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的自传式民族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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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An Auto-ethnography Study on Children's Play-life of Anchang Town under the Backgroud of Urbanization

内容摘要:本研究运用自传式民族志研究方法,深入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从屋外发生的“故事”和屋内发生的“故事”两个方面对儿童游戏生活进行描述和阐释。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背景下,安场镇儿童屋外的游戏空间、玩伴及时间正逐渐失去。正是屋外发生的“故事”为屋内“故事”的“趁虚而入”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将儿童推入了屋内电子媒介营造的世界,使得儿童逐渐失去了真正意义的游戏生活。为重建儿童游戏生活,成人需唤醒其内心深处的游戏精神,为儿童游戏生活留下足够的游戏空间、寻回游戏玩伴、找回游戏时间,并为儿童展示一种合理的、可供模仿的电子媒介生活典范。

关键词:儿童游戏生活,游戏精神,城镇化,安场镇,自传式民族志,children's play-life,play-spirit,urbanization,An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城镇化背景下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的自传式民族志研究.[J]或者报纸[N].教育文化论坛,(20183):16-23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3-0016-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3.004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urbanization,也称‘城市化’)是指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社会变迁过程。”[1]安场镇隶属于贵州省正安县行政区划,古称“安四溪”,因其东南西北四方分别有小梨溪、桥溪河、黄桶溪、凡溪河而得名,为黔北商贾往来之重镇。新中国成立前夕,县域之外,安场人从事背窑罐(本地烧制的土陶用具)、担盐巴、挑桐油等行当,穿行于黔筑、川渝、湘鄂等地,互通物资、交换信息。改革开放初期,在正安县域内,安场人穿梭于各个乡镇,购进卖出各种农副产品,以赚取中间差价,弥补土地不足所带来的生存窘况。这种经营生意的方式,安场人称为“赶溜溜儿场”①。依托于传统行业基础,安场镇发展迅速。许多农业人口迁居至镇上,在镇上各条公路沿线次第建起居住民房,逐渐形成以商业经营、生产加工、交通运输等职业为主的格局。公路交通方面,除传统老街、新街(原省道S205过镇路段)外,增建了一条二级公路(现省道S205过镇路段),另有道安高速(银白高速)公路穿镇而过,使安场镇成为名副其实的黔北重镇。特别是近年来大储量的页岩天然气的发现②,更是为安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城镇化进程给安场镇带来了地域格局、社会结构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改变,影响着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同时,对儿童生活影响极大,儿童传统游戏(具有自然、户外、群体等特征,以“动”为主的游戏)生活逐渐衰败。在此背景下,笔者尝试结合自身体验和自我意识,回顾亲历的儿童游戏生活、描述现存的儿童游戏生活,整合儿童游戏生活经验于记忆与现实之间,探求导致儿童传统游戏生活衰败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阐发对重建儿童游戏生活的思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传式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研究方法。“所谓‘自传式民族志’,即作者以语言、历史和民族志方面的解释为手段,有意识地探索一个亲历且自省的自我与各个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2]。自传式民族志属于众多民族志方法中的一种,“试图用作者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自我意识来表达文化、讨论文化,从而深化对文化的解读”[3]。采用该方法原因有二:一是对于安场镇地域文化而言,笔者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符合自传式民族志对研究者双重身份的要求。笔者在安场镇生活20余年,天然具有“局内人”的身份;同时,因笔者多年在外,每次返乡仅停留数日不等,又兼具了“局外人”的特性。这种双重身份为田野工作带来了很大便利:作为“局内人”的身份,可以让笔者较为自如地接触田野现场的人、事、物,更能够“理解当地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意义以及情感表达方式”[4],更好地把握现场的意义;作为“局外人”的身份,可以让笔者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对田野现场保持足够的兴趣和探究的欲望,保证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二是自传式民族志“强调述说故事是一种自我探索的过程;不再追求再现客观事实,而是尝试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5],而且,“述说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还原过去的事实,而是为了厘清事件对述说者的意义”[5],以将“个人与文化联系起来”[6]。这又为文本写作提供了一种非常契合的方法。笔者在文本写作中,尽量在田野中“学会从当时的情绪中脱出”[5],兼顾“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身份平衡,让文字随着自己的情感流淌,极力整合自我经验于田野现场,构建自我生命意义,达成与他者生命之间的联结。以理解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揭示影响儿童游戏生活的各种因素。与此同时,结合其它田野资料,运用三角验证,以保证研究的信效度。

