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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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大国战略稳定框架是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础。由于美苏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和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后,冷战时期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政治基础已经消失,理论基础也不再适用。但由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和条约形成的对各国有某种约束力的国际机制在冷战后时期仍然在世界上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促进核裁军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有重要意义。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建立新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势在必行。中国主张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应该成为这种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论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J]或者报纸[N].当代亚太,(02):48-55

正文内容

  在冷战时期,大国战略稳定的框架主要建立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战略平衡的基础上。其中,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对维持这种战略平衡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和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后,旧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建立新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势在必行。而且,它应该建立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并有自己新的特点。

  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必要性

  大国战略稳定框架是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础,它有三个要素:(1)主要大国在力量和利益基本平衡和妥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稳定的相互关系;(2)它们由于各自的利益或共同的利益都愿意在一个较长时期中维持这种相互关系,没有足够的刺激因素促使它们用武力改变它;(3)使这种战略稳定机制化,形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框架,包括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国际协定或条约。

  在冷战时期,大国战略稳定主要包括“军备竞赛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军备竞赛稳定性”指协调双方军备竞赛的步伐,避免发展那些刺激对方首先进行核打击的武器系统,使军备竞赛控制在不破坏战略稳定性的范围内,增加相互之间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危机稳定性”指建立危机管理机制,防止双方迎头相撞。在冷战时期通常指在发生政治—军事危机时的“威慑稳定性”,使双方都不感到有对对方发动致命的第一次打击的必要。

  冷战时期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主要特点有:

  (一)以美苏两极体制为政治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国际上就形成了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西方和东方两大阵营。它们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对立。但美苏在严重对抗的同时也存在“并不完全是对抗的关系”(注: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其表现是“当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与潜在敌国的军事力量处于对峙状态时,它必须在明里暗里与对手相互配合,以求避免出现无法挽回的危机,也避免虚惊或误解对方的意图。”(注:托马斯·谢林和莫顿·霍尔珀林:《战略和军备控制》,纽约20世纪基金会1961年版,第1~2页。)美苏两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和妥协主导着全球局势的基本走向。

  (二)以核军备控制为安全基础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它们建立了各自庞大的核武库,双方核弹头的总数最多时达到5万余枚,足以毁灭人类好几次,成为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但另一方面,核武器所具有的巨大杀伤能力,使它与以前的各种武器不同,“有可能遏制战争的发展,因为新的核武器会使威慑具有几乎‘天然的’稳定性”(注: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第223页。)。在此情况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核军控谈判作为它们进行核军备竞赛、争夺核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企图通过核军控谈判来避免在争夺中迎头相撞,也企图通过制定核军备竞赛规则来维护双方在军事实力和军事技术方面对其他国家的垄断或优势地位,并使双方的军备竞赛在不危及各自安全的情况下“稳定”地进行下去。核军控谈判和核军控协定使美苏两国保持了核均势,并合作努力防止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

  (三)以“相互确保摧毁”为理论基础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1964年提出了“确保摧毁”的理论。该战略思想主张侧重打击苏联的城市目标,即在进行第二次打击时,把对方的大多数城市摧毁,以威慑对方,迫使对方不敢对美国发动核突袭。60年代后期,随着美苏相互威慑格局的形成,在“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又发展起一个战略概念:“相互确保摧毁”。与其说它是一种战略,不如说是一种被确认了的现实。恰如主持过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程的著名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曾打过的比方:“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大国比作一个瓶子中的两只蝎子,每一只都能杀死对方,但是必须冒着毁灭自己的危险。”(注:罗伯特·奥本海默:《原子武器与美国政策》,载《外交季刊》1953年7月号。)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美国奉行“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理论,苏联也逐步接受了这一战略理论。它的基本含义是:只要美苏双方都拥有能给对方以毁灭性报复的“确保摧毁”能力,则任何一方都不敢挑起核冲突,因而也就保持了战略稳定性,避免了核战争。根据这一战略理论,美国提出,核军控的重点应该是减少那些促使任何一方首先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因素,确保双方进行核报告的“第二次打击力量”。美国认为,一方部署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可能威胁到另一方的报复性的威慑力量”。因此,美国主张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同意将进攻性战略武器数量“向上平衡”。美苏核军备控制遵循的主要规则是:一方面限制防御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和发展,另一方面对进攻性战略核武器逐步进行限制和裁减。总的原则是维护稳定的战略平衡,限制并逐步裁减过于庞大的核武库,减少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四)以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和条约为框架

