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依赖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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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Hegemonic Reliance and America's Strategic Dilemm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内容摘要:冷战结束后,美国奠定了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它通过巩固传统同盟、拓展制度网络和创设国际议题,建立起了盛极一时的全球霸权。然而,随着国际财富和资源的低成本获得,它们在刺激美国内部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债务攀升、美元持续贬值、经济金融化和民众享乐等“霸权依赖症”。随着美国对霸权依赖的加深,其战略重心逐渐从财富创造和实业生产转向以规则主导和话语优势为基础的霸权控制,进而导致了国家能力的不断虚化。在内部需求刚性膨胀与国家能力不断虚化的作用下,其霸权的功能也发生了异化,即从起初关注利益增减转变为目前关注关乎国家生死攸关的战略问题。霸权重要性的上升加剧了美国对霸权丧失的担忧,导致其对外行动呈现出明显的进攻性,从而激起了世界普遍的反美主义情绪。加之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霸权正陷入复杂深刻的全方位困局之中。

关键词:霸权依赖,后冷战,新兴国家崛起,战略困境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霸权依赖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困境.[J]或者报纸[N].当代亚太,(3):53-68

正文内容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对抗走向终结,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实力无可匹敌,战略影响无处不在。然而,在冷战结束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反恐战争久拖不决的背景之下,美国陷入内外交困的战略困局之中。尽管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其经济总量首屈一指,科技创新能力难以匹敌,军事霸主地位更是稳如磐石。然而,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美国的权势地位都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趋势。纵向来看,美国不再具备冷战结束初期那种全方位的绝对力量优势,其一度独享霸权红利、从者如云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横向而言,随着国际权力的持续扩散,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其战略选择和行动自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外部约束。本文试图从霸权依赖的视角来分析后冷战时期美国陷入战略困境的原因,以更好地认识美国的权势地位及其未来走向。

  一、冷战结束与美国全球霸权的确立

  多数学者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作为美国全球霸权确立的时间。然而,从历史上看,二战结束后,世界迎来的并不是美国一超独霸的局面。尽管在这一时期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在科技、军事、政治和地缘方面的优势却并不明显。美国虽然率先制造出了原子弹,海、空军实力强大,但苏联很快就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并成为第一个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的国家。在冷战对抗前沿的欧洲地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力部署面对苏联强大的坦克集群显然处于弱势,以至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出了避免常规作战的“大规模报复战略”。①

  在当时苏联控制的势力范围内,美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即使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离心分化倾向的时候,美国出于对苏联权势的顾忌也多半选择自我克制。在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亚非地区,美国一开始被视为欧洲传统殖民势力的支持者,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则一度更具吸引力。在国内,美国也无时无刻不在渲染共产主义威胁,以塑造遏制苏联势力扩张所需的国内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并非全球意义的霸权国,而仅仅是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尽管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偏好,但其获取外部世界的资源份额和利益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美国真正成为全球霸主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我们可以从实力差距和威望等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从实力差距来看,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物质实力远远超过其后的次等大国。在经济上,俄罗斯面临着严峻的通货膨胀和经济震荡,国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竞争优势随着“广场协议”的签署已经大大削弱,德国忙于消化国家统一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中国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左右摇摆、方向未明;而美国则在新技术革命的刺激下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黄金增长期,美元继续保持在国际货币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跨国公司挟全球化之威在世界范围内攻城掠地,华尔街俨然成为了世界上最有效率和最富活力的地方。在军事上,美国的优势更加令别国难以望其项背。正如布鲁克斯(Stephen G.Brooks)和沃尔沃斯(William C.Wohlforth)所言:“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核优势、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空军力量、唯一真正的蓝水海军和独一无二的全球军事投送能力。”②不仅如此,美国还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军事联盟基地,牢固地控制着世界上主要的战略通道;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和灵活的军事战略调整则将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进一步放大。

