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亚太大国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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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侧重透视亚太四大战略力量所构建的6组双边关系和4组三角关系,揭示出亚太大国互动关系演进的规律性,并具体阐明其特点、趋势和影响。

关键词:世纪之交,亚太大国关系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世纪之交亚太大国的互动关系.[J]或者报纸[N].暨南学报:哲社版,(02):1-9

正文内容

  亚太地区是世界主要大国利益交汇的地区。冷战结束后,由于各大国力量的增长以及它们对亚太政策的不断调整,该地区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大国关系的调整在总体上为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同时也伴随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四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它们的战略和政策,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亚太地区局势的发展和亚太地区新格局的形成。

  一、世纪之交亚太大国关系的特点

  1.合而不热,分而不裂的中美关系

  二战后,中美关系风云变幻,起伏极大,“喜怒无常”的双边关系常常令人啼笑皆非。冲突与竞争,妥协与合作;既有沟通、联系和依赖,又有对抗、排斥和责难。它不同于一般国家双边关系中的冲突与妥协。历史的积淀、价值观的背离及现实利益的重合,使美中关系出现十分强烈的无规则性与无序性。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变数”很大,缺乏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甚至游离于大国“游戏规则”之外,将国内法置于国际法之上。从克林顿时期的对华政策中可窥见一斑,“冷热病”伴随始终,甚至将延续到21世纪。克林顿在第一任总统竞选时曾一再说,冷战时期中国是“一支牵制苏联的力量”,“现在我们的对手已经改弦易辙”,“美国再打中国牌已无任何意义”。克林顿上台后,美国对中国采取一系列错误的做法,特别是美国制裁中国,美中在人权、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中国入关、西藏及台湾等问题上爆发全面冲突。美国决策层重新估价中国在全球的作用后,对中国的战略需求下降,经济需求上升。1995年双方寻求到一个暂时的平衡点,达成知识产权协议,美国使人权与最惠国待遇脱钩。3月21日美国第七舰队访华, 美国高层官员陆续访华,美对华封锁被突破。但1995年5 月美国批准李登辉访美所造成的“康奈尔现象”,使中美关系跌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召回驻美大使,中国总理表示,“绝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8 月末紧张的中美关系再度缓解,美国宣布履行三个公报精神,只承认一个中国。克林顿连任后,中美关系出现较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1996年12月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马尼拉的会晤及1997年3 月美国副总统戈尔的访华,无疑都有助于两国关系进一步恢复正常和趋向稳定。 1997 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取得了重要具体成果,将对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美国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主要是由于:

  (1)不同中国接触的政策行不通, 对中国实行孤立或施加压力的做法宣告失败。克林顿政府因施压无效,也希望通过接触软化中国方式将由“以压促变”转向“接触促变”。美国对华政策将由短线转向长线,由着眼于当前效益转为长远利益,企图采用接触战略达到演变中国的目的。

  (2)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巨大市场, 对美国有着诱人的吸引力。“美国动不动就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中国方面每当这时就打出巨大市场这张牌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于是,美国屈服,克林顿不得不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区分开来。”每当中美贸易磨擦争执不下时,中国总是靠巨大的中国市场这张王牌渡过难关。

  (3)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 中美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