  在冷战时期,国际上签署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和条约,形成了对各国有某种约束力的机制和一个较为清晰的战略框架。这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美苏为保持核均势而签署的双边条约和协定,包括《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中导条约》等。第二部分是为防止核武器扩散而签署的条约,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后一部分对无核武器国家带有歧视成分,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防止核扩散体系起了重大作用,有利于减少世界上核污染和核战争的危险。

  应当指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中小国家也为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注:高金钿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对维持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60年代后,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逐步壮大,它们不仅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起到牵制作用,而且还以实际行动为消除核扩散和核战争的危险做出了贡献。例如,1967年签署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和1985年签署的《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为建立无核武器区发挥了积极作用。

  冷战时期大国战略稳定的框架对于当时的世界形势是有积极作用的。它符合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强烈愿望,对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核战争的爆发起到积极作用,形成了一个制约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扩散的机制。但它也存在着一些内在的矛盾:美苏两国因为担心相互之间爆发核战争而谋求建立战略稳定,但它们又都想争夺世界霸权和夺取核优势;都希望将双方的核军备竞赛纳入可预见的范围内,但又都对对方有着根深蒂固的敌视和不信任,因担心自己核力量不足以威慑对方,而拼命发展核武器和提高核实战能力。美国和苏联激烈的核军备竞赛使它们的核力量发展到足以毁灭人类好几次的程度,而这种“超杀”能力又使它们的核军备竞赛走到了双方愿望的反面:它们原是为了自身安全而大肆扩充核军备,结果核武器的大量积累使它们更加不安全;它们最初是为了准备打核战争而发展核军备,结果核力量的巨大毁灭能力使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核战争。

  由于美苏冷战的结束,冷战时期大国战略稳定框架中的一些内在矛盾不再存在,它的政治基础已经消失,理论基础也不再适用。但由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和条约形成的对各国有某种约束力的国际机制在冷战后时期仍然在世界上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促进核裁军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有重要意义。对此,中国政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经过多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已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军控与裁军法律体系。作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总体安全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体系增强了国际关系的可预测性,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注:唐家璇:《在联合国裁军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2000年4月2日。)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国际战略形势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非国家行为者挑战主权国家成为影响国际战略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在国际安全和政治领域最突出的是恐怖主义。其次,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恐怖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突出起来。再次,非对称性战争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之一,以美军为主的联军与塔利班和本·拉登进行的阿富汗战争实际上就是这种形式的战争。国际战略形势的这些新特点促使大国进一步加强合作来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

  2001年12月13日,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由于该条约是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美俄战略稳定框架和国际核裁军框架的基石之一,因此美国退出该条约使原有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受到严重削弱。美俄两国领导人2002年5月24日在莫斯科签署《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和《美俄新的战略关系联合宣言》。双方在前一个文件中承诺到2012年底将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削减到1700枚至2200枚,在后一个文件中宣称“互相把对方视为敌人或者战略威胁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是伙伴,将为推进稳定、安全、经济一体化,为联合对抗全球威胁和促进地区冲突的解决而合作。”(注: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3360—2002May24.html)这两个文件虽然为美俄新的战略关系建立了初步的框架,但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仅仅在美俄之间建立战略稳定框架是无法实现全球稳定的。在新世纪,有必要建立所有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框架。

  影响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若干主要因素

  (一)美国“单极世界”企图与多极化趋势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的互动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或“超强国”,并企图长期维持其“一超独霸”的地位和实现“单极世界”。与此同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虽然遭遇艰难曲折,但仍继续向前发展。

