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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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Labor Contract Law,Enterpris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2008年《劳动合同法》是否会降低企业投资水平,并在宏观层面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较弱;但是会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而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这些效应对民营上市公司存在一个“阵痛”期。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劳动合同法》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经济投资占比高、民营经济提供就业多的区域。这表明,相对于具有雇员软约束的国有企业,以强化员工保护为目的的《劳动合同法》会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进而拖累中国经济增长。就政府政策而言,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替代性的政策,以对冲《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增加的雇员负担。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产权性质,企业投资,劳动密集型行业,经济增长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劳动合同法》、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J]或者报纸[N].经济研究,(20174):92-105

正文内容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GDP增长速度位列同时期世界第一,被世人誉为“增长奇迹”(Xu,2011)。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劳企矛盾等问题也不断出现,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劳动合同法》应运而生,并从2008年开始执行。

  《劳动合同法》自立法之初就引发讨论,例如,《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成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影响企业的发展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已有研究表明,以强化员工保护为目的的《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的雇员成本,降低了雇员的灵活性,进而影响企业的雇员水平(丁守海,2010)、人工成本粘性(刘媛媛和刘斌,2014)和经营弹性(廖冠民和陈燕,2014)。这些研究从企业用工成本和就业的视角丰富了《劳动合同法》的经济后果。但是,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的的《劳动合同法》是否影响微观层面的企业投资,进而对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已有研究并没有给出相关的证据。而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在一国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效率)和社会和谐(公平)不易完全兼顾(Musgrave,1959;米增渝等,2012),从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分析《劳动合同法》是否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水平,并在宏观层面阻碍我国的经济增长。理论上,《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存在抑制和促进两类效应:一方面,违法违规成本观认为,《劳动合同法》提高了企业用工方面的违法违规成本(Belot et al.,2007),进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水平;灵活用工观认为,《劳动合同法》削弱了企业依据项目实际运行情况灵活调整项目人力资源的权力,降低了项目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Hopenhayn & Rogerson,1993)。另一方面,面对《劳动合同法》的冲击,企业可能会主动进行应对:员工效率观认为,通过提升企业文化,激励员工进行更多的企业专有化知识的投资(Fairhurst & Serfling,2015;程虹和李唐,2017),进而增加企业投资水平;要素替代观认为,为了减轻《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企业可能进行要素替代,即以更为先进的设备代替人力资本(刘媛媛和刘斌,2014),最终提高企业的投资水平。

  以2005-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本文检验了《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企业出口下滑的影响。与金融危机前相比较,我国企业出口在金融危机后显著下滑,这可能导致企业投资水平的下降,进而减缓我国的经济增长。为了排除这种可能的解释,本文进行如下测试:一方面,若是金融危机引起的企业出口下滑对企业投资减少起作用,那么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存在出口的企业。另一方面,若是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下降造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下滑,那么这种效应在出口较多的区域会更强。本文的结果均排除了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出口下滑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首先,对《劳动合同法》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创新。已有研究主要从企业用工成本、就业和成本粘性的视角分析《劳动合同法》的经济后果(Banker et al.,2013;丁守海,2010;刘媛媛和刘斌,2014)。以境外市场为样本,少数文献研究了雇员解雇成本对企业投资的影响(Fairhurst & Serfling,2015)。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我国《劳动合同法》对微观层面的企业投资,以及宏观层面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为2008年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提供了可能的新的解释。对于2008年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已有研究主要从美国金融危机(陈波和荆然,2013)、人口红利的减弱(蔡昉,2010)等方面进行解释。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劳动合同法》增加民营企业政策性负担角度提供了可能的新的解释。再次,为国有企业履行社会目标(政治目标)提供了新的证据。大量研究表明,履行社会目标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但是较少文献为国企的社会目标提供直接的证据(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杨瑞龙等,2013;廖冠民和沈红波,2014)。本文为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目标提供了新的证据,即尽管《劳动合同法》会增加民营企业的雇员负担,但是这种效应在具有雇员软约束的国有企业中不存在。最后,从政府宏观政策层面拓展了企业微观行为的相关研究(Julio & Yook,2012;靳庆鲁等,2015)。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转型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权衡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关系。本文研究表明,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目标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可能会加重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的政策性负担,降低其用工的灵活性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抑制其投资活动,进而拖累中国经济增长。因此,要在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同时,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替代性的政策,例如鼓励并支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新,并减轻他们的税收负担,以对冲社会和谐目标给企业增加的政策性负担;另一方面,企业需要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以缓解社会和谐目标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劳动合同法》、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