  从威望等级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威望超过了二战结束之初的情形。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手已经不复存在,美国的权力优势并没有催生一个制衡联盟的出现。③相反,原来的盟友进一步坚定了追随美国的信心,原来东方阵营中的国家纷纷以融入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为战略目标,即使是少数反美主义国家也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重点。④对此,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写道:“德国和日本并没有慢慢疏远美国,更谈不上制衡它,而是决定继续维持冷战时期的接触模式,”“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同美国存在着分歧,但是它们并未致力于结成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实际上,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所关心的主要安全问题并不是如何疏远强大的美国,而是怎样防止被美国逐渐抛开”⑤。不仅如此,美国的国际威望还体现在软实力层面。美国的电视广播、通俗音乐和娱乐节目在全球市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被全世界竞相模仿,自由、民主、人权成为各国共享的“普世价值”。这些强大的软实力显著增加了世界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心理认同。这种巨大的实力优势和国际威望奠定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正是基于这种超优越的地位,美国努力构建起了一套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经济上,美国不断拓展和完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组成的国际经济机制,使之成为美国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有效工具。与此同时,美国还积极创建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泛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以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政治上,美国将推广民主价值观作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支柱,在进一步巩固西方自由民主阵营的同时,对世界上的“专制国家”综合运用经济制裁、军事威慑、政治孤立和文化渗透等手段来引导其价值选择和政策行为。安全上,美国加快了军事同盟体系转型,以确保美国对外部挑战的持续干预能力。北约经历了几轮东扩进程,地理范围和战略功能都明显扩大。随着美国军事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美日、美韩、美澳等双边军事同盟也得以强化。不管是遏制其潜在竞争对手,还是保持对危机事态的快速反应,这些覆盖全球的军事同盟网络都成为美国霸权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综合来看,在冷战结束这一历史时点上,美国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实力建立起了盛极一时的霸权。这一霸权既有对原来国际秩序的延续,也有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实施的战略部署,其根本指向在于维持美国单极独霸的优势地位,确保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绝对主导权,进而实现其利益和价值偏好的最大化。

  二、超优越地位与美国霸权依赖局面的形成

  随着美国在全球霸权的建立,世界迎来了一个美国中心主义的时代:全球大宗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由美国确定,国际技术标准为西方跨国公司所垄断,美元利用其霸权地位攫取丰厚的铸币税收益;国际机构和地区组织几乎成了美国的传声筒和代言人,美国政府的政治提议经常能够产生一呼百应、趋之若鹜之效;《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无时无刻不在引导着全球舆论的走向,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苹果专卖店、麦当劳餐厅、美职篮(NBA)电视转播和好莱坞大片则让美国的商人巨贾赚得盆满钵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霸权的建立使得美国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收租人”,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需要确定租金价格,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则以各种方式向美国“称臣纳贡”。其结果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向美国,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偏好。

  大规模的外来财富和资源同时刺激了美国的实力增长和内部需求。冷战结束意味着阻碍世界市场拓展的政治障碍得以消除,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得整个非西方世界都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加速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虽然世界各国都从这些趋势中获益,并开启了罕见的全球同步增长时代。然而,由于霸权的独特优势,美国在所有方面获取的相对收益都远远超过了一般国家。特别是以知识和信息为主体的新经济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资本,刺激和支撑着美国市场的空前繁荣。⑥有学者指出:“直到2000年12月克林顿任期结束时,美国经济连续增长了112个月,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增长期。”⑦需要指出的是,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财政赤字水平却不断下降。不少经济学家断言,美国进入了一个不受传统周期影响的新经济时期。

  持续的经济增长导致美国内部需求的不断膨胀。当然,内部需求的增长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的一个持续过程。一方面,受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政府不再仅仅充当自由放任社会中的“守夜人”,而是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职能,这就使得政府机构不断扩张,部门预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民众的权利意识进一步觉醒,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运动正是底层民众要求分享财富资源与伸张自我权利的体现。尽管如此,总体而言,在冷战期间,经济增长与社会需求维持了大体均等的水平。但是到了后冷战时代,大规模财富资源的涌入大大释放了社会的消费欲望,上层人士的财富开始呈几何级增长,普通民众也不断要求增加政府开支,提高社会福利。从医疗保险到社会福利,从政府雇员薪水到公共工程建设,政府的财政支出增长异常迅猛。