   二、城镇化背景下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现状及影响因素

   (一)屋外的“故事”:逐渐消失的儿童游戏空间、玩伴和时间

   笔者主要运用自传式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利用2016年春节、暑期返乡的机会,通过观察、访谈、生活参与等方式,对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进行田野调查,归纳提炼出游戏空间、玩伴、游戏时间三个内容维度,对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现状进行描述和阐释,并揭示其影响因素。

   1.分割、挤占与衰败:城镇化背景下安场镇儿童失去的游戏空间

   2016年春节期间,立春当日(2月4日),笔者携外甥Z(10岁),不顾山路泥泞,登安场镇西面屏障——高山寺。步行至半山腰俯瞰远眺,整个安场镇尽纳入眼底。放眼望去,只见道路分割交错、钢筋水泥横陈、各处高楼林立,显得异常喧嚣而陌生,呈狼藉之象。感由心生,遂赋诗一首:

   “是寺非寺世事非,四溪无溪伴愁行。我愿天公降甘霖,安得劳苦守新城”③。

   这或许代表了笔者这一代人在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土格局变迁而来的迷惘与失落,这种迷惘与失落源于逐渐消失或模糊了的、能勾起“乡愁”的记忆之物。对于儿童游戏生活来讲,身处其中的儿童直接失去的是游戏空间。在笔者登山途中,看见三个小女孩在山脚下的水泥马路上玩着“三步半”游戏。笔者从三个小女孩的口中得知:最大的小女孩8岁,最小的小女孩5岁;她们不是亲姐妹,只是走亲戚的表姐妹。到山脚下玩耍,主要是因为“地势较宽、水泥地上比较干净、不潮湿”(8岁小女孩语)。显然在安场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建设并没有考虑到儿童游戏活动的空间需求,完全从效率(经济)利用的角度进行规划和布局。镇上传统地域,当地人沿着公路两边建起鳞次栉比的房屋,少有缓冲回旋的地方;镇上新兴的社区房产项目,也鲜有儿童游戏玩乐的场地。整个镇上甚至都没有一块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公共场地!

   在笔者儿时的记忆中,老家(笔者老家在离安场集镇上不远的农村)总是有那么一块“老院坝”,每天晚饭过后,孩子们都如约而至,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手枪打仗”“踢电报”(类似于捉迷藏)、“踢飞机板”(又称“跳大海”)、“斗脚劲儿”“丢沙包”“抓子儿”“打板”“划船”……每每到月上树梢,大家仍玩兴正浓,久久不愿离去。可是如今,当笔者怀着儿时的记忆,再次来到“老院坝”,却是乱石成堆、杂草丛生,甚至都找不到驻足站立的地方了。对广大农村而言,自2000年以后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伴随而来的是广大农村的“空心化”。有学者将“空心化”的农村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一是“无行动主体”;二是无主体性[7]。改革开放以来,安场老家村里的人们逐渐向镇上聚集④,特别是2000年以来,更是向其它更为发达的城镇(市)比如县城中心凤仪镇、地区中心城市遵义市,甚至省会城市贵阳等地搬迁。在眼前的这块“老院坝”上,游戏场地杂草丛生、日见荒芜,一片衰败,已不见往日儿童嬉闹的场景。

   那么,我们将目光投向安场镇集市区域,情况又怎样呢?2016年暑期,笔者再次回到安场,于一傍晚携外甥Z(三年级学生)、儿子L(5岁10个月)沿镇上老街、新街(安场人称“环城”)走了一圈。行至老街入口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牌坊,其上横匾书写“贵州历史文化名镇”。一路上,只见道路(公路)两边房屋林立,清一色的徽式建筑⑤,比儿时记忆中的更“漂亮”、更规整。两边房屋的前面,都次第停放着各式各样的车辆,使原本就不够宽的道路显得更窄了。再加上时不时前后疾驶而至的车辆,笔者不得不时刻提醒两位小朋友注意来往车辆。令人惊奇的是,在老街,竟然很难看见小孩活动的身影!这与笔者记忆中的老街大相径庭——在笔者记忆中。每到傍晚,只要不下雨,大小孩子欢呼雀跃,置老街于一片喧嚣沸腾之中。而眼前,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小孩,要么年龄太小、坐在童车中,大人推着缓缓前行;要么大人紧紧牵着小孩的手,仓促行走,没有一丝悠闲放松的神情……当笔者带着两个小朋友转到新街,只见道路两边停放的车辆比之老街更甚,来往的车辆也比之老街更多、速度更快。在新街,行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却也难见到孩子的身影。当行至镇上农业银行处,在昏暗的灯光中,依稀看到几个学生的身影。只见他们靠墙而立,低头看着“手上的机器”,不时用手划拉着,神情专注而沉迷;偶尔抬头看看眼前,眼神空洞、恍惚、游离……