  财务理论认为,项目投资的价值取决于项目寿命期产生的期望现金流量,以及现金流量的风险(Modigliani & Miller,1958)。同等条件下,项目风险越小,投资价值越高,企业投资越多(Julio & Yook,2012;徐业坤等,2013)。在此基础上,以Pindyck为代表的学者研究表明,项目经营的管理柔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即根据项目实施情况,企业决策者具有扩展项目和缩减项目的权利,当项目面临的状况较好时,决策者会扩大项目规模,由此带来项目增长期权的价值;当项目面临的状况较差时,决策者会缩减项目规模,由此产生项目清算期权的价值(Pindyck,1988;Abel et al.,1996;靳庆鲁等,2015)。同时,根据项目所处环境的变化,企业决策者有重新配置项目相关资源的权力。因此,项目管理柔性越高,其投资价值越大,企业投资越多。

  与1994年施行的《劳动法》相比较,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成本和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用工方面的违法违规成本大幅提高,例如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没有为员工缴足五险一金、违法解雇员工等,都将面临更大的处罚。第二,《劳动合同法》中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员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相关条款,会显著降低企业用工的灵活性,进而不利于企业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Hopenhayn & Rogerson,1993;靳庆鲁等,2015)。第三,可能影响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一方面,《劳动合同法》增加了员工的工作安全感,这可能促进其进行更多的企业专有化知识的投资,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Belot et al.,2007)。另一方面,《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员工面临的惩罚成本,进而可能产生保护偷懒者的效应(lethargy effect),最终不利于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Suedekum & Ruehmann,2003;Belot et al.,2007)。为此,《劳动合同法》对员工工作效率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其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企业文化。

  同时,面对《劳动合同法》的冲击,企业可能会主动进行应对: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以激励员工进行更多的企业专有化知识的投资,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但这些措施可能需要企业拥有较好的企业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企业可能进行要素替代,而该应对措施要求企业拥有雄厚的财务实力作为基础。我们认为,对于具备条件的企业,其应对措施可能存在一个调整期,即企业文化的改善和设备行业技术创新的突破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由此导致《劳动合同法》对这类企业的影响可能存在一个“阵痛”期。

  综上所述,在企业用工方面,《劳动合同法》会引起四个方面的变化:企业用工的违法违规成本;用工灵活性的下降;员工的工作效率;使用性能更为先进的设备替代人工。这些对企业投资均可能产生影响。借鉴(Pindyck,1988;Abel et al.,1996;靳庆鲁等,2015)的思想和逻辑,我们构建企业某投资项目价值的模型如下:

  

  其直观的经济学含义是,项目的价值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是项目的净现值,即给定投资规模的情况下,项目将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第二是项目增长期权的价值,即在项目将来利好的情况下,企业决策者有权进行扩张以提高项目的价值;第三是项目转换期权的价值,即随着项目面临环境的变化,企业决策者有权对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提高项目的价值,例如从外引进合适的人力资源以替代现有的人力资源;第四是项目收缩或清算期权的价值,即在项目将来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企业决策者有权缩小或者清算项目给企业带来的价值,此时通常伴随着固定资产的清算和人员的解雇。

  根据模型(1),我们首先分析企业用工的违法违规成本、用工的灵活性、员工的工作效率对项目价值和企业投资的影响。首先,在企业用工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下,《劳动合同法》会增加企业违法违规的现金流出,同时增加企业的雇员解雇风险和成本,进而降低项目的净现值、增长期权价值、转换期权价值和收缩期权价值,最终降低企业的投资水平。其次,企业用工灵活性的下降会阻碍企业根据项目面临的环境重新调整人力资源,进而降低项目的转换期权价值和收缩期权价值,最终降低企业的投资水平(Hopenhayn & Rogerson,1993;Fairhurst & Serfling,2015;靳庆鲁等,2015)。同时,当项目盈利预期降低时,雇员解雇的难度和成本增加,由此导致项目雇员成本具有粘性(Banker et al.,2013;刘媛媛和刘斌,2014),从而增加项目的经营风险,降低企业的投资水平。最后,员工工作效率的提升会增加项目的净现值,提高项目的增长期权价值,进而增加企业的投资水平(Belot et al.,2007;Fairhurst & Serfling,2015)。前文分析表明,《劳动合同法》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的条件是: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公司拥有良好的企业文化基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会进一步改善公司的企业文化。否则,《劳动合同法》可能助长懒惰者效应。在中国,中小民营企业的管理通常不太正规,可能缺乏良好的企业文化基础,因此,《劳动合同法》会降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对于企业文化基础相对较好的上市公司,《劳动合同法》对员工工作效率的提升可能存在一个“阵痛”期,原因在于企业文化的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①