  (4)在全球范围内,如环境保护、缉毒、反恐怖主义、 防止敏感武器的扩散等等,美国不能没有中国的合作。

  在克林顿第一任期的头三年中,中美关系的发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和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美国已不可能也无法漠视、孤立或遏制中国了。“美国现在别无选择,只有同中国进行交往、接触和对话,才可能避免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只有通过平等对话才能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只有通过同中国的合作,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才能得到妥善解决;保持良好的、稳定的中美关系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因此,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内,中美关系会得到改善,但是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克林顿连任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平衡和缓解的趋向。中美两国恢复中断了7年之久的高层互访,但中美关系的前景还是不容乐观。 中国仍需冷静观察,未雨绸缪,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美双边关系是建立在两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曲曲折折,跌宕起伏,飘忽不定,好好坏坏,进进退退,竞争与合作并行不悖,冲突与妥协同步进行,将是相当长时期内双边关系演进的趋势和特色。但从面向未来的战略高度看,保持正常的双边关系,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我们的宗旨,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中国没有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但也决不接受别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干涉。中国政府希望中美两国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就是:战略安全上互不为敌,经济关系上互通有无,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台湾问题上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期望美国的政治家也能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拿出实际行动来。中美地缘政治经济决定了双方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经济上的互有需求将会冲淡其它方面的一些矛盾,虽说不可能成为盟友,但可以谋求到更多的共同点和利益切合点。营造一个友好的中美关系“大厦”,是中美双方共同的任务。

  2.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

  自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尤其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形成了扎实的基础,中日关系正“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当前仍然需要看到和强调发展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非无所作为。面对新世纪,处于在亚洲举足轻重地位的中日两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无论是从现实上还是从长远上考虑,巩固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关系,是两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的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日本决策层将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视为同等重要。日本为实现大国外交战略,对华政策也进行了新调整。

  一是变“联华御苏”为借重中国,为日本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服务。视日中关系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关键。苏联解体后,日中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战略地位日显重要,日本谋求国际及亚太新秩序的主导权,需要中国的合作,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握有关键的一票;日本要提高对美外交战略地位,日中关系是一张王牌。

  二是变单纯的双边关系为“亚太中”和“世界中”的日中关系,将中国拉进国际协调的轨道。对华政策的核心由经济合作转向政治、经济、安全三者并重,由双边关系走向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合作关系,以改变日本经济上主动,政治上被动的局面。

  三是变迄今因历史等问题造成的“特殊关系”为面向未来的“普通关系”,以形成对华能说“不”的态势。即要摆脱历史问题的束缚,建立对等的日中关系。

  从上述的调整中可以看出,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中既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极欲增大在双边关系中的发言权,显示日本的作用。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鲜明。日本既希望中国政治稳定,同时以民主化,人权等问题对华进行干扰;日本一方面对华提供经济援助,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又设置先决条件给予限制;一方面希望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同时又加大对中国周边国家外交的力度,试图缩小中国的影响。

  中日关系正“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主要障碍性因素被突出出来,如日本对侵华历史罪责的认识问题,日方诬指中国军事威胁问题,染指中国所属岛礁问题等等日益凸现,致使“一直以经济为中心发展的中日关系目前已陷入难以确定走向的境地”。但只要中日双方都登高望远,多从大局出发,处理方法得当,就不致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发展。

  3.基础更新的日美关系

  战后以来,日本基本上推行一条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尽管自60年代末以来,日本就提出了自主外交的口号,但羽毛未丰的日本,在战略上需依靠美国的保护,仍不能不听令于美国。因此,冷战时期日本要求“自主”只不过停留在想争取的言论、舆论上而已,远没有提上日程。如今冷战结束,日美共同的敌人已经消失,在这新旧格局转换、新旧世纪交替的新的历史时期,日本认为在新时期必须重新确定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加快实现政治大国的步伐。新时期日本要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首先在外交上要摆脱对美的追随,增大自主性。日本的对美政策也相应地作了调整:

  一是经济上降低对美的依存度。在欧美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日本对亚洲市场的扩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显地将自己的命运同亚洲联系在一起,从而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

  二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在高科技领域与美国一比高低。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而科学技术是决定经济竞争胜负的关键。因此日本已明确确立了“科技立国”的发展战略方针,将发展高科技作为21世纪的立国之本。并在一些新兴高科技领域已向美国发起了挑战。日本成功地发射H2型大型运载火箭,为跻身世界宇航强国之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是敢对美国说“不”,极力反抗美国的控制。

  四是谋求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防止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权落入美国之手。

