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兄弟会崛起:进步还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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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The Rise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Progress or Reverse?

内容摘要:中东:“娜拉出走以后”   “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遗留给世人的经久未衰的这个命题,如今放在剧变狂潮后的中东同样适用。任何一场革命,或者说更改甚至抛弃原有制度和秩序的变革,毫无疑问都是令人热血沸腾、意气昂扬的,给予人无穷希望,同时又使人发出焦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穆斯林兄弟会崛起:进步还是倒退.[J]或者报纸[N].世界知识,(8):14-24

正文内容

   中东:“娜拉出走以后”

   “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遗留给世人的经久未衰的这个命题,如今放在剧变狂潮后的中东同样适用。任何一场革命,或者说更改甚至抛弃原有制度和秩序的变革,毫无疑问都是令人热血沸腾、意气昂扬的,给予人无穷希望,同时又使人发出焦虑问号,但只有革命之后的安排抑或选择,才能够将持续了近两年的“阿拉伯之春”推向高潮。

   革命后的角逐和跌宕起伏的革命本身一样扣人心弦。5月23日至24日,埃及举行穆巴拉克下台以来的首次总统选举。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与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分获前两名,携手进入6月中旬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其中穆尔西获得了约570万的最多选票。

   6月17日,第二轮投票结束,但埃及最高总统选举委员会在一个星期以后才宣布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获胜。随后,穆尔西的支持者呼吁新总统在“革命圣地”——开罗解放广场举行就职仪式,而军方则竭力主张就职仪式在最高宪法法院进行,就在6月14日,这里做出了解散自由与正义党领导的人民议会的裁决,改由军方接管立法权。6月29日,穆尔西出现在解放广场,举行象征性宣誓,在支持者高涨的欢呼和口号声中宣称:“革命必须继续,直至实现所有目标。”6月30日,穆尔西前往最高宪法法院正式宣誓就职,承诺建设一个世俗、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7月8日,上任刚满一个星期,穆尔西发布总统令,宣布恢复人民议会的工作。7月9日,埃及最高宪法法院召开紧急会议,重申解散人民议会的判决,否决穆尔西的总统令。7月10日,人民议会听从总统指令召开会议,一些持自由派和世俗主张的议员拒绝到会。同一日,埃及最高宪法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穆尔西发布的重启人民议会工作的总统令。7月11日,穆尔西的临时发言人表示,穆尔西尊重最高宪法法院的判决……从这个紧锣密鼓的拉锯战过程看,革命之后的激烈争夺一点也不逊色于革命本身。

   穆兄会登堂入室,这个过程其实早已拉开序幕。过去一年多来,“阿拉伯之春”的惊涛骇浪席卷阿拉伯世界,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群体性陷入动荡,多个威权政权葬身群众抗议的浪潮。为世俗政权唱响的挽歌余音未散,一场“绿色浪潮”又向阿拉伯世界袭来,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通过选举,接二连三地在发生剧变的国家上台执政。

   2011年10月,在“阿拉伯之春”的策源地突尼斯,前身为突尼斯穆兄会的伊斯兰复兴党赢得制宪议会41%的席位,并上台执政。在民众抗议压力下被迫进行宪政改革的摩洛哥,2011年11月,具有穆兄会背景的伊斯兰党派一举击败执政党,拿下27%的议席,首次受命组阁。

   埃及穆兄会的异军突起则是这波政治伊斯兰崛起的高潮。今年1月,穆兄会牵头成立的自由与正义党在埃及人民议会(议会下院)选举中狂揽235席,成为下院第一大党。2月,自由与正义党在协商议会(议会上院)选举中乘胜追击,又斩获106席,占全部席位的59%。如果加上萨拉菲派光明党等其他15个正式注册的伊斯兰政党获得的议席,整个伊斯兰阵营共获得72%的席位,一跃成为埃及政坛的领导力量。不仅如此,穆兄会还控制了负责制定埃及新宪法的制宪议会,竭力推动埃及政体向对其有利的议会制转型。在总统选举前夕,穆兄会违背先前做出的不推出总统候选人的诺言,先后推举副总训导师沙特尔和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参选总统。

   穆兄会的崛起,称得上石破天惊。有人为它的胜利欢庆并深受鼓舞,有人则称埃及由“西装”改穿“长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还有人更是惶恐于或将席卷中东的“绿色浪潮”。穆兄会一向被视为一支反民主、反西方的势力,阿拉伯国家的自由民主派和西方国家一度深感忧虑。西方一些媒体惊呼,阿拉伯世界将在“阿拉伯之春”中“绿化”,“伊斯兰劫持民主”这一令西方胆寒的阿拉伯民主化的暗淡前景,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其实,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进程从来都有其难以言状的、不可复制的独特之处。每一个选择看似偶然,殊不知恰恰就是必然。

   穆兄会:埃及的选择

   诞生于小城的伊斯兰主义力量

   开罗东北部城市伊斯梅里亚,曾经是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总部所在地,大批英国士兵驻守在此,当地的本土宗教和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这令一名当地的教师万分愤懑,他曾气愤地写到:“伊斯梅里亚的路牌上,竟然清真寺这个词都是用法语写的!”1928年,这名自幼接受伊斯兰教育的教师在这座城市里创立了穆斯林兄弟会,他就是哈桑·班纳,致力于反抗英国对埃及的占领、推翻国王建立哈里发国家。穆兄会最初的成员只有六人,全部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工人。

