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国家间道义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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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Confucius' Thoughts on Inter-State Mor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内容摘要:国家间道义是国际交往中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以平等、正义、和平、民主为价值追求,对国家行为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依据道义规范国际行为的国家,则会占据道义制高点,增强国家软实力,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和支持。在战乱频繁的中国春秋末期,先贤孔子提出了“礼”、“和而不同”、“义以为上”、“德不孤,必有邻”等一系列调节人与人、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国家间道义思想。深入挖掘并梳理孔子博大精深的国家间道义思想,不仅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范式的建构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前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即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国际秩序,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与机制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国家间交往的公信力等。当然,孔子的国家间道义思想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对调节当前国际社会的纷争未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应,然而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思想和文化总是以其无与伦比的厚重底蕴与前瞻性走在了前面。故此,人类社会一步步地走向文明。

关键词:孔子,国家间道义,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国际合作,国家公信力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孔子国家间道义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建构.[J]或者报纸[N].国际关系学院学报,(3):13-19

正文内容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12)02-0013-07

   从遥远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步步走到21世纪的今天,从一百多年前的西学东渐到今天的自主创新,中华民族经历了千年沧桑之后,正在以独有的和平姿态走向世界。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注重道义修养的民族,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从三皇五帝到唐宗宋祖无不重视个人和国家的内在道义修养,尤其是在先秦儒家学说中,道义的作用被看做是治国之根本。孔子开儒家学说之先河,提出了一系列处理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思想,即国家间道义①的思想。其中,他尤为重视道义的作用,视之为行政立国之本。他认为事君不能以苟合顺从为上,而是应该首先考虑是否符合 “道”,要“以道事君”。[1](P.33)他把道义看得高于君主、高于权力和地位,主张道统高于君统,道义重于权令,从道不从君。[1](P.34)虽然孔子生活的时代不同于今天,古代的天下范围也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但孔子有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2](P.299)“子欲居九夷”,[2](P.604)可知他已经把眼光放到了“九夷”与“海外”,这已经凸显其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意识。

   一、国家间道义对国际关系的价值塑造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国家间关系逐步形成了以条约体系为主要处理方式的传统,这表明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向法理性、机制性和公正性。国际关系的法理性肯定了原则、规范、规则与决策程序在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中的重要性,国际关系的机制性强调诸如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战争的人道主义以及国际法等内容。国际机制的逐步健全不仅为国际关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秩序,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公正。但是,应该看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没有随之消失。强国依靠自身实力操纵国际机制、排挤弱势国家、甚至发动侵略战争等行为依然存在。因此,在实现国际关系公正发展的进程中,不仅需要国际法和相关条约的制约,更需要国际道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

   道义问题是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面临的一个永恒课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间道义属于国际伦理的范畴,它是指在国际交往中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以平等、正义、和平、民主为价值追求,对国家行为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它关注的是国际社会的“善”。国家间道义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它不是某个国家自称的道义准则,而是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具有普遍价值的道义规范。

   道义与法律密不可分。法律含有浓厚的道义意味,是我们道义生活的积淀和道义原则的具体化。在调节人们行为方面,虽然法律能够依靠强制力调节人们的行为和规范社会的秩序,但是道义无形的价值塑造更具根源性。故而,社会必定先有道义而后才有基于道义的法律来规范社会行为。同样,国家间道义在塑造国家行为和国际秩序方面必定先于国际法而存在,待基于国家间道义的国际法诞生后,国家间道义又从心理和价值层面与国际法一起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向善的方向发展。国家间道义虽然没有约束民族国家的强制力,但依据道义来规范国家行为的国家,则会占据道义制高点,增强国家软实力,能够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和支持。反之,忽视国家间道义,违背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规范的国家则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孔子国家间道义思想的内核

   孔子生活在社会大变革、大调整的春秋末期。如果说夏、商、西周是以共主国为中心,包括诸侯国及少数民族政权在内的“单极”国际体系,春秋、战国时期则是以“得天下”为追求的、“多极”国际体系。[3](P.108)虽然先秦国家的概念与现代国家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别,但古今国际政治具有共通性。[3](P.102)就先秦中原文化区域下的国际政治行为体而言,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由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共主国、诸侯国和少数民族政权构成的国家行为体,它们已经具备了领土、人口、军队等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及拥有部分的对内与对外权限,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的本质属性。②因此,笔者在以下论述中使用的国家、国际体系、国际社会等现代概念来解释彼时社会现实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基于彼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华夏秩序混乱不堪的局面,孔子提出了国家间道义思想以此来调节华夏秩序的失范,并为之付诸实施而奔走呼号。