  日本对美国的政策虽会变化,但从可以预见的未来看,日本不可能与美国分道扬镳。因为经济上日本对美的依赖仍然很深,安全上也离不开美国,政治上也需要美国的支持,加上两国同盟关系经营了几十年,因此在新的过渡期,日美关系将是既合作为合作又竞争,争夺与妥协并行,冲突与协调交替,曲曲折折发展的趋向和态势。当前日美关系的趋势是,合作在加强,磨擦在加剧。特别是在合作方面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动向。美国总统克林顿1996年4 月访问日本以及两国随之发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标志着冷战后美日安全同盟关系的实质性扩大和升格。这表明,新时期日本在谋求增大对美外交自主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加强两国的同盟关系。这是有悖于世纪之交以经济合作为主旋律、无霸与非军事结盟的总趋向和潮流的。

  4.构筑战略协作伙伴的中俄关系

  在90年代世界格局按照利益原则进行重新整合的国际大背景下,中俄两国关系近年来不断发展,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以叶利钦总统1996年访华为契机,中俄两国业已开始构筑“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一是两国的安全利益和政治主张共同点增多,发展双边关系具有更为坚实的基础。从全球范围看,冷战后,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加速,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普遍要求,中国和俄罗斯都把对方看作是在逐步形成的多极世界中对维护和平与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一极,双方都重视对方在当前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制衡作用。从两国所处的亚太地区看,随着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发展同亚太各国的经济合作,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进程,分享这一地区繁荣带来的各种利益,是中俄两国的共同需要。从双边关系上看,中俄两国都处在机制转轨的重要过渡时期,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两国都面临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团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务,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中俄关系保持长期稳定、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两国各自改善地缘政治环境,确保周边安全的重要环节。从全球、地区、双边三个层面来看,中俄两国处境相似,面临的任务相近,安全利益也多有吻合之处,这将会成为两国发展长期稳定关系的重要支点之一。

  二是充分发挥两国的优势和经济潜力,尽快使两国经济技术合作迈上新台阶。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是双边关系的晴雨表。近几年中俄关系的发展正是以经济合作规模的扩大和深化为重要背景的。未来的中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经济合作的进展。因此,发展互利互补的经济技术合作,不仅成为两国关系最为优先的内容,也是双边合作最富有前景的领域。

  三是全面推进中俄关系。在中俄关系积极稳定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和回避双边关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例如边界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威胁”论等,要妥善加以解决,以防止其干扰和影响中俄关系。中俄两国领导人,已就发展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积极地推进中俄关系绝非权宜之计,它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必将造福于两国人民,从而使双方已经确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加名副其实。

  5.积极而又缓慢发展的日俄关系

  在日本的大国关系中,日俄关系的发展相对来说最为缓慢。但与冷战时期相比,日俄发展双边关系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俄罗斯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发生变化,已被日本视为新的政治伙伴。

  二是日本发展对俄关系受美国牵制的因素减少,美国出于战略考虑,鼓励日本发展与俄关系。

  三是日俄彼此间的需求增多,俄罗斯需要日本的技术和资金。

  日本开始调整迄今过于僵硬的对俄政策,软化对俄政经不分原则,推行扩大均衡政策,改善双边关系。政治上虽然坚持归还领土,缔结条约的基本政策,但不再把领土问题作为改善关系的唯一前提,同意在改善关系中解决,即采取政经两步走的方针;安全上虽仍警惕俄的军事动向,但不再将其视为潜在的威胁,而强调安全对话的军事交流;经济合作仍采取谨慎态度,但支持俄的经济改革,并提供适当的经济援助。当然,日俄关系要有实质性的进展,要了结历史“旧怨”,归还北方领土,也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