   实际上,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早启动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国家。1798年拿破仑的入侵,使法国大革命倡导的民权等种种欧洲思想观念进入埃及。在这之后,奥斯曼帝国派来的总督穆罕穆德·阿里在埃及推行改革,把埃及引向了现代发展之路。早在19世纪80年代,埃及就有了议会选举,实行了君主立宪,在英国统治期间,埃及的现代政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但是,在穆兄会诞生前后的这个历史阶段里,自由与宪政体制开始失去它们原先在中东地区引人瞩目的光芒。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做得并不理想。自由与宪政体制的拥护者只限于一小撮西化精英,比如一度大名鼎鼎的华夫脱党,但在整个社会上并不具有真正的支持基础。不管在内涵还是外观上,宪政体制都是外来的,因此在每个方面它都使不上劲——既无法唤起人们对于辉煌过去的记忆,也无法回应人们对于现代的需要,又不能照亮人们对于未来的希望。最糟糕的是,这些思想在大多数阿拉伯人的脑海中,和当时人们所痛恨的殖民势力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在这个时代,整个阿拉伯世界蔓延的是重提伊斯兰价值以抗击西方软硬实力的入侵。

   很多人认为穆兄会是最早的伊斯兰政治团体,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巴勒斯坦北部地区就出现了伊扎丁·卡塞姆领导的同类组织,以穆斯林青年联合会的名义动员底层穆斯林同犹太人和英国人暴力对抗。卡塞姆毕业于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名气虽然不及哈桑·班纳,但他确实是伊斯兰复兴运动最早的实践者。穆兄会初始的目标是以埃及为中心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遵循伊斯兰价值,以伊斯兰价值抵抗西方基督教势力的入侵。而穆斯林青年联合会的任务是把巴勒斯坦地区从英国的委任统治和犹太人的入侵下解放出来,即在阿拉伯地区推翻外来势力、进而建立自己政教统一的统治者。当时,由于回归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量购买土地,兴办现代工业,导致一些阿拉伯雇农和手工业者失业,这些人对犹太人充满仇恨,恰恰是卡塞姆吸引的主要人群。不过,英国人很快就镇压了穆斯林青年联合会,卡塞姆也于1935年死于英国人的围捕。卡塞姆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因此不为外界所熟知,但是他的故事和精神一直铭记在巴勒斯坦人心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军事组织被译为“卡桑旅”,哈马斯造的土导弹被译为“卡桑”导弹,其实就是从卡塞姆这个名字来的。换句话说,在卡塞姆遇难60多年后,哈马斯扛起了卡塞姆的旗帜。

   但不管怎样,穆兄会显然是中东主要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一些著作认为,穆兄会不同意传统的对现代化的保守观念,它对现代化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而是重新加以解释,以使它能够适合某种伊斯兰的模式。“官方伊斯兰”的领导人远离现实,复兴主义伊斯兰则是克服社会与经济的不公正的一种手段,而这种不公正是国家的世俗控制者所强加的。哈桑·班纳本人如同许多伊斯兰主义运动领导人一样,并不是乌里玛(得到承认的、有权威性的穆斯林法学家和神学家),而是一位薪金微薄的教师,他的支持者大都有类似的中低阶层背景,而且往往是移入城市不久的移民,正是这些人刺激了开罗这些大城市的迅速增长。

   在夹缝中生存的莽撞公牛

   在道路选择上,穆兄会一开始就展现了与众不同的姿态。当时在埃及政坛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华夫脱党,走的是积极参加埃及君主立宪进程的路子,并曾在选举中获胜组阁,领导人多次出任首相。而哈桑·班纳与信徒们则利用清真寺、咖啡馆、俱乐部、私人家庭聚会及郊外旅行等方式和场合宣传他们的信条和主张,以伊斯兰价值观动员底层民众,以期颠覆整个体制。穆兄会自然会引起国王的警觉。不过,由于当时有华夫脱党、沙第党和英国因素的存在,穆兄会与王室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国王要压制穆兄会,另一方面当穆兄会有利用价值时,国王又极力利用和拉拢。哈桑·班纳就曾宣布效忠国王,一度得到国王礼遇,顺利发给执照,使穆兄会得以出版报纸。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国王和穆兄会携手对抗以色列。不过,战争接近尾声之际,穆兄会因卷入对首相的暗杀而遭到解散,哈桑·班纳也于1949年被王室暗杀。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及政府对加沙实行军事统治,在压制穆兄会的问题上又与犹太人不谋而合,因为这时候穆兄会还在加沙地带活动,而且比埃及政府更加积极地反对犹太人。以色列当时在加沙的一些军事行动实际上不是针对埃及军队,而是穆兄会的游击队。

