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近代职业教育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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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职业教育是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而产生与发展的,由于它具有职业性与技术性的特点,因而在现代化社会大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藏族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迈进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藏族近代职业教育论析.[J]或者报纸[N].民族教育研究,(04):65-71

正文内容

  职业教育是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而产生与发展的,由于它具有职业性与技术性的特点,因而在现代化社会大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藏族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迈进的时候,传统的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弊端已暴露无遗,甚至成为藏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桎梏。受近代洋务教育思想及维新教育思想的影响,清末具有近代意义的职业教育在藏族地区也逐步得以开展,成为藏族职业教育发展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是藏族教育的主要形式,佛教与藏族早期的苯教相互吸收在藏族社会中取得统治地位以后,藏传佛教成为藏族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进而把教育纳入它博大恢宏的体系之中。由于受藏传佛教理论体系的制约,重视道德及人类彼岸幸福生活的营建成为藏族教育基本的价值取向。毋庸讳言,在藏传佛教教育中,医学药学、工艺制造、语言修辞、天文历算等与国计民生密切联系的实用学科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方面颇多创造,因而使藏族既有辉煌灿烂的精神文明史,同时,也具有丰富多采的物质文明史。但是,以营造人类现实幸福生活为宗旨的职业教育与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是相悖的,当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并容纳近代社会因素的时候,教育上的这种冲突表现得尤为突出。本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给藏族地区以亘古未有的影响,清王朝在藏族地区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为了应付这前所未有的突变局面,清政府派往藏族地区的一些开明的封疆大吏便兴办近代意义的学校教育,其中也大量地兴办职业教育,欲以此来巩固西南边陲。

  张荫棠在查办藏事过程中推行的职业教育

  清政府于雍正年间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代表清政府在藏族地区行使政教权力。张荫棠是本世纪初被清政府派往西藏“查办藏事”的“驻藏帮办大臣”。1904年,英国对西藏进行武力干涉并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后又于1906年强行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面对英国侵略势力在西藏的步步进逼,清政府想挽救西南边陲的危急局势,便委派曾任驻美国参赞和总领事职务的张荫棠进藏。由于张荫棠接受了近代资本主义思想的熏陶,他进藏后便推进包括近代职业教育的治藏方略。

  建立近代行政体制

  西藏历史上长期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宗教势力成为整个藏族社会运行的枢纽。张荫棠看到这种社会行政体制给藏族社会带来的弊端并力主改革,改革的切口就是实行政教分离。“达赖、班禅拟请赏加封号,优给厚糈,专理红黄教事务。”达赖、班禅在藏族历史上既是宗教的领袖,又是世俗权力的主宰。按张荫棠的意见,让他们只管藏传佛教事务而夺其世俗权力。另外,张荫棠还按照近代行政体制建议清政府撤销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改设行部大臣,行部大臣统管一切藏事,宗教领袖达赖、班禅也受其节制。同时,在行部大臣署内设立财政、督练、交涉、学务、巡警、裁判、农工商、路矿、盐茶等局。其中筹设学务局是在西藏设立教育行政机构的最初动议。可以设想,这些具有近代意义的行政建制的筹设,尤其是农工商行政机构的设立,必然会推动相应的实业教育。

  提倡近代西医西药教育

  藏医学是藏族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卫生实践中吸收中医理论及借鉴印度医学而形成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医学体系。在藏传佛教寺院建制中“曼巴札仓”居于重要的地位,从事着传统的藏医藏药学教育。但也不可否认,藏医藏药理论是在藏传佛教的襁褓中孕育发展的,裹携其中的宗教神秘因素对于提高藏族的卫生意识及健康水平是有害的。张荫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奏请清政府在西藏设立卫生局、医学堂、医院等。他说:“惟卫生一节,民命攸关,藏人素不明医药洁净卫生之理,不知种痘育婴之法,是以此疵疠疾病,短折者众,生齿日绌,亦由于此。亟应设卫生局,附设施医堂,招聪颖藏童数十人,教以西医诸法,五年毕业,学成俾往各属地治病谋生,以广传授〔1〕。”张荫棠把与民命攸关的近代西医西药引进西藏,并通过教育使之推广实施,开近代藏区西医药学教育之先河。

  推行近代实业教育

  由于各种原因,西藏社会在近代的发展落后了,成为一个资源丰富但尚未开发的地区。张荫棠受近代发展实业以求富国富民思想的影响,认为发展西藏地方工业,推广实业教育是筹办藏事的要务。他建议在西藏地方设立矿务局,勘探藏区矿产资源,并发展以药材、羊毛、牛皮加工为主的民族工业。“宜于江孜设工艺局,学制熟皮,并购机器,以织氆氇”。同时还建议把“茶种输藏,教藏民自种”。张荫棠这些发展西藏地方工业并推行实业教育的思想在藏族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实施近代军事教育

