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禁忌: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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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法律是如何产生的?在它之前的社会有些什么规范?它与法律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多少年来一直在困扰着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法律学的研究者,至今没有明确的定论。有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民族禁忌: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新思考.[J]或者报纸[N].民族论坛,(03):47-49,38

正文内容

  法律是如何产生的?在它之前的社会有些什么规范?它与法律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多少年来一直在困扰着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法律学的研究者,至今没有明确的定论。有的还是空白。笔者基于文化学、民族学的几点考虑,认为在原始社会就存在法律,禁忌是法律的源头。

  禁忌(taboo),来自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汤加岛人的土语, 意思为避免遭到惩罚,禁止用“神圣”的东西,禁止触犯和接触“不洁”的人和事。最早的禁忌是原始人对大自然充满崇拜、畏惧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形成的蒙昧、低级的阶段,按恩格斯的理解,原始人属于一种“攀树的猿群”和“拿棍子的猿群”,这时,生产力和认识水平十分低下,原始人的思维相当简陋和感性,是一种本能的“纯粹畜群的意识”,它们不能把自身与外在世界、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精神与物质区分开来,日月星辰的明灭,春夏秋冬的交替,山川草木的枯荣兴衰,人自身的生老病死,都会令原始人不可思议。自然界作为一种现存的、外在的、给定的存在物,对于原始人来说是一种变幻莫测,既无法离开,又十分陌生、恐惧的世界。

  当原始先民对外界超自然力(mana)的恐怖、畏惧无法解脱,对日月星辰变化的疑虑和担心无法理解,特别是各种矛盾缠绕他们又无法解决时,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原始人为了避免灾难、保护自己、控制自然,便由对超自然力神秘力量的笃信和敬畏而给它加上若干禁制。祈求通过自我的约束控制,鬼神的神秘力量转化为“护己”“顺己”的武器,从而避免可能遭至的厄运和惩罚,这样就形成了最早的禁忌。

  在对法源头的研究中,笔者注意到:无论是由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产生的禁忌,还是各种生产禁忌、行为禁忌、宗教禁忌等禁忌形式,几乎都有一种共同的功能和特性,即对人的本能行为进行限制,制止和预防潜在的危险,保护原始先民的生存,达到控制危害性自然力的企图。可以说在原始社会,原始禁忌是一种最早、最特殊的规范形式,它扮演着法律的角色,事实上发挥着法律的作用,是阶级社会法律的萌芽。正如德国著名学者冯特所说:“禁忌是人类最古老的无形法律,它的存在通常被认为是远比神的观念和任何宗教信仰的产生还要早。”〔1〕法国学者倍松也说:“说得好听一些, 图腾主义便是原始人民的宪法。”〔2〕进一步分析, 笔者注意到: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是。禁忌不仅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个别的、偶然的生活现象,也不是特定发展阶段的暂时生活现象,而是几乎伴随了人类产生以来的历史现象,是全世界共有的文化现象。因此,在没有国家和成文法出现以前,禁忌事实上也必然是人类最早的行为规范,是法律的源头和种子,是原始社会的法,影响和支配着当时原始社会的各个方面。

  1.禁忌具有法律的警示、扼制、保护功能。

  无论那类禁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提醒人们在生产劳动、婚嫁丧葬、祭祀仪式时必须小心行事,千万不能乱来。它就象一个“危险的符号”(这犹如现代法律中的禁止性,义务性规范一样)随时指令人们的行为模式,警戒人们采取禁止、回避的方式尽量不与某些危险的事物相冲突或者发生接触,一味地进行妥协、让步、屈服,否则将导致灾难受到报应和惩罚。如,纳西族严禁任何人砍伐神树,认为砍了神树会刮大风下大雨;赫哲族外出打猎,见烧火堆要磕头,否则认为不顺利;苗族在图腾禁忌方面就有八条:(1) 祭祖祀社时,应参加者都须参加,应做的事都须做,不该做的事就不能乱来;(2) 鼓石窟和鼓头家供奉的祖像、木鼓、芦笙、牛角等,不准乱动;(3) 鼓社的鼓醒鼓之前,不得乱动;(4) 祖像到村寨看访,各家要认真接待,不得怠慢、亵渎;(5)藏木鼓的山上一草一木,都不得任意攀摘、砍伐;(6)从播种至吃新谷期间,禁止吹芦笙、敲鼓和斗牛;(7) 寨中敬奉的古树和风景树,要以神相待,不准亵渎或砍伐;(8) 过鼓社节后至蒙鼓的三年间,男女不得婚嫁。〔3〕 在我们最近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禄春、江城的调查中,仍有大体稳定的禁忌惯例或规则,用以规范、约束人们的信仰行为,如,父与女、母与子、翁与媳、岳母与女婿之间在一些场合回避的规矩。等等。