   哈桑·班纳的死并没有成为穆兄会发展壮大的障碍。到20世纪40年代末,穆兄会在埃及已拥有200万名会员,其理念也逐渐传播到整个阿拉伯世界。比如,早在1945年,穆兄会在约旦的分支就成立了。而穆兄会在1948年战争中的活动范围,即从加沙到阿什克隆一带,也就是现在哈马斯的活动区域,阿拉法特当时也在开罗专门为穆兄会走私军火。与此同时,穆兄会被国王解散,也导致许多“兄弟”移居国外,这些人把他们的主张传播到了接邻的阿拉伯国家。

   当法鲁克王室成为民怨的靶心时,纳赛尔和萨达特这些密谋推翻国王的军官们与穆兄会不谋而合,相互合作。比如,穆兄会曾借用自身广大的社会基础庇护这些反对国王的人,萨达特也曾经听过哈桑·班纳的演讲,对他非常折服。在萨达特因反国王的秘密活动被捕时,穆兄会每个月都给他家送十个埃镑。但是,随着共同的敌人被推翻,随之建立起来的军人政权,也就是由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相继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政权,与穆兄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分歧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了。双方转瞬变成敌对关系,或者更确切一点,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理解为对权威的争夺。

   在埃及共和国初期,1954年,两位革命功臣纳赛尔和纳吉布彼此争夺权力,穆兄会站在了纳吉布一边,与纳赛尔为敌,甚至在公众集会场合企图刺杀纳赛尔,招致纳赛尔的严酷镇压。1964年,为了对付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共产党势力,纳赛尔又打算与穆兄会联合,并释放了1954年入狱的穆兄会成员。但是,1966年穆兄会据说是在得到沙特阿拉伯的财政支持后,试图第二次暗杀纳赛尔,纳赛尔被彻底激怒,三位穆兄会要犯被绞死,其中包括并未参与刺杀行动的理论家赛义德·库土布,另有18000名穆兄会成员被捕,严刑拷打致使许多人丧命。穆兄会的实力大为削弱,不断边缘化。

   但中东向来不缺乏意外。几乎就在同时(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败于以色列,凸显了阿拉伯世界的分歧,阿拉伯民族主义声誉扫地。就在这个当口,阿拉伯人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犹太人,得出了一个结论:以色列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取胜,是因为以色列人历经几千年还在坚持犹太教,从来没有放弃,也没有被同化。阿拉伯人开始反思,为何不在自己传统的伊斯兰教中寻找出路呢?于是,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世界掀起了新一轮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而此时继任埃及总统的萨达特,显然想让他的政权形象具有更多的伊斯兰色彩,于是,他容许穆兄会以温和改革立场传播教义、出版杂志、建立社会组织、财政机构等,释放关押的穆兄会成员,允许大量被流放到沙特阿拉伯的穆兄会成员回国,甚至容忍穆兄会对他的一些政策持反对意见。但是兄弟会在法律上依然是不合法的,不允许其成立政党。

   可以说,自其诞生之日起,穆兄会就像一头莽撞的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在现代社会里乱闯,毁坏一切,自然遭到历届政权的镇压。但鉴于埃及的伊斯兰社会传统和穆兄会与底层群众的广泛联系,历届埃及政权又不得不软硬兼施,镇压之后往往是宽容安抚,而极端宗教组织利用政府的宽容发展壮大,又引起政府对所有反对派的过度镇压,进一步激化矛盾、恶化局势,就如同一个恶性循环一般。而镇压和失败又促使穆兄会不断与时俱进,调整政策,主流势力不断温和务实化,激进势力则不断分离出来,成立新组织,坚持走老路。

   1954年遭到纳赛尔的第一次镇压后,理论家赛义德·库土布曾总结经验,提出要否定人的统治性及人制定的一切法律制度,真正信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把整个现代社会看作是等待着伊斯兰教救赎的蒙昧社会,主张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虽然赛义德·库土布在1966年被纳赛尔绞死,但是在他的思想基础上,出现了一个名叫“赎罪与迁徙”的组织。1977年,“赎罪与迁徙”组织大闹开罗商业区,要求清除西方的影响,烧毁一切有西方色彩的大商店、电影院等。闹事者遭到政府逮捕后,“赎罪与迁徙”组织绑架并杀害了埃及的宗教事务部长,萨达特当即报以更严厉的镇压。但是,“赎罪与迁徙”组织并没有停止活动,并最终在1981年策划了对萨达特的暗杀。

   就在“赎罪与迁徙”组织暗流涌动的同时,萨达特也完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举世瞩目的举动——访问以色列,开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谈判的和平进程,签订埃以和平条约。而就在几年前(1973年)的斋月,正是在萨达特的秘密筹备和号召下,埃及军队口诵《古兰经》,越过苏伊士运河,与以色列再次兵戎相见。对于国家来说,与以色列和解无疑是计算利益得失后的合理行为。因为埃及在与以色列的对峙中损失巨大,同时承受着丧失国土的痛楚;而与以色列的和平,可以使埃及专注于国内的发展,获得美国的大量援助,并收回西奈半岛。然而,对于许多阿拉伯人来说,萨达特背叛了伊斯兰的神圣事业。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阿盟总部也迁出了开罗。当萨达特倒在极端分子的枪口下时,民众保持了沉默,与纳赛尔去世时举国哀悼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