   2.孤单、等待与盼望:城镇化背景下安场镇儿童失去的游戏玩伴

   2016年2月2日,笔者来到儿时就读的学校(以前的红旗大队小学,在安场镇王家嘴),只见泥土操场上堆满了石头,饲养着几只鸡,还停放着几辆货车。笔者遇到两个孩子(堂兄弟俩),两人都在念初二,其中年龄、个头稍小的正在吃“麻辣梗”(一种简易的乡土零食)。笔者问二人“平时都玩些什么”,年龄稍小的孩子回答:“玩‘躲猫猫’那些啊。”年龄大一点的接连说:“现在不好玩了,主要是很多人(小伙伴)还没有回来,现在只有我们俩了。”听到此话,在那块熟悉而又陌生的操场上,笔者内心深处顿时升腾起一阵悲哀:正是在这块操场上,当年念小学三年级的我们,玩得是多么的热火朝天!记得当时我们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就是“骑马打仗”(两人一组,一人骑在另一人的肩上,与其他组的人“战斗”),笔者所在组所向披靡。原因在于与笔者搭档的同学“桩子”很稳,而笔者体重轻、身体灵活,骑在搭档肩上总能灵活应付对手的攻击,并能瞅准机会将对手拉下“马”……而此时此地,兄弟俩却在同一块操场上沮丧地等待着玩伴的到来。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孩子都去哪儿了?这种情况绝不是仅仅发生在兄弟俩身上的故事。

   2016年暑期初,当笔者临时有事要从贵阳回到正安安场,儿子L知道后,急忙要爸爸、妈妈给他收拾换洗的衣服,要与笔者一起回家。主要原因在于老家有一位儿子L经常念叨的哥哥(外甥Z),二人很喜欢在一起玩。回到老家后,笔者将儿子L独自留在老家(儿子L一直是笔者夫妻二人养育,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单独在外留宿),去办自己的事。第二天,笔者准备带儿子L回贵阳,无论怎么劝说,他都不愿意跟笔者一同回家。只是不停地对笔者说:“过段时间你和妈妈一起来接我哈。”同时,哥哥(外甥Z)也不愿意弟弟(儿子L)离开。

   城镇化进程究竟改变了什么,使得玩伴如此难求?其实,背后最大原因之一就是安全问题。

   城镇化带来了地域格局的改变,一方面,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重新聚集在一起,形成城镇集市的格局;另一方面,传统的农村“空心化”,农村成为前文所言及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对于前者,人们从以前的熟人社会进入了一种“陌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以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破坏,成人不愿意冒险让自己的孩子独自到外面去,以免发生陌生人拐走孩子之类的事件。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迅速发展的交通也增加了各种安全隐患,人们因惧怕出车祸等事故也不愿意让孩子单独出门⑥。与此同时,与笔者这一代不同的是,由于国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的子女数量大大减少(即使在安场镇这种地方,也出现了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外甥Z就是独生子女),本身也带来了儿童玩伴的减少。对于后者,“农村空心化”更是直接加剧了人们从农村地域的“逃离”——在城镇化进程中迫于生计而向资源集中的城镇(市)逃离。这就产生了两类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两类儿童身份又时不时会交替:在生计压迫之下,今年的留守儿童或许成为明年的流动儿童,而明年的流动儿童又会成为后年的留守儿童……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村儿童的减少,与以往相比,在农村地域就更少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更少游戏玩伴。没有了游戏玩伴,儿童游戏生活也就不复存在。