  然而,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存在周期,而社会需求则具有典型的刚性特征。步入新世纪以后,互联网的产业泡沫走向破灭,美国经济步入了新一轮的增长乏力期。虽然政府通过低利率和减税等政策杠杆使经济走出了衰退区间,但美国经济急速扩张的黄金期已经一去不返。然而,社会需求并没有得到相应抑制,反而仍然保持着不断膨胀的态势。正如奥康纳(James O’Conner)所言:“每个经济和社会团体都希望政府在更多的事情上花越多的钱,但没有人愿意支付新的税收或提高已有税赋的比例……社会对地方和国家预算的需求似乎没有止境,但人们为这些需求买单的意愿和能力却勉强得有限。”⑧与此同时,随着冷战红利的结束,美国的军费预算和国防支出也开始大幅增长。在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一度压缩军费预算,但自1998年开始再度增加,并保持了连续十多年的增长态势。以2003年为例,美国当年的防御支出占了全球总额的近40%,这一数字是位列第二的中国的7倍。换句话说,美国在防御上的开支与排在它之后的13个国家的总额相等。⑨其结果是,经济基础越来越难以支撑消费和国防的不断攀升,美国日益陷入到经济增长周期与社会需求刚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之中。

  事实上,任何国家都会面临经济增长周期与社会需求刚性之间的矛盾。由于社会需求的刚性化特征,社会大众不会轻易同意削减其福利水平。因此,对于一般国家而言,理性的选择就是通过内部变革来释放社会活力、增加财富供应。然而,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美国完全可以利用霸权来缓解经济增长周期与社会需求刚性之间的矛盾。既然美国可以在霸权建立初期获取外部资源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同时满足持续膨胀的社会需求,那么它同样可以通过进一步的霸权控制来解决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向国际社会新一轮“征租”的过程中,内部经济增长变成第二位的了,不再是社会需求增加的前提条件。因为只要能够继续控制霸权,来自外部的资源就能有效弥补经济增长下滑所导致的缺口,即使国内层次的供需出现矛盾,照样可以维持不断提高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美国虽然没有进行广泛深刻的变革调整,但仍得以维持超优越的生活方式。

  具体来说,美国进一步控制霸权的政策手段包括:第一,打压任何具有竞争潜力的主权货币,进一步强化美元的霸主地位,进而依靠印钞机的不停运转来换取来自欧洲的高端消费品和来自中国、印度等国的廉价日用品,以及来自中东、非洲和南美国家的原材料资源;第二,积极推行金融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运用复杂的金融手段一方面侵占了其他国家辛苦赚取的微薄利润,另一方面则搅动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政治局势,趁势浑水摸鱼;第三,大搞通货膨胀,使其他国家手中所持的美元和债券严重缩水,以此来对冲掉日益庞大的贸易逆差和公共债务。毋庸置疑,所有这些政策手段都是损人利己和以邻为壑的行为。然而,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并没有公然反抗这一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美国对他国的剥削。边缘国家的“集体沉默”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一些国家即使心生抱怨也不敢轻举妄动,巨大的实力差距意味着公开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们倾向于采取观望姿态,等待他国出头而自己坐收渔利。第二,多数国家的选择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估算。在他们看来,美国虽然有时在国际上颐指气使、蛮横霸道,但毕竟还是提供了自由贸易、争端解决和秩序稳定等国际公共物品。尽管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所得不多,但如果退出这一秩序收益则可能为零。第三,美国将自身的特殊利益包装成具有普世性的文化价值观,其他国家在追求模仿的过程中甘愿为美国的行为买单。

  正是基于国内矛盾的国际转移和边缘国家的认同心理,美国逐渐形成了对霸权的依赖局面,主要表现为:第一,债务无底洞越陷越深。“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持续性的经常贸易逆差,从1976年的61亿美元一直扩大到2007年的7000多亿美元。近三十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除了在克林顿时期出现过短暂的盈余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均是赤字”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联邦政府为刺激经济进一步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得财政赤字急剧上升。2011年,美国的财政赤字高达1.56万亿美元。为了弥补巨额赤字,美国只能举债度日。截至2010年末,美国国债已突破14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国债总额占GDP的96.5%。(11)除此之外,美国的私人债务在过去30年也持续走高。据统计,从1974年到2008年,美国家庭债务由6800亿美元飙升到14万亿美元,仅在最近的7年间就翻了一番。每个家庭平均持有13张信用卡,共欠下12万美元的抵押贷款。(12)