   此穆兄会已非彼穆兄会

   继任总统的穆巴拉克成功地利用萨达特遇害事件对伊斯兰极端派别实施了法律严惩,同时“分而治之”,对穆兄会的温和派采取怀柔攻势,释放了萨达特被暗杀前数月大规模拘捕的穆兄会成员,允许穆兄会以独立候选人身份或与其他政党结盟参加议会选举。与此同时,鲁莽和镇压也使穆兄会越来越清醒,穆兄会主流力量随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彻底放弃暴力革命,积极融入埃及的宪政建设。穆兄会愿意在宪法框架内参与议会政治,等于间接承认了政权的合法性,也间接地承认了世俗政权的合法性。这是穆兄会政治姿态的一次根本性的转变。

   1984年,通过与新华夫脱党结盟,穆兄会成员得以以新华夫脱党候选人的身份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竟然获得七个议席,尝到了甜头的穆兄会从此在议会选举中越来越起劲儿。1987年,兄弟会转而与社会主义者工党和自由者党结成伊斯兰联盟,参加人民议会的选举。这是当代埃及最活跃、竞争最激烈的选举之一。可以说,穆兄会已经被宪政的诱惑所“收买”,利用自身实力在宪政体制内获得最大的影响和赢得最大的权利份额,成为其新的奋斗目标。相应地,穆兄会的与时俱进也吸引了更高层次的社会精英,穆尔西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2000年,穆兄会有17名成员进入人民议会,其中就包括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穆尔西。

   在此,我们应该粗略了解一下穆兄会在埃及社会的影响力。最根本的一点,穆兄会与清真寺有很密切的联系,拥有雄厚的资产。根据伊斯兰传统,富人都要履行“天课”义务,奉献一年流动资产自32.5%、而不只是年收入的2.5%给穷人、患病者和遭遇困难的人,这些钱很大一部分掌握在穆兄会手里。哈马斯为什么能在巴勒斯坦选举中获胜?一个原因就是阿拉法特在海湾战争中站错了队,支持萨达姆,在沙特阿拉伯打工的巴勒斯坦人被全部驱逐,法塔赫失去了以往向这些人征收的3%“解放税”,而富人的钱又都捐给了清真寺,清真寺又转给了哈马斯,哈马斯又转给了穷人。

   单单就经济实力而言,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努力,穆兄会在埃及建立了包括银行、投资公司、学校、医院、法律服务中心、工厂、商店、农场、旅馆、大众媒体等在内的广泛的网络,控制了许多“专业性辛迪加协会(医生、工程师、律师、新闻记者、科学家)”,并且许多富裕商人都成了穆兄会的领导成员,他们与国内外的商界,特别是海湾地区的石油巨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穆兄会建立了完善的慈善救济系统。一个普通埃及人的一生可能都与穆兄会相关,获得穆兄会提供的各种廉价甚至免费的服务。比如,你可以从穆兄会获得衣物和食品以维持生计,可以参加穆兄会组织的教育课程,可以享受穆兄会提供的就业培训,可以通过穆兄会的医疗机构治疗疾病,甚至在你结婚时,穆兄会还提供宴会、婚礼主持服务,如果你是女性,还能享用穆兄会提供的女性专属交通工具……所有这一切,不要求你成为穆兄会成员,只要是一个穆斯林就足矣。

   对此,穆巴拉克非常清楚,如果允许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对他的政权意味着什么。同时,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事情也令他心忧。1991年,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尽管最后遭到军方干涉而被取缔,但无疑更加确定了穆巴拉克的决心,那就是“不会重复(阿尔及利亚的)错误给予伊斯兰主义者官方参与政治或参加到民主选举的权利”。9.11事件爆发后,西方批评埃及镇压反对党派的调门有所下降,穆巴拉克逐渐加强了对穆兄会的压制,不少穆兄会成员被拘押。据说,穆兄会训导委员会委员每两三个月就会遭到当局的逮捕,监禁,然后释放,循环往复。

   2005年,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埃及宣布废除总统选举“惟一候选人”的选举制度,允许多党、多名候选人以直接、匿名的选举方式产生总统。这可能只是对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回应。当年,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埃及时,第一要求埃及开放党禁,第二要求穆巴拉克释放反对派人士艾曼·努尔。不过这一消息还是震惊了世界。但是,穆巴拉克仍旧坚持穆兄会属于非法,没有给予其建立政党的权利。尽管穆兄会成员在当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0%的席位,但是由于穆巴拉克对总统候选人资格的严格规定,穆兄会与其他反对党都无缘2011年的总统大选。同时,出于对穆兄会声望日升的恐惧,穆巴拉克突然取消了定于2006年春天的地方选举。当然,谁也没有料到六年后的形势会发生如此巨大和迅速的转变。

   80年前,哈桑·班纳追求的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80年后,当埃及爆发全民性的抗议示威浪潮时,穆兄会选择的是跟进性参与,表现得非常低调,甚至抹去了使用多年的口号“伊斯兰是解决办法”,还一度表示不谋求控制议会、不推出总统候选人;穆兄会第一次问鼎总统宝座后,穆尔西宣布要建设的则是一个世俗、民主、法治国家。试问,我们还能把现在的穆兄会与最早的穆兄会看成同一个组织吗?与80年前相比,穆兄会参与政治进程、社会生活的姿态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排斥宪政体制,而是利用并包容它。换句话说,原来的穆兄会实际上已经消亡,外界对穆兄会的固定看法也应该改变。当然,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穆兄会与社会底层的密切联系。