   (一)“礼之用,和为贵”的国际秩序观

   孔子提倡“礼”,不仅把它看做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准则,更把它看做是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根本行为规范。当华夏体系礼崩乐坏,诸侯国成为体系内主要的行为体,且相互之间不断进行争霸战争之时,孔子希望用“礼”来约束各诸侯行为体的争霸行为,使华夏体系实现一种和谐稳定的秩序。孔子在《论语》中七十多次提到“礼”。当然,他所指的“礼”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恢复西周时的旧等级、旧规范,而是在继承《周礼》精华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对其改进与发展。如在君臣关系方面,孔子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P.197)这改变了《周礼》对君臣关系的规范,要求君臣双方都要遵“礼”。从国际政治的视角解读孔子的思想,我们会发现孔子所言“礼”的核心并不是一味地恪守“周礼”、忠君尊王,而是更多地强调根据“礼”的要求实现华夏体系内有序的、和谐稳定的国际秩序。为此,孔子从个人、国家、体系三个层面进行了具体阐述。就个人道义修养而言,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2](P.817)“泛爱众而亲仁”[2](P.27)是孔子对人的要求。在孔子看来,“克己”才能达到“礼”,才能实现人的最高境界“仁”;只有体系内最小行为体的个人实现了“仁”,体系才有了实现稳定的根本保障。其中,孔子把领导人的个人道义修养视为建立正义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他在《大学》中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就国内政治而言,孔子主张治理国家要做到“为国以礼”才能实现国内秩序的稳定。就华夏体系而言,孔子更是主张用“礼”来规范体系秩序。《论语·颜渊》中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可见,孔子把“礼”视为实现“天下归仁”的手段和必要途径,要实现华夏体系稳定的秩序就必须靠“礼”的约束。正如孔子在《礼记·经解》中所言:“礼之于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

   一言以蔽之,孔子的国际秩序思想即为“礼之用,和为贵”的国际秩序观。孔子把建立以“礼”为准则的国际秩序作为手段,其最终且最理想的国际秩序是实现“和”。“和”是“礼”的最高境界,《论语·学而》中有:“礼之用,和为贵。”《中庸》亦有“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二)“义以为上”的国际合作观

   对于国际行为体之间相互合作的价值取向,孔子言:“放于利而行,多怨。”[2](P.253)即认为仅根据利益行事会招致怨恨。孔子提倡“君子义以为上”,[2](P.1241)也就是说置道义价值于物质利益之上。当然,孔子并不一概否定物质利益,而是主张在符合“道”的基础之上,追求正当的“利”。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2](P.232)孔子在人际交往中的“义”、“利”取向,正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国家间道义思想的主要体现。

   在孔子看来,人与人、国与国关系在义利观上的最低标准应该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P.1106)最高标准则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P.428)在孔子生活的社会里,君主的道义就代表着国家的道义,孔子对君主个人在义利观上的道义要求,自然也是他在国家交往中对国家行为体所期望的道义要求。诚如汉斯·摩根索所言:“国际道义是个人主权者——即某个君主及其继承人——和相对较小的、有内聚力的、成分相同的贵族统治集团关注的事情。”[4]孔子还提出“仁者爱人”思想。这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适用于国际关系。[5]孔子强调,诸侯国间的交往应该彼此“宽恕”,要求别国遵守的制度规范,自己首先要遵守,这才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概言之,孔子“义以为上”的国际合作观就是指在国际合作中国际行为体要本着包容、仁爱的精神,在符合道义的基础上追求正当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三)“德不孤,必有邻”的国家形象观

   国家形象是指一国在国际社会中形成的其他国家对其总体概貌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国家形象虽然是外部世界对一国的价值判断,但其决定因素缘于国内因素。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2](P.279)即君主应该有道义,才不会感到孤单,也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和国与之为伍。可以认为,孔子“德不孤,必有邻”的国家形象观是指国家首先要对内实行德政,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与拥护,进而在国际上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这种以德服民而非以力服民的思想能够对国际社会形成一种号召力和吸引力,从而为国家赢得良好的声誉。也就是说,孔子把德看做是统治天下的必备条件,国家行为体只有具备了“德”,才能对其他行为体有吸引力和号召力,其他行为体才可能心悦诚服地认可并接受其政策主张和价值观念。

   怎样塑造一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呢?孔子认为,首先,必须注重软实力建设,尤其要以人民的信任置于重中之重。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2](P.837)其次,统治者要实行德政,运用巧实力,自然会使天下人心归服,从而受到他国的尊重,达到“近者说,远者来”,[2](P.920)“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P.61)的境界。