  第二,美元的持续化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不但没有遭到削弱,其不负责任的贬值行为反而得到鼓励。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的发行不再以国际硬通货的储备作为参考标准,而是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随意调节。从此,美元犹如脱缰野马,开始了持续化的贬值过程。有学者统计,“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保持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固定汇率)到2001年,美元贬值了87%,到2006年,美元贬值了94%。美元自从2001年进入新一轮的贬值期以来仍然没有达到谷底,至2007年11月,1盎司的黄金价格已经超过800美元。如果估定1967~2006年美国的外债累计为3万亿美元左右,那么通过美元贬值90%,美国因减轻外债负担而获取的国际通货膨胀税为2.7万亿美元,年均获益675亿美元,而美国的债权国相应地总共损失2.7万亿美元,年均损失675亿美元”(1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刺激经济和消除债务,美国已经实行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造成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和国际通胀危机。

  第三,经济高度虚拟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显著下降,而以金融、信息为核心的服务业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创新发展,货币互换、期权、期货、远期协议等金融工具联结了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金融市场得到空前发展。(14)到20世纪80年代末,传统经济结构“已经让位于新的经济结构,在新的经济结构中,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获取了高度独立性,并高高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15)。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利用霸权优势进一步将金融自由化拓展至全球,通过发行各种债券来吸引世界各地的资本,大大刺激了美国的市场繁荣和消费需求。应该说,起初,虚拟经济扮演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角色。然而,在超额利润的驱使下,虚拟经济呈现出自我强化和不断膨胀的趋势,而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则持续下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甚至通过好莱坞的电影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等清洁“无污染”的途径就能赚取大量利润,何必再去费力生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呢?(16)加拿大战略投资家马耀邦(Ben Mah)将这种高度虚拟化的美国经济称之为“赌场资本主义”。(17)

  第四,社会享乐之风盛行。由于霸权的建立,来自外部世界的财富资源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美国民众就可以以极低成本维持超优越的生活方式。其结果是,人们不再视勤奋、禁欲和节俭为道德律令,而是将享乐主义作为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美国人身上开拓进取的“新边疆”精神也逐渐被坐享其成的保守主义想法所取代。在他们看来,财富创造活动太过耗时费力,远远没有即时消费来得诱人。于是,在分期付款和信用卡透支等制度的巨大诱惑下,他们不再量入为出,而是纷纷投入到寅吃卯粮、挥霍无度的消费主义洪流当中。这不仅使得整个社会物欲膨胀、攀比成风,而且还造成了生态危机、精神空虚、信仰缺失等一系列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内,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已经一扫之前辛勤创业的劳模形象,转而养尊处优,靠从后发国家借债或耍金融诡计骗取钱财为生。西方国家实际上已经普遍性地蜕化为世界体系中的懒惰国家。(18)

  上述霸权依赖的四个表现是相互关联的:由于霸权地位的获得,美国成为了现行国际体系的“收租人”,因而不再需要像边缘国家那样进行辛苦费力的生产活动,而只需大量借贷就可以享受他国创造的财富资源。这就使得美国的债务负担不断累积,并随着内部需求的不断膨胀而出现滚雪球式的增长。当偿还能力不复存在时,美国一方面通过持续的美元贬值来对冲巨额债务,将自身负担转移至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则利用复杂的金融手段吸引外来资本,使美元重新回流美国。这不仅弥补了经常项目的逆差,而且为美国企业的再融资和整个社会的透支消费提供了不竭来源,从而形成了“弱国支援富国”的局面。其结果当然是美国人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描述的霸权依赖症早在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之前就已经出现。不过,如前所述,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拥有的只是西方世界内部的霸权。理论上讲,霸权覆盖范围的大小会对主导国的霸权依赖程度产生影响。霸权覆盖的范围越广,统治的辐射效应就越大,可获取的财富资源也就越多,主导国对霸权的依赖也就越深。因此,尽管在建立全球霸权之前,美国已经出现了霸权依赖的症状,但霸权依赖的程度相对较小。随着冷战结束,美国霸权覆盖的范围大大拓展,汲取外部世界财富资源变得更加通畅,从而刺激了美国内部需求的进一步膨胀,其霸权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这种局面的确使得美国在表面上风光无限,但霸权依赖带来的结构性困境却逐渐凸显,即在内部需求不断膨胀的同时,美国的国力基础却越来越虚化。正如威廉·塔布(William Tubbs)所言:“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债务膨胀和经济泡沫愈演愈烈,美国已从以工业生产作为核心的经济转变为金融化的、以食利主义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19)换句话说,美国的比较优势不再是建立在制造业基础上的物质能力,而是对以金融、品牌和标准为核心的国际规则的控制。这些规则往往更加隐蔽和柔性,使得边缘国家对美国的主导不是被迫式的服从,而是主动的认同。在此基础上,美国可以不费力气地行使国际领导权,以更低代价来获取世界的财富资源。