   走出埃及:“静悄悄的革命”

   正如前已提到,更关键的是,到20世纪中期,穆兄会的影响已经走出埃及。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被后来的政治伊斯兰组织接受和效仿,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均与埃及穆兄会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或受其思想影响。

   穆兄会是以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反以斗争为开端走出埃及的,并借此扩大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1949年哈桑·班纳遇刺前,穆兄会的分支已遍布阿拉伯东部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和外约旦的分支已初具规模。其后,穆兄会的思想又传播至苏丹、利比亚、突尼斯等北非国家,一批伊斯兰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鼓舞下,各国穆兄会纷纷开始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谋求上台执政。在苏丹,穆兄会曾联手军人发动政变并问鼎政权;在约旦,穆兄会具有合法身份,并成立了政党——伊斯兰行动阵线,拥有议会最多席位;在巴林,穆兄会支持的政党伊斯兰协会激烈反对西方音乐、电影和一切“不正当娱乐”;在伊拉克,穆兄会支持的伊斯兰党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后成为合法团体,坚决反对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在沙特,穆兄会是合法组织,尽管它被沙特当局指责为“中东一切祸乱之源”。此外,穆兄会在阿尔及利亚、苏丹和利比亚,甚至以色列以及欧美许多国家都有分支。有西方媒体称,穆兄会目前在世界上有超过70个分支机构。尽管源自埃及的穆兄会组织并不存在全球性机构,各分支差异很大,有的温和,有的激烈,有些还互相冲突,但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将它们连接起来。它们作为世俗威权主义的对立面,组成一个政治伊斯兰阵营,掀起了席卷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复兴浪潮。

   不过,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穆兄会作为最具实力的政治反对派,不仅组党努力屡受挫折,部分国家的穆兄会还遭受残酷镇压,其中叙利亚穆兄会的遭遇最为惨烈。由于教派分歧,叙利亚穆兄会多次鼓动逊尼派穆斯林挑战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1982年,在叙利亚穆兄会领导下,逊尼派穆斯林在哈马市发动反政府抗议,老阿萨德总统出动大军血洗哈马市,致使两万余人遇难,叙利亚穆兄会组织由此被打散,主要领导人被迫出走沙特。哈马事件使穆兄会与阿萨德政权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也使其蒙上浓厚的悲情色彩。

   在政治剧变后上台执政的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前身也是穆兄会在突尼斯的分支。在世俗化较彻底的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试图调和穆兄会思想遗产和现代政治的关系,吸纳了许多现代性因素,其意识形态向自由主义靠拢,并坚持和平斗争路线。然而,该党还是没有逃过被世俗政权镇压的宿命。1987年被本·阿里政权取缔后,加努西等主要领导人流亡海外。前身为穆兄会加沙分支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也命途多舛。与其他国家的穆兄会不同,哈马斯的使命首先是反抗以色列占领。该组织从未放弃武装抵抗,因而被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胜,并受命组阁。但好景不长,由于巴勒斯坦内部两派冲突和西方国家的制裁,哈马斯被迫偏居加沙。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并由此而来的革命输出、沙特宗教反对派占领圣城麦加的大清真寺、萨达特死于极端分子之手……这些事件引发全球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慌的同时,也使人们忽视了另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主流的、非暴力的伊斯兰政治和社会运动,寻求通过选票而不是枪炮来获得权力,并推进改革。放眼中东,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国家的穆兄会都在学习埃及穆兄会,都在与时俱进地改变,利用宪政体制参与政治,突尼斯、摩洛哥、约旦莫不如此。

   只有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除外。坚持暴力对抗以色列的哈马斯,与上世纪20年代的卡塞姆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过去80余年,埃及穆兄会的敌人,从国王、英国人、犹太人一直到军人政权,不停在变换,斗争方式也在随着形势改变。而哈马斯的原始敌人一直都在,那就是犹太人。当阿拉法特与萨达特一样跟犹太人讲和后,哈马斯就一面反犹太人,一面跟阿拉法特叫板。而犹太人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当阿拉法特和哈马斯都冲着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跳了出来,从加沙地区撤出。就在沙龙撤出加沙的第二年,巴勒斯坦发生了内战,哈马斯占领加沙,形成了今天的内斗分裂局面,而犹太人则甩掉了加沙这个大包袱。2007年加沙战争的时候也一样,以色列打完了便撤,留出巴勒斯坦内斗空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获胜和对加沙的控制,全世界除了伊朗没有国家承认,哈马斯也因接受伊朗的援助而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不受待见。

   现如今,哈马斯已不得不转型,走埃及穆兄会的路,同时必须改变无视阿拉伯-波斯关系铁律而投靠伊朗的对外政策。现在的哈马斯其实并不十分极端,对内部的管束是比较严格,但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恐怖,人体炸弹之类的手段已经鲜见了,同以色列实际上已经开始对话了,并开始同伊朗和叙利亚保持距离,避免在“阿拉伯之春”中当“阿奸”。