   应该看到,在春秋、战国诸侯分裂割据、战乱频繁的历史时期,诸侯国之间并未真正做到和谐交往,孔子的国家间道义思想也未真正起到规范诸侯国行为的作用。然而,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孔子国家间道义思想却在全球化进程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外交主动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精神动力,为我们构建和谐世界理念提供了思想源泉。2009年10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决议案,礼赞孔子、颂扬儒家文化。美国民主党德州联邦众议员格林称,孔子的儒家思想对全球许多国家的社会与政治思想带来深远的影响,包括中国、韩国、日本以及越南等。[6]

   三、孔子国家间道义思想对当代国际关系建构的作用

   孔子国家间道义思想在当时特定时代并没有在诸侯国之间引起较大反响。但是,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扩展与深化,孔子国家间道义思想却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建构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即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国际秩序,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与机制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国家间交往的公信力等。

   (一)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国际秩序

   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倡用“礼”来约束规范人们之间、诸侯国之间的交往行为,更多的是强调诸侯国之间交往应遵循的道义规范,最终实现安定和谐的华夏秩序。这种“和”的思想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则表现为各国在国际交往中要追求“求同存异”的理念。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由于行为体国家利益、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等的不同,彼此间必然会产生矛盾与纠纷,此时各行为体若能本着“礼”的理念行事,以“和”为价值取向,必将能使国际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稳定、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

   近代以来,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每一次体系的转型都伴随着世界范围的战争,体系内积聚的矛盾都是靠武力得以排解。战争不仅给人们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而且使人类遭受了无情的精神摧残。这是由于在民族国家组成的无政府体系中,国家奉行的自助原则往往会使其陷入安全困境之中,加之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长期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难免最终使国家之间的冲突演变成战争。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却实现了国际体系的第一次和平转换,使人类避免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体系的和平转换呢?这个问题远非此文所能论及,这里笔者仅从与本文主题有关的国家间道义的角度对此阐释。

   孔子生活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他所提倡的“礼”制精神与“和而不同”理念深刻揭示了在体系转型期如何实现建立和谐稳定的国际秩序之目标。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才能达到“天下归仁”的境界,要求国际社会各国要仁义友爱,要从自身的道义修养做起。当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却依然威胁着世界的和谐发展。民族国家体系为了避免战争行为的发生,构建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成为必要选择。而孔子的“礼”制主张,有利于建构正义的国际规范和机制。因为只有各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才能真正承认与包容不同国家之间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才能真正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对他国以“礼”相待;国际社会才能真正建立起和谐稳定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在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时期,孔子的国家间道义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在对外交往时始终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始终坚持平等互信、务实合作的原则。[7]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对孔子所提倡的“礼”制精神与“和而不同”理念的继承与发展。“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8]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不同,国家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和摩擦是正常的,国家间的交往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本着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双边关系,增进互信,排除障碍,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国家间关系。[9]

   (二)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与机制建设

   孔子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虽然与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格格不入,却与世界上多数国家要求开展多边合作的理念相一致。当前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粮食危机、贫富两极分化、恐怖主义泛滥等全球性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更不可能单靠一国的力量来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唯有各国际行为体之间以“义”作为取舍标准,承认多样性的合作,以包容精神平等相待、和平共处,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国家间道义精神运用到现实国际交往之中,才能实现多种力量和谐共存、平等协商,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例如,为了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创立了二十国集团(G20)合作机制来应对危机的扩展和蔓延,这种合作机制对防止危机的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对全球公共物品的需求急剧增加,从而加剧了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提出为解决全球化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此理论指出,全球公共物品是指超出了一国界限,其他国家的公民也可以共享的产品或服务,如全球公共卫生、全球安全、跨国界制度以及跨国界的基本设施的协调等。[10]全球公共物品理论与孔子所提倡的“义以为上”的国际合作观不谋而合,两者都要求国家间以民主平等、共同协商的方式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更加注重参与主体和受益对象的全面性,从而打破了传统国际公共物品依赖霸权国家提供并使受益对象仅局限于霸权国利益范围内的格局。

   在核不扩散问题方面,中国是国际合作与机制建设的积极践行者。中国是第一个正式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有核国家。200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中国合作建立了核保障与核安保联合培训中心,为亚太地区国家人员提供核安全方法和技术的培训。2010年,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核安保合作协议”,以加强在核安保法规标准、大型公众活动核安保、核安保能力建设和人员培训等领域的合作。在2012年的首尔核安全峰会上,胡锦涛指出:“中国严格履行国际义务,广泛开展核安全国际合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型公众活动核安全,积极对外提供核安全及核能安全援助。[11]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作为核能发展大国和负责任国家所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赢得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

   (三)有利于提高国家交往的公信力

   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交往的公信力,是衡量一国在国际社会的国际行为被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接受和信任的程度,也即国际公信力。国际公信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2](P.44-49)在信息化时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行为体的交往更加频繁,相互依赖程度更加紧密,因而国际公信力的作用则更加凸显。

