致入微的批判之作,但后来却成为社会大众学习模仿中上层生活格调的指导手册。这种格调不仅体现在财富上,而且更多体现在容貌、衣着、职业、住房、餐桌举止、休闲方式、谈吐等生活细节上。

   在中国,许多文人也常用“煤老板”来代指那些有钱却没有口味的暴发户。显然,作为上海青年白领移民,他们并不希望自己与“煤老板”归为一类。本研究发现,休闲时间并不能有效提升他们的中产身份认同(休闲消费也无此效应),但奢侈消费能力具有显著效应。休闲消费带来的大多只是个人体验,而奢侈消费的炫耀功能更为明显。这也间接说明,我国的青年白领移民过于看重中产身份炫耀,而非中产生活体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中产群体可能并未真正形成。

   (四)发展性标准与中产身份的抗争

   发展性标准是指持续维护中产身份的条件,如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专业资格,传递中产身份的投资(子女教育的投资)等。本研究发现,职业培训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青年白领移民自身的教育程度与其为养育子女的投资却发挥了完全相反的效应: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白领移民越不认同其中产身份;而愿意为子女花费越多的青年白领移民,其认同度反而越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产群体对教育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对教育回报表现出极大的失望——教育程度越高,失望越大。教育曾被米尔斯称为中产阶层的提升机,为了掌握某些白领技能他们需要接受20多年代价昂贵的正规教育(米尔斯,2006)。许多青年白领移民都希望通过教育这部社会提升机能获得中产生活,但他们遭遇的却是高校扩招、教育声望不断下降、教育回报越来越低等(雷开春,2014)。

   有研究表明,我国的教育收益仍处于较低水平,到2006年高等教育的平均收益率只有19.42%,即年平均收益率不过5%(简必希、宁光杰,2013)。然而,尽管这样,青年白领移民还是希望通过教育让孩子获得与自己同样或更高的地位,他们还不得不自我牺牲,花重金投资到优质教育资源上——教育似乎成为他们完成中产身份抗争(避免下流化)的重要策略。目前,在国内各种高价培训班、高价学区房、教育移民热的背后,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中产教育鄙视链”。这些都是中产群体希望通过教育传递中产身份的集中体现。正因如此,与其说为养育子女投资促使青年白领移民获得了中产身份认同,不如说是强化了他们的中产身份认同。

   作为我国中产群体的典型代表,上海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极低,这可能主要源于他们对中产身份的社会想象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异,而非现实社会群体的等级排序;他们的中产身份认同更多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而非生活方式上。正如李春玲(2017)所说,目前来看,“中产化”正成为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主流趋势。不过,“中产化”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要成为中产阶层占主流的社会,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当然,本文对中产身份认同的分析结果是基于地区性的数据和白领移民群体之上,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城市或地区的中产群体还需要得到更多全国性样本数据的验证。

   注释:

   ①根据盖洛普(Gallup)2016年的调查,在美国自认为处于中等或中上阶层的美国人的占比51%;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高达61%(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922/14896625_0.shtml)。

   ②尽管这一结果难以排除选项设置的顺序问题,但后面回归分析结果则直接证实了这两个判断标准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③参见《关于本市2011年职工平均工资有关事宜的通知》(沪人社综发([2012]21号):2011年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1968元,月平均工资为4331元。

   ④人均住房面积“门槛”调至35.5平方米(http://sh.house.163.com/16/0309/09/BHN5Q85100073SDJ.html)。

参考文献

[1]边燕杰,2016,《关于中产阶层的各种定义和指标体系》,《人民论坛》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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