  对21世纪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美国国内有不同的评估。美国政界主流派认为,美国将长期保持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乔治·W·布什总统提出,美国“正处于全盛时期”(注:The Inaugural Speech by President George W.Bush at the Inaugural Ceremony,January 20,2000,American United Press,Washington.),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力量和无可比拟的影响”(注:The Speech by President George W.Bush at the Meeting of Nominating Collin Powell as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17,2000,French News Agency,Texas.)。布热津斯基认为:“我们至少开始了一个新的美国世纪”,“至少对于下一代来说哪个地方会出现竞争对手呢?印度?不可能。中国?即使它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20年之后仍然还是一个穷国。日本?一个不值得认真对待的竞争对手。惟一一个值得一提的挑战者将是欧洲……”(注:[德国]《明镜》周刊2001年1月1日刊登的一篇对美国前国务卿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专访。)但美国也有一些人士认识到,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2015年后将遭遇严重挑战。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认为,15年后“欧盟和中国将是主角。在正常情况下,俄罗斯将东山再起,印度可能会崛起成为一个有影响的角色。长期趋势无疑是朝着这几个大国的力量进一步平衡、美国优势下降的方向发展。美国的相对实力将逐渐削弱。美国将不再有掌管整个世界的意愿,整个世界也将越来越不能容忍美国的这种图谋。”(注:[美国]《洛杉矶时报》国际辛迪加《全球视点》专栏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采访录:《正在形成的另一种世界新秩序:美国外交政策专家预测布什执政期间及其后的全球强权政治前景》,载《曼谷邮报》2001年1月28日。)

  总的来说,前一种观点在美国仍是主流派的看法,但接受后一种观点的人在增加。这些观点的演变发展将对美国全球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与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以实力为基础的霸权有它产生、发展和强盛的阶段,也有它的衰落时期。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历史上没有永恒的霸主,但它们的寿命长短差别很大(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则认为,霸权国(又称为世界领导国)位置更替的周期基本呈现规律性,这个“长周期”大约为一个世纪。要成为世界领导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岛国或半岛的地理位置;开放、有凝聚力、有联盟能力的社会;领先的经济;具有全球投放能力的政治—战略组织。长周期包含四个阶段:(1)争霸性的全球战争;(2)世界领导国的出现和被承认;(3)霸主原有权力的合法性被拒绝;(4)权利逐渐分散化。如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美国成为世界“领导国”已经有50余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霸主原有权力的合法性逐渐受到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压力。九一一事件对美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美国以“反恐”为旗号,不仅在世界范围内直接打击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恐怖主义,而且企图重新确立和巩固美国的世界“领导国”地位。

  尽管九一一事件使美国经济发展进一步放缓,但美国经济可能实现“软着陆”,在不很长的时间里从经济疲软中恢复。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2000年几乎等于全球第二至第六大经济体——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总和,预计2002年底将突破10万亿美元。世界银行认为,如果美国经济能保持3.3%的增长率,那么到2010年美国的GDP将达到约13万亿美元,仍保持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和预测,日本和欧洲4个八国集团的成员国(德、法、英、意)1999年的

  GDP分别为4.4万亿美元和6.05万亿美元,2000年至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2.2%和2.8%。如果它们能按这种增长率发展,那么到2010年GDP将分别为约5.6万亿美元和8.2万亿美元。届时美国的GDP将仍然几乎等于它们GDP的总和。

  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微电子技术和太空技术等多数高新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这些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美国在未来经济发展上仍具有相当的潜力。

  美国近年来大力发展智能武器、激光武器、隐形武器、精确制导武器、太空武器等高技术武器,从而在新军事革命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些高技术武器具有前所未有的远距离精确打击和摧毁各种目标的能力。美国将它们作为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和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