  张荫棠认为原驻藏的清王朝军队溃败不堪,应予裁撤,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军队战斗力弱,不能满足西藏地方多事之秋的需要。所以他建议按照近代军事的要求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他奏请清政府“应由陆军部核算,综计练军六千,岁需饷械薪俸营房马乾(厩)若干,咨明度支部筹拨,并由南北洋大臣选派教习,及陆军学堂毕业生,进藏统带训练〔2〕。”给学生教汉文、藏文、算学、兵操,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联豫驻藏期间推行的近代职业教育

  联豫是本世纪初清王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时被派往西藏的最后一个“驻藏大臣”。联豫在驻藏期间于近代职业教育方面虽无甚创新,但他却在清王朝“新政”潮流的影响下把张荫棠的一些主张付诸实施。

  推广实业教育

  联豫在西藏期间筹设陈列所,从四川采购近代机器设备予以展览,并派人讲解演示,积极推行实业教育。“令演说物之原质,及一切制作之法”,让藏族群众参观学习,以促进近代工业技术知识在藏族群众中的传播。另外,他还选派资质聪颖、可堪造就的藏族子弟20余人赴四川劝工局学习农业、林业及畜产品加工技术,希望他们能学成归藏对藏族工业、农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培养藏汉翻译人才

  联豫驻藏期间,深感由于语言不通给行政事务带来的不利,故上书清政府:“藏中汉番人数,虽属不少,然汉人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门中,不过一二人,藏人能识汉字者,则尤为一见。每遇翻译事件,实不敷用,且办事亦觉隔膜。奴才又设立藏文传习所、汉文传习所各一,选派汉人子弟十余名,专学藏文,选派藏人子弟二十名,专学汉文,将来逐渐推广,则汉人识藏文者既多,无虞扦格,而藏人能识汉文,理义自可通晓,尤为有益〔3〕”。联豫创办汉藏文传习所, 对汉藏人员进行短期的语言培训,以满足当时对翻译人才的需求。

  翻译实业书籍

  联豫在治藏过程中,成立印书局,创办报纸。报纸制成藏文,以便藏族群众阅读,办报纸是以“爱国尚武开通民智”为宗旨。译书局在翻译朝廷政令的同时择“有关于实学实业之书”译成藏文,以便让藏族群众购买阅读,以收到推广实用科学技术、移风易俗、启迪民智的效果。

  开办陆军小学堂

  在军事教育方面,联豫在西藏创办陆军小学堂一所。陆军小学堂是在原札什城演武厅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选择营中兵弁及藏汉青年各20人入堂学习,军事与文化教育并举。诚如联豫上书朝廷所说的那样:“开办陆军小学堂速成科,使边民识字,兼明战术”。

  清政府在加强对藏族地区统治过程中实施的职业教育

  本世纪初,清政府在加强对西藏地方统治的同时,在川藏、滇藏交界处的藏族地区也采取了一些稳定与发展的措施,主要“就是一些边务大臣在藏族聚居地区兴办学校教育、发展地方实业、训练地方武装,以便把藏区的行政纳入到全国的运行机制之中的治边政策〔4〕”。 1907年,由四川总督、云南总督、川滇边务大臣会筹经营川滇边藏地区的方案,拟定了“实有互相牵制,不容稍事迟回”的兴学、练兵、通商、屯垦、开矿、设官等6条措施, 其中把兴办教育做为“收拾边地人心的第一要务”,近代职业教育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展开。

  建立教育行政机构

  1907年,川藏边务大臣赵尔丰奏请清政府设立关外学务局,负责筹拨教育经费、考查规划、采购图书仪器、延聘教师、管理劝学所等等教育事务。随着川边兴学规模的扩大, 关外学务局把当时川边藏区分为8区,予以分类指导。这8个学区分别是中区,包括巴塘、得荣;南区, 包括定乡、稻城;西区,包括乍丫、贡县、察木多;西二区,包括盐井、江卡;北区,包括白玉、武城、同普等;北二区,包括德格、邓柯、石渠、甘孜;东区,包括理塘、河口;东二区,打箭炉。清末的关外学务局主要负责川藏、滇藏藏族地区的普通基础教育,但在职业教育方面也尽心尽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举办职业学校