  面对《劳动合同法》的冲击,如果企业采用要素替代,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如下:一方面,《劳动合同法》减少了企业决策者对项目进行自由配置的权力,尤其是会显著降低项目的收缩期权价值,由此导致项目的投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在项目生产销售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当企业使用性能更好但价格高的设备代替人工时,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会增加。综合来说,要素替代可能导致企业投资的增加,但是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企业财务实力雄厚,具备购买价格高性能优的设备的实力;企业目前还没有采用性能好的设备以减少人力资本,同时该设备的价格合理。在《劳动合同法》之前,受中国人口红利减少的影响,中国的人力资本成本已经呈现很高的增长趋势(蔡昉,2010),在企业财务实力充足的情况下,其可能已经采用性能好的设备以减少人力资本的使用,此时,企业进行要素替代的决策可能受制于设备行业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民营非上市公司,由于融资约束,其可能无法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要素替代;对于上市公司,在《劳动合同法》之前,其可能已经采用性能好的设备以缓解高速增长的人力成本,此时需要等到设备行业的技术突破才能进行要素替代,即上市公司进行要素替代存在一个“阵痛”期。

  综上所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根据违法违规成本观和灵活用工观,《劳动合同法》会降低企业投资;根据员工效率观和要素替代观,《劳动合同法》可能会增加企业投资,但是这种效应存在一个“阵痛”期,而且这种效应主要集中在拥有良好企业文化基础、财务实力相对雄厚的上市公司。

  已有研究表明,在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过程中,政府逐渐将其权力分权化,但仍然保留了收购兼并、企业高管的任命和解雇等方面的权力(杨瑞龙等,2013)。因此,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前景,国有企业的高管会主动或者被动地履行社会目标(政治目标),例如雇佣更多的雇员(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廖冠民和沈红波,2014)。廖冠民和沈红波(2014)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承担超额雇员有助于CEO获得晋升。这些研究表明,国有企业除了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外,还会履行社会目标,通常不会解雇雇员,具有雇员软约束。因此,《劳动合同法》对具有雇员软约束的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较弱。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劳动合同法》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假设2:《劳动合同法》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存在一个“阵痛”期,即《劳动合同法》对其投资的负面影响仅仅发生在实施初期;

  假设3:《劳动合同法》会显著降低民营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

  2.《劳动合同法》、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分析,对于上市和非上市的民营企业,《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劳动密集度不同的行业是否存在差异。与非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较,劳动密集型行业项目需要更多的雇员,人工成本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对项目净现值、增长期权价值、转换期权价值和收缩期权价值的影响更大,由此导致《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更大。具体而言,对于民营非上市公司,与非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较,《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用工方面的违法违规成本和用工灵活性的负面影响更大,进而对企业投资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对于民营上市公司,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初期,《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用工灵活性的负面作用更大,同时企业的应对措施还没有形成,最终对企业投资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民营非上市公司在用工方面的违法违规成本在不同规模的企业有所不同,在小规模民营企业中更为突出。同时,小规模民营企业的用工更为灵活。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在实施初期,《劳动合同法》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的负面作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更强;

  假设5:《劳动合同法》对民营非上市公司投资的负面作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小规模企业更强。

  三、数据和方法

  针对上市公司,本文在2005-2013年样本的基础上进行如下筛选:剔除金融和保险行业的样本公司;剔除《劳动合同法》实施前(2006年)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样本公司;剔除企业性质无法确定的样本公司;为了降低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影响,所有公司的上市年限至少在1年以上。为了检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我们需要比较《劳动合同法》前后若干年样本公司的投资水平,因此,样本公司在2005-2013年之间均为上市公司。同时,为了检验《劳动合同法》对于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我们剔除2005至2010年期间企业产权性质发生变化的样本。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企业投资数据、企业性质数据和企业特征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针对非上市公司,本文选取2005-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作为初始样本,②然后按照如下标准对其进行筛选:(1)剔除《劳动合同法》实施前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样本公司。(2)剔除外资企业和企业性质无法确定的样本公司。根据白重恩等(2006)的标准,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来判断企业的产权性质,一是依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二是依据企业的资本金结构。(3)剔除成立年限少于5年、年销售额低于500万元的样本公司。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范围为中国大陆地区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制造业企业,若某公司销售额低于500万元,则表明该公司可能存在数据统计错误或者公司主动要求被统计,因此,我们将其剔除。(4)剔除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其出资人和雇员存在较大的重叠,《劳动合同法》对其影响较弱。(5)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企业都被统计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2.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对于上市公司,我们将待检验的回归模型设定为:

  

  其中,Inves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根据已有相关研究(Duchin et al.,2010;徐业坤等,2013;靳庆鲁等,2015),本文采用以下四种方法度量企业投资水平:(1)Invest1,定义为企业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2)Invest2,定义为(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期初总资产;(3)Invest3,定义为(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期初总资产;(4)Invest4,定义为(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期初总资产。Invest1和Invest2的检验结果在正文中报告,Invest3和Invest4的检验结果则在稳健性检验中说明。Labor_law为《劳动合同法》实施初期的哑变量,2008-2010年为1,否则为O。Post_law为《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期的哑变量,2011-2013年为1,否则为0。Private为企业产权性质的哑变量,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不是各级政府机构(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为1,否则为0。X是由多个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根据已有企业投资的相关研究(Duchin et al.,2010;Julio & Yook,2012;徐业坤等,2013;金宇超等,2016),本文考虑以下影响因素:(1)企业特征变量。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erage),定义为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成长性(Q),定义为总资产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值。公司现金持有水平(Cash),定义为现金水平与总资产的比值。经营活动现金流量(OCF),定义为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公司成立年限(Lnage),定义为公司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除了公司成立年限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外,其他的公司特征变量均滞后一期。(2)公司治理变量。实际控制人收益权比率(Cashflow_right),定义为滞后一期的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量权比率。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度(Divergence),定义为滞后一期的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比率与现金流量权比率的差额。(3)行业变量。按照证监会的行业分类代码,本文除了将制造业按二级代码分类外,其余行业按一级代码分类,并以农业为基准行业。

  对于非上市公司,我们将待检验的回归模型设定为:

  

  其中,Invest5为被解释变量,表示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参照上市公司投资水平的度量指标,我们采用固定资产的增加值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度量。X是由多个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参考上市公司投资的控制变量,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本文考虑以下影响因素: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erage),定义为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成长性(Q),定义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资产报酬率(ROA),定义为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率。公司成立年限(Lnage),定义为公司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行业哑变量(Industry),按照行业代码的前两位进行划分确定。

  为了检验假设4,本文将上市公司样本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公司和非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公司,之后分别对模型(2)进行回归。为了避免《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的影响,本文以2006年底各行业的相关指标作为划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标准(Duchin et al.,2010)。具体而言,以行业中企业的单位资产雇员数(Labor1=雇员总数/总资产)或者单位销售雇员工资(Labor2=雇员工资/营业收入)的中位数为标准,在此基础上,构建是否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虚拟变量YG1(YG2)。首先计算每个行业Labor1(Labor2)的中位数,在此基础上计算全部行业的中位数,若某行业Labor1(Labor2)的中位数大于全部行业的中位数,则为劳动密集型行业,YG1(YG2)为1,否则为0。

  为了检验假设5,我们将工业企业样本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公司和非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公司,之后分别对模型(3)进行回归。我们以企业的单位资产雇员数或单位销售雇员数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划分的相关指标,之后按照上市公司类似的方法构建是否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虚拟变量YG5(YG6)。同时,根据企业规模,我们将工业企业样本分为大公司和小公司,之后分别对模型(3)进行回归检验。为了避免《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规模的影响,本文以2006年底企业总资产或净资产作为划分企业规模的标准。具体而言,若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大于全部公司的中位数,则SIZE1(SIZE2)为1,否则为0。

  本文的数据是时间跨度小而横截面观察点多的面板数据,因而,在对模型进行回归时,我们对标准误差进行了企业层面的群聚调整(Petersen,2009)。同时,为了排除异常值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最高和最低的1%的水平上进行Winsorize处理。