   穆尔西:穆兄会的选择

   保命的最佳方式是“分享蛋糕”

   穆兄会或许是埃及民众的第一选择,但穆尔西肯定不是穆兄会的第一选择。

   6月29日,穆尔西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来到开罗解放广场,穿着西服,没有打领带,在激情而又流畅的演说中,他一度解开黑色的外套,让现场听众看他没有穿防弹衣,他说:“有你们和真主,我很放心。除了真主我谁也不怕。”一切都如此具有煽动性,就像一个老到的政治家。

   但真实的情况是,穆尔西虽然在2000年就已经竞选成为议员,有十余年的从政经验,但是与前总理沙菲克这样的竞争对手相比,穆尔西从事的大都是幕后工作,曝光率很低。而且,穆尔西在公开场合沉默寡言,对成为焦点感到不自在,很难说是一个充满领袖魅力的总统候选人。事实上,穆兄会最倾心的人选是二把手沙特尔,他能言善辩,主导着穆兄会的重要事务。但是沙特尔曾在穆巴拉克时期被判洗钱罪入狱,有刑事案在身,被取消了候选人资格。还有一个参选的穆兄会成员阿布福图,则非常的温和,和华夫脱党已没有太大差别,决定参选总统后退出了穆兄会,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也没有进入第二轮。只有穆兄会临时推举以取代沙特尔的穆尔西进入了第二轮选举,与沙菲克对决。可以说,穆尔西之所以能够当选,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穆尔西的特点是比较强硬和保守,在穆兄会中属于价值观念比较清晰的。当然,穆尔西在解放广场上的演说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具有快速学习能力的政治家。

   穆尔西学理工出身,是一位材料学家,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五名子女中有两名出生在美国,拥有美国国籍,1985年穆尔西回到埃及当教授。穆尔西的妻子纳格拉是虔诚的穆斯林,没上过大学,经常佩戴面罩,与“洋派”的前第一夫人苏姗·穆巴拉克截然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穆尔西加入穆兄会,很快成为穆兄会训导委员会成员。像穆尔西这样恪守伊斯兰信仰而又赞赏西方宪政体制的知识分子,需要穆兄会这个舞台,穆兄会也需要穆尔西这样的标志性人物。“海归派”的穆尔西加入“土鳖派”的穆兄会,或者反过来说,草根的穆兄会接纳“洋派”精英穆尔西,不但意味着穆兄会实质性的变化,还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6月17日结束,穆尔西随即宣布自己获得52%的选票,但是一直到6月24日,埃及最高总统选举委员会才公布这一结果。这一个星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是一个谜。这里有两个可能:一是军方可能找个茬儿宣布选举无效;另一个就是以坦塔维为代表的军方和穆兄会激烈交涉——穆尔西可以当选总统,但是别想要军权;如果穆兄会不适可而止,军方就发动政变,再次在埃及实行军人统治。军方在第二轮投票前夕解散穆兄会领导的人民议会,很可能就是在暗示穆兄会。在今年年初的人民议会选举中,以自由与正义党名义和独立候选人名义参选的穆兄会成员夺得了235个议席,萨拉菲派的光明党总共赢得了121席,加起来就是356席,占总竞选席位的71.49%,大大超过了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形成了能在议会表决等活动中占压倒性优势的伊斯兰党团,其威力足以弹劾总统,足以通过立法手段威胁军方对埃及政治的控制。军方解散议会的理由就是,明明是穆兄会成员,为何还要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剥夺了其他真正的独立候选人的机会。

   在这种时刻,穆尔西和穆兄会必须见好就收,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东西。况且,埃及革命的发起者是“四六青年运动”,还有受西方赞助的NGO,跟穆兄会半点关系都没有。对于革命果实,穆兄会在某种程度上是“趁火打劫”,后来它又打破了自己不谋求控制议会、不推出总统候选人的承诺。因此,当穆兄会“意外地”获得最大份额的蛋糕的时候,保命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切出一部分蛋糕与他人分享,而不是独吞。这恰恰也是阿拉伯沙漠部落政治的传统。

   照现在的局势判断,未来埃及的政治应该是军方、议会和总统三足鼎立。所以穆尔西和穆兄会今后必须有充足的智慧,必须学会妥协、接受事实。

   材料学家或许比政治家更精到

   而且,穆兄会应该也明白,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穆尔西和沙菲克的选票加在一起也没有过半,也就意味着有一半参加投票的选民对这两人都不认账,很多人是带着冒险、观望的心态参加第二轮投票的,并最终“两害取其轻”投给了沙菲克或穆尔西。穆尔西第二轮的得票率是52%左右,这就表明穆尔西真正的得票率是四分之一,与穆兄会在议会的比例恰恰相反。因此,穆尔西的政府必须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在国内张开双臂团结基督徒等群体,在国际社会上遵守埃及和别国已有的条约,以一个全体埃及人的总统的姿态做一个总统该做的事儿,而不是做一个穆兄会训导委员会委员该做的事儿。更何况,穆尔西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虽然是由穆兄会牵头成立的,但是并不能与穆兄会等同起来。自由与正义党在纲领中并没有突出自己是一个伊斯兰政党,而是称自身为一个全民的政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最早的一批党员中居然有上百位科普特人(信奉基督教的埃及人),同时还有上千位妇女。据说,穆尔西可能会任命一位科普特人和一名女性为副总统。