  如果说现代法律是以“明确、肯定、具体”的规范形式指引着人们的行为,且这种规范指引依据的是客观、必然的现实,来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的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愿望,那么禁忌则是通过几代人不断传承与重复,是被模式化了的在潜意识中带有神秘的、传统的精神观念。依据这种精神观念和想象的因果关系,相沿成习,充当了在原始社会调整人类行为的功能,告诉了人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并且人们也自觉地屈服于这种禁制,维护这种禁忌准则。

  2.禁忌具有法律的惩罚功能。

  在我国《礼记·曲礼》中记载:“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忌。”这说明只有先了解了禁忌,才可能避免麻烦或招受惩罚。《周礼》中也说:“犯禁者,举而罚。”“戮其犯禁者”。一般来说,对触犯禁忌者本身最常用的处置办法是献祭和忏悔,而对氏族部落来说,鞭打、罚款则更常用。如在埃及王朝形成之前,埃及人将鳄鱼、山羊等敬为图腾动物,凡有杀害者概处死刑;“在南非有个野兔部落,倘若有人误食了野兔肉,无论他是一般部民,还是酋长、显贵,都要按照禁规敲掉他的若干颗牙齿。”〔4〕 在我国纳西族,虎被认为是自己的祖先,如猎人打死了虎,轻者要受到鞭笞,重者要罚款,有的还要坐水牢。在西藏,禁忌汇入法典,具有法律一样的约束力,违禁的处理方法与违法的处理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被判为“批杷鬼”、“撒魂鬼”的女子,将受到最严重的刑罚——逐出村寨;其他如泄露村寨机密,屡次偷盗,乱伦行为等也将受到最严厉惩处,或罚款或交纳赎金抵罪。特别是随后巫术和神判方式的出现,更强化了这种威慑、惩罚功能,在少数民族中,彝族的“毕摩”,纳西族的“东巴”、壮族的“师公”、苦聪族的“比莫”就是禁忌习俗的解释者、宣传者和执行者,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权威和地位,景颇族的闷水、捞开水、煮米,彝族的打鸡、打牛、抱石块等方式就是惩罚违反禁忌习俗者的表现。

  这种被禁制的行为,向人们设置了无数条警戒线,虽然没有任何形式和公告,却没有人可以逃脱它。如有违反,就必须付出代价,遭到惩罚。有的学者将这种性能看作是人类刑罚系统的一个基础,就不无道理。当然禁忌绝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律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它对社会的规范和调控,除依靠人们对法的自觉遵守外,更多地带有国家的强制暴力作后盾。而禁忌主要依靠共同忌讳下的“自我扼制”的集体意识,靠人们精神上自发的力量来控制,它是非理性和缺乏真实验证的。它的约束力会随社会的进步或生活的某些变化而逐渐削弱,会随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而自动消失。

  3.禁忌具有法律的社会协调、整和功能。

  禁忌作为一种较低级的社会控制形式,它是一种约束面最广的社会行为规范。从吃穿住行到心理活动、从行为到语言,人们都自觉地遵从禁忌的命令。禁忌象一支看不见的手,暗中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起着一种社会协调、整和的功能作用,有助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延续。我国学者朱狄在他的《原始文化研究》中,总结、归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将禁忌的功能、目的概述为以下几条:(1)保护重要人物如酋长、祭师等,免受伤害;(2)保护弱小者如妇女、儿童和普通人等不受酋长、祭师等有力的玛那(mana)所伤害;(3)预防由于扶摸或接触尸体,或误食某种食物等所引起的危险;(4)保护一些重要的生活行为如生育、成人礼、婚姻和性机能等免受干扰;(5)保护人类不受来自神的精灵的愤怒或力量的伤害;(6)防止个人的财产、庄稼、工具等被窃。