  清政府在对川滇藏区加强统治的过程中,采取了屯田、修路、采矿、通商等发展民族经济的措施,这些措施的落实必须要有一批懂专业的实用型人才。据此,边务当局根据当地资源优势及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创办了陶业、蚕桑等职业学校。其中陶业学堂最有特色。宣统二年(1910年),关外学务局根据巴塘地方泥质铅矿可以制造陶品的特点,创办了藏族教育史上第一所职业教育学校——陶业学堂。从附近官话学堂挑选家境贫寒而急于谋生的藏族学生入堂修业,学生既学习制陶的基本技术,又学习基本的读、写、算文化知识。按照边务当局的想法,这样做“不特陶业可以大兴,公家无甚损耗,孤寒子弟得一艺谋生活,不致流为无业〔5〕。”兴办职业教育,既可以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 又可以为贫寒子弟谋一职业,真可谓一举两得。

  兴办巡警学堂

  边务当局为了巩固“新政”成果,加强地方政权建设,便在巴塘筹设巡警学堂,以培养警务人员。边务大臣赵尔丰认为:“巡警乃专门之学,非不学者可滥竽充数。”学校招收兼通汉藏语言文字的藏族子弟学习,修业期满后分配到各府、厅、县任职。

  发展师范教育

  边务当局在兴办近代学校教育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关外兴学之难,莫难于劝导,尤莫难于造师”。所以,他们把培养教职人员放在重要的地位,先后兴办优级藏文学堂、师范传习所等师范学校,招收藏族子弟入校学习,为发展边藏地区教育培养和预储师资。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之际,在近代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具有近代意义的职业教育在藏族地区不同程度地展开。近代职业教育的兴起,打破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对藏族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藏族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近代职业教育在藏族地区的兴起,由于清王朝的覆灭而衰落,其寿命是短暂的。但就其本身来说,具有极其明显的特点,是值得总结与借鉴的。

  藏族近代职业教育具有极其明确的目的性

  清王朝在西藏地区兴办职业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巩固边防,并且这一目的贯串于兴学始终。

  兴学在于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抗衡

  19世纪后期,英俄势力采取多种方式向藏区渗透,而英国是侵藏的急先锋。英国在把印度变成殖民地以后,企图以此为跳板,进一步侵略西藏并欲把其分裂出去。面对外国势力对西藏的干涉,清政府便采取选派干练官员进藏,实业兴边的对策。光绪三十年清帝给军机大臣的圣谕说:“西藏为我朝二百年藩属,该处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患豫防救补,筹维端在开垦实地,讲兵练武,期挽权利而资抵御,足以自固藩篱〔6〕。 ”这则圣谕说明了清王朝在藏务经营上表现了一种极为迫切的心情,而实施职业教育正是这种心情的具体体现。

  兴学在于与外国宗教教育争夺人心

  清末,外国传教士先后在川藏、滇藏、青藏等藏族地区设立教堂、兴办学校,从事宗教及宗教教育活动。毋庸讳言,外国传教士在藏区传教的同时,其间也传播了近代实用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逐渐形成了与清王朝在藏族地区争夺人心的态势。唯此,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川滇边务事宜在均关紧要据实缕陈并拟定章程》中说:“边藏地区当此向化之初,咸以先入为主。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若置而不教,设为异端所诱,则将来挽救甚难。且军务敉平,各国传教士纷纷游历,他国之人尚不惮险远以急于教为务,安有隶我版图,为我子弟弃之不教之理〔7〕。”这则史料把清政府在藏族地区兴办教育,与外国传教士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争夺表现得淋漓尽致。

  清政府在藏族地区兴办学校教育的目的,近人刘绍禹在《康藏前锋》上发表文章认为:“西康物产丰富,幅员辽阔,何为英帝国主义所囫囵,……若再苟延残喘,得过且过之,则西陲康藏,将不为我所有,清廷有见于此,特派赵等大员入康,大兴政教,于是政容一新,学馆林立,不数年间成绩卓著。此清廷见英人意图康藏,复感康藏之空虚,易被人囫囵计,乃兴起政治教育,以坚康藏民心,而为英人诱惑〔8〕。”

  可见,清政府在藏族地区兴办学校教育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兴办近代职业学校教育是实现其目的的重要方面。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而大力兴办教育,并把教育放在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地位。虽然清政府兴办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自己在藏族地区摇摇欲坠的统治,但发展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近代学校教育,客观上对藏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藏族地区近代职业教育有实际明细的章程