   在具有如此包容性的政府下,如果能把经济搞好,让伸手向穆兄会要救济的人减少,穆尔西就是成功的。反之,如果穆尔西在与犹太人、基督徒、美国人妥协的同时,未能发展好经济,那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又要泛滥了。埃及经济是一种依赖外部支援和投资的畸形的消费性经济,苏伊士运河税收、旅游业、石油开采和劳务输出是埃及的四大支柱产业,如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考验着埃及的穆兄会新政权。

   如此一来,穆尔西面临的挑战恰恰不是沙菲克,不是大选中的另外两位对手——前阿盟秘书长穆萨和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而是穆兄会强硬分子。在这方面,穆尔西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与穆兄会交涉,什么事情是穆兄会可以做的,什么事情又是不可以做的。如果成功的话,穆兄会甚至可能因此而进一步改变颜色。材料学讲究的是配方和温度,指标非常严格,差一丝一毫都是不行的,作为一名材料学家,穆尔西若能将这些知识和智慧运用到政治中,可能会比其他政治家做得更加精到。穆尔西曾公开承诺,在成为总统后将退出穆兄会和自由与正义党。穆尔西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脱离自由与正义党,这样在面对议会时就能一身轻,但维持其穆兄会的本色,这样他有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领袖,就像当年提倡泛阿拉伯主义的纳赛尔一样。

   整体而言,现在我们有理由对埃及的政治发展适度地乐观。因为埃及军人变得理性了,祝贺穆尔西当选;穆尔西也变得理性了,懂得适可而止,宣布被解散的人民议会复会,多半是做给穆兄会强硬派看的;美国、以色列等国家也都祝贺穆尔西当选。这种态势不能不令人欢欣鼓舞。美国为什么对这个结果认账呢?奥巴马政府对埃及的变化应该是心花怒放的:第一,美国跟埃及的军事同盟关系可以保证;第二,埃及跟以色列的和平不会被破坏;第三,埃及名义上是穆兄会执政,但实际上是一个全民政党、新的政治家在执政。7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埃及,与穆尔西会面,并为新政府带去了免除埃及10亿美元的债务、向埃及提供2.5亿美元的贸易信贷担保、建立6000万美元的投资基金的承诺。

   未来,埃及政治的发展会充分展现一个伊斯兰社会实现民主宪政的特点,充分展现东方政治的智慧。在人口、文化等各个方面,埃及都是中东的老大,也应该是老大,带动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向前走。

   两种轨道:阿拉伯的选择

   纵观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历程,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双轨现象:一个是从假共和到真共和的迈进,一个是从绝对君主到君主立宪、再到象征性君主的演变。这两种道路都可能成功,但前者走得肯定比较艰辛。在阿拉伯地区,存在一个永远难以协调的权威问题。推翻君主、建立共和,意味着一切重头来,肯定会遭遇伊斯兰宗教势力的挑战,最后在宗教势力和军人的博弈中走向体制权威,比如埃及和土耳其。在这类国家中,军人的世俗权威和伊斯兰的宗教权威相互对立,而在君主制国家,最高宗教领袖、最高世俗领袖往往就是国王一个人,是君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嫁接,比如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

   目前的阿拉伯世界大体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各阿拉伯行省。当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轰然解体后,它的阿拉伯诸省份被当时主导西方世界的英法分割,叙利亚和南部小亚细亚划入了法国的势力范围,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则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区。法国和英国根据自身的模式,分别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议会制共和国与君主政体。在中东当时新独立的国家中,只有少数是具有延续性的历史实体,并拥有长期独立的经验,比如埃及和摩洛哥,沙特虽然是经由征服不同部落和地区而成的新国家,但具有皆为阿拉伯人、大都是逊尼派穆斯林的同质性。而更多的国家则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间挣扎,教派复杂,长期陷于内斗和冲突。在阿拉伯君主国家,同时还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王室的合法性问题,王室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否持久维持。于是,有些阿拉伯君主得以维系,而有些则被无情地推翻。我们可以挨个数一数阿拉伯国家君主的命运。

   埃及被推翻的法鲁克王室属于穆罕默德·阿里建立的王朝,而穆罕默德·阿里出身于阿尔巴尼亚,是19世纪上半期奥斯曼帝国派到埃及同法国人打仗的总督,外来的君主谈何合法性和权威?这个王朝最终在1952年被推翻。利比亚的伊德里斯国王本来就不是个君主,他原本是在此存在了几百年的宗教团体赛努西教团的世袭领袖,二战后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建立一个利比亚联合王国,于是把他推上了王位,他对当国王本来就没多大兴趣,1969年卡扎菲领着一群小伙子轻而易举就把他推翻了。也门原来是阿拉伯第一个摆脱殖民统治宣告独立的国家,但是它的部落政治非常厉害,内部纷争不断,王室的控制能力差,更经不住纳赛尔出兵干涉,最终覆灭了。