  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规则主导权都是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之上的。外部世界之所以认同这一套不平等的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美国的超强实力优势。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之所以相信美元,并非如同美元纸币上所印制的那样因为‘我们信仰上帝’,而是基于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技术实力以及压倒性的军事和政治优势。”(20)而当美国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如何控制国际规则时,其内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实体经济萎缩和制造业的空心化,从而损害了自身的硬实力基础。当硬实力弱化到一定程度时,边缘国家对规则的认同感就可能因某一事态而形成明确的心理拐点,从而使得美国的霸权控制难以持续。由于内部需求的刚性特征,来自外部的财富资源一旦减少,不仅将带来内部福利水平的下降,更可能导致剧烈的内部政治冲突,甚至影响对美国制度和价值的信仰。(21)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对霸权过度依赖的情况下,美国对霸权的得失越来越敏感。霸权之于美国不再是简单的利益增减,而是已变成了生死攸关的战略性问题。

  三、过度扩张、新兴国家崛起与美国霸权的危机

  如前所述,随着能力基础和霸权性质的异化,美国的领导地位越来越取决于外部世界的认同。为了延续这一寄生性的现行体制,美国就需要努力维持外部世界对自己的敬畏感,确保霸权信誉不受质疑。在美国看来,维持敬畏感的秘诀在于价值推广加军事威慑。只要将自身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推广至全球,进而让边缘国家按照既定的观念思考和行动,美国就能得到世界的尊敬;而超强的军事实力存在则有助于震慑潜在的反抗者,保持边缘国家对美国权势的畏惧。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就一直交替使用这两大战略手段。但是,由于当时苏联的强大外部制衡,美国不管是价值观输出还是军事扩张都存在相当程度的自我约束。更重要的是,面对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美国主要是通过内部变革而非对外扩张来确立竞争优势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在政治经济等层面进行了广泛深刻的变革调整。这些改革举措不仅缓和了内部矛盾,提高了经济效率,而且确立起崭新的政治结构和国家社会关系,为美国最终赢得冷战进而确立全球霸主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美国学者德瑞克·李波厄特(Derek Leebaert)所言:“赢得冷战的原因是美国的改革。”(22)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国建立起了盛极一时的全球霸权。应当说,美国在全球霸权建立之初是一个绝对的现状满意国家,因为现有国际秩序最大程度地契合了美国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然而,随着其对霸权依赖的加深,特别是在社会需求膨胀和能力基础虚化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对霸权的控制变得格外敏感,对边缘国家的“反叛行为”日益不能容忍。在美国看来,一旦一个国家出现“反叛行为”,就会迅速传染给其他国家,从而引起整个边缘地带的连锁反应。在这种错误知觉的影响下,美国的对外行为逻辑逐渐从现状满意变得具有修正主义意图,力图通过保持对外部世界的持续干预以维持国际领导权。换言之,维持美国霸权信誉的两大支柱——不管是价值推广还是军事威慑——都越来越具有进攻性。

  在价值推广上,美国表现出了近乎原教旨主义的心态。由于赢得了冷战胜利,美国人的傲慢心态无以复加,在“历史终结论”的驱使下信心满满地推广美国价值。正如英国《卫报》专栏作家约翰·格雷(John Gray)所言:“讽刺的是,在后冷战时期,共产主义破灭紧随其后的是另一种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升起……市场原教旨主义成为了一种主导性哲学。”(23)特别是在霸权依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美国更需要借助“普世”的价值观来整合国际力量,让其他国家不断增长的力量被自己所操控和运用。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的一大战略失误就是将反恐战争扩大化,将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归结为政治专制和自由缺失,进而在恐怖主义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其结果是,美国不仅要将恐怖主义势力除之而后快,更幻想依靠自由民主制度改造整个伊斯兰世界。对于其他不满意的国家,美国也是遵从民主—专制的二元对立思维,要么积极诱导,要么恶言相加。