   3.“放羊”、虚拟与模糊:城镇化背景下安场镇儿童失去的游戏时间

   在今天的都市(特指与安场这类地方小镇不同的大中型城市),成人似乎都很为我们的孩子的“发展”着想,在这种为了孩子“发展”着想的前提下,深夜挑灯夜战的幼小身躯、周末匆忙穿梭于各个辅助课堂、培训班的孩子,这些都凝聚了来自成人世界的沉甸甸的“关怀”。在这种“关怀”之下,儿童失去了游戏时间。笔者曾眼见贵阳隔壁邻居一大班小女孩每周六、周日清晨都随着妈妈疾行穿梭,就问她们去做什么。小女孩大声地告诉笔者:“去学钢琴!”接着又自豪地告诉笔者:“我星期六早上去学钢琴,下午学舞蹈;星期天早上学画画,下午学游泳。”当笔者问到“那你有没有时间玩”时,小女孩眼中因自豪而闪现的亮光顿时暗淡了下来,没有回答就跟着妈妈走了……

   对于正安县安场镇的孩子来说,游戏时间的失去却有另外一层含义:孩子们不是没有时间,相反,与城市中的孩子相比,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只不过这些时间因缺少了游戏空间、缺少了游戏玩伴而变成没有依托的“虚拟”的游戏时间。这是一种“放羊式”的时间,与都市里的孩子因成人的“关怀”而失去游戏时间不同的是,这种“放羊式”时间基本完全由孩子自己所支配。正如前面所说,安场镇本地人都是以非农产业经营为主,以笔者外甥Z家为例:外甥Z的爸爸妈妈开了一家副食批发部,每天起早贪黑经营着这家店铺。Z的妈妈一大清早就要打开店铺门面,然后就是一整天的忙碌,有时候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Z的爸爸一天至少要送一次货到各个乡镇,回来之后还要帮助Z的妈妈打理店铺。一天之中,二人都鲜有时间问及孩子,到了晚上已是疲惫不堪,更无精力去照顾孩子。很多时候都是在空闲之余忽然想起了孩子,才会过问一下孩子各个方面的情况。而在安场镇上,从事此类生意的人居大多数,开粉馆的、做五金生意的、开电器行的等等,不一而足,情况都大同小异。

   在这种“放羊式”的时间中,为数不多的游戏空间和游戏玩伴也变得越来越虚拟和模糊。2016年暑期的一个晚上,安场镇上场口街道(老街入口牌坊下)的一旁,在停放摩托车的间隙聚集了十来个孩子,年龄从两岁到十一二岁不等。几个年龄较大的孩子坐在摩托车上,盯着“手中的机器”,互不言语;几个年龄较小的来到年龄较大的身边,也跟着盯着屏幕入神;而年龄更小的,则根本就掺和不进去,只能在外围不停地走动,以寻找能加入的机会。在这些孩子之间,不管是同龄还是异龄,少有游戏活动的发生。当年龄更小的孩子得不到年龄较大的孩子的接纳,转而向大人靠拢,大人也多是一句“去去去,各人(自己)一边儿耍(玩)去”,伴着几下推搡动作,将小孩“打发”到了一边。年龄更小的只好又回到年龄更大的身边,“死皮赖脸”地缠着年龄更大的。年龄更大的被缠烦了,大声威胁呵斥,时不时扬起手来,给年龄更小的几下。被呵斥责打的小孩顿时大哭大闹,又引来了大人的一片责骂声,继而是孩子相互辩解的声音。一时之间,哭闹声、呵斥声、责骂声、辩解声充斥着安场的夜空,好不热闹!笔者身处其中,觉得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是,大人对小孩的责骂声一直都在,从内容到形式多年来并没有多大改变;陌生的是,笔者的儿时,孩子哭就哭了,一会儿就会在相互的游戏中“破涕而笑”,而不是眼前孩子一直的纠缠与哭闹。笔者眼前发生的一切,游戏空间的狭小、游戏玩伴的“不在场”及游戏时间的虚拟,影响了儿童游戏生活的发生。有人对比调查了60后、70后、80后、90后及00(2000年)后等不同年代人群,发现儿童的游戏时间、户外游戏空间以及游戏伙伴等都随着年代的推移呈逐渐减少之势[8]。郑也夫也指出:“如果你问我这十年来中国社会中最残酷的行为是什么?我要说最残酷的行为是大人们对孩子游戏权利的剥夺。这剥夺可体现在两方面:(1)孩子游戏领地的丧失;(2)大人以强制的干预使游戏名存实亡”[9]。对于安场镇的孩子来说,在游戏空间、游戏玩伴和游戏时间的组合中,他们最缺的是游戏的空间;当游戏空间极度缺乏,玩伴聚在一起也不知道(不能)干什么,游戏时间也就变得毫无意义。笔者不禁要问:失去游戏空间、玩伴及时间的孩子究竟都去哪儿了?