   还有伊拉克。这是奥斯曼帝国的东部三省拼凑的一个国家,北部是库尔德人,中部是逊尼派,南部是什叶派,根本就不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样靠部落征服自然形成的国家。为了统治这个新国家,英国人把被法国人赶走的叙利亚国王费萨尔弄过来当国王,这个外来的王室规模很小,几辆马车就把整个王室拉到了巴格达。1958年伊拉克爆发革命,卡塞姆领导的起义军血腥地将这个小王室斩尽杀绝,连幼儿都没有放过。血腥的革命就要付出血腥的代价,卡塞姆本人没过几年就被乱枪处决,而曾经刺杀卡塞姆的萨达姆最后也被推翻并被吊死。由此可见,凡是以暴力革命打断原有社会发展进程、试图建立崭新秩序的国家,一定要经过更多的曲折、付出更大的代价和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成功。

   反观站住脚跟的君主制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天下都是君主自己打下来的,自然有其合法性。比如摩洛哥,阿拉伯人自7世纪起就在这里站住了脚,王室是随着阿拉伯人征服北非打进来的一支力量,现在的阿拉维王朝已经延续了350年,正在不断地向欧洲式君主立宪模式发展。在摩洛哥,国王只掌握军权,国王以前有权解散议会,现在是总理有权解散议会。摩洛哥所有的政党、包括换了名称的穆兄会和共产党,都支持国王,都认为自己的体制是阿拉伯世界中最好的。

   阿拉伯世界未来的发展,主要看埃及、摩洛哥和沙特这三个国家,看它们如何协调宗教权威、君主权威和体制权威的关系。未来比较合理的状态还是政教分离,宗教绝对权威和君主绝对权威逐渐转变为体制的权威。在阿拉伯世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教分离的共和制和政教嫁接的君主立宪制两条轨道,现在很难说哪一条轨道好,只能说君主立宪的代价小一些,像英国的君主立宪道路付出的代价就比经历了一次次革命的法国的代价小,“阿拉伯之春”对中东八个君主制国家的冲击也小很多。

   有学者在谈到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时说,无论在哪里,革命胜利后都迎来了伊斯兰教的复兴。当前也是一样,穆兄会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崛起,肯定会使中东地区的政治伊斯兰深受鼓舞,伊斯兰党派很有可能在更多阿拉伯国家走上政治舞台。尽管很多人还在争论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更在疑惑中东将何去何处,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与政治生活难解难分地缠绕在一起。约翰·埃斯波西托在《谁代表伊斯兰讲话?》中这样写道:根据调查数据,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大部分人认为宗教是他们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绝大多数人希望沙里亚至少是“立法的一个渊源”。在约旦、埃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国,大多数人甚至希望沙里亚成为立法的“惟一渊源”。注意,在全球10亿之巨的穆斯林中,只有20%左右生活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最大的穆斯林群体不是在沙特、埃及或伊朗,而是在印尼、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在欧洲、美国和加拿大也有数百万的穆斯林。在这些地方,伊斯兰主义有自己的版本。

   可以说,“阿拉伯之春”为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穆兄会借政治剧变,利用民主机制群体性崛起,是此次阿拉伯世界剧变的标志性特征。穆兄会在后威权时代的强势崛起,反映了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以及政治文化的内在机理,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必然结果。

   长达数十年的成权统治,使阿拉伯国家政治结构严重畸形,呈现世俗威权政权与政治伊斯兰的二元结构,具有显著的极化特征,二者之间缺乏自由民主力量、公民社会等具有现代性的“中间力量”。世俗政治力量的弱小,成就了穆兄会的崛起。埃及、突尼斯等国的自由民主派和公民社会羸弱,不仅不是穆兄会的对手,甚至无力与萨拉菲派抗衡。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的宗教性,也使穆兄会可以凭借其源于宗教的合法性,开展政治动员。此外,穆兄会作为政治反对派,长期遭受威权政权的残酷打压,为其蒙上了殉道者的悲情色彩,博得民众的广泛同情。穆兄会效仿左翼政党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结构,从中央到基层分为四级,设有职能相当于中央委员会的协商会议、相当于政治局的训导委员会以及相当于党首的总训导师。严密的组织结构使其能够有效地进行政治动员。

   可以预见的是,政治伊斯兰在阿拉伯世界的崛起之势还将延续。利比亚穆兄会、伊斯兰变革运动等政治伊斯兰势力在推翻卡扎菲政权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望成为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也门政治过渡进程顺利进行,伊斯兰改革党也有望赢得选举。然而,埃及等发生剧变的国家一直乱象丛生,经济羸弱不堪,穆兄会将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今年5月,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失败,说明宗教属性不能确保穆兄会逢选必胜,进而上台执政。

   穆兄会将使阿拉伯国家沐浴在“阿拉伯之春”的阳光中,还是将其带入“伊斯兰寒冬”,不仅关乎穆兄会的政治前途,还将决定发生剧变的阿拉伯国家的未来走向,其崛起之路是否坦荡,对于近代以来在政治模式和发展道路上不断试错的阿拉伯世界,同样至关重要。

   (本文专家支持:殷罡,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丁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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