  在军事威慑上,美国则带有明显的黩武主义倾向。一方面,美国稳稳占据新一轮世界军事变革的制高点,大力研发和装备高精尖武器。美国对拥有足以毁灭地球千万次的核武库还不满足,正致力于核武器的小型化和实战化。尽管牢牢掌握着战场主动权,美国国防部仍然继续斥巨资支持装备各式先进武器。不仅如此,美国还积极实施“高边疆”战略,包括建立太空作战指挥机构、组建太空作战部队、培训太空作战人才和研制太空作战武器等,其目的在于确立美国在太空军事领域的主导权。(24)正如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所指出的:“美国有时总是担心落伍,有时又为可以保护美国免受攻击的不可战胜的武器系统而兴奋,而每一次这样的循环都会促成军费开支的增加。”(25)

  另一方面,美国在对外行动上日益陷入武力迷思的陷阱中,不断对外用兵。当九一一事件发生时,美国并没有对自己过去十年的政策失误进行战略反思,而是“试图通过绝对的军事优势和对任何可能的竞争者发动预防性战争来支配世界”(27)。2002年6月1日,小布什总统首次正式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他指出,为了应对许多意想不到的威胁,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在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来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保护我们的生命”。在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这一战略得到了进一步阐述,文件称美国要主动到国外去打击恐怖分子,而不是坐在家中等其上门;美国要塑造世界,而不是被世界塑造;要主动影响国际局势,而不是被其影响。(27)可以说,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打击恐怖主义到对“流氓国家”的战争威胁,美国正一步步滑向单边蛮干和黩武主义的深渊。

  维持世界敬畏感的这两种方式看似相异,实则统一。美国的价值观输出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而军事行动的背后往往蕴藏着美国战略精英救世主式的优越心态。美国不惜通过武力强加的方式在后发国家推行自由民主价值,而每一场军事行动也都以“人道主义干预、妇女解放、非常规武器威胁或者任何正好蹦到白宫和国防部发言人嘴边的时髦术语加以辩护”(28)。更重要的是,两种方式都统合在一个战略目标之下,即确保美国的霸权信誉,进而使外部世界的财富资源继续向美国输送。然而,这一霸权护持机制面临着一大根本性的悖论:要维持霸权信誉,美国就需要不断地推广民主价值、显示军事力量,而这种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军事黩武倾向只会激起外部世界的反抗,进而损害霸权信誉本身。

  现实情况的确如此,美国不顾实际向世界输出民主的做法并没有给边缘国家带来权利和福祉,相反在经济发展、城市化、公民精神和法律规范等诸多要素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忙开放大众民主,造成了众多后发国家的族群分裂、社会混乱和政治失序,大大加剧了当事国的治理困境和人道主义灾难。(29)同样,以武力为后盾的先发制人战略和单边主义行为并没有给美国带来绝对安全,反而激起了外部世界普遍的厌恶情绪。在这些反美主义国家看来,美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已经从“自由灯塔”和“道德楷模”蜕变为专横霸道、不可一世的“暴君”。这种反抗情绪不仅是语言上的,更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它们正通过各种非对称和软制衡的手段来削弱美国的战略地位,造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被动窘境。上述两个方面都使得美国的国际权威和道德形象严重受损。为了进一步挽救霸权信誉,美国势必开展新一轮的价值输出和军事威慑。如此一来,美国就从霸权建立之初的现状维持者逐渐蜕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进而陷入到历代霸权国一再出现的过度扩张局面当中。

  与过度扩张相平行的另一条逻辑则是边缘地带中新兴大国的崛起。在一个等级制的国际秩序中,边缘国家虽然处于国际体系的底层,忍受着霸权国家的财富掠夺和资源剥削,但它们仍然能够维持基本生存和相对的实力增长。更重要的是,随着霸权国家内部产业的向外转移,先进的技术、制度和理念也开始在边缘地带持续扩散。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一些国家积极学习外来知识,并试图将其与本土的国情和经验相结合。虽然历经困惑和挫折,但那些学习能力强的国家终于建立起了适合本国国力增长的现代国家结构,先是出现普遍的政治觉醒,而后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进而在国际体系中呈现出崛起的战略态势。