   (二)屋内的“故事”:“娱乐至死”的滑稽剧

   失去游戏空间、玩伴及时间的孩子都在屋子之内。当孩子有了大把的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放羊式时间”,他们都把大多数时间用在了屋子之内。

   2016年暑期间,笔者对外甥Z一天在屋子里的时间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从起床(9:00左右)开始到晚上睡觉(23:00左右),共14个小时左右:外甥Z用在洗漱、吃饭等事情上的时间大概有2个小时,用在作业上的时间大概有2个小时;除此之外,每天会花上6个小时的时间坐在电视机旁,与儿子L一起观看电视,二人观看的节目主要是奥特曼等动漫节目。剩余的时间二人会在屋子内四处走动,玩一些小游戏。一天之中,很少主动出门。

   笔者想起了很多年前自己童年生活中的一些事:那时,笔者极不情愿待在家,总是千方百计想要“溜”出家门,记不清因为这种行为被父母责打过多少次,只记得当时惯用的伎俩就是假装出去上厕所,然后偷偷爬过屋后的高墙,跑去与村里的伙伴一起游玩……而对于暑假,更是意味着有大把可供游玩的空间、玩伴和时间。

   为什么今天的孩子会这样?

   公共场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一情景:一大群人坐在一起,没有一句话的交流,大家各自低头玩着自己手中的“机器”,仿佛这个机器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笔者甚至还亲眼看见一对情侣坐在餐馆里用餐,在用餐前、用餐时以及最后离开,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都沉溺于各自的电子世界中。在家庭中,也经常出现“大人在玩着手机(或电脑)、孩子‘端坐’在电视机旁”的情景……

   无疑,在电子媒介编织的网络之下,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似乎都无处逃遁。我们不禁要问:电子媒介提供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人们如此着迷?

   圣地亚哥一名四年级小学生说:“我更喜欢在屋里玩,因为只有屋里才有电源插座”[10]。这句话揭示出今天大部分儿童喜欢待在屋子里的理由:屋子里有连接吸引他们心神的电源插座,这些插座连接着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媒介。对于今天的儿童来说,待在屋外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今天的传播技术已经摆脱了线路连接的限制,运用WIFI、流量等简单技术就能超越空间、实现网络的连接。于是,暑期入夜时分,安场镇公路两旁房屋前,坐满了大人小孩。大家一边闲谈、一边拨弄着手中的“机器”,构成了诡异的一幕——无心于与身边的人面对面的交谈,却醉心于与不知身处何方的虚拟人聊天,或闲翻着媒介提供的可有可无的信息。

   儿童受到电子媒介的影响更甚!

   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指出:“儿童年龄越低,其个人直接经验越少,距离讯息越远,因此他们比成人更依赖媒体,媒体所提供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对他们影响更大”[11]。而且,这些电子媒介选择、传递信息内容的标准只有一个:将人们(孩子们)吸引在媒介面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多数儿童节目都“秉承”了如此特点:玄幻、夸张、“语出惊人”,甚至是“越脱离现实越好”。于是,儿童剧目中充满了不顾一切的冒险、紧张和新奇,充满了古今中外的穿越与拼接,甚至是情色……对于大多数电子节目来说,“儿童喜欢的”就是“好的”,这是完全没有伦理立场的诱导。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倘若不能确保自身拥有善意的教化品性与涵养,动漫媒体也足可成为劫持童年精神的文化祸端和不良诱惑,让懵懂儿童彻底丧失理性自觉与现实意识的精神自主和成长动力”[12]。今天的儿童不愿意走出室内,与大自然亲近;更为深层的影响就是尼尔·波兹曼所提到的“娱乐至死”:要使人类文化精神枯萎,除了奥威尔式的“文化监狱”能达到目的外,赫胥黎式的“文化滑稽剧”也能达到同样效果[13]。这种电子媒介制造出来的“娱乐”对儿童生活而言,既构成了一个监狱,将儿童紧紧地关在了屋子里;同时,也造就了一出出生活的滑稽剧——在众多剧目中,不分成人与儿童,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剧中的“小丑”。