  从以上这些来看,美国到2010年仍将保持其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但另一方面,美国也将面临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越来越大的制约。欧盟和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不仅将有力推动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而且将促进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趋势。同时,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世界上的主要潮流之一。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相互呼应,成为制约美国“单极化”战略的有力因素。

  九一一事件后,一些人估计这次袭击将迫使美国采取更加多边的立场。但迄今为止,“布什政府的表现是武断的单边主义的。”(注:Matthews,Jessica,Chairman of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Changes in the World during the One Year Since 911”,Policy Brief,No.8,August 2002,p.7.)当前,关于美国应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和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战略问题,在美国国内和美国的盟国中正在进行一场辩论,主要有两派观点:

  一派的代表人物包括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他提出了具有强权色彩的“新帝国论”,主张美国应实行“新帝国”政策,依靠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注:The observer,“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April 7,2002,http://www.observer.co.uk/worldview/story/)。与此相似的一种观点主张美国应该实行“仁慈霸权”,彻底改变世界力量对比,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打败并解除“恶棍国家”的武装,使其他国家包括俄国、中国以及欧盟国家等全部永久退居次要地位。

  另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理查德·哈斯。他提出“整合论”(Integration),主张美国用外交手段“将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整合到与美国利益和价值相一致的世界性安排中”,以促进和平与繁荣,并帮助美国对付地区冲突等传统安全挑战和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跨国威胁(注:Haass,Richard,“Defining U.S.Policy in a Post Post-Cold War World”,the Arthur Ross Lecture,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http://usembassy.state.gov)。这场辩论的结果将对美国未来全球战略的制定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美国更多地采取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将有利于大国之间战略稳定框架的建立;而如果美国更多地采取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和依靠军事力量,则不利于这种框架的构建。在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过程中,将一直存在是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还是实现“多极格局下的世界和平”的竞争和斗争。

  (二)大国战略武器的实力与控制

  美国为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企图保持其军事力量“无与伦比的优势”。为此,它不允许其他国家谋求军事优势或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地位。在2002年1月向国会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美国国防部提出由核与非核进攻性打击力量(包括信息战手段)、主动和被动防御力量(特别是导弹防御)、能及时提供对付正在出现的威胁的新能力的防务产业基础设施组成新的“三位一体”战略报复力量,以代替由洲际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和战略核潜艇组成的旧的“三位一体”战略报复力量。这大大扩大了战略武器的范畴,使核武器、导弹防御系统、高技术常规武器、太空武器、信息战手段等都纳入战略力量范畴。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为其大力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解除了束缚。这些都加大了战略武器控制和实现战略稳定的难度。

  (三)打击恐怖主义

  九一一事件后,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都严厉谴责恐怖主义,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空前的一致。世界各国在全球反恐斗争中加强合作,表现了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强烈意愿和坚定决心。同时,反恐合作已成为大国之间新的战略利益交汇点。中美关系明显改善,中欧关系、中俄关系也得到加强。在大国关系中,对抗的因素大大减少,合作协调的因素有所增加。大国之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和突出特点。单边主义政策和单极世界构想遭到许多国家的批评和抵制。大国之间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为它们构建相互之间新的战略稳定框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与前景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和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后,“相互确保摧毁”这个旧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已经不适用了。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必须建立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安全的内涵扩大了,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还涉及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各国在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明显增加,相互依存性加大。安全的游戏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由原来的“零和”游戏转向更多地寻求“双赢”或“共赢”。单一的军事手段已不足以应付多种多样的安全挑战,维护安全的手段面临更新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主张维护安全需要有新观念,一直在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以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新安全观(注:唐家璇:《在五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2年9月16日。)。这个新安全观应该成为构建新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第一,互信是指大国间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摈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通过建立各种信任和安全措施,增加相互信任,做到互不敌视、互不猜疑。第二,互利是指大国应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第三,平等是指国家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第四,协作是指大国应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总起来说,新的战略稳定框架的理论基础应是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协调安全和共同安全。同时,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不仅应处理核武器与导弹防御系统等传统战略安全问题,而且也应使大国通过有效机制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安全和跨国安全问题等方面进行合作。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也认识到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布什总统说:“我们得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佳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之间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大国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之间在这个世界上的武装冲突是可以避免的”,“美国获得的最大机遇是建立维护人类自由的世界均势”(注:U.S.President George W.Bush,“The Assurance of Freedom”,New York Time,September 12,2002.)。2002年9月20日发表的布什政府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今天世界大国发现我们站在同一边——联合起来对付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我们将用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来维护和平”(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20,2002,http://www.whitehouse.gov/nsc/)。这些表明,布什政府愿意建立一个大国合作保持和平的框架。