  清政府在藏族地区推行近代职业教育,每建一校、设一专业,都尽可能地制定详细的章程,以保障职业教育的顺利开展,这是藏族地区近代职业教育最显明的特色。

  根据藏区形势首重德育

  清末民初的藏区矛盾重重,形势严峻。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与西藏地方政府及清王朝的矛盾、清王朝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矛盾、人民群众与西藏地方封建势力及清王朝的矛盾,这些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在这种形势下,以“爱国”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师范教育更应重视。光绪三十二年,川督锡良奏请在成都设立藏汉文学堂以培养教职人员,曾规定西藏面临强敌日逼之际,“学堂首重德育,造就边才尤以养成爱国心为最重要”。为了突出德育并收到实际效果,他们还设置了《西人逾喜玛拉雅山而窥藏始末》、《卫藏近代屡更之约章》等课程,使学生了解藏族近代史,以坚其爱国之心。当然,这里的“爱国”是指维护清王朝在藏族地区的统治而已,是应予以批判的。如果我们不苛求历史的话,把德育放在职业教育的首位并以章程的形式予以规定是值得借鉴的。

  根据实际设置专业

  职业教育以与经济、社会发展直接联系而充分展现本身的社会功能,边务当局认识到这一点,但在推行的过程中并未强求一律,而是根据当地资源情况及师资办学力量灵活设置专业,“以促进地方粗浅工业日有进步”而收到循序渐进的效果。1911年,关外学务局根据雅砻江沿岸盛产野桑又可以养蚕的有利条件,令河口县(今雅江县)筹办桑蚕学堂,教授学生采桑育蚕之法,并“俾家喻户晓,均能养蚕,则为百姓辟一利源”而繁荣一方经济。

  编制符合实际的教学计划

  川藏、滇藏地区由于空间的隔离、文化的沉淀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又构成了发展藏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宏大背景。边务当局在推行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尽量使这些特点在教学计划中得以体现。如地理学科主要内容有:川边(炉、理、巴三台站);滇边(丽江、雅西、中甸、金沙江流域);藏卫(三藏累更之约章);青海与川边;印度记;此后屯垦矿冶工商之渐及;将来改设行省之界划;五屯志;塘南电线之安置;川西铁路之组织;〔9〕仅以此我们就可以看出, 边务当局在藏族地区推行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其教学计划具有实际实用的特色。

  多方筹措教育经费

  发展职业教育是需要一定资金投入的,由于清政府连年割地赔款,国库亏空,用于边务的经费就相当有限,而边务当局的务农开矿、修路练兵诸项都需要资金,分配到教育上,尤其是分配到发展职业教育上的经费就很微薄了。经费拮据是制约藏族地区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边务当局还是想方设法多方筹措教育经费,使职业教育得以开展。

  努力争取清政府的财政拨款

  在藏族地区兴办近代学校教育的过程中,一些边务大臣多次上书清政府陈述兴学的利害关系,经多次努力,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圣谕:“西藏为川蜀藩篱,与强邻逼近,而地方广漠,番民蒙昧。举凡练兵、兴学、务农、开矿、讲求实业、便利交通、以及添置官吏、整饬庶政诸大端,均应及时规划,期于治理日益修明。……应需款项,著度支部筹拨款银五、六十万两,补济需要,并由四川总督无分轸域,随时接济〔10〕。”清政府拨给藏务的款项对百业待兴的西藏地区来说,无疑是怀水车薪,虽然如此,但毕竟有了用以发展近代学校教育的经费。

  鼓励藏族僧俗捐资助学

  兴办教育是有利于民族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举措,当藏族群众意识到这一点并付诸实际行动时,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整个民族教育就会因此获得巨大的动力。边务当局在藏族地区兴办学校教育时,深为经费短缺所困扰,于是他们积极鼓励当地僧侣群众捐资助学,对于那些捐献出自己土地、房屋、钱财、物资助学的人,边务当局或立牌坊、或赠匾额予以褒奖,以期形成社会办学的风尚。如原德格土司及其妻郎错莫共捐银2000两,用于建设巴塘男女学堂。德格土司此举,深受边务大臣赵尔丰的赞赏,为此,他奏请清政府“赏给该土司头品顶戴”,并予以“急公好义”匾额,建牌坊以树风范。

  给学生借贷口粮以支持其修业

  边务当局在兴办近代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对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予以无偿资助,这无疑加剧了教育经费的困难。但职业教育与经济关系极为密切,边务当局看到了这一点,便采取了类似于贷学金的措施以帮助学生完成学业。边务当局曾给在陶业学堂就学的学生每月每人借给青稞2斗,学生毕业后从事陶业生产, 然后从出售陶器款中逐步扣除学习期间的费用。

  三

  藏族地区近代职业教育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特殊地区兴办的一种特殊教育。对其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对当今发展藏族职业教育有启迪借鉴作用。