  在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中,情况大致如此。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批西方世界以外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于全球市场之中,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些国家被冠之以“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等各种名号,它们在经历了普遍的增长停滞和物质匮乏之后,陆续抛弃了国家干预的计划指令模式,代之以市场取向的内部改革和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这些国家一方面推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依靠土地、税收、环境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吸引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则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凭借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价格的优势参与到国际经济的循环当中。其结果是,这些国家的社会活力得到了极大释放,经济效率大大增强,国力呈现出高速和持续的增长态势。

  新兴国家虽然在新世纪以来才备受瞩目,但其崛起机理却与美国的霸权依赖紧密相关。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美国一方面可以从外部世界汲取大量的财富资源,以维持不断膨胀的内部需求,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提供一定程度的国际公共产品,以获取边缘国家的服从和效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优越地位并不能垄断霸权的所有好处。即使美国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份额,边缘国家仍然有可能从美国的霸权中获得一定的利益满足。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规则主导和霸权控制上来,其内部的低端产业就不可避免地转移到边缘国家。有学者指出:“美元发行国带来的巨额铸币税收益可以让美国长期不劳而获……当一个经济体可以稳定、长期、巨额地不劳而获时,这个经济体中很难再容纳其他各种普通产业的生存——这些产业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和大量的劳动力,但所提供的工资水平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额外收益将各种生产要素(资金除外)价格的水位抬得太高,以至于除了暴利行业和不可外包的部门之外,其他面临外围国家竞争的各种产业迟早会在严酷的竞争中销声匿迹。”(30)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几十年,美国经历的去工业化进程正是源于其对霸权的过度依赖,而美国的去工业化及其伴随着的知识扩散正好为边缘地带中基础相对较好、学习能力较强的国家实现崛起提供了可能。

  反过来,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将进一步削弱美国的权势地位进而危及霸权本身。如前所述,美国主导的现有秩序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个建立在“中心—边缘”逻辑之上的等级结构。在这一国际秩序中,边缘国家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前者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人权、环境、资源等方面的沉重代价赚取微薄利润,后者则通过掌握国际定价权和利用复杂金融手段来“合法”剥夺全世界的资源。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为美国在内部建立起超优越的福利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主导的这一等级结构正在面临瓦解。尽管新兴国家不寻求用激进手段推翻现有秩序,但它们在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上的扩张在客观上将打破美国对世界资源的垄断局面。经过几十年的学习积累,新兴国家或依靠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熟练劳动力,或凭借国际原材料价格的迅猛上涨,不仅在世界产业链条的低端中如鱼得水,而且正在中高端产业领域迎头赶上。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有可能阻断美国在外部靠“穷国支援富国”,在内部靠透支未来财富实现享受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弱小国家的反叛相比,新兴国家崛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更具长期性和根本性。

  四、结语

  冷战的结束奠定了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西方联盟并没有因苏联解体而瓦解,中国、俄罗斯等国也没有寻求对美国权势的制衡,世界范围内的中小国家都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视为对外战略的头等大事。正是基于这种前所未有的地缘优势和国际威望,美国建立起盛极一时的全球霸权。然而,国际财富和资源的获得在刺激美国内部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其债务攀升、美元持续贬值、经济金融化和民众享乐等霸权依赖症。随着对霸权依赖的加深,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财富创造和实业生产转变到以规则主导和话语优势为基础的霸权控制上来,进而带来了国家能力的不断虚化。在内部需求刚性膨胀与国家能力不断虚化的共同作用下,霸权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即从一开始的关注利益增减转变为目前关注国家的生死存亡。霸权重要性的上升加剧了美国对霸权丧失的担忧,导致其对外行动呈现出明显的进攻性质,激起了世界普遍的反美主义情绪。加之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霸权正陷入到复杂深刻的全方位困局之中。奥巴马的新政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经济状况和国际形象,但对重塑霸权这一战略性任务而言收效甚微。当然,就此断言美国权势完全衰落还为时尚早,目前美国在软硬实力方面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重塑领导地位的战略机遇,其未来权势地位取决于美国继续推进改革的力度和成效。

  (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杜勒斯于1954年1月25日在纽约对外委员会上发表了题为“大规模报复”的演说,他宣称:“依靠一种巨大的报复能力,能够即刻以我们所选择的方式和地点进行报复。现在国防部可以按我们的政策所规定的目标制定我们的军事编制,而不必努力准备应付敌人作出的多种选择了。”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②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81,No.4,Jul./Aug.2002,pp.21-22.