  6.充满幻想和矛盾的美俄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俄宣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从全面对抗走向全面合作,然而这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宣传。美俄关系的现实情况表明,美俄国家的战略利益依旧存在对立,并正在引起双方的矛盾和磨擦。从美国方面看,克林顿政府冷战后的对外政策,仍然是冷战时期霸权政策的继续。美对俄的政策是:推进俄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促使俄加速裁军,削弱俄的战略核力量,保持美国的优势;巩固前苏联境内地缘政治的多元化,阻止俄重振势力范围,把俄的利益和影响限制在俄本土以内。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的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前苏联“遏制”政策的继续。它严重地触犯了俄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引起俄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在这种背景下,俄改变了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推行全方位外交政策,力图在国际上重新树立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一是加强对原苏联地区的影响和控制,作为俄外交的首要任务。俄在《对外政策构想原则》中称,俄对加强独联体国家间的合作与联系,对加强原苏联境内的稳定与安全,对建立独联体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均“负有特殊责任”,并强调独联体是俄“特殊利益”的战略中心地带,明确反对西方插手和干预这一地区事务,坚决反对“敌对势力”填补这个空白,“极力反对北约东扩”。

  二是俄罗斯认为,东欧是关系到俄切身利益的重要地区,坚决反对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以免造成孤立俄罗斯的态势;为照顾到俄的大国地位和特殊利益,俄在“和平伙伴关系”中应享有“特殊地位”;认为欧洲安全不能由西方几个大国安排,把俄排除在外。

  三是俄罗斯从新的地理、政治、经济和安全现实考虑,迫切需要在亚洲立足,并在亚洲政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苏联解体后,亚洲对俄来说,至关重要,俄失去原来在波罗的海和黑海的重要海港以及通往欧洲的便利陆上通道,俄边界东移,亚洲对俄的国家利益越来越重要。可以预料,随着俄罗斯实力的恢复,俄美战略利益上的磨擦将越来越突出,俄美之间的矛盾将会加深和发展。

  当然,在俄美关系中,美国在总体上占很大优势,俄更多地有求于美,双方不可能回复到冷战时期那种争夺和对抗的关系,但冷战之初那种协调共处关系已告结束。世纪之交的未来数十年内,俄罗斯与北约及西欧的关系将仍然是俄美冲突的焦点。北约的存在始终是一个令俄罗斯不愉快的安全威胁因素,因为“无论怎么说,北约仍然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俄罗斯曾试图与北约建立一种基于“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基础上的伙伴关系,然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行不通的,这种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俄罗斯便积极谋求建立独联体国家集体安全体系以及俄罗斯在其中的特殊地位,目的在于防备北约和西方势力未来的威胁。但俄声称,这一举动并不是为了强化俄罗斯与北约的矛盾,形成新的集团对抗和地区对抗的态势。独联体军事合作协调部长萨姆索诺夫声明:“不应把独联体国家的防御联盟视为军事集团。它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一个对抗和冲突的机构”。1997年2月21 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美俄首脑会晤,进行得相当艰难,但双方达成了“现实的、妥协的成果”。今后俄美关系的发展将是曲折的,既有协调合作,又有矛盾冲突。双方关系的这一特点将给国际关系增添错综复杂的因素。

  二、世纪之交亚太大国关系的趋向

  冷战后,亚太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在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新格局中,美、日、中、俄从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经济需要和安全考虑出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彼此间的相互借重与制衡。在亚太大国关系的调整中,既形成了上述6个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日美关系、日俄关系、美俄关系;同时又形成了4个三角关系,即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俄三角关系、 美俄日三角关系、中日俄三角关系。亚太6个双边4个三角关系,互动制衡,相互竞争,从而使维护地区力量平衡的制约机制和因素更加复杂。

  6个双边关系已如上述,4个三角关系及其趋向如下:

  在亚太地区大国多边关系中,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地位和作用明显突出。对美国来说,原来中美苏大三角格局的解体,意味着中国战略作用的下降和日本独立意识的上升,今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利益,是确保在该地区不至于出现任何能够像前苏联那样对美利益构成重大挑战的大国。对日本来说,冷战的结束是日本外交的解放之时,因此迫切要求摆脱美国的束缚,在处理同美、中的关系时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和主动权,但考虑到自身安全的脆弱性和走向政治大国过程中需要得到美、中的支持,日本今后还要继续保持或加强与中美两国的关系。而中国正在腾飞,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当务之急是发展本国经济,为创造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发展同美、日的良好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需要。同时,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美、日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美、日要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就不能不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在安全方面,美国考虑的是让日益强大的中国和日趋独立的日本相互制肘,但又不允许他们强大到能与美国平分秋色,使得美国得以保持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地位。而日本为对付所谓“中国军力迅速上升造成的威胁”,需要“以美抑中”。同时,为获得最大限度的对美的独立性,又需要“借中制美”。对中国来说,既需加强与美、日的安全对话与合作,也需要从美日的矛盾中获得最大的安全利益。

  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俄罗斯要恢复大国地位,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要同美国发生战略利益上的冲突。同时,俄国依然是军事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美国要防范和遏制俄国的重新崛起,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希望看到中俄相互制衡。俄国要东山再起,抗衡美国,也需要与中国达成共识。美俄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给中国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也加强了中国在对美、对俄关系中的地位。

  在中日俄三角关系中,三国的经济关系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和互补性;俄国远东地区的开发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也需要中国的劳动力和商品流通;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东北三省的改革开放需要借助邻近日本的地理优势和对俄的口岸。三国对未来图门江流域的开发和东北亚经济圈的形成寄予着较大的希望。在国际战略方面,三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均受制于美国。因此,这一三角关系在客观上具有反对美国的倾向,目前虽然较弱,但却有较大的潜力和回旋余地。

  在美日俄三角关系中,日俄相互制肘对美有利,但美必须使这种相互牵制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因俄日关系恶化而影响东北亚的稳定。冷战结束使美日同盟的基础受到削弱,俄在美、日之间有了更多的矛盾可利用,但俄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仍有警惕和防范的一面。

  从美、日、中、俄四大国的实力及错综复杂的相互制约关系来看,在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各极力量相互制约,一极受制于其它各极,呈现出一种立体的网状结构,并相应地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向。

  1.自主性趋向

  各大国都谋求扩大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以在新格局中形成相对独立的一极。过去,大国关系分别以美苏两极为轴心转,现在亚太各大国之间不再接受“主从关系”的安排,而是各自都要成为相对独立的一极,形成多元争极局面,自主自立的倾向日益公开化、明朗化,权力中心将日趋分散化。

  2.多边多角性趋向

  从横向看,亚太地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发生了新的分化组合,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形成若干在实力上相对接近的极化力量。亚太四大国相互构成6个双边、4个三角关系。其基本态势是:合作着眼于自身的利益,竞争力避相仇对抗,对手关系非固定化。从纵向看,亚太国际关系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多边、双边关系并行不悖,既有水平交叉,又有垂直交叉。亚太地区已不可能为一两个国家所操纵,而成为多种力量的竞争共存关系。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往往要被置于一种多边外交的网络之中,受制于同其他多极力量打交道的互动与平衡。各国从多层次、多角度地实施全方位外交,独立发展与其它大国的多边关系。各种多边、双边关系既相互联系、促进,又相互排斥、制约。

  国家利益在各大国对外政策中的份量加重,19世纪英国著名外交家帕麦斯顿的名言“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不变的利益”,日益成为亚太各国的外交准则。

  3.竞争共处性趋向

  亚太各大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既竞争,又合作,未来的亚太大国关系,不会是冷战时期非敌即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对峙局面。政治上会出现一种非敌非友的混沌状态,敌友界线不清。军事对抗因素减弱,经济竞争因素增强,经济关系正在迅速成为大国关系基础的主导内容。一方面,各大国都高度重视发展自己的经济,把发展经济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关系对各大国都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和影响。亚太大国关系的基本趋势将是又矛盾又对话,既竞争也合作,冷和平与软对抗并存。