  显然地,这些功能和作用为其后的法律所吸收,充实了法律的内容。可以说,它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一种承先启后的过渡、推动作用。如调节食物分配、限制饮食本能的禁忌使人在质态上远远高于动物,乱伦禁忌和族外婚制保证了人类社会秩序的稳固和种族的繁衍。针对这种功能特性,弗雷泽明确指出:“禁忌在很多场合是有益的,考虑到社会的状况、法律的缺少和民风的剽悍,它可以相当不错地代替一个政府的职能,并且使社会尽可能地接近有组织。”〔5〕德国学者卡西尔也说过:“禁忌是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6〕因此,禁忌在繁衍后代、协调劳作, 维系社会组织结构方面,都“和我们所谓‘文明人’的生活中的道德、法律等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7〕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禁忌不仅在法律产生以前曾起到了调节人的行为的主要作用,而且在法律产生后也仍然起着补充作用。可以说,法律是从原始的禁忌习俗中摆脱出来的,是在原始禁忌的母体内孕育成长起来的,当建立在错误的因果关系的认识基础上的巫术、禁忌不能再直接调节重大的现实社会关系时,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接触、冲突、矛盾,法律就产生了。从生物学的原理讲,禁忌是孕育法律的胚胎或种子,缺少了它法律不可能突发产生;从唯物辨证的发展眼光分析,禁忌、习惯是法律孕育的准备过程,是法律产生的过渡桥梁和联系中介,在法律形成演化的漫长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保证了社会从非准则性规范向准则性规范的递进,正如弗洛伊德所说:“随着文化型态的改变,禁忌形成为一种有它自己基础的力量;同时,也渐渐地远离了魔鬼迷信而独立,它逐渐发展为一种习惯、传统而最后则变成了法律。”任聘先生就有一个重要的观点:“禁忌成为原始社会唯一的社会有束力,是人类以后社会中家族、道德、文字、宗教、政治、法律等所有带有规范性质的禁制的总源头。”〔8〕日本学者也曾说过:“太朴(即禁忌)者,为人类至有制裁之行为规范之起源,法律实为此原始的规范之进化者也。”〔9〕

  处于社会规范的大系统中,原始禁忌与法律的重要区别在于:禁忌是未得到立法者颁布的,或未得到受过职业教育的法官以书面形式加以阐述的;禁忌习惯是无文字历史的“共同规定”,而法律则是有文字社会的理性选择;禁忌习惯是个体适应群体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标准,而法律是有文字社会的理性选择;禁忌习惯是个体适应群体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标准,而法律则是群体(指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对个体行为的调控和引导。法律取代原始禁忌习惯,其根本动因应归结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归结于私有制带来的经济根源和社会对立所引发的阶级矛盾,撇开这些深层次的根本因素,从本文的探析中,我们有理由认为:法律的产生还受到民族矛盾、文化管理矛盾等多种综合矛盾的作用,它是氏族组织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管理需要,是原始禁忌习惯无力驾驭、控制、调节社会矛盾的结果。法律的出现不仅有阶级根源、经济根源,是随国家、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更是适应原始社会末期所造成的原始禁忌、习惯的松驰和崩溃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公共事物的需要,有重要的文化根源。

  注释:

  〔1〕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年10月版,第32页。〔2〕 《图腾主义》,开明书店,1932年版,胡愈之译,第2页。〔3〕〔4〕《神秘的图腾》,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09页、57页。〔5〕《魔鬼的律师》,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6〕《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7〕《中国神化之文化史的价值》,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359页。〔8〕《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第14页。〔9〕《法律进化论》第三册,商务印务书馆,1929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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