  ③冷战结束初期,许多现实主义学者预测在苏联威胁消失的情况下,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将趋于瓦解,而其他大国出于维持均势的需要将会寻求对美国权力的制衡。相关分析参见John J.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1,Summer 1990,pp.5-56;Kenneth N.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2,Autumn 1993,pp.44-79;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reface to paperback edition.

  ④事实上,在后冷战时代,不少反美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并不排斥,并且迫切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以塑造内部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国际环境。然而,美国长期以来对这些国家基本的安全关切和利益诉求视而不见,并对它们进行有意无意的战略恐吓。内在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国家采取种种对抗性的举措,但其目的也是为了通过某些战术性动作吸引美国注意,进而达到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战略目的。

  ⑤Michael Mastanduno,“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Theories and U.S.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4,Spring 1977,p.58.

  ⑥据统计,1993年以来,在美国工业增长中,约45%是由电脑和半导体发展带动的。90年代末,美国与信息产业直接有关的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达80%。信息产业正在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以及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参见任东来等:《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⑦刘绪贻:《我看美国新经济》,载《读书》2003年第3期,第132~133页。

  ⑧James O’Conner,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3,p.1.

  ⑨The Military Balance:2004-2005,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2004,pp.354-358,转引自斯蒂芬·M.沃尔特:《驯服美国权力: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全球回应》,郭盛、王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7页。

  ⑩张国庆、刘骏民:《经济虚拟化、金融危机与政府规制》,载《当代财经》2009年第10期,第17页。

  (11)王艳:《美国债务危机的演进、影响及前景展望》,载《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10期,第84页。

  (12)法瑞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13)程恩富、夏晖:《美元霸权:美国掠夺他国财富的重要手段》,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2期,第33页。

  (14)段彦飞:《货币利润与虚拟经济》,载《开放导报》2009年第1期,第35页。

  (15)转引自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第12页。

  (16)张国庆、刘骏民:《经济虚拟化、金融危机与政府规制》,第18页。

  (17)参见马耀邦:《美国衰落:新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林小芳、李冬梅、林贤剑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

  (18)程亚文:《懒惰国家、勤快国家与新的全球化体系》,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12月17日第A46版。

  (19)威廉·塔布:《美国债务膨胀、经济泡沫与新帝国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1期,第41页。

  (20)翟东升:《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1)我们在研究制度或价值时往往注重文本和理念本身,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制度和价值赖以存在的资源基础。相对于专制性的制度安排,民主体制对物质资源的要求无疑会更高。前者满足的是政治系统中少数人的欲求,而后者则意味着社会中多数人的权利诉求都需要得到伸张。西方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都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取得基本成功之后,而许多后发国家在物质基础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忙实行大众民主,为在竞选中获得选票,政客们迅速将民众的欲望调动起来,但到最后却又不能兑现承诺,从而导致了大量的政治冲突和治理困境。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之所以运行良好,除了与个人主义、契约精神和社团传统等要素相关之外,其良好的资源基础和物质条件同样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道”的逻辑也就不难理解了。正是由于在外部世界推行霸权,获取丰富的财富资源,美国成本渐高的民主制度才能继续维持运转。反之,当外部资源输入急剧下降时,美国民主制度的运行也将遭遇困境和质疑。

  (22)德瑞克·李波厄特:《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29页。

  (23)John Gray,“A Shattering Moment in America’s Fall form Power”,Guardian,Sep.28,2008,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8/sep/28/usforeignpolicy.useconomicgrowth.

  (24)杨运忠:《美国新军事霸权战略》,载《当代亚太》2004年第4期,第20~21页。

  (25)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26)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页。

  (27)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March 2006,preface.

  (28)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第248页。

  (29)耶鲁大学教授蔡爱眉(Amy Chua)就对西方不加区别地推广自由市场和民主价值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她认为,在非西方世界、特别是在少数族群主导市场的社会里,市场和民主的拓展恰恰成为了大量集体仇恨和种族暴乱的根源。理由很简单,市场往往将巨大的财富集中到少数族群手中,而全球的平民主义者和民主运动则将力量、合法性和发言权赋予了世界上贫困、迷惘和被排斥的群众。二者相互碰撞势必挑起嫉妒仇恨,进而造成社会的分裂和失序。参见蔡爱眉:《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刘怀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30)翟东升:《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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