   对于安场镇的儿童来说,电子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劫持了他们的童年,使得他们越来越远离户外、远离自然、远离共同的游戏活动。最终,游戏精神渐渐枯萎……一方面,正是电子媒介“赤裸裸”的诱惑将儿童吸引在了室内;另一方面,无孔不入的电子媒介也深刻影响着成人的生活,成人的电子媒介生活成为儿童模仿的“生活典范”。儿童在这种榜样的影响下,更加沉溺于自身的电子媒介世界。“这些伴随电子游戏成长起来的乡村儿童,面临着比城市儿童更严重的电视依赖,他们游戏的性质经历了从亲近自然到远离自然、从手工创意制作到购买廉价玩具、从群体嬉戏到个体自娱、从动态游戏到静态娱乐的异化过程”[14]。于是,儿童游戏逐渐变“外”为“里”:从室外走向室内;变“自然”为“人工”:远离自然环境,进入人工雕琢的环境;变“真实”为“虚拟”:游戏失去了内部的真实,成为真正的虚拟游戏;变“动”为“静”:游戏中儿童越来越趋于静态,“动弹不得”;变“群”为“独”:游戏中儿童越来越习惯于独处……儿童游戏生活已然异化,逐渐脱离其原有本质,其背后是儿童精神的枯萎和儿童精神家园的迷失。

   正安县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的慢慢失去,源头在于游戏空间、玩伴及时间的逐渐消失。“屋外”发生和改变着的故事将儿童推入了“屋内”,这为屋内故事的“趁虚而入”的控制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最终,儿童没有了真正意义的游戏生活、没有了“共同的”童年生活。

   三、行动与改变:城镇化背景下儿童游戏生活的重建

   在城镇化背景下,重建儿童游戏生活既由儿童游戏(生活)本身的价值决定,又由新型城镇化的价值诉求所决定。一方面,游戏对人的价值不言而喻,儿童游戏生活对儿童的生命质量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从哲学层面而言,游戏具有神性和超越性,它不仅能促进人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且它孕育了文化,同时游戏具有严肃性,它的意义在于自我展现”[15]。如果说“人是游戏者”(胡伊青加语),那么儿童更是一个纯粹的“游戏者”。“游戏,作为儿童生活与儿童文化的一个自然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实际上是儿童存在的一种形式,是儿童生存的一种状态”[16]。就其本质而言,“游戏是儿童的主体性活动”[17],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是其主要特征。甚至,游戏是儿童之为儿童的本质特征,是否拥有游戏生活则成为儿童是否拥有童年的标志,游戏生活品质也就成为衡量儿童童年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重建的儿童游戏生活更多强调自然游戏、户外游戏、群体游戏,其对儿童发展的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自然(户外)中适宜的刺激、多样开放的游戏环境、丰富的生命体验等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都是独特而又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价值诉求也决定了重建儿童游戏生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原则,“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18]。“人的城镇化重视人的权利、人的福利、人的主体性,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属”[19]。在此背景下,儿童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不仅不应被剥夺游戏的权利,而且理应得到整个社会更多的伦理关照。然而,早在十多年前(甚至是更久远),安场镇儿童游戏生活发生的变化情况就已然存在。一切都是渐进性的,只不过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情况显得更为严峻。因此,重建儿童游戏生活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为了重建儿童游戏生活,对城镇化背景下屋里屋外正发生、改变着的“故事”,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

   首先,我们应拥有一颗童心,不时唤醒自我内心深处的游戏精神。儿童成长的过程,也是我们自我成长的过程。“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有一角清净地”[20]。这角“清净地”既是儿童的福音,也能为我们自身带来福祉。如何才能拥有一颗童心?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回到自己的童年,回忆亲历的童年趣事。这样更容易“共情”,更有利于站在儿童的角度去审视他们的言行,更能够深入诠释他们的内在世界、包容和理解儿童、参与和支持儿童游戏生活。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有一份童心,都隐藏着游戏精神,只不过现实将它们蒙蔽了。一旦我们将其找回,我们会从中获益匪浅,必然也会使我们身边的儿童大大获益。