   国际公信力是国家间道义思想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由一国国内的凝聚力和该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形象决定的。孔子的国家间道义思想对如何提高国家交往的公信力指明了方向。首先,就国内而言,一国的外交政策对本国民众的公信力直接关系到其外交政策的实施效果,甚至会影响到本国政府的政权稳定。在孔子看来为政的三个要素(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中,民信尤为重要。在信息化时代,民众对政府的决策影响越来越大,民众所具有的道义原则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随之也逐渐加强。其次,就国际社会而言,拥有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交往中能赢得他国的信任,有助于他国接受或认同本国的外交政策,从而有利于其国家利益的实现。自由制度主义大师罗伯特·基欧汉曾说:“如果一国承认国际关系准则的道义约束力,并公开承诺遵守这些原则,将对这个国家的声誉起到一种标识作用。”[13](P.152)国际公信力在国际关系中是一项重要的外交资源,拥有较高国际公信力的国家无论是外交声明还是外交行动都会赢得广泛的国际认同,提升国家的吸引力。最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近年来全球公民社会发展迅速,民间外交的作用显现。民间外交所具有的自发性、非官方性、灵活性等特点有利于消除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由于不同文化和价值信仰的差异而产生的交往隔阂,从而实现相互理解和包容。孔子主张:“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P.930)这种恭、宽、信、敏、惠的交往规范,有利于民间外交的顺利开展。

   孔子强调提高国家形象的国家间道义思想重在道义教化,重在提高人民、政治领导人的道义修养,这对于提高国家间交往的公信力至关重要。孔子主张作为国君,修身才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修身才能对内增强国家向心力、凝聚力,对外增强国家的号召力、影响力。孔子这种强调国家道义修养来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思想,对于当前国际政治仍有借鉴意义。不可否认,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里,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的践行时常会发生冲突,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对此的见解也不尽相同,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民族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无可厚非,但除了国家利益之外,人类还存在着全球共同利益。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才是和平与合作的基础。当今时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市场越来越小,国际政治中的道义作用更加凸显。没有道义依据的外交政策不仅在执行中会受到阻碍,而且更会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抵制和抗议。

   中国政府在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始终倡导各国应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始终坚决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项活动。近年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经济、安全、环境等多个领域的协商合作,并积极构建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项机制。为了促进经济全球化能够向着均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积极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援助。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时就郑重宣布,为了进一步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愿在南南合作框架内,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这是中国为促进解决发展问题、推动多哈发展议程而采取的重要实质性步骤,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扬。[14]正如2011年年初,纽约时报广场滚动播放与中国国家形象片所展示的那样,负责任的中国不仅在国际舞台上有了更多的自信,中国的参与也越来越为世界所需要。

   四、结语

   当今世界是一个社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不断,地区国家间联系日益紧密但彼此间竞争更为广泛和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因此,维护和平才是当今世界各国在国际关系中专注的第一要务。然而,某些国家凭借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及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运用各种暴力和非暴力手段挑起地区矛盾、制造地区间的紧张局势,由此从中谋取自身利益,其行为是不符合孔子倡导的国家间道义原则的。人类社会历史证明,世界上只要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世界就不得安宁。因为这种背离国家间道义的行为必然损害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发展。在今天多元文化并行共进的历程中,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的不同,各国际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出现摩擦、甚至发生冲突。然而,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直至根除仅靠一国的力量是行不通的,只有国家间包容、相互理解、同舟共济才能实现和谐发展、共赢的根本目标,这是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大方向。

   由此我们更能深刻地体会到,两千多年前中国先贤圣人孔子留给世人的是多么丰厚的文化遗产。他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向我们展示了在国际关系中每一个国家应该具有的道义责任感。他的国家间道义思想不仅对每一个以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为己任、力争以占据道义高地提升国家软实力、最终增强综合国力的主权国家有着历史的借鉴作用、而且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建构也具有规范及指导作用。

   注释:

   ①对国家间道义概念的界定,参见余丽、李涛著《中国国家间道义思想探本朔源——基于先秦诸子国家间道义思想的对比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第69-70页)。在本文中,笔者将国家间道义的评价对象确定为国际社会中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它是用来判断和评价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是否正义的标准或原则。它是从道德和伦理的视角对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进行评价的。它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国的国际行为是否是正义的以及怎样做才是正义的。国家间道义思想是人们对国家间道义的内涵及其评判标准总的认识与看法。“国家间”(inter-state)和“国际”(international)有细微的差别,笔者认为在此用“国家间”的概念更准确。

   ②“九五”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不仅明确提出了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建立,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行为体形成,而且制定了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史学界普遍认为,夏商周时期的诸侯国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已具有国家行为体的基本要素,可以认为是当代国家行为体的初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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