  4.复合性趋向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亚太地区多边多角关系的不断增多,多边多角的复合性也日益突出起来。多边多角关系的复合性首先表现为性质与内容的复合。亚太地区的双边、三角关系,政治、经济、安全等性质和内容往往互相牵连和交融,密不可分,以至难以区分和界定其主从性质的内容。多边多角关系的复合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三角关系的复合,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另一方乃至两方同时出现在不同类型的三角关系中,各自所处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也会随着三角关系类型的不同而相应地发生变化。例如中国不仅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担当主要角色,而且还在中日俄、中日美等三角关系中起作用,多边多角关系的复合性充分体现了一国国际角色的多重性。

  5.不确定性趋向

  亚太新格局的最终确立,预计仍有一个过渡期。一些大国如俄罗斯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仍未最终调整到位定型化。亚太形势中的未知数和不稳定因素还很多,亚太大国相互间的关系仍在变动中,这就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又说明了亚太形势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

  三、世纪之交亚太大国互动关系的影响

  1.制约四大国本身的运作和发展

  美、中、日、俄四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亚太战略格局的基础。大国之间相互合作与相互制约的关系,有助于防止地区支配力量的出现,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四大国之间形成的多边多角关系,互动制衡,既相互联系、促进,又相互排斥、制约。美、日、中、俄四大国的实力及错综复杂的相互制约关系,使得冷战后的亚太地区不大可能出现一个能够单独支配地区事务的力量。美国纵然竭力维持其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但大国间相互借重与相互制衡的复杂关系将使其左右受制,难以独自称霸。

  2.推动地区安全化

  亚太四大国间的互动关系推动了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为进一步改善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维护地区稳定创造了条件。在新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认为,建立一个地区性安全机制,来协调和控制各国间的利益磨擦和矛盾纠纷,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亚太大国和东盟都先后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和设想。“东盟安全论坛”建立后开始运作和活动。各国不断通过官方和民间渠道进行磋商,以求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来保障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辐射广大中小国家

  亚太四大国间的互动关系带动了地区内广大中小国家推行睦邻政策,加强经济上的联合、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努力寻求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以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冷战结束后,亚太大国关系中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把促进经济关系的发展作为对外关系的重点,对本国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多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大国加强经济合作这一潮流的影响下,广大亚太中小国家纷纷调整了内外政策,开始把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经济,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力争通过开展活跃的经济外交,吸引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一形势,有力地促进了地区内政治对话和努力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方式和氛围的形成,使亚太地区初步形成了经济增长与地区局势相对稳定的良性循环机制。而另一方面,亚太四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的政治安全合作,对亚太中小国家的政策走向也产生影响。大国为了避免出现动乱,充分利用自身的影响力,通过各种方式说服、抑制,甚至强迫一些中小国家放弃使用武力的念头,控制不稳定因素的发展,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促进构筑亚太战略新格局

  冷战后,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大国力量对比消长呈均衡化趋势演进。后冷战之初,亚太地区格局由美、苏、中旧大三角架构转变为美、日、中新大三角架构。1994~1996年,由于俄罗斯国内形势有所好转特别是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大国地位正在日渐恢复,国际政治影响得到加强,外交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这样,亚太地区由新大三角格局发展演变成为美、日、中、俄四角格局。冷战后由于美国丧失了在世界的绝对优势,对亚太地区的控制已力不从心,而日本的经济实力则迅速上升,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增强,但又仍需美国的支持。美日两国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于1996年4 月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形成军事、政治性质的双边安全同盟。稍后,与此相对应,中俄双方互相接近和联合,并为中亚四国一起,签订了边界军事信任协定,中俄之间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至此,亚太地区开始形成为四角两方的战略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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