  藏族近代职业教育的兴起促进了藏族教育观念的转变

  法尊在《现代西藏》中说:“西藏全境内,离开佛学之外,他们并没有其他的教育或文化。故他们的教育,除了小学中教授藏文的写法及拼音法以外,就对于文化一事,也没有能教授的学校。作文、咏诗、梵文声明,皆须依赖出家的僧人才能受学。……故我断言,现代西藏的教育,就是佛法,离了佛法,也就没有其他的教育了〔11〕。”法尊对藏族传统教育形态的概括是精当的。正是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在藏族教育史上占统治地位,所以形成了“舍寺院无学校,除佛法无教育”的藏族传统的教育价值观念。这一传统观念表现为对其他教育形态的排斥。现代形态的学校教育之所以在藏族地区难以展现其应有的社会功能,来自于教育观念的阻力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近代职业教育在藏族地区的兴起,对藏族传统的教育观念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影响的力量是极其微弱的。据记载,绒坝岔喇嘛松菊麦·扎噶在川边兴学过程中曾向边务大臣呈文说:“……开办学堂与子弟有益,小的等深为沾感。且扎噶喇嘛对小的言,开办学堂有一切的好处。小的心想将所有的家俱衣物呈徼办学,惟奈小的要过活一世,只得将田地房屋呈助学费,房屋即可改为学堂〔12〕。”这仅是近代教育在藏族地区发展中的一个例子,但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藏族教育观念的转变。现代教育观揭示,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方面有着无以替代的作用。当这一观念成为一个民族自觉意识的时候,发展教育才可望获得坚实的社会基础。近代职业教育虽然不能彻底地改变藏族传统的教育观念,但现代的藏族教育要走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所营建的神秘的历史氛围,教育观念的转变与更新是至关重要的。

  发展职业教育要注意民族特点

  由于历史的沉淀、空间的隔离及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形成了藏族所固有的特质。要发展职业教育,就要与民族的特点相契合,否则收效甚微,甚至还会走到事物的反面。近代在藏族地区兴办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边务官员奉行的是大汉族主义政策,自以为是“智人”、“能者”,而视藏族群众为“愚昧”、“冥顽”。所以,他们把兴办教育作为是对藏族群众“怀柔”的一种恩赐。当时四川布政使许涵度、提学使方旭在筹办关外学务时就认为“非有人开导其智知,不足化其冥顽”,并对边务大臣赵尔丰大加吹捧:“仰见宪台筹边上策,经国运犹于开通知识之中,既隐为混同种族之计”。这种“混同种族”的大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势必伤害民族感情,影响群众办教育的积极性。边务当局认为办教育是善举,是美事,尽管他们多方劝导,辛勤努力,但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这是他们没有体现民族平等精神办教育的结果。当然,作为封建士大夫的边务官员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但是,我们今天在藏族地区推行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是万万不可忽视这一点的。

  发展民族职业教育要注意民族文化问题

  查尔斯·赫梅尔在《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一文中认为:“每一种形式的发展都必须从文化出发并从文化方面找到它的最终意义”。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物质和精神的总和,它构成了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藏族长期浸润于藏文化之中,从藏文化中汲取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及习俗,而这些因素影响到教育的方方面面。要发展藏族职业教育,就要把其融入藏文化之中,唯此,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边务当局在藏族地区推行职业教育的时候,以汉文化价值取向来看待这一问题。尤其是边务当局要求学生学汉语、说汉话、穿汉服、行汉礼的时候就必然遇到来自藏文化方面的阻力,进而影响到职业教育这一主题的实施。所以,清王朝想通过教育来达到“华夷同风”、“变夷为夏”的目的是不能被藏族群众所接受的。文化中断的教育只能使教育归于失败。教育只有与民族文化契合,得到认同才能彼此相依、协调发展。藏族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藏族近代职业教育表现了时间短、规模小的基本特点,它的出现虽然没有、也不能改变藏族教育的发展趋势,但留给我们的经验与教训是宝贵的。

  注释:

  〔1〕张荫棠:《使藏纪事》卷五《张荫棠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

  〔2〕同上。

  〔3〕《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36页。

  〔4〕谢佐、何波著《藏族古代教育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5〕《巴安县图志》。

  〔6〕《清实录》卷五三四。

  〔7〕《赵公季合奏稿》。

  〔8〕转引自谢佐、何波著《藏族古代教育史略》,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9〕详见谢佐、 何波著《藏族古代教育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10〕《清实录》卷五八七。

  〔11〕陈一石文《清末川边藏区的文化教育》,见《藏族史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

  〔12〕陈一石文《清末川边藏区的文化教育》,见《藏族史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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