   其次,我们应为儿童游戏生活留下足够的游戏空间、寻回游戏玩伴、找回游戏时间。

   对于游戏空间,不仅是物理上的空间,而且也是心灵意义上的空间。针对前者,在城镇建设中,从家居建筑到学校(幼儿园)建筑,再到整个社区规划,应秉持一种儿童意识——我们都应充分考虑到儿童游戏生活的需要,留给儿童一片属于他们童年生活、适合他们童年游戏的天地;针对后者,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到儿童心理成长的需要,为儿童游戏生活营造一种良好的心理氛围(积极生活状态的展现、良好人际关系的维持、言行上对儿童游戏生活的支持等),保证儿童个体的自主、心灵的自由,促进真正儿童游戏的发生。对于游戏玩伴,在城镇化背景下,针对城市(镇),成人需行动起来,打破异质化的藩篱,营造一个熟人社会(社区),为儿童寻回必要的玩伴,让儿童回归游戏生活;针对农村,需要重新考虑农村的利益与价值,夯实农村的根基,留住在城镇化进程中“漂泊”的人们,解决留守儿童的系列问题,让农村重新焕发活力、促进儿童游戏生活再次繁荣。对于时间,我们需要给予儿童游戏的时间,更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参与到儿童游戏生活中,化“放羊式的时间”“虚拟的游戏时间”为儿童真正的游戏时间,既帮助儿童成长,也缓解我们自身因城镇化而带来的不适与压力。如此,只有当游戏空间、玩伴及游戏时间实现一种真正的融合,我们才能为儿童找回一种适宜的游戏生活。

   最后,在电子媒介背景下,我们应该率先垂范,为儿童展示一种合理的、可供模仿的电子媒介生活典范。作为工具的电子媒介不可阻挡,它强烈地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但是,在这种变化之中,我们要认识到,电子媒介只是我们生活的工具而已,而不是让其控制我们的生活。生活的实质在于关系互动、人际交往,包括与自然的相融、与人的交往、与自身心灵的对话。电子媒介只是用来促进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将我们完整的生活分割。我们要在电子媒介环境中,为我们的儿童展示一种“充分利用(而不是沉溺)电子媒介以保持完整生活样态”的能力,为儿童提供一种合理的、可供模仿的电子媒介生活典范,以帮助儿童抵制电子媒介的不良影响、重建儿童游戏生活。

   城镇化进程中,我们能满足孩子多少“内生”的需求呢?如今全省各地都在大兴土木,新建房屋林立、道路纵横交错。在城镇化变迁中,如果不能为儿童留下一方游戏空间、找回他们的游戏玩伴、给予(更多是支持)他们的游戏时间,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儿童的游戏生活。或许,我们失去的就是整个人类童年的记忆,失去整个人类的游戏精神——一种蕴含自由、想象、创造的文化精神!

   收稿日期:2018-04-30

   注释:

   ①正安县各个乡镇每个月都有几天的集贸时间,比如安场镇逢每月古历(又称农历或阴历)的二、五、八(初二、初五、初八,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后同)赶集,而一些乡镇逢一、四、七或三、六、九赶集,通常每月逢十则为所有乡镇休市的时间。

   ②《人民日报》曾有相关报道。参见:常钦.贵州发现大型页岩气油气田 估算储量千亿立方米[N].人民日报,2016-07-10.

   ③高山寺乃山名,并无此寺;安四溪乃镇古名,大多已枯竭无水。

   ④老家许多人都逐渐搬离原来村里的居所,笔者老家有两个姐姐,也于多年前就分别搬到了安场镇上和正安县城居住,并以商业经营为生计。

   ⑤安场镇上原来有一两处徽式建筑,被评为“贵州省历史文化名镇”后,镇上就将老街房屋统一改建成徽式建筑。

   ⑥就在2016年的春节期间,临近新街的一条新修公路(当地人称“二级路”)就出过一起车祸,一辆疾驶狂奔的SUV汽车夺走了在公路旁行走的两个人的生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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