  但另一方面,布什政府的战略理念和对外政策中又存在一些严重的内在矛盾和制约因素:第一,布什政府认识到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前景,承认存在“其他主要的全球力量中心”(注:ibid.),但又企图继续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第二,布什政府表示要实现“大国之间的和平合作”,但又将“维护人类自由的力量均势”概念作为处理大国关系的主要理论(注:ibid.)。第三,布什政府一方面强调要“维护和平”,但另一方面,又准备对威胁美国利益的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注:ibid.)。第四,布什政府宣称要“利用这个机遇将自由的好处扩展到全球”,但美国要用美国的观念来定义“自由”,并企图以此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些都将对建立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与俄罗斯1996年决定建立和发展两国“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或“战略合作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不带结盟性质,其主旨是争取不搞对抗、相互友好、加强合作。这种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同时不是排他性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俄中两国“向世界显示了一种新的国家关系模式”(注:普京2002年7月6日在圣彼得堡接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时的讲话,载The Russia Issues,Com,http://www.yahoo.com)。俄罗斯对建立未来大国战略稳定框架也有自己的思考。2002年6月,普京总统主张,美中俄三国应共同形成“稳定弧形”(注:普京2002年5月2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载The Russia Issues,Com,http://www.yahoo.com)。他还提出建立由北约、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和上海合作组织组成的“稳定弧形区”(注:普京2002年6月6日在会见《人民日报》记者时的谈话,见Natalia Alekeyeva文章:From Triangle to Arc,载The Russia Issues,Com,http://www.yahoo.com)。普京认为,新的国家关系模式的主要特征应该是:拒绝建立军事联盟、紧密协调以维护共同利益、高质量的伙伴关系、以相互信任的精神处理所有事务等(注:普京2002年7月6日在圣彼得堡接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时的讲话,载The Russia Issues,Com,http://www.yahoo.com)。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指出,“惟有通过密切的国际合作,才能真正地获得地区和全球稳定,才能解决俄罗斯面临的诸多问题。”(注:俄罗斯副外长阿列克谢·梅什科夫:《战略稳定学说——21世纪初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载[俄]《独立报》2002年8月8日。)这些主张与中国的新安全观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由于现在美俄之间已经初步建立了战略稳定框架,中俄之间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此有必要建立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框架。这个框架应该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协调机制,包括双方在反恐、地区热点、防扩散、跨国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机制等。二是两国危机预防机制,包括双方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建立信任措施、防止冲突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等。例如,因为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很少,如果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将对中国的核反击能力构成一定的威胁。鉴于这种状况的存在,中美两国需要就这一事关战略稳定的问题进行磋商。这一框架的基础之一是美国必须坚持和严格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要建立这个框架,需要首先建立制度性的、多层次的两国战略对话机制。由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最高级会晤对于改善和推进两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应该努力使其定期化和制度化。

  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的发展,有希望逐步建立几个大国之间的双边战略稳定框架,在国际社会成员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形成新的全球战略稳定框架。为此,中国应该高度重视与其他主要的全球力量中心(如欧盟等) 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大国(如日本、印度等)发展各种伙伴关系,并积极推动各种地区或次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新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应该与联合国等现有的全球安全机制和各种地区安全机制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为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服务,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形成将有利于维护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长期的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它也将有助于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世界的稳定与安全,有助于中国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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