  3.描述性统计特征

  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上市公司样本的统计显示:Invest1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066和0.078,Invest2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071和0.082,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之间的投资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Labor_law的平均值、中位数和标准差分别为0.334、0.000和0.472,Post_law的相关指标类似。Private的平均值为0.319,这表明,在本文的样本中,接近1/3的样本公司为民营企业。工业企业样本投资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062和0.291,表明非上市公司之间的投资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

  

  四、结果与分析

  1.《劳动合同法》、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

  表2列出了《劳动合同法》、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的检验结果。③第(2)列和第(4)列的检验结果显示:Labor_law和Post_law对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与《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相比较,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初期和后期均没有显著的变化,这支持了研究假设1。交乘项Labor_law×privat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2和-0.013,而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初期,《劳动合同法》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比较Labor_law和Labor_law×private的回归系数,以及二者之和的F检验(+=0的检验)可以发现,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初期,《劳动合同法》会显著降低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Post_law和Post_law×private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后期,《劳动合同法》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结果验证了假设2。

  第(5)列的检验结果显示,Labor_law的回归系数为-0.032,而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总体而言,《劳动合同法》会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的投资水平。通过对比上市公司的检验结果,我们发现,《劳动合同法》对非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强于上市公司。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违法违规成本和用工灵活性对非上市公司的影响更大。第(6)列的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合同法》对国有非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不显著。比较Labor_law和Labor_law×private的回归系数,以及二者之和的F检验(+=0的检验)可以发现,《劳动合同法》会显著降低民营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这支持了假设3。

  

  2.《劳动合同法》、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基于不同类型企业的分组检验

  这里进一步检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公司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表3列出了上市公司的检验结果。奇数列给出了非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合同法》对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偶数列给出了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合同法》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但是会显著降低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这些检验结果与假设4的预期一致。

  

  表4列出了工业企业的分组检验结果。第(1)列至第(4)列是按照劳动密集型行业分组后的检验结果。第(1)列至第(4)列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还是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合同法》对国有非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均不显著;在不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样本中,《劳动合同法》对民营非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均显著为负。通过组间差异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与非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较,《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密集型行业民营非上市公司投资的负面影响更大。第(5)列至第(8)列是按照企业规模分组后的检验结果。第(5)列至第(8)列的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劳动合同法》对国有非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均不显著;在不同规模的样本中,《劳动合同法》均会降低民营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通过组间差异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与大公司相比较,《劳动合同法》对小规模民营非上市公司投资的负面影响更大。

  

  3.《劳动合同法》与区域经济增长

  这里进一步分析,《劳动合同法》对民营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是否会传递到区域经济增长上。表5列出了相应的检验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某一区域的GDP增长率(%)。Myjj1(Myjj2)为区域民营经济比重的度量指标,根据樊纲等(2011b)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指标中的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比重(非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的中位数构建。为了减轻《劳动合同法》对区域民营经济相关指标的影响,这些指标取2006年的数据,若某一区域的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比重(非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位于中位数以上,则Myjj1(Myjj2)为1,否则为0。

  根据已有相关文献(Islam,1995;樊纲等,2011a;韦倩等,2014),我们控制了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其他重要因素:人力资本(Lnhuman),采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文盲或者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赋予2年、6年、9年、12年和16年;物资资本(Lncapital),采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人均资本存量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张军等,2004);④交通基础设施(Lninfra),采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公路、铁路与内河航道里程之和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自然资源(Lnres),采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能源产量的自然对数度量,能源产量的具体计算参考韦倩等(2014)的研究;市场化程度(Market),采用樊纲等(2011b)、王小鲁等(2013)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体系中“市场化指数”得分度量;⑤平均工资增长率(Paygrowth,采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平均工资的增长率进行度量,以控制劳动力供求关系或者人口红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1)和第(2)列的检验结果显示,Labor_law和Post_law的回归系数为负,而且在1%或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初期和后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出现显著的下滑。⑥第(3)列至第(6)列检验了在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或就业比重不同的区域,《劳动合同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第(3)列和第(4)列的检验结果显示,在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低的区域,《劳动合同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在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高的区域,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初期和后期,区域经济增长均出现显著的下滑。这些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合同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所引起的。第(5)列和第(6)列的检验结果显示,在非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占比低的区域,《劳动合同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在非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占比高的区域,《劳动合同法》会显著降低当地的区域经济增长率。这些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合同法》会显著降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进而降低当期的区域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合同法》对民营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最终会拖累我国的经济增长。

  4.稳健性检验

  (1)金融危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以来,中国出口出现了显著的下滑。因此,若企业预计到将来的出口会显著下滑,那么企业将放缓扩张速度,进而降低投资水平,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出现显著下滑。为了排除这种可能的解释,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测试:一方面,若是金融危机引起的企业出口下滑对企业投资减少起作用,那么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存在出口的企业。本文以金融危机前企业是否存在境外市场销售为依据,将企业分为出口型企业(Export=1)和非出口型企业(Export=0)。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存在出口的样本和不存在出口的样本,重新对模型(2)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发现,《劳动合同法》对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投资的效应不受企业是否有商品出口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出口下滑对本文研究结果的影响。

  

  另一方面,若是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下降造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下滑,那么这种效应在出口较多的区域会更强。但是,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合同法》对区域GDP增长率的作用不受区域出口比重的影响。⑦这进一步排除了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出口下滑对本文研究结果的影响。

  (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时间趋势效应的影响。由于《劳动合同法》变量是以2008年划分的,那么,本文的检验结果可能存在两种替代性解释:一方面,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可能呈现显著的下滑,而国有企业则没有呈现这种趋势,因而,本文的检验结果仅仅是时间趋势的结果,而并非《劳动合同法》的作用;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变化的影响,典型的是2009年初至2010年底实施的4万亿元投资,因此,本文的研究发现可能是4万亿元投资引起的。为了排除这些替代性的解释,我们分析了时间趋势效应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民营企业的投资支出没有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其投资支出下滑仅仅出现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初期,这排除了时间趋势效应的影响。同时,按照4万亿元投资的影响逻辑,在2009年和2010年,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都应该显著增加,这与检验结果不一致,进而排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影响。

  (3)其他稳健性检验。第一,所得税政策变化的影响。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实际所得税税率,以及直接检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受企业所得税变化的影响,结果均发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受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动的影响。第二,劳动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劳动供求关系变化的度量指标,以及直接检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受劳动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我们均发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受劳动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第三,控制滞后一期和两期的投资水平,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本文的研究结果保持不变。第四,使用Invest3和Invest4作为被解释变量,复制相关表格的检验,检验结果保持不变。第五,使用企业的单位资产工资(雇员工资/总资产)或者单位成本雇员工资(雇员工资/营业成本)构建是否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虚拟变量,检验结果保持不变。

  本文检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投资及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合同法》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初期,《劳动合同法》会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小企业更为明显,而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后期,《劳动合同法》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则较弱。这些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合同法》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违法违规成本,降低其用工的灵活性,最终降低企业的投资水平;面对《劳动合同法》的冲击,民营上市公司的应对措施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后期产生了对冲效应,即通过企业文化的改善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进行要素替代以减少人力资本的使用;然而,这些效应在具有雇员软约束的国有企业中不存在。最后,本文检验了《劳动合同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合同法》会显著降低我国区域GDP增长率,而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提供就业多、民营经济占比高的区域。本文以中国新兴市场为背景,一方面从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视角拓展了劳动市场摩擦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为国有企业履行社会目标提供了新的证据。

  在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同时在进行经济资源的分配。政府通常会依据社会和谐目标制定相关制度法规,这可能会增加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降低企业的投资水平,最终阻碍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企业具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缓解这些政策性负担,这些措施对区域经济增长是否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①如果《劳动合同法》确实可以大幅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那么,根据科斯定理,企业可以自行设置类似的条款以提高企业的价值。当然,受交易成本的影响,企业自行设置的条款可能不能达到《劳动合同法》的效果。

  ②由于2010年之后的数据存在较多的缺失,而且公司资产、负债等数据各年数值完全相同,因此,本文使用的数据为2005-2009年。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检验《劳动合同法》对民营非上市公司2010年后投资的影响。由于民营非上市公司的企业文化和资金通常较为缺乏,因此,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后期,其投资同样会受到负面影响,进而拖累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

  ③当我们以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实验组,再通过区域、行业、规模等PSM匹配出对应的国有上市公司作为控制组时,研究结果保持不变。

  ④运用张军等(2004)方法测算各个区域的物质资本时,一些地区的数据缺失,导致多元回归的样本有所减少。

  ⑤王小鲁等(2013)编制的指数中缺少2011年的数据,我们采用2010年的数据进行近似替代。

  ⑥通过检验Labor_law和Post_law的回归系数的差异,可以发现,《劳动合同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后期更大。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初期,中国政府进行了4万亿元的投资,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劳动合同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⑦限于篇幅,